美国自由市场理念的失败？经济学家和政客们的裁判之争

阿罗：按照我们的传统自由市场理念，美国对那些陷入衰退的国家施压，认为这是它们自己的事情。现在美国出现了衰退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向谁施压？这是自由市场的失败吗？

乔治·泰勒：自由市场是个复杂的理念。首先我描述过我们衰退的大致过程，不管怎么看，那些干预的内容都不应该被看作市场的失败。我必须说，我们政府对别的国家施压，实际是鼓励坏的行为，事实上这些都源于政府的失职。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政府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一直奉行一种被斯蒂格利茨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策略。这些策略几乎都是美国以外陷入各种经济困难的国家，比如苏联和东欧、东南亚国家、日本和中国。像萨默斯这样哈佛出身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策略，在过去几十年里成为美国向全世界说明自由市场的标准公式。

按照斯坦福大学的著名校友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姆森的概括，“华盛顿共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这10类措施基本上是美国向那些失败的国家提供的药方，除了第7条，其他9条在美国都得到很好的执行，斯坦福毕业的优秀学生和胡佛所的高级研究员们，比如里根总统时期做过白宫最高经济顾问的拉弗、菲尔德斯坦、弗里德曼一同给这10条建议定型。当戈尔巴乔夫宣布改革的时候，100多名经济学专家前呼后拥到了克里姆林宫，给共产主义的领袖上课。

以美国人的角度，这是自由市场的绝对胜利，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里的基本论点之一，共产主义会毁灭自由，资本主义才是自由的基本条件的观点得到了证明。当里根总统不太相信自己耳朵的时候，专家们的观点给了他足够的勇气。总之在那个时代只剩下一种主义是对的，那就是专家们的新自由主义。那时，地球上敌对了40年之久的人们只需要听命于一个专家团的建议，从白宫到红宫都是一样的。

接下来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那时候泰国的泰铢危机已经席卷整个东南亚，美国的专家建议，如果这些小国们打算重整朝纲，唯一的办法是向美国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借款，而借款的前提是，这些国家必须坚持放松金融监管。这个建议，格林斯潘是抱绝对支持态度的，这个有案可稽，因为金融危机的余波并不是没有冲击美国的冒险家们。

接下来是韩国、日本，美国迫使韩国、日本的央行在汇率问题上，选择性地同步于格林斯潘和财政部大员们的脚步。总之在七国集团的俱乐部里，所有的声音都是一致的，包括如何拯救出了麻烦的国家，如何维持一个自由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世界，等等。

总之，任何国家只要出现经济上的问题，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市场自由理念的背离，这个背离是绝对的背离，克林顿政府的成功又把美国人的乐观推到了极端的地步。举例来说，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白宫里似乎没有一个人明智到担心可能出问题的地步。(www.zuozong.com)

现在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晚了，金融危机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整体失败——这不是说全部的内容都一无是处，比如压低通胀率，否则伯南克不会被美国总统请回美联储。对这个部分是对的、整体是错的的共识，我们需要找到肇事者。于是，所有人都不得不问，真正的肇事者究竟是谁？

总统的国情咨文年复一年地高谈保障自由和繁荣，至少从选举中的文件可以看出，这是美国人的常识。金融危机的肇事者肯定是政客那一方，这个不需要经济学家的解释。哪怕最不开明的人，只要想到人们对失败国家，像智利、俄罗斯、马来西亚、利比亚、朝鲜这样国家的指责，人们过去都相信这是因为这些国家拒绝自由的制度，但是今天的政客口中的自由把美国人推向了深渊。2006年弗里德曼去世了，他没有看到金融危机，没有机会领略茶党分子和“占领华尔街”的分子以及挤兑人群的愤怒。左翼批评家乔姆斯基激烈地攻击美国的“自由霸权”，在他看来，美国的所有行动，都是政客们操控失算，最后引致美国经济和制度失败的原因。

1976年，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当弗里德曼准备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十六世手中接过获奖证书时，一位观众突然举起“自由归于智利人民”的横幅站起来抗议，大喊“资本主义下台，弗里德曼下台”。我们猜想弗里德曼若今天去世，估计同样会受到“左派”们的如此待遇。类似的攻击，芝加哥大学曾经出现过。但以经济学家的观点，弗里德曼的观点并不是“资本主义等于自由”，更不是说“美国政府等于自由”，这里面一切的错误应该是政客们偷换了弗里德曼和一些经济学家的严格概念，事实上执行的却是与自由毫无关系的事情。

政客们凭借民主手段获取了这种经济上的代言权利，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有了真理的发言人的身份。政客们所做的只是：在美国人民的监督和选举下，制造最小代价的欺骗，利用经济学家的只言片语无疑是最合算的。这一点人们只要把美国政府想象成一个商人就可以释然。

政客们像商人一样做事，自然面临做生意的一切麻烦。最近关于这一切的事实，似乎更加说明不能把政府想象成一个裁判员，认为他们可以无害到最低的水平。自由的传统理念是秉承自亚当·斯密时代的。所谓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宏观经济学迫使我们也相信，最自由的政府也不是无害的，同样的失职是可以发生的。而为了掩饰失职，它们同样可以寻找替罪羊为自己开脱。

麦道夫的骗局多少年就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眼皮底下进行，在华尔街的整个救援行动上，政府就像个商人一样。他们不愿意和华尔街一刀两断——这是不可能的，最初的7000亿美元救援计划的通过就说明了这种关系。尽管经济学家比如泰勒可以为他们解释成这是缓解风险进一步扩散的必要代价，但是随着危机的推进，这种救援并没有产生相应的效果，泰勒也只好承认这是超越自己最初的认识的。但这和泰勒其实关系也并不大，因为他是那种关注长期的经济学家。

贝尔斯登、美林和雷曼兄弟的有毒资产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作为国家的损失，一点点地解毒、消散。美国没有选择自由的法则，让这些罪魁祸首认赌服输，自生自灭，而是找借口，以全体纳税人的税收为代价，替这些失败者填补窟窿。另外，美国政府的失职行为又以完全地执行选择性的政策迷惑大众，尽管金融危机中牵涉众多的次级贷款负债人，救援他们本来可以用低得多的代价，而不是采用注入那些垮掉的银行资本的手段。因为这些负债人，根本不可能从直接的贷款中获得真正的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