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VS常春藤：精英教育的反叛？

以下是关于常春藤盟校和斯坦福大学换灯泡学生的笑话：

假设常春藤的学生碰到实验室的灯泡坏了，需要几个人去换灯泡呢？

普林斯顿大学：2个，一个准备调酒，另一个找电工。

布朗大学：11个，一个换灯泡，另外的站着观看，以便下次也能动手换灯泡。

达特茅斯学院：没有，因为汉诺威镇上没有电。（达特茅斯学院没有实用的工科课程。）

康奈尔大学：2个，一个换灯泡，另一个踩碎坏灯泡。

宾夕法尼亚大学：只有一个，不过他要为此找6个证明人。

哥伦比亚大学：76个，一个换灯泡，50个为不换灯泡的权利抗议，另外25个做前面50个的对抗者。

耶鲁大学：没有，纽黑文镇在黑暗中看起来更美。

哈佛大学：1个，不过他换完灯泡以后全世界都要围着他转。

斯坦福大学：1个，不过肯定是从东部来农场度假的家伙。

前8所大学构成美国的常春藤盟校。上面的笑话大概是对精英教育最有意思的讽刺，8所大学重视学术、保守的风气通过笑话表达得淋漓尽致。斯坦福大学，并不属于常春藤盟校，相反，斯坦福虽说是名校，却明显带有和精英唱反调的意思。因为笑话里斯坦福大学是唯一的西部学校，学校的名称还是农场。

八大名校构成的常春藤联盟，一直以来就是北美精英教育、一流学术的代名词。不过事情总有另外的一面。这八大名校，就学校风气而言，几乎个个都有点儿古董的味道。直到《阿甘正传》的主人公阿甘上大学的时候，这8所大学有7所都不招收女生和少数民族学生。许多中国人不太理解这样的剧情：智商为75的福瑞斯·甘考上了大学，他爱的姑娘珍妮却只能待在女子学院里，原因就在这里。常春藤大学的历史和教会的联系比一般的美国大学要浓厚得多，一直以来都是白人男性精英教育的最高象征。(www.zuozong.com)

当然，这其中康奈尔大学始终是个例外，这所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关系，可以用“父子关系”来形容。在老斯坦福聘请教师的时候，尽管他很有钱，许多名校教授却不乐意按照种族、性别、宗教平等的原则执教。最后，斯坦福大学的一半教师都是康奈尔大学的毕业生，包括校长也是康奈尔大学的学生。

这个历史的基点，事实上还造成了日后斯坦福大学的教育，特别是经济学教育的一个奇特现象。处处同精英理念对立的斯坦福大学，却成为常春藤盟校优秀学者的主要工作地。斯坦福大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8个人中没有一个是完全在斯坦福完成所有高等教育的。

斯坦福似乎还存在一个更加让人诧异的现象。尽管斯坦福大学人才济济，掌控经济学学术方向的却往往是外来的“牛人”。比如，斯坦福大学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肯尼斯·阿罗，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而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罗伯特·霍尔，则是斯坦福商学院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

对“近亲繁殖”现象十分明显的北美学术圈来说，这是异常惊人的。按理说，自己培养的学生，留在母校工作，薪火相传，应该对于学术传统更有优势。像哈佛这样的名校，毕业生的就业要看地域和学校威望，本校的学生占绝对优势。

后来，到斯坦福任教的芝加哥大学毕业生乔治·斯蒂格勒调查研究发现：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60%的学生都在东部的大学任教，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也就是斯坦福大学的邻校55%的学生都在西部执教。从生源的分布来看，哈佛的博士大概90%都是本科毕业于哈佛的，其他大学也基本如此。不过，斯坦福大学显然是个另类，在调查所有斯坦福大学这一相关的现象后，你会发现要得出近亲繁殖的观点是不可能的。

斯蒂格勒分析认为，像哈佛一类的学校和圈子，因为历史、学术观点、偏见等，“近亲繁殖”体现出一种学校地方保护主义，这证明精英教育市场存在不完全的竞争和歧视。

另类的斯坦福大学，没有了保护主义的羽翼，教学和职业完全竞争，用反精英的方式，在北美高校中长盛不衰，不但在教育市场上立足，甚至构成对常春藤盟校最强有力的竞争。

斯坦福本身缺乏基础性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理性的办法就是靠引进其他名校的师资力量办教育。在教师和学校之间，必然是一种纯粹的交易。教师和研究所、学校是一种普通的雇佣关系，除去这种交易外，学校当局无权干涉教师的所有行为，包括讲课的内容、去留问题。

因为缺乏资源，导致各种历史的、非学术观点的、偏见的影响总是很有限，自然圈子的基础立不起来，最后这种关系和市场上的平等如出一辙。教授获得斯坦福大学教职的唯一途径就是学术能力，争取教职全靠纯粹的学术竞争。由于摆脱了关系的束缚，对于那些有才干的年轻学者来说，公平竞争的手段无疑也就更有吸引力。竞争必然是优胜劣汰，久而久之，就出现我们看到的外来“牛人”多，外来“牛人”说了算的经典现象。多种经济学观点、资源的竞争，必然带来学术上的繁荣。

单就课程而言，斯坦福大学教程具有极高的重叠比率，常常是两门不同的课，选用的教材却是一本。在这个提倡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观点氛围的地方，却又有大批马克思主义者、激进学派的经济学家同台授课。这大概也是美国大学里难得一见的现象。

比如，本书要提到的几个斯坦福经济学牛人，托马斯·索维尔和保罗·巴兰是斯坦福大学的这种特性的标志性人物，他们讲的内容，是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交集。另一派的人物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加里·贝克尔、肯尼斯·阿罗、约翰·泰勒则被看作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绝对象征。可是为什么这些在中国人看来，哪怕是在现在的美国新一代年轻人看来水火不容的两派都在斯坦福大学里出现，其实这都是因为自由竞争的观点。

甚至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很多年前，前者和后者曾经在同一个屋檐下，因为在斯坦福的环境读过同一本书。比如斯坦福的教授上课的时候，可能让你回家翻翻《资本论》，了解一下卡尔·马克思。夸张地说，如果卡尔·马克思晚些去世，估计斯坦福大学也会很高兴地给他发经济学教授的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