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年初肯尼斯·阿罗主持的斯坦福大学的一次新论坛中,斯坦福的几个资深老校友被请到论坛聚会。在这个论坛开始一周前,斯坦福商学院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们提出了75个问题,而本次论坛上的问答方式,就是根据大学生们的问题,作出的合适的人回答合适的问题的全记录。
第一个问题是给亚特兰大联储委员会的主席丹尼斯·洛克的,阿罗半开玩笑地说:“我不能让丹尼斯泄露美联储的政策,但有个问题,无论我问与不问,丹尼斯今天也会说出来。”事实上这个问题是比较刁钻的——“丹尼斯,你认为2009年美国经济疲弱程度到底有多严重?”
丹尼斯似乎故意压低了这种刁钻问题带来的尴尬程度,在含糊其辞之后,他说,房市的问题现在已经平息,但是市场每一时刻都在变动,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银行间的风险在累积。从小型的金融贷款机构到社区银行,银行间的拆借已经完全停止,没有银行会为了隔夜的利息冒着牺牲掉本金的危险,这会带来大量的坏账风险。但房市依旧是美国次贷危机的中心,因为自从2007年的次级贷款问题发生以来,一直在互相影响、渗透累积,到今天和美国在世界范围的债券市场分配关联。但目前根据他在美国东南地区的观察,这些地方的房市已经出现平稳回升的迹象,这对于市场来说是个好消息。
丹尼斯·洛克作为美联储亚特兰大分支的主席,自然清楚地知道美国出了什么问题。美国究竟是处于风暴一角还是悬崖峭壁,这一点作为全美的货币当局,不可能完全说假话。
不过,一个由私人银行家构成的所谓独立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完全可靠的。在米尔顿·弗里德曼40年前的《美国货币史》著作中,他曾经对美联储的决策作出过惊世骇俗的分析。
按照他的理论,美联储——在上一个被认为是悬崖峭壁的关头,也就是1929年夏天到1933年,错误地使美国银行里的活期存款剩下1/3,把一次本来可能是温和的通胀变成了一次可怕的大萧条。1961年,这项结论提出的时候,弗里德曼的结论几乎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经济学家们还停留在凯恩斯的美好论述中。但在这期间,一直在美国政府部门工作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似乎很清楚美国货币当局的危险弱点,其中之一就是这个被银行家专业人士构建起来的机构,同样在决策中存在自身的局限。
弗里德曼指出至少两个问题,可能严重地导致美联储的失误。这种失误一旦发生,其结局不是将经济从高峰推向低谷,就是将经济从自然状态推向悬崖边。
一个可能就隐藏在美联储的运行机制上,美联储作为中央银行,其发行的主要控制办法是准备金制度,它实际就是一个拥有管理准备金的法定机构而已,所谓准备金实质类似于银行抵押给中央银行的保证金。通常的假设没有考虑到银行自身的行为。
弗里德曼指出银行自己也通常会在经营中保留部分超额的准备金,这种准备金的结果必然是减少总的货币存款的发行数量,这样就使联储的大人们在某个时刻期望银行能够抑制放贷过热的时候,总会带来相反的问题。由于凯恩斯所谓的货币乘数的作用,准备金提高,并不会带来理想的效果,按照他们的计算,就会大大地导致货币存款的减少。(www.zuozong.com)
这大概类似于一个这样的困局:狗熊们掰棒子的时候,无疑那些抱着很多棒子的家伙比较聪明,看起来可以得到的实惠最多。但是一旦猎人来了,因为负重太多,这样的聪明家伙成为一张熊皮的可能性也比不聪明的狗熊要高。换言之,弗里德曼怀疑这种机制是否真的能够控制银行的货币发行。
另一个问题是所谓时间滞后问题。这在次贷危机中表现得最为生动。本·伯南克和汉克·保尔森最初的计划是从银行购买问题债券,但到了秋天,恐慌开始加剧,他们不得不立刻决定拿出2500亿美元直接注入银行作为资本金控制这个错乱的机构。
分析师们意识到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危机事实上已经蔓延开来,虽然最早的危机在2007年就已经开始,那时候美国许多地方已经出现房价下降、部分抵押贷款违约的事情,不过包括现任的联储主席伯南克本人也认为这和美国经济的可能衰退毫无联系,那些危机的担忧都是杞人忧天。
即使已经知道这个危机是什么时候,联储的当家人作出决策也需要时间,甚至是改变观念和策略的时间。艾伦·格林斯潘到最后一刻,仍然喃喃地说:“我至今不明白它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即使从道理上应该进行救援,国会和财政部为此在过去的一年里进行了无数次的讨价还价,其漫长的讨论足以让人相信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低效率的制度。
但严重的问题是,出于同样的自私因素,奥巴马政府采取的几乎是抱薪救火的方式,斯蒂格利茨批评说对于根本不可能发放任何一笔贷款的影子金融机构实际上是加速危机,丝毫无助于拯救美国的多数银行,这实际上是用纳税人的钱财进行糟糕的赌博活动。
在过去几年里,这两个问题的不断累积,导致美国的金融危机似乎更加严重地被拖延了。美国的金融危机深化是个没完没了的问题,尽管大家对此仍然有信心,不过信心的全部都来源于我们过去同样相信格林斯潘相信的话题。
一个富人区的代表质问格林斯潘:“你认为自己错了吗?”格林斯潘的回答是:“部分错了。”格林斯潘作为美联储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主席,曾经被认为是打一个喷嚏全球经济就会感冒的人物的光环就此退去。尽管自由主义理念的所有斯坦福经济学家们从理论上都相信关于中央银行和货币放任的种种致命弱点,但他们仍然不得不说格林斯潘只是“部分错了”。毕竟,一棒子打死,并不是自由主义信奉的基本理念,更别说站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82岁高龄的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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