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书法简史
中国书法历史悠久,书法史上载籍浩繁,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在此,以历史时代为“经”,以汉字演变和各时代重要的书法家及其作品为“纬”,勾勒一个粗略的书法发展史的轮廓。
一、先秦书法
先秦是指从远古到秦统一六国的历史时期。书法艺术就是在这一历史阶段孕育形成的。
书法源于汉字,汉字是中国书法的造型基础,两者关系甚为密切。对汉字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但从根本上来说,汉字是出于社会需要,源于社会生活,脱胎于图画符号,并由劳动人民集体创造的。至于造字的方法,我国古代有“六书”的理论。这是古代研究汉字的构造而总结出来的造字法。“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直接造字的方法,而转注、假借并没有造出新字,有人认为后两者是用字的方法。
从汉字的构造上来看,汉字属于表意性质的文字。汉字究竟始于何时?据考古新成果证明,远在新石器时代,半坡遗址的彩陶器上,已经出现了文字的起源。这些陶器上的各种不同符号(见图1-2),可以认为是我国文字的萌芽。
(一)甲骨文
汉字从萌芽到成熟,有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现在所能见到的成系统的早期文字,只有殷商时代的甲骨文(见图1-3)。
图1-2 彩陶器
图1-3 武丁甲骨刻辞
甲骨文是“龟甲兽骨文字”的简称,因其镌刻在龟甲兽骨上而得名。由于甲骨文是早期的文字,结体多为象形,体态长形居多、少数略扁,单字组织紧密,通篇字体大小、长短、宽窄无一定则,错综变化,互有关联;行气贯通,质朴自然。在笔法上,因镌刻工具尖锐,刻字材料坚硬,字的笔画一般为单线,较瘦挺且锋芒外露,笔画转角处以方折为主,行款错落自然,浑然成章。从整体上看,甲骨文雄伟豪放、峻峭挺拔、明朗质朴、细密放逸、秀丽多姿、端庄灵动,已具有最早的书法艺术的魅力。
(二)金文
金文出现在周朝,它是从甲骨文发展而来的。因为这些文字大多是镌刻或铸造在青铜器上的,当时人们称铜为“金”,所以称其上的文字为金文,又因为古代的铜器分钟、鼎两个大类,这两类铜器上都有铭文,所以金文也称“钟鼎文”。金文书法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1)在字体上还保留着不少甲骨文的形态。
(2)笔画比甲骨文粗壮,字体渐趋规整,行款已基本整齐。
(3)曲笔、直笔变化较多,有些笔画甚至写成了面。
(4)字的转角处或方或圆,点画圆浑,体势雍容,骨力内含。《毛公鼎》、《颂鼎》、《颂敦》、《史颂敦》、《虢季子白盘》、《散氏盘》、《齐陈逆》、《大盂鼎》(见图1-4)等可为代表。
(三)石鼓文
春秋战国时的书作最为后人称道的是《石鼓文》(见图1-5)。石鼓文,也称“籀”文。石鼓文笔法圆劲挺拔,结构方正严谨,排列整齐,气韵淳厚,既保存了金文中繁复的痕迹,又带有装饰性,在书写上已初备了小篆的基本特征。石鼓文自从唐初在陕西凤翔县被发现后,为历代的书法家所推崇和借鉴,影响深远,充分显示了它强大的艺术活力。
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和春秋战国时通行于各国的文字统属于大篆。
先秦为中国文字、书体的创始期。这一历史时期,汉字从仰韶文化的陶器符号,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等阶段,演变到战国石鼓文已经成熟,书法艺术也在它的实用中逐步形成。
图1-4 《大盂鼎》
图1-5 《石鼓文》
二、秦汉书法
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各自为政,造成了“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实行“书同文”的政策,进行文字改革。首先把大篆简化成小篆为全国通行的标准字体,后来又整理出更为简便的新字体隶书。
(一)小篆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统一文字的政策,淘汰了通行于六国的异体字,定小篆为标准字体,将李斯的《仓颉篇》、赵高的《爰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定为当时的小篆范本,对普及小篆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是书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对以后书法的发展影响很大。
秦篆的小篆比大篆要简化、工整、规范,其点画粗细均匀,结构均衡对称,章法整齐统一,有柔中寓刚、爽朗俊健的美感。秦代把这种书体,广泛应用于刻石颂德。
(二)秦隶
“隶书者,篆之捷也。”为了适应快速书写,隶书将篆书的曲线条变为直线条、圆转笔画变为方折、纵势字形变为横势。有些诏版、诏权、诏量上的文字写得比较草率,带有隶书笔意,故有人称这种字体为秦隶或古隶(见图1-6)。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了一千多支秦简,这些未臻成熟的隶书,可以说是秦隶的典型(见图1-7)。隶书必然取代篆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用书写的要求。隶书的产生是我国文字和书法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汉字书法史上把这次变革称为“隶变”。从此,隶书成了古今文字的分水岭,为汉字书法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
(三)汉隶
汉代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经济比较繁荣,文化也比较发达,以书取士为国家制度之一。这一时期,隶书大盛,其他书体也在这一基础上应运而生。
图1-6 秦隶
图1-7 睡虎地竹简
汉初承用秦隶,后来经过人们在实用中加工、美化,逐步将秦隶遗留的篆意脱尽,点画波磔明显,结体更趋方正,成为汉代的代表字体,人们称这种隶书为汉隶(见图1-8)。
图1-8 五凤二年简
东汉石刻盛行,“碑碣云起”,目前所见到的汉碑,几乎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如瘦劲宽博的《礼器碑》、飘逸秀丽的《乙瑛碑》、厚重古朴的《张迁碑》(见图1-9)、纵肆奔轶的《石门颂》等。诸多汉碑汉简展现了中国书法史上空前繁荣的局面。
图1-9 《张迁碑》
(四)草书
字体在应用过程中不断演进,据许慎的《说文解字·叙》说:“汉兴有草书。”汉时流行的早期草书称章草(见图1-10)。它的得名说法不一,一般认为因用于奏章而得名,又因汉史游以此体作《急就章》而得名,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史游、杜操等都是汉代善章草的书法家。从作品中可以看出,章草保存有明显的隶意,点画带有波磔、字形扁平、字字独立。唐张怀《书断》说:“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章草在实用中快速书写,逐渐去掉波磔,人们又称不带波磔的草书为今草(见图1-11)。
(五)楷书
隶书在经过章草发展为今草的同时,沿着另一条线索发展为楷书。从东汉熹平陶瓶题字可以看出,其中大多数字褪去隶书的挑脚,已是一种稚拙的楷书。楷书把隶书点画的波磔改为平直,把形体的扁平变为方正。这样点画清楚,结体端正,既便于书写,又易于辨认。所以楷书一经形成,字体便长期保持稳定,一直沿用至今。十几个世纪以来的书法艺术史,都离不开因楷书产生、成熟和普遍使用而带来的影响。
(六)行书
行书简化楷书点画,又兼带草书连绵笔势,没有楷书那么工整,又不像草书那么潦草;既比楷书易写,又比草书易认,最切合实用,因此它和楷书一样通行至今。
图1-10 马圈湾木简
图1-11 《终年帖》(张芝)
汉代是书法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书法到了汉末,基本上各体具备,并已出现对书体的系统论述,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便是一部从文字学角度来探讨书体的专著。草、楷、行书体的出现,为文字书写进一步发展为艺术奠定了造型基础,也为笔墨功能充分发挥开辟了崭新的天地。
(一)三国时期书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篆、隶、草、楷、行各种书体,经过前代繁衍都已成熟,并各自形成体系。五体并行,相互影响,各具风格。在这基础上,孕育了钟繇、王羲之等伟大的书法家,产生了一批不朽的杰作,形成中国书法史上的黄金时代。
三国书法,以魏为主。魏国出现的书法家主要有邯郸淳韦诞、钟繇等,其中以钟繇最为著名,他善各种书体,尤以楷书见长,被后代奉为“楷书之祖”,与王羲之并称为“钟王”。其楷书笔法遒媚,结构朴茂,开创了由隶入楷的新貌。其真迹不见流传,历代法帖中传有以临本翻刻的《宣示表》(见图1-12)、《力命表》、《荐季直表》等。
(二)晋朝书法
晋代受传统和师承的影响很深,书风极盛。由于晋代禁止立碑,刻石不多,书法作品主要写在缣帛上,而缣帛又难以长久保存,所以晋代的墨迹少有流传,只有陆机《平复帖》(见图1-13)留至今日。《平复帖》为传世的第一件名家墨迹,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图1-12 《宣示表》(钟繇)
图1-13 《平复帖》(陆机)
晋代书法家代表当首推王羲之。王羲之,字逸少,官至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书法家。1600多年来,他的书法一直为后世的学书者所宗法,他学张芝、钟繇,上承汉魏书法雄奇伟丽的传统,博采众家之长融为一炉,独创一家。篆、隶、草、行、楷各种书体都有很高的造诣,批评家认为他的楷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媚劲健而能千变万化,纯出于自然;草书一变汉魏质朴书风,创立了妍美流便的今体。书坛评价:“飘若浮云,矫如惊龙。”由于在书法艺术上有继往开来的超越成就,他的书迹被历代文人看作至宝,影响之大在历代书法家中首屈一指,故有“书圣”之美称,并与王献之合称“二王”,王羲之的楷书以《黄庭经》、《乐毅论》最为著名;草书以《十七帖》(见图1-14)著名;行书以《兰亭集序》(见图1-15)、《快雪时晴帖》、《丧乱帖》等著名。特别是行书《兰亭集序》,书法遒媚劲健、端秀清新,纯出于自然,是王羲之的生平代表之作,自古以来,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图1-14 《十七帖》(王羲之)
图1-15 《兰亭集序》(王羲之)
(三)南北朝时期书法
南朝和北朝书法的共同特点是笔画方,有隶意,转角和方笔都直折成角,结构讲究借让关系,书风粗犷豪放,笔笔扎实,很有气派。当时南朝以造像记一类的帖和墓志铭一类的石刻多,北朝则盛行立碑,其中,北朝的文字刻石以魏(包括北魏、东魏、西魏)的书法最为发达,魏的书法又以北魏的成就最高,作品也最多。这种书法是具有特殊风格的楷体,人们惯于将这种以“方”、“密”为主要特征的书体称为“魏碑”,有时也称“北魏”。
魏碑根据用笔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方笔直势。用笔方正斩截,给人一种既严整又有变化的感觉。如《张猛龙碑》(见图1-16)、《吊比干碑》,笔画瘦硬,两端方而粗,如硬骨一般,结构方正奇伟、峻拔森严。这类字用方笔表现棱角,结体紧密,字呈方形,被认为是魏碑的正宗。
二是圆笔为主。《郑文公碑》、《石门铭》、《张玄墓志》等同属一类。这一类碑志笔势飞动、逸气略显,结构形态规整,左右顾盼有情且突破魏体方笔方形的局限,外观形态较丰富。
三是运笔方侧并见,笔势曲直并用。《张黑女墓志》(见图1-17)可以为代表。该碑笔画密丽、虚而有神、结构紧凑、字形扁方,外形质朴而气韵清秀。
图1-16 《张猛龙碑》
图1-17 《张黑女墓志》
四、隋唐五代书法
(一)隋代书法
源远流长的中国书法,到了隋唐时期,发展到了一个全面繁荣的新阶段。
隋代书法熔南北书法于一炉,开唐代楷书的新局。这一时期是我国中世纪书法史上一大关键时期。此时的书法作品,如蜀王杨秀的《董美人墓志》,上承北魏、下开欧阳询父子;《龙藏寺碑》运笔秀朗细挺,另成一种境界;褚遂良、薛稷多受此影响。此外也有掺杂多体,综合变化,别开新面者,如《曹植碑》。著名书法家有智永等人。
智永,名法极,山阴(今浙江绍兴)永欣寺僧人,人称“永禅师”。他是王羲之七世孙,其书法继承王羲之的传统,运笔凝练,娴雅秀丽,“骨气深隐,体兼众妙”。相传他在浙江绍兴永欣寺学书30年,勤学苦练,“退笔成冢”,手书《真草千字文》800本,分赠浙东诸寺,流传甚广(见图1-18)。
图1-18 《真草千字文》(智永)
(二)唐朝书法
唐朝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中又一个鼎盛时期,唐朝国家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书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唐代书法家辈出,欧、虞、褚、薛号称“初唐四家”;盛唐颜真卿富于创新精神,巍然卓立于书坛;其后柳公权以严谨的书风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
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今长沙)人,官至太子率更令,世人称他的字为“率更体”。他的楷书笔力险劲瘦硬、意态精密俊逸,自成一家,世人称“欧体”。其特点是笔画扎实,以方为主,横画布排严整,直笔硬挺,结构于平正中见险峭,字形偏长,总体给人以刀戟森严之感。他的楷书有《皇甫诞碑》、《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见图1-19)、《九成宫醴泉铭》、《温彦谦碑》、《张翰帖》等。
唐代书法成就很大,颜真卿则是唐朝新书体的创造者之一。
颜真卿,字淆臣,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曾作平原太守,并封鲁郡公,人称“颜平原”,又称“颜鲁公”。书法师事褚遂良、张旭而上溯“钟王”,集众家之长,出绳墨之外;颜以篆隶之笔来写楷、行、草,创自家风格并形成一种宽宏雄厚的“颜体”(见图1-20)。他为人朴实、正直、倔强、忠烈,字也正如其人,点画厚重,结体雄伟,气势开张,千百年来盛行而不衰。后人往往把颜字同杜诗、韩文相提并论,并有“学书先学颜”之说。代表作有《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碑》等;行书《祭侄文稿》最具特色,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颜真卿是盛唐时书坛的代表,同时也是我国书法史上继王羲之后又一杰出的书法家。他的出现,使楷书发展到新的高度。“学书宜先工楷”,从此,楷书逐渐成为通往书法艺术的不二法门。唐楷则以其笔法规范、结构端庄,而替代了其他书法作品,成为理想的书法范本。
图1-19 《化度寺邕禅师塔铭》(欧阳询)
图1-20 《多宝塔碑》(颜真卿)
柳公权,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官至太子少师。书法以楷书见长,能熔合古今诸家笔法,自出新意,创瘦硬挺拔风格“柳体”(见图1-21)。“书贵瘦硬方通神”,柳体字点画瘦劲,方圆并妙,结构严谨,以骨取胜。从此后人一直把“颜筋柳骨”奉为书法美的典范。他的书碑很多,以《玄秘塔碑》、《金刚经刻石》、《神策军碑》最为著名。他性格耿直,其“笔谏”:“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被后世传为佳话。
唐代中期以后,是书法飞速发展的时期,草书、楷书书家辈出,各种书派应运而生,狂草就是这时期形成的。
狂草的形成,相传主要是张旭、怀素的功劳。狂草的特点是:笔势连绵回绕、放纵而有气势,字形变化繁多,形成草书中独特的艺术风格,但狂草书不易辨认。
张旭,字伯高,江苏苏州人,官至左率府长史,因称“张长史”。精楷书,尤其擅长草书,因今草精熟,每书连绵回绕,逸势奇状,长此以往,则自创新风格;又因常在醉后作草书,更是狂放不羁,故世人称其书为“狂草”,称其人为“张颠”。张旭的草书作品有《古诗四帖》(见图1-22)。其书笔画较粗、存有隶法,结构奇特多变,体势飞动不拘。张旭的书法受到了后人的一致赞许。
怀素和尚,法名藏真,本姓钱,永州零陵(湖南零陵)人,精勤学习书法,尤善狂草。相传狂草形成于张旭,得名于怀素。如饮酒,酒兴书兴俱发,运笔如暴风骤雨、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前人评他的狂草继承张旭而有所发展,“以狂继颠”。怀素和张旭并称为“颠张醉素”,对后人影响很大。怀素的作品有《自叙帖》(见图1-23)、《苦笋帖》等帖。怀素的草书笔画较细,似有篆意,运笔连绵旋转,结构奇异多姿,字体大小变化极大,但法度具备,布局天成。
除上述一些大书法家外,如孙过庭、李世民、陆柬之、李阳冰、李白、钟绍京等书法家均称著一时,另外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民间书法家,难以尽数。(www.zuozong.com)
图1-21 《玄秘塔碑》(柳公权)
图1-22 《古诗四帖》(张旭)
(三)五代书法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的时期之一,战争连年不断,自然灾害也十分严重,经济受到破坏,书法也自然而然地发展迟滞。然而,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仍然造就了一位杰出的书法家——杨凝式。
杨凝式,字景度,华阴(今属陕西)人,他生逢乱世,不愿做官,佯狂自晦,人称“杨疯子”。其书法楷行俱佳,个性突出。书迹《韭花帖》(见图1-24),章法疏朗,别有情趣;《神仙起居法》、《夏热帖》布局大小参差,错落有致,别具一格。前人评其用笔有破方为圆、削繁为简之妙,北宋书法家多受他的影响。在由唐及宋这一过渡时期,杨凝式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综上所述,隋唐五代是我国书法大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尤其是唐代书法,一面继承前代传统,一面又有所突破、创新和发展,形成辉煌灿烂的壮观局面。这固然是书法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但更根本的还取决于书法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
图1-23 《自叙帖》(怀素)
图1-24 《韭花帖》(杨凝式)
五、宋元书法
(一)宋朝书法
宋初书坛寂寞,直到宋太宗即位以后,书法才受到重视,并且产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法帖《淳化秘阁法帖》。
由于宋代印刷技术发达,不须要像唐人那样大量用正楷抄字,因而楷书不及唐楷法度森严,然宋人“尚意”、“精神外拓”却取得了行书的大丰收。深受颜真卿影响的苏、黄、米、蔡四大家,相继崛起于北宋书坛。可以说只有到了苏、黄、米、蔡,才算正式形成宋代书法的新局面。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他多才多艺,能文、工画、善书,艺术修养全面,具有独创精神。他的书法,可以用黄庭坚的话来说明“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疯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山谷题跋》)其作品有《天际乌云帖》、《寒食帖》(见图1-25)、《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帖。他的书法、书论及其革新精神,对后世影响很大。
图1-25 《寒食帖》(苏轼)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其墨迹《松风阁寺》、《诸上座帖》(见图1-26)等用笔瘦劲、沉着痛快,结体中宫紧缩、四面展开,显得舒展大度,气宇轩昂,很有个性。他善于从生活与自然现象中获取启示或灵感,而不把学习的范围局限于古典作品中,其著《山谷题跋》颇多创见。
图1-26 《诸上座帖》(黄庭坚)
米芾,字元章,太原人,后迁居湖北襄阳,官至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其书法作品有《苕溪诗帖》、《蜀素帖》、《虹县诗卷》(见图1-27)等。米字行笔中侧并用、体势倾左,使人感到倾而不倒,反得风流倜傥之妙。米芾精于赏鉴,有关书学著作甚丰,很有影响。
蔡襄,字君谟,仙游(今福建省)人,官至端明殿学士。他的书法学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写得浑厚端庄、丰润遒丽。他工行、楷、草、隶书,善于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飞草”。存世作品有《脚气帖》(见图1-28)、《谢赐御书诗表》、《万安桥记》、《林禽帖》等。
宋代书法家甚多,如宋初书法家李建中,其《同年帖》、《土母帖》有唐人风韵,对后世影响颇大;宋徽宗赵佶创“瘦金体”,独树一帜;其他能书者还有岳飞、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等。
总之,宋人“尚意”,这是宋代书法艺术的突出特点,与“晋人尚韵、唐人尚法”迥异,宋人强调在书法艺术中自由表现个性和情感。这是宋代书法的一大成就,也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新发展。
图1-27 《虹县诗卷》(米芾)
图1-28 《脚气帖》(蔡襄)
(二)元朝书法
元代书法仍沿宋习,盛行帖学;“初则宗唐,后则宗晋”,然不出晋唐;自赵孟、鲜于枢诸家出,元代书法才显得有了光彩。
赵孟,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属浙江省)人。他一生勤于临池,尝临《兰亭集序》万余本。他诗文书画兼通,书法各体均善,其成就主要在于行书和楷书,尤其是小楷。他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齐名,合称“欧颜柳赵”楷书四大家。赵字用笔精熟,法度严谨,点画遒美,结体妍丽,具有独特风格,他的书法另一大特色是大多从实用角度出发,雅俗共赏。其作品甚多,如《仇锷墓碑铭》、《玄妙观重修三门记》、《胆巴碑》(见图1-29)、《洛神赋》、《妙严寺记》及大量的书札。
鲜于枢,字伯机,北京人。他与赵孟齐名,比赵氏更有独创性。存世书迹有《老子道德经卷上》、《苏轼海棠经卷》、《石鼓歌》(见图1-30)等二十余种。他好用秃笔,善悬腕作书,书风坚实而又奇态横发,气魄雄浑而又不失一笔法度。
图1-29 《胆巴碑》(赵孟)
图1-30 《石鼓歌》(鲜于枢)
六、明清书法
(一)明朝书法
明代书法秉承前代,帖学大行、束于碑刻、囿于守旧,加上科举取士的影响,于是衍出千人一面、一字万同的“台阁体”。明初堪称大家的“三宋”(宋克、宋遂、宋广),均未摆脱当时妩媚书风的影响。然而,深厚的帖学素养也造就了一代上追晋唐、力图革新的书法家,如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见图1-31至图1-33)。
图1-31 《赤壁赋》(祝允明)
图1-32 《归去来兮辞》(文徵明)
明代著名书法家,还有邢侗、米万钟、张瑞图等,他们与董其昌合称“晚明四大家”。
(二)清朝书法
清代是我国书法史上书道中兴的一代。以乾嘉时代为界限,可划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帖学期,后期为碑学期;中叶碑学的兴起,打破了宋、元、明以来的帖学垄断,使长期衰微的篆、隶、北魏书法在清代书坛上重放异彩。
清初书法仍沿明习,盛行帖学,不出董、赵范围,同时受科举考试的束缚,因而重复了明代书法的老路,形成与“台阁体”一脉相承的“馆阁体”。在这帖学笼罩期,有郑燮、金农为代表的“革新派”,以充满生机的书艺,一扫当时单一、萎靡的书风,成为“革帖学之故步,开碑学之先声”的先行者。
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是画史上有名的“扬州八怪”之一,其书法独辟蹊径,糅合篆隶楷行草各体。掺杂绘兰画竹之法,体貌奇诡、似斜反正,然又“奇”而不“怪”,他自称为“六分半”书。其章法别具特色,被人称为“乱石铺街”(见图1-34)。
图1-33 《周敦颐通书语》(董其昌)
金农,字寿门,号冬心,浙江杭州人,与板桥齐名。其书师承古法,融汉隶魏碑之长,突破时流,掺以己意,独创横粗直细、方正斩截的“漆书”。
郑板桥、金农的书法一反清初萎靡之风,他们这种突破时流的创新精神,值得学习。
清代书道中兴,乃是经历了“北碑盛行、帖学渐废”的历史转折。这一时期,个人风格突出,有成就的书法家很多,如邓石如、伊秉绶便是这支异军中的捷足先登者。
邓石如,字顽伯,号完白石人,安徽怀宁人。他出身清贫,学书勤奋,四体皆工,尤以篆隶出类拔萃。他从金石碑版入手,运碑入帖,将隶意掺入篆法,笔势流畅、沉雄朴厚,使篆书衰落数百年之后又重放异彩,开创了碑帖并重的新路。他的作品被尊为碑学的典范(见图1-35)。
图1-34 《行书轴》(郑燮)
图1-35 《篆书轴》(邓石如)
伊秉绶,字组似,号墨卿、默庵,福建汀州人。他最善隶书,其书法直追秦汉,并行以颜字笔势,故他的隶书有颜书的骨气,笔圆体方,气度恢宏,形成自己的独特的风格(见图1-36)。
另外,晚清的赵之谦(其作品见图1-37)、康有为等书法中坚也都得力于碑学。
康有为,字广夏,号更
,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他崇尚碑学,身体力行。其书法以汉魏用笔,行书结体,熔冶诸家,自成一格。人们认为他的书论比他的书艺对书坛的影响更大。
清代还有其他书家甚多,如王铎、傅山、刘墉、包世臣、何绍基、张裕钊、翁同书、杨守敬、吴昌硕等皆有名于时。
清代整个书坛呈现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不仅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的书法艺术珍品,还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书法创作经验。
图1-36 《隶书五言联》(伊秉绶)
图1-37 赵之谦的作品
七、当代书法
清末废科举、办学堂,提倡新学。一方面从根本上铲除了“馆阁体”赖以生存的土壤;另一方面西方和日本有关艺术创作的思想悄悄融入了古老的书学。也正在这一时期,照相印刷术的发明与改良,将以往连做梦都无法想象的历史上诸多孤本、善本、墨迹等,通过珂罗版印刷让世人共享这些文化遗产。对此,人们不得不再次审视中国的书法艺术。刚沉默不久的千年帖学又开始重新苏醒,并以互相包容的气度,形成了民国和民国以后的新的书法传统,并一直影响至今。从当代书坛上看,能代表这一传统最高成就的,当推于右任、沈尹默、沙孟海和林散之了。
(一)当代草圣——于右任
于右任(1879—1964),名伯循,字诱人,后易作“右任”,号骚心,太平老人等。辛亥革命胜利,于右任任交通部次长;1918年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1922年返沪,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期间又参与创办了中国公学和上海大学,曾一度任上海大学校长;1931年起,长期任国民党监察院院长;1932年在上海创办“标准草书社”;1949年11月由重庆去台湾,直至谢世。著有《标准草书》、《右任诗存》(见图1-38)等。
于右任自言“朝写石门铭,暮归二十品”,其楷书主要得力于北魏碑志。1918年至1940年又曾不遗余力收集碑志竟达380多块,其中魏墓志149件,其用功之勤,当时实无人能及。《石门颂》的宽绰自如,《龙门二十品》的刚严雄强,并掺以行法,将其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扬弃了魏碑志中粗俗草率的弊端,在悠然自得、从容徘徊之中,表现出其特有的灵和之气,这是于右任楷书中非常显著的特点。北碑的楷书并不难学,但要将它转换成行书,几乎很少有成功者。北碑的险绝刚严,一旦进入行书往往会显得过于僵硬,而失去行书所特有的韵律感和流动感。在于右任的行书中很少能看到这一点,他将北碑刚严的神韵,合之于恬淡流畅、平静闲适的宽和的气度中,完全是一种才情与气格的自然的流露。这一点我们只要将他的行书同沈寐叟的行书作一比较便可明了。可以说于右任是第一个将北碑楷书转换成行书的最杰出的典范。
尽管于右任的楷书和行书已达到了当时碑学书风的最高成就,但从整体上看,艺术成就最高的,当推他的草书。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于右任开始致力于草书的学习和研究,日识一字,二三年后便能挥毫作草。他的草书主要得力于怀素的《小草千字文》,怀素晚年草书中的静穆与空灵,同于右任的气度甚为相合。他学草书,并不囿于怀素的点画用笔,相反,他将其数十年学北碑的成功之经验融于草书,貌似怀素,但骨子里都是北魏凝练的神韵。笔简意中,静穆凝重。笔笔能留、字字独立、气韵一串,意如古藤盘曲,柔而尤刚。同字异形,变化妙得自然;左右相映,笔随心而徘徊。气度宏深,似旷野之林台;雄强放逸,如飞将之神矢;秉卮高台,舒心胸于万仞;猛将儒风,霜眉不让午钧,堪称当代草圣。将北碑的神韵成功地融于行、草书中,在书法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特殊贡献。
(二)海派领袖——沈尹默
如果说,于右任是当代碑学最杰出的代表,那么沈尹默便是这一时期帖派的中流砥柱,并以其杰出的艺术成就和书法教学,为新中国书法的兴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见图1-39)。
图1-38 《行书联》(于右任)
图1-39 《行书五言联》(沈尹默)
沈尹默(1883—1971),原名君默、字中,后更名尹默,号秋明、瓠瓜,原籍浙江吴兴,生于陕西兴安府(今汉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创导者、诗人、学者和书法家。1905年与三弟沈兼士同赴日本留学,一年后回国在杭州任教。1913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一度出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北平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沈尹默晚年,通过五指执笔法和中锋用笔的基本原理,极力推崇“二王”书法,并身体力行,将创作与理论合为一体,将文人书法推向一个新的境界。特别当他视力达到难以看清具体事物时,全凭自己身心合一的功力,达到了艺术上庖丁解牛的境界。如他1963年所书的毛泽东《沁园春·雪》,提落分明、点画朗结、骨气洞达、气韵生动。上下一气,似百川归海;左右顾盼,情意雅逸,可谓“无为而用,同自然之功”。纵横盘旋,无毫发遗恨。不管从用笔还是从气格上看,直遏北宋。这里可以明确地看出,沈尹默是将“二王”的风韵同北宋书法的用笔很自然地融为一体,遂成自家本色。至于他的楷书,上自魏晋下至明清无所不学,然而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欧阳询和褚遂良,尤其是褚,用功最勤。他的《秋明室杂诗》,从用笔上看,笔之中锋,使转挑剔的锋芒出入交代得十分清楚,一丝不苟;行笔如顺水推舟,笔墨流畅,血肉匀称,骨力洞达。其书势严谨而不古板,静中带动、笔笔之过、圆润可爱、造微入精、气格清丽。从结体上看,沈尹默是将欧体的某些特点同褚遂良《孟法师碑》的笔意很和谐地统一起来,表现出对结体用笔的独特认识。从章法上看,因是楷书,同采用第一字与最后一字的重心呈直线的书写方式。可贵的是,此体小楷不画界格,是凭着一种对空间的感觉直书而下的,打破了楷书中一格一字的框架,从而形成了行间分明,而所列的空间呈波浪形,既增强了楷书章法的活泼性,又充分显现了沈尹默对空间的把握和其精深的功力。
(三)融碑入帖——沙孟海
一提起榜书,人们必然会想起沙孟海,沙孟海几乎也就成了榜书的象征。从近代书法史上看,书额题匾,沙翁为最多,其古拙苍茫的笔力,早已为世人折服(见图1-40、图1-41)。
图1-40 《行书五言联》(沙孟海)
图1-41 《行书八言联》(沙孟海)
沙孟海(1890—1992),原名文翰,后改名文若,字孟海,号石荒、沙村、决明,室名兰沙馆,浙江鄞县人。自幼承家学,喜习金石书画,十余岁时,便能作楷、篆,有“神童”之称。20余岁负笈上海,随吴昌硕学习书法篆刻,从冯君木学古诗文辞,又曾与前辈康有为、赵叔孺、章太炎、朱村、马一浮等名流交往。不久,被广州中山大学聘为预科国文教授。抗战爆发,沙孟海弃教从政,任国民政府秘书,奔波于南京、杭州、武汉、重庆等地。新中国成立后,沙孟海重返教坛,定居杭州。先后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主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西泠印社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并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也是“文革”以后,中国最杰出的书法教育家、书法家和书法篆刻理论家。
沙孟海书法的领域尽管非常宽广,早年深受吴昌硕、沈增植和黄道周等人的影响,并由此向上探索,直至三代金文。其楷书《洪君家传》写得翰墨淋漓、生动可爱、神融笔畅、古拙浑厚。其后又不断地从楷书中带入北魏意趣,合古朴与刚严之中,他晚年的艺术成就主要在行草书上,尤其是他的榜书。从其书风上看,融入了诸多的用笔方式和风格,从而形成了沙孟海特有的古拙苍茫的风格。如他84岁所作的《醉翁亭记》,笔势纵逸,豪雄奔放,落笔如铁槌直下,铿锵有声;行笔狂风怒号,横扫千军。用笔丰而尤壮,气吞山河,给人一种苍茫的金石气和体积感,具有无与伦比的视觉上的冲击力,实乃书中之罗汉也。
(四)大器晚成的草书大家——林散之
林散之(1898—1989),原名霖,安徽和县乌江镇人,生于江苏江浦。4岁时患耳炎,以致左耳聋,24岁取名散之,晚年全聋,自署散耳。6岁时入村塾,读《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等。7岁时学《麻姑仙坛记》、《玉版十三行》,并学画,又喜读古典诗词。17岁师从范培开学书,得双钩悬腕法,自诗云“读罢唐诗摹晋帖,不知月已上窗纱”,自号“三痴生”。18岁师从张栗庵学古诗文辞。1928年经张栗庵介绍来沪正式拜黄宾虹为师,并授之“五笔七墨法”,这对他的一生产生最深刻的影响。1934年为师心造化,孤行万里,经苏、皖、鲁、豫、陕、川、湘、鄂、赣九省,历时八个多月得画稿800余幅、诗200余首、《漫游小记》五万余字。新中国成立后,任江浦县副县长、安徽省第一届人大代表、江苏省第一届政协委员,197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赵朴初评其书曰:“六十以后,复专写草书,远诏二王、颠素,近接明清诸贤,师古法,出新意,糅碑入帖,以柔济刚,笔势多变,随手生发,无不妙造自然,使书苑沉寂已久的草书艺术,再现辉煌。”又“其精品不让前贤,或有过之。”所以被世人公认为当代草圣(见图1-42、图1-43)。
从其晚年的草书作品上看,散翁晚年作书全用臂力,直起直落,痛快沉着,提如拔钉,按如打桩;横平竖直,中间盘旋,笔圆意畅,气韵一贯;实处见笔力,虚中求空灵,笔力苍古,不避散败,齐顺处如春蚕吐丝,散败处如老树逢春,诚以意气相生,盘纡郁勃之气,得烟云腾凌之姿。其晚年的草书也好,行书也好,一切仿佛都被诗意化了,韵律化了。面对他的代表作,感觉不仅仅是一幅字,更是一首诗,一曲优美的乐章。
图1-42 《行书五言联》(林散之)
图1-43 《行书四言联》(林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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