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画记》对宋元士大夫的影响

韩愈《画记》对宋元士大夫的影响

提　要：韩愈的《画记》本是为己之作，但它在宋元时期得到士人们的喜爱和模仿，这种模仿不限于记，而且体现在跋、序、诗等文体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鉴定绘画作品真伪的依据。

一　韩愈《画记》及苏轼的评价

按《文心雕龙》卷五《书记第二十五》：“记之言志，进己志也。”画之有记，大抵从传《画云台山记》开始，是记构思活动的。《画云台山记》不应是顾恺之的作品，但时间却应在魏晋南北朝间。此外，有些记文或赋中也有记画的内容，然而不是专门针对绘画作品的。现在看来，韩愈的《画记》大概是最早以画的内容为对象的记文。这种体裁虽然被苏轼看作是乏味的，但实际上却影响深远。它对于美术史也有重要的意义。

韩愈《画记》全文如下：

杂古今人物小画，共一卷。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而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兵行且下牵者十人，骑且负者二人，骑执器者二人，骑拥田犬者一人，骑而牵者二人，骑而驱者三人，执羁靮立者二人，骑而下倚马臂隼而立者一人，骑而驱涉者二人，徒而驱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胄手弓矢鈇钺植者七人，甲胄执帜植者十人，负者七人，偃寝休者二人，甲胄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脱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杂执器物役者八人，奉壶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二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牵者三人，驴驱者四人，一人杖而负者，妇人以孺子载而可见者六人，载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戏者九人。

凡人之主事三十有二焉。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马大者九匹，于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牵者、奔者、涉者、陆者、翘者、顾者、鸣者、寝者、讹者、立者、龁者、饮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树者、嘘者、嗅者、喜而相戏者、怒相踶啮者、秣者、骑者、骤者、走者、载服物者、载狐兔者。

凡马之事二十有七焉，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牛大小十有一头，橐驼三头，驴如橐驼之数，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车三两，杂兵器弓矢旌旗刀剑矛楯弓服矢房甲胄之属，瓶盂簦笠筐筥锜釜饮食服用之器，壶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极其妙。

贞元甲戌年，余在京师，甚无事。同居有独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画，而与余弹棋。余幸胜而获焉，意甚惜之，以为非一工人之所能运思，盖丛集众工人之所长耳。虽百金不愿易也。明年出京师，至河阳，与二三客论画品格，因出而观之。座有赵侍御者，君子人也。见之戚然，若有所感。少而进曰，噫，余手之所摹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时尝有志乎兹事，得国本，绝人事而摹得之。游闽中而丧焉。居闲处独，时往（日）来余怀也。以其始为之劳，而夙好之笃也。今虽遇之，力不能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爱之，又感赵君之事，因以赠之，而记其人物之形状与数，而时观之，以自释焉。（《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三）

贞元甲戌年即794年。文章则写于795年。韩愈此文，乃是为己之文。“余既甚爱之，又感赵君之事，因以赠之，而记其人物之形状与数，而时观之，以自释焉”，是因为好画，又为赵侍御之事而感动，遂以画赠人，并作记以释己怀，见记如见画。这个画记虽然写得很质朴，但的确很生动，宛如目前。

“记其人物之形状与数”，是此画记的特点。

但《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三《画记》标题下注曰：

樊曰，苏内翰尝曰：世有妄庸者，作欧阳永叔语云，吾不能为退之《画记》，此大妄也。仆尝谓退之《画记》，仅似甲乙帐尔，了无可观。世人识真者少，可叹亦可愍也。

这段话可见苏轼《东坡志林》卷二：

韩退之喜大颠，如喜澄观文畅之意尔，非信佛法也。世乃妄撰退之与大颠书，其词凡陋，退之家奴仆亦无此语。有一士人又于其末妄题云：“欧阳永叔谓此文非退之莫能。”此又诬永叔也。永叔作《醉翁亭记》，其辞玩易，盖戏云尔，又不自以为奇特也。而妄庸者亦作永叔语，云：“平生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为退之《画记》，退之又不能为吾《醉翁亭记》。”此又大妄也。仆尝谓退之《画记》近似甲乙帐耳，了无可观，世人识真者少，可叹亦可愍也。

从苏轼这段话看到，至少这些俗士之作伪者，对于韩愈的《画记》是感兴趣的。他们说欧阳修不能作《画记》，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种文章的写作的确有难度。而苏轼不过是为了驳斥造伪者的庸妄，才故意贬低韩愈《画记》的。

苏轼对韩愈的《画记》评价是“近似甲乙帐耳，了无可观”。认为韩氏此文不过像账本一样，没有什么可以看的。而苏轼本人也似乎并未做过此类文章。苏轼自己的《画记》，如《东坡全集》卷三十五《净因院画记》：

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与可之于竹石枯木，真可谓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挛拳瘠蹙，如是而条达遂茂，根茎节叶，牙角脉缕，千变万化，未始相袭，而各当其处。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盖达士之所寓也欤。昔岁尝画两丛竹于净因之方丈，其后出守陵阳而西也，余与之偕别长老道臻师，又画两竹梢一枯木于其东斋。臻方治四壁于法堂，而请于与可，与可既许之矣，故余并为记之。必有明于理而深观之者，然后知余言之不妄。

苏轼的这个画记，实际上是以议论为主，记事为辅的。所涉及的题材，也是竹木之类。

《文心雕龙》对于“记”体文的论述不是非常清晰。《文选》也没有较好的文例来佐证。一般来说，记体文大多是叙事言志的。准此而言，韩、苏之记，虽然风格迥异，在这一点上则是相同的。不过韩文倾向于纪实，而苏文倾向于议论。

而且，从苏轼对韩氏画记态度看，这里还有一个微妙的不同，即观画态度的不同。如果用苏轼的观点来看，观画则主要是“取其意气之所到”，大抵有忘形得意的意思，而韩愈的画记，却像今日的所谓图像学派，以辨识物象为主。这当然是两种不同的观点，但也不排除苏轼对韩愈的误解。^[1]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人喜欢韩愈《画记》的。

二　宋人对韩愈《画记》的模仿

苏轼对韩愈《画记》的评价并未产生大的影响。两宋时期，有不少人模仿韩愈的《画记》了。这些画记，有的可能早于苏轼。他们明确宣称自己是受韩愈影响的。

北宋皇祐五年进士郑獬《郧溪集》卷十八《记画》说：“始予读韩退之《画记》，爱其文尤工，谓如《禹贡》《周官》。”原文如下：

淮阳王监兵，有画十余轴，而吴生之天王最为诡卓。绢已尘旧，其鬼神羽卫，如隐见于浓烟黑雾间，不见其笔墨迹。自子之阅画来，未尝见也。次王维白衣老跨黄犊之一轴，亦奇也。立大石一轴，李成画也。四幅海棠，临水旁，飞花零落水上，有二鱼逐花者，尤有意思。又有水鸭紫苋，三数轴，皆徐熙画也。纯淡墨画。竹树黄雀者，虽墨为之，如具五彩。云僧贯休画，皆能笔也。

钤辖夏宫苑爱玩之，以吴生之笔不可少髣髴，乃取王维之跨牛老，徐熙之水鸭紫苋，命画工模之，后出以示予，虽神气风力有不足者，然其骨格，犹王维徐熙之画也。使画工自为之则不能。

予观之而叹，以谓古之为政者，可几于为画乎。古亦有作之者，有因之者。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作之者也。其国体治具，典章文物，精醇烂白，后世无加焉。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使孔子用于世，必改周公之制而自作之也。繇周公而下，莫如汉唐。犹不能自作之，乃模画前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余迹而行，则其所施设者，尚得为善治也哉。是犹今画工之模写前人之善本，而犹足为能使其自作之，则亦不为谬工矣。

始予读韩退之《画记》，爱其文尤工。谓如《禹贡》《周官》，然其言赵御史得国本而模之，则退之之意，无乃亦类于此乎。又足以起予，因题之为记。

这篇画记有可能比苏轼早。作者自称受韩愈《画记》启发，但本文却不完全是记形与数。韩愈《画记》本是自娱之作，而郑獬偏认为韩愈的画记有政治比喻，这只是个人看法，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韩愈在借《画记》来暗喻政治问题。

文同也有对韩文的模仿之作。《丹渊集》卷二十二《捕鱼图记》：

王摩诘有《捕鱼图》，其本在今刘宁州家。宁州自善画，又世为显官，故多蓄古之名迹。尝为余言，此图立意取景，他人不能到。于所藏中，此最为绝出。余每念其品题之高，但未得一见，以厌所闻。

长安崔伯宪得其摹本，因借而熟视之。大抵以横素作巨轴，尽其中皆水，下密雪，为深冬气象。水中之物，有曰岛者二，曰岸者一，曰洲者又一。洲之外，余皆有树，树之端挺蹇矫，或群或特者，十有五。船之大小者有六，其四比联之。架辘轳者四，篸而网者二，船之上曰蓬栈篙楫瓶盂笼杓者十有七。人凡二十有二。其中妇女一，男子三，转轴者八，持竿者三，附火者一，背而炊者一，侧而汲者一，倚而若窥者一，执而若饷者一，钓而偻者一，拖而摇者一。然而用笔使墨，穷精极巧，无一事可指以为不当，于是处亦奇工也。

噫，此传为者尚若此，不知藏于宁州者，其谲诡佳妙，又何如尔。豳有郭焕者，善搨写，余亦令为之。郭之平画有尺寸，其可爱，与余为此，尤尽其所学。其树石则出于余之手也。刘名继勋，为左藏库使，知宁州。嘉祐丁酉二月十日新平官舍记。

此文作于1057年。另外，文同还有类似的文字。^[2]

元丰二年（1079），秦观将此文体引入对佛教绘画的记载。《淮海集》卷三十八《五百罗汉图记》说“余家既世崇佛氏，又尝览韩文公《画记》，爱其善叙事，该而不烦缛，详而有轨律。读其文，恍然如即其画，心窃慕焉。于是仿其遗意，取罗汉佛之像而记之。顾余文之陋，岂能使人读之如即其画哉。”对韩愈的评价也很高，也认为读其文如见其画。原文如下：

《五百罗汉图》一轴。入定于龛中者一人，荫树趺坐而说法者一人，左右侍听者八人，说经者六人，课经者六人，课已而收经，与诵而倚杖者各一人。环坐指画而议论者，麈挥手杖支颐相向而谈者各六人，归依宝塔者五人，和南合座者六人，稽首舍利光者八人，饭饿鬼者四人，食乌鸢者、施鱼鳖者各五人，云升者六人，指现五色光者、钵现白光者、泉涌于顶者、火燃于踵者、袒而洗耳、金环手随、求而立者各一人，受斋请者七人，受龙女珠献者六人，受两猊花献者四人，受往生花献者七人，受衣冠从三牛谒者五人，受胡输赆者七人，受胡从两橐驼而致琛者四人，受海神跪宝者五人，骑龙者、跨虎者、乘马者、象驾者、狮子驭者各三人，为犀说法者一人，后座者三人，植锡而座巨蟒上者一人，背树瞩山鹊者六人，注猱升者、仰凤集者、阅麋鹿者各四人，俯伏羱者、玩舞鹤者各五人，撷菡萏者一人，从后者五人，书蕉叶者五人，持蕉叶而涉笔者二人，焚香而茗饮者六人，临流而涤钵者三人，涤己而持归者一人，浣衣者就树绞衣者、浣己而归者、将浣而进者、隔岸而觇者各一人。洗屦者后，洗而纳屦者，振衣而去者各一人，削发者，为削发者沐而待者、解衣者、既解收衣者各一人。补毳者二人，操刀尺者一人，治线者三人，泉涌于石，远近而观者十六人。度石梁者三人，欲度者四人，行杖锡者二人，导者二人，赞者三人，芒屩担簦而归者三人，束装而行者一人，或坐或行或立跏趺款欠杖柱笠负数珠白绋山曲水隈涂觏而卒遇者十八辈，合一百二十有三人，或坐或行或立背楼观凭栏楯据危迫险俯瞰仰睇直视转盼侧睨旁顾近相目远相望者二十八辈，合一百三十九人。

凡罗汉五百人，而佛处其中焉。佛之旁又有宝冠珠络，持如意执莲花座猊象者菩萨二，右袒徒跣曲拳和南而后侍者弟子十。瞻赞而前谒者十六，甲胄椎髻挺剑秉钺立左右者善神二，别三十有一焉。又童子有抱经室主茶奁荷策持瓶典汤彻器凡十有六，鬼有驭龙驭马象受施食送斋书鳞身鸟味衣短后隐树而窥者凡十有四，杂人物有白衣胡跪献花香珍怪衣冠而谒、驱牛以从、载犀象挈筐篚而进、被甲服弓矢愕而瞻叹者，凡十有九。鸟兽有凤鹤鹊乌龙虎犀象狮子马牛橐驼蟠蟒戏猊猿猱大小四十有三。然以罗汉为主，故号五百罗汉图。

世传吴僧法能之所作也。笔画虽不甚精绝，而情韵风趣，各有所得。其绵密委曲，可谓至矣。昔戴逵常画佛像，而自隐于帐中，人有所臧否，辄窃听而随改之，积数年而就。余意法能亦当研思若此，然后可成，非率然而为之决也。

余家既世崇佛氏，又尝览韩文公《画记》，爱其善叙事，该而不烦缛，详而有轨律。读其文，恍然如即其画，心窃慕焉。于是仿其遗意，取罗汉佛之像而记之，顾余文之陋，岂能使人读之如即其画哉。姑致叙之私意云尔。元丰二年正月十五日弟子秦某记。

另外如晁无咎《鸡肋集》卷三十《白莲社图记》^[3]，记事与记画合并，兼韩苏之体而有之。此种“记事与形”的方式，在南宋甚至渗透到其他文体中。

三　元人对韩愈《画记》的模仿

元初刘因《静修集》卷十《辋川图记》自谓“欲如韩文公《画记》，以谱其次第之大概而未暇”，实际上说明此种文体之写作实是一种考究工夫，而非率意可成。他的《辋川图记》于是变为：

是图，唐宋金源诸画谱，皆有评识者，谓惟李伯时山庄可以比之。盖维平生得意画也。癸酉之春，予得观之。

唐史暨维集之所谓竹馆，柳浪等，皆可考。其一人与之对谈，或泛舟者，疑裴迪也。江山雄胜，草木润秀，使人裴回，抚卷而忘掩，浩然有结庐终焉之想，而不知秦之非吾土也。物之移人，观者如是。而彼方以是自嬉者，固宜疲精极思，而不知其劳也。呜呼，古人之于艺也，适意玩情而已矣。若画则非如书，计乐舞之可为，修己治人之资，则又所不暇而不屑为者，魏晋以来，虽或为之，然而如阎立本者，已知所以自耻矣。

维以清才位通显，而天下复以高人目之。彼方偃然以前身画师自居，其人品已不足道，然使其移绘一水一石一草一木之精致，而思所以文其身，则亦不至于陷贼而不死，苟免而不耻，其紊乱错逆如是之甚也，岂其自负者固止于此，而不知世有大节将处已于名臣乎，斯亦不足议者。

子特以当时朝廷之所以享盛名，而豪贵之所以虚左而迎，亲王之所以师友而待者，则能诗能画，背主事贼之维辈也。如颜太师之守孤城，倡大义忠诚，盖一世遗烈，振万古则不知其作何状，其时事可知矣。后世论者，善言文章以气为主，又喜言境因人胜，故朱子谓维诗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程子谓绿野堂宜为后人所存，若王维庄虽取而有之可也。呜呼，人之大节一亏，百事涂地，况可以为百世之甘棠者，而人皆得以刍狗之，彼将以文艺高逸自名者，亦当以此自反也。予以他日之经行，或有可以按之，以考夫俯仰间，已有古今之异者，欲如韩文公《画记》，以谱其次第之大概而未暇，姑书此于后，庶几士大夫不以此自负，而亦不复重此，而向之所谓豪贵王公，或亦有所感而知所趋向焉。三月望日记。

刘因此文当作于1273年，似乎是借批评王维来抨击当时“以文艺高逸自名者”，大概南宋士风大坏，士人以文艺相尚，节义廉耻不复存在，所以有此过情之毁。

这个画记显然距“记其人物之形状与数”还有距离，但作者申明是欲模仿韩愈《画记》而未暇的。然而若就此图而言，它不同于人物画，则如何记形与数，已经是个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记形与数的画记，只对于具象的人物画或可数可计其内容的画有效。至于以山石竹木水波烟云为主的画，则成为难题。对后一种题材的绘画，似乎以记事议论为主比较好，则观画者的注意力或可以转向绘画的整个气韵，而不是拘于形象细节的描绘。

至元三十一年（1294），程钜夫《雪楼集》卷二十五《西岳降猎图》：

玄云蓊荟中车一乘，南辕驾牛三，策而挽者二人，前有二女子骑，后有辇舁而可见者四人。女子骑而从者八，前马及执器物者十一人，执仗导以北车之前，仪卫缤纷而南者，其队八，二人手弓蓞矢而趋，骑二弓而持矛三，女子骑一，臂隼驱犬于马前执琴执器臂隼者男子五，少前女子骑者十有四，其一以孺子载，其不骑而从者亦五。二骑最先启行，并张弓挟矢而驰，绁犬臂鹰隼而随者各一，其次一。贵人骑从者十有三，壶矢弹麾竿杖各有执也。鹰四，隼二，犬一，扰龙者一，人旗六继之。以蛇戏者一人，骑四又继之。首骑秉角以吹，怪兽如狻猊者二，从者如骑之数而加其三。有介者，有矛者，有盖者，有云中半隐半见者，不能了也。

呜呼，此岂屈子骚经远游之所赋者乎。及观平斋洪公跋语，则曰《西岳降猎图》也。呜呼，异哉。评画者率谓狗马难，鬼神易，以其茫昧不可致诘，故此固茫昧不可致诘之事也。而所画狗马鹰隼器服人物，一一皆世间所有，精致绝伦，有目者类能辨之，非名家，其孰能驰骋笔意如此。呜呼，屈子以所有而托之于所无，此画以所无而实之以所有。无有有无，一道也。世有诳而不信者乎。呜呼，盲者固无以与乎淑诡之观也。至元三十一年，岁在甲午，暮春之初，远斋程某书于三山宪司绣彩堂。

另外，程钜夫还有《古辇图》一文，也是记形与数的。^[4]

许有壬《至正集》卷四十《记画》：

长安刘子允，蓄古画一轴。女冠有承颐而行者、持便面者、簪者、褰者、手见者、袖者、而六人之冠三有冒焉。道士肃迎者二人，筐篚盘盂杯壶烓铫之属，错列俎上下，俎端据质而切者一人，傍有獒顾不去、袒割而回视者一人，扶而挹者二人。黄袍若王者持杯中坐，一道士捋须坐王之左。脱冠以簪搔者一人，裸抚掌者一人，坦腹而笛者一人，捽僧耳饮之者二人，杖而立者一人，跣而舞者一人，手笼饼来者一人，一人蹲而杓饮于前，一人袒踞促索其后，一人袒跣而掩皋，比一僧啮杯而舞，坐王右者一僧，羯鼓一僧，执拍道士掖琴俯坐者一人，左杯右箸者一人，露顶右袒跏趺而饮者一人，加以冠且拥使引满者一人，坐而攫其肘者一人，袒而阮者一人，了而据地假寐者一人，卧而曳之使起者二人，醉乘骡足加其鬛者一人，骡嗅粪不前、持鞭而牵者一人，乘牛者一人，徒而扶者各一人，执鞭而欲争者一人，牵鹖而止其争者一人，女子垂髻摄衣奋欲斗执鞭者一人，女冠引其臂止之者一人，立观者一人，负醉女携堕履后捧其足者又三人。为人五十，王居其一，僧四，女人十二，余皆世所谓道士。惟杖立者少异焉。地无宫室台榭，茵半虎豹，饮食之具六十有七，与夫一木一石，皆尽其妙。余见而讶之，知其为良工笔，而不知其为何人。持以叩人，亦莫有能名者。

昔荒炀与僧尼道士女冠连席酣宴，靡所不至，炀不足讥也。此何王也，异端之徒满前，极诸丑亵，威仪之丧，乃至于是。视舍坐号呶憣憣怭怭者，又什百千万矣。古岂真有是耶？抑画师善戏而为之耶？余病不博览，无从考识。因思京师旧俗，鬻扇，画事率隐僻相胜，有十识其八者，得一扇。予时少年，意谓但不屑往尔，往当日有得也。由今观之，幸昔不往，往未必有得也。画归之刘，记其概以俟博识者问焉。

许有壬延祐二年（1315）中进士，死于至元二十四年（1364），年七十八，历事七朝，所以文中所说的京师旧俗，应指元大都的风气。“画事率隐僻相胜”应指凡所画皆有典故。

元明之际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二十《百猿图记》：

右颜辉所画《百猿图》一卷，所以图猿之为状，凡百数。两臂挂树仰而斜立者一，蹲而背视者一，戏而群折树上叶、亦或引水欲饮、累累如贯珠者五，左手攀萝、右手反掬飞瀑者一，两手钩树上行复相携俯摘石上草者三，高悬如蹴踘者一，扬臂相顾者二，坐而为子凡猿之大者一百有四，黑者七十八，黄者二十六，其子之戴者、负者、行者、立者、陟者、降者、痒搔背者、舒臂群呼者、坐母首者、惊附母怀者、走挟母腋者、任母背者、倚母扪虱者、跳掷岩下树者、出没崖壁隐隐如苍鼠者，亦皆曲尽其态，可喜而可愕。

凡猿之小者二十有一，黑者十六，黄者五，而大小之数，通百二十有五焉。

至正季岁，予附海舟南还，至四明，馆人夏叔宜兄弟出此图，以示予，于是重有所感矣。嗟乎，猿之与猴，其形相近也，其举动相若也。然猿之性类乎仁，遇稼穑不践踏，见小草木必环之以行，木实未熟则守之。猴之为性，恒反是，反是则几于暴矣。猿多产之于西川，而猴莫盛于东海。予居东海万山中，厌猴之暴，而慕夫猿之仁也。尝杭巨海，抵淄水，登泰山以望巫峡，溯川陕，将求猿之所在，而寓目焉。然道路阻绝，不果也。及还四明，乃得是图，而观之，能不有感乎。遂从叔宜假之，留月余，叔宜请予题其上，故为记其形状与数，而归之，且惧观者之不审也。或至目猿以为猴，因并著其外同而内异者如此。柔兆敦牂之岁良月朔日记。

此文实际上作于洪武改元之后，而不是作于1366年十月（柔兆敦牂之岁良月），也不是1343年（至正季岁），作者意在借“猿”思元。^[5]这篇画记，不但“记其形状与数”，而且还突出了对颜色的记录。

四　对其他文体的影响

韩愈《画记》“记形与数”的写作手法，大约从南宋始渐浸入其他文体中^[6]。

比如赞体文前的序。南宋李流谦《澹斋集》卷十六《十六罗汉画像赞》下择其一：

一尊者持贝叶作说法，手前有篆盘，一胡人捧香，二蛮奴从跪至地，一擎手作礼：

贝叶未展，篆缕未焚。已说法竟，孰听孰闻。老胡捧香，两奴殷勤。各为佛事，或跽或擎。

此赞前的序即有此“记形与数”的风格。《澹斋集》本卷还有《性空寺画阿罗汉记》，排在《十六罗汉画像赞》前，是记李逸所画《十六罗汉像》灵验故事的。其中有关论点，如“夫逸之画，画耳。非阿罗汉之慈力，固无以彰其神，无以致殊验于二子。然则阿罗汉也、逸也、二子也，其缘之冥契，数之嘿符，盖所谓啐啄同时者，非耶？”云云，皆可有助于画论。此记之后即紧接《十六罗汉画像赞》，疑即赞此李逸所画之像。

另外如题跋也采用这种方式。南宋洪适《盘洲文集》巻六十三《跋登瀛图》：

右登瀛图一卷，卷首攘袖。醉者为苏世长，伸欠者为许敬宗，捉笔欲书者为褚亮，凭栏目鹅者为刘孝孙，一介附耳有所白者为苏勖，交手对之者为薛元敬，童子奉杯小冠者受之者为盖文达，幅巾按股被酒而寐者为李元道，捉笔运思者为孔颖达，左手持杯者为李守素，面之者为姚思廉，童子奉巾盥反顾而吸者为陆德明，坐柳下者为虞世南，执卷（阙）条者为颜相时，带解欲结者为于志宁，撮巾羽衣倚老木者为房玄龄，杖筇而相语者为蔡允恭，袖手芭蕉旁者为杜如晦。

凡学士十有八员，坐者十，立者三，倚者四，醉者一。其供给之人坐而奏乐者六人，立而句乐者一人，司笔研者三人，侍左右者五人，掖者一人，白者一人，进器者五人，职器者五人，执器者亦如之。意钱于马前者三人，蹴羽钱于驴前者一人，执靶者八人，举鞯负笠持帕者各一人，牵驴者一人，臂隼与休者各一人。凡供给于前后者四十有六人。巾之人二十有七，帽之人一，结发之童七，垂髫之童十有一，其马十有二，受鞍羁者十，羁而欲鞍者与羁而者各一，驴一，隼一，狗一，鹅如驴隼狗之数而倍之。曲栏见其面之三，长案方床茵坐之具二十有二，笙笛箜篌乐之器八，酒尊茶瓿果櫑水盘食之器九十，香鼎燎炉书槴印室笔墨巾羃用之器十有八，棰服筭幐围人插其腰者二，古木大小五，芭蕉大小五，柳一。

凡画中之物如此，合而名之曰登瀛图。其人物器用，草木羽毛之状，虽屡经摹写，犹存妙处梗概。遐想英标，植愚祓陋，正观之治，岂无权舆。故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

元中后期贡师泰《玩斋集》卷八《题旅獒图》：

此图，一人执絙牵大犬，一人从以墨帜，一人函书，最后其状貌衣服，大类西域人，岂取武王时西旅献獒事以为之乎。不然，今日流沙万里之外，炎荒百蛮之国，莫不臣妾以献其所有，南北之人，见闻习矣，何以图为。然因图以观，召公之书，亦岂无所警乎。

召公之书即是《召诰》。贡氏的意思是说，此图大概是取周武王时“西旅献獒事”，而实有召公劝诫成王之意。^[7]

这种写法还渗透到诗歌的写作中。苏轼即有此类写法，《东坡全集》卷八《韩干马十四匹》：

二马并驱攒八蹄，二马宛颈鬃尾齐。一马任前双举后，一马却避长鸣嘶。老髯奚官骑且顾，前身作马通马语。后有八匹饮且行，微流赴吻若有声。前者既济出林鹤，后者欲涉鹤俯啄。最后一匹马中龙，不嘶不动尾摇风。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www.zuozong.com)

不过这应是耦合而已。元代中期萨都拉《雁门集》卷一《题四时宫人图》：

紫宫风暖百花香，玉人端坐七宝床。凤凰小架悬夜月，一女侍镜观浓妆。背后一女冠乌帽，茶色宫袍靴色皂。手持团扇不动尘，一掬香弯立清晓。一女浅步腰半驼，小扇轻扑花间蛾。淡阴桐树一女立，手抱胡床眼转波。床头细锁悬金钟，白鹤双飞花影重。词人见此神恍惚，巫山梦里会相逢。

又

金猊吐烟清昼长，美人坐倚白玉床。蓝衫一女髻垂耳，手持方扇立坐傍。一女最小不会妆，高眉短发耀漆光。玉纤绿笋握金翦，柳下轻挽宫人裳。金盘玉瓮左右列，红桃碧藕冰雪凉。冰壶之傍立一女，背后随以双白羊。手拱金瓶泻水忙，酒翅洒雪惊鸳鸯。鸳鸯得水自双浴，美人抱膝空断肠。

又

盆池露冷荷半枯，碧波风细双游鱼。美人坐此碧玉椅，屏山方案碧蟾蜍。椅后二女执缨立，案前二女娇滴滴。大女手扶小女腰，小女娇倚大女膝。凉风入树落翠槐，秋深不见羊车来。金铃响处吠黄犬，美人笑托芙蓉腮。

又

锦屏三面围绣床，沉香椅上凤褥光。美人端坐袖双手，临眉半蹙愁夜长。椅后一女摇白羽，一女执缨更回顾。一女乌帽金缕衣，玉指纤纤携小女。小女手挽大女腰，笑看孔雀双翠翘。可怜美人独自坐，翠竹雪响风前梢。

也是以记形与数的方式写诗，应受韩愈《画记》影响的。

五　对于美术史的意义

这种“记数与形”的文体对于考订画作真伪有特别的借鉴作用。比如南宋楼钥《攻愧集》卷七十二《龙眠莲社横卷》：

余得莲社图，高三尺横二尺，笔力精劲，五采焕发，妙绝一世，龙眠真笔也。此为横轴，大略相似，时有不同。元中之记云，童子蹲而汲水者一人，而有二。书猿一、麞一，而猿亦有二，麞则鹿也。元中书甚工，既非其亲书，疑别为一图作记。余所藏童子汲水及猿，皆一，而麞亦鹿也。龙眠为此图，妙意非一，自知爱重，或纵或横，意必有数本。恨未能尽见也。此卷谢康乐不为长鬣，捕蛇翁亦欠朴蠢之状，必有能辨之者。

在没有良好的印刷条件下，通过这种“记其人物之形状与数”的方法可以大致判断一幅作品的真伪。如金末元好问《遗山集》卷三十四《张萱四景宫女》：

一转角亭，桷栏楹槛，渥丹为饰，绿琉璃砖为地。女学士三，皆素锦帕首。南向者，绿衣红裳，隐几而坐，一手柱颊，凝然有所思。其一东坐，素衣红裳，按笔作字。西坐者，红衣素裳，袖手凭几，昂面谛想，如作文而未就者。亭后来禽盛开，一内人不裹头，倚栏仰看。凡裳者皆有双带下垂，几与裳等，但色别于裳耳。亭左湖石，右木芍药。一素衣红裳人剪花，一人捧盘承之。一人得花，缓步回首，按锦帕，插之髻鬟之后。此下一人锦帕首，淡黄锦衣，红裙，袖手而坐。并坐者吹笙，左二人弹筝合曲。右一人黄帽，如重戴而无沥水，不知何物，背面吹笙，乃知锦帕有二带系之髻鬟之后。一小鬟前立按拍，一女童舞，一七八岁白锦衣女，戏指于舞童之后。吹笙者，红衣素裳，筝色、笛色、板色，素衣红裙。已上为一幅。

一湖石，芭蕉竹树，紫薇花繁盛。花下二女，凭槛仰看团花。蓝纱映朱衣，红缬为裙。并立者白花笼，红绡中单。三人环冰盘坐，一红衣者顾凭槛，看花者二，白衣相对女侍二，一挈秘壶，一捧茗器。四人临池观芙渠鸂鶒，一坐砌上，一女童欲掬水。弄操便面者十一人，便面皆以青绿为之。琵琶一，笙一，箫笛三，板一，聚之案上。二藤杌在旁。为一幅。

一大桐树，下有井，井有银床。树下落叶四五。一内人，冠髻，着淡黄半臂，金红衣，青花绫裙，坐方床。床加褥而无裙。一捣练杵倚床下。一女使植杵立床前，二女使对立捣练。练有花，今之文绫也。《画谱》谓萱取“金井梧桐秋叶黄”之句为图，名《长门怨》者，殆谓此耶？芭蕉叶微变，不为无意。树下一内人，花锦冠，绿背搭，红绣为裙，坐方床。缯平锦满箱，一女使展红缬托量之。此下秋芙蓉满丛，湖石旁一女童持扇炽炭，备熨帛之用。二内人坐大方床：一戴花冠，正面九分，红绣窄衣，蓝半臂，桃花裙，双红带下垂尤显然；一膝跋床角，以就缝衣之便。一桃花锦窄衣，绿绣襜，裁绣段。二女使挣素绮，女使及一内人平熨之。一女童白锦衣，低首熨帛之下以为戏。中二人，双绶带，胸腹间系之，亦有不与裙齐者。此上为一幅。

一大堂，界画细整，脊兽狞恶，与今时特异。积雪盈瓦沟，山茶盛开，高出檐际。堂锦亦渥丹，而楹桷间有青绿错杂之。堂下湖石，一树立湖石旁，其枝柯盖紫葳也。堂上垂帘，二内人坐中楹，花帽幂首，衣袖宽博，钩帘而坐，如有所待然。女使五人：二在帘楹间；一抱孩子，孩子花帽绿锦衣，女使抱之，蹇帘入堂中，真态宛然；二捧汤液器。一导四内人外阶，衣著青红各异。三人所戴，如今人蛮笠，而有玳瑁班，不知何物为之。一内人，拥花帽，与前所画同。一女使从后砌下，池水冻结，枯蒲匝其中，冻鸭并卧，有意外荒寒之趣。已上为一幅。

人物每幅十四，共五十六人。^[8]

元好问讲的这第三幅，与今传张萱《掏练图》，在大的构思上有极相似的地方，但也有很大不同。今传《捣练图》十二人，而元好问所指之图“人物每幅十四”；另外颜色也不对，人物形态虽大略相似，而其中之器具等又有不同。未知元好问所见是否为张萱原本，而《捣练图》为摹仿并变改了内容的摹本。当然，上面曾引萨都拉的诗《题四时宫人图》，也是四时宫女，大概当时这种题材很流行，而作品之间互相模仿。

元至治元年（1321）进士吴师道（《礼部集》卷十二《七进图记》）模仿韩愈，原文如下：

七进图者，画金华潘氏父子也。竹隐老人名祖仁，字亨父。子奕，女玫，子京、方、奇、亮，育七人。首画一竹床，老人衣冠卧文簟上，右手支颐，左手抚膝。熏炉麈尾置旁。革履陈下，六子一女环侍。次画奕奉觞进，一隶袒裼，右提酒壶，左持具格。次画二女，御踵行次，人背面捧盘中芍药，前人以右手扶盘花隐其手，女玫在后，自持花一枝，重台特起，异于盘中者。次画京拱而行，从隶以竹枝贯双鱼于盘，置刀一，带叶橙一，酰器一，捧以献。次画茶具，陈列供事者数人。一童跪地垂手，持碾困睡，或拈纸触其鼻，微醒欲嚏。方坐瓦具上，以瓯授附于炉者，将瀹茶也。次画亮捧五木以趋。次画竹间一室，帘牖明整，几格积群书，育迎立以请。竹风萧然，老人举两手，整巾带而行。六子暨童子奴八人，导从前后。

盖竹隐自为文云：昼卧于家，怆恨郁悒，儿曹思有以娱之，推次序列，各持一物，属辞以进。自酒而下，至于博，老人皆却之。最后幼子请至竹间室，观所储书，于是释然起，而病良已。其文规模放叔，而藻丽出新意。书以汉隶，亦工，每段次画于文，用李伯时白描法，精绝似之，然未有考也。

（中略）

昔时朱子极称默成节行，而以夫子所谓刚而无欲者当之，讵知其精神心术之肖，固有所自也哉。竹隐之文，他无见于世，图亦余二百年物，异时转徙，泯没不可知，其传未必广也。予既从潘氏借观，录其文，因略记画之次第，并附六人者之官位名氏，而窃论默成公之渊源焉。使世之未见是图者，于是而有考焉。尊贤尚德之心，将竦然而生，顾不美欤。

竹隐生在庆历中，年九十一而卒，见累朝文治之盛，濡染既深，言语自妙，他的子女也受其影响。他的儿子京，后名良贵，自号默成居士，深受朱熹称赞。吴师道“使世之未见是图者，于是而有考焉”这句话，有两个含义，它既指通过读此文了解“默成公之渊源”，更重要的是指，通过此文了解该图的情况以备研究考证。

结　语

大体而言，画记体裁，无逃于韩、苏两种类型。苏轼类型的画记，亦早于苏轼即已有之^[9]。后来的画记，大约也可以归入这两类。而亦有合二者写法为一的，如元杨维桢《东维子集》卷十八《竹林七贤画记》：

右七贤画一局，四明梅氏之作，施景芳氏之藏也。七人，落笔而书一，阁笔而思者二，捻髭者二，拥鼻者一，背胡床而面仰空者一，非游心于嶰谷君山，则湘水之斑，淇澳之漪漪者欤。按史，七人者，谯国嵇康、河南山涛、琅琊王戎、陈留阮籍、阮咸、河内向秀、沛国刘伶也，共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者是也。

予尝约史评之显用于时者，涛与戎也。涛司人物之铨者十年，粗称得人，然所甄拔随上意向后先，则未为忠直。戎徒苦谈论于子房季札之间，总鼎司而惟务苟媚，及医乱，乃欲慕蘧伯玉之为人，至于握牙筹钻李核，其鄙有不足言者。他如秀，始有箕山之志，而之洛为时主所讥。伶专以酒为务，酒德之颂，乃其失德之自著也。咸又纵情越礼，有不忍言者。惟康以才俊气豪，而不免东市之及，海内之士，无不痛之。籍广武之叹，盖以英雄自命，不在刘项之下，慨然有济世之志者也。使二子诚得时行志，顾未知其所究者何如耳。

然吾又悲夫典午氏之养贤，不在朝而在林也。夫国无仁贤，则国空。典午氏之国不亦虚矣乎，而后世又使李孔韩裴之徒，相与迹其遗于竹林之后，其果慕之而乐见者欤，贤之而乐闻者欤，嘻。至正八年春二月三日志。

此文作于1348年。对韩愈画记体的仿写，至明清依然延续。比如明代张宁《方洲集》卷十八《画牛记》、明祝允明《怀星堂集》卷二十四《画鱼记》、明孙承恩《文简集》卷三十二《画记》、明魏学洢《核舟记》^[10]（记核雕）、明柯暹《东冈集》卷之二《画记》（四库存目）等。明陆深《俨山集》卷八十八《跋姜明叔西湖图记》跋姜明叔《西湖图记》（此文待考）时称赞：“韩昌黎画记如画。”清吴雯《莲洋诗钞》卷十《画雁记》“愧才不及退之《画记》”。

然而乾隆皇帝《御制文集》三集卷十《五代胡瑰番马图识语》：

右五代胡瑰番马图，高寒阔远，笔墨雄伟，非近代画家苶弱纤屑者所可几及，的是神品。后有郭雍跋，乃仿昌黎画记句调成之。夫古文之道，主之以理，行之以气，徒规规橅仿，得貌遗神，究何取焉。

但《御制诗集》四集卷三十七有《题赵孟頫乐志论书画合璧卷三首》，这三首诗后面的跋有点紊乱，但基本思路是可以理清的。三首诗记载了三幅画，一幅是赵孟頫按汉仲长统《乐志论》所画的一幅画，中有张照的画记。这个画记是模仿韩愈《画记》的，乾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现将有关文字录下：

静观水晶道人图，如读高平所著论。及诵天瓶学士记，又似松雪画重认。有记可以不须图，披图味论无余蕴。一而二而二而一，前三后三水乳润。郑虔三绝讵足云，独擅艺林千古韵。然非山阳超世作，曰图曰记何由问。缅想昌言发愤为，斯诚狂也可与进。（略）

右三诗，首章言高平乐志，寄托高远，鸥波绘事，曲尽其妙。张照作记，水乳交融，合之可称三绝。（中略）而张照之记，小楷则类平原麻姑坛，文笔则仿昌黎画记，其于松雪称许特甚，是山阳之论，得松雪之画而益彰，松雪此图，讵非赖天瓶之记，而益信乎。

以上仅录第一首诗及相关的跋。这段诗所说的是，赵氏按后汉仲长统^[11]所作《乐志论》画了一幅画，而天瓶学士也为之作了一篇画记。按跋语，天瓶学士即是张照。张照是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参与编纂了《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等，其事见《清史稿》列传九十一。^[12]弘历在此却是赞扬张照仿韩愈《画记》体的。在此三首诗题名《题赵孟頫乐志论书画合璧卷三首》之下，即注以“后有张照记绝佳”，在诗中又说：“有记可以不须图，披图味论无余蕴。”在跋语中又说：“高平乐志，寄托高远，鸥波绘事，曲尽其妙。张照作记，水乳交融，合之可称三绝。”可见乾隆对于“文笔则仿昌黎画记”的张照的画记，非常赞赏。

仲长统的《乐志论》附在本传中，是讲隐逸之乐的。大概可以画成集山水、人物于一体的绘画，应该与传《辋川图》、《山庄图》是一类的。韩愈《画记》“记其人物之形状与数”这种手法，本是以记人物画见长的，张照之记，恨不能见，不知对此等题材，将成何模样，以至于对于韩愈《画记》有意见的皇帝，能赞叹如此。

[1]参见《晦庵集》卷七十一《考韩文公与大颠书》。

[2]参见《丹渊集》卷二十二《彭州张氏画记》，此画记以记事为主，又不同于韩、苏。又《丹渊集》卷二十二《成都府楞严院画六祖记》也是以记事为主，但不是我们所指的画记，而与前篇类似。

[3]晁无咎《鸡肋集》卷三十《白莲社图记》：

《庐山白莲社》十八贤者，始晋太元中，雁门正觉法师慧远，爱此山，卜居之，而河内觉寂大师慧永，先居西林，故法师所居号东林云。法师神明英越，初从太行释道安落发，道安知其能，使道流东国者也。时诸方名德，闻风而至，与同修净土之社者甚众。而十八贤者，社中之杰也。曰佛驮耶舍，佛驮跋陁罗，竺道生，慧持，慧叡，昙恒，道禺，道敬，昙诜。内有士曰，刘遗民，雷次宗，周续之，宗炳，张野，张诠，合十八人。而佛驮二尊者罽宾人，皆神僧也。余各有异迹。

又法师最善陶渊明、陆修靖，两人高蹈，不肯入社。先是，南海渔人尝网得文殊金像，有文云阿育王造也。后商人于东海得其圆光，以合像若符节。陶侃尝取之，旋失去。至是法师祷之江上，出焉。永公室中尝有虎，或畏之。即驱上山去。恒公行，有鹿驯扰，耶舍赤髭咒水洗弟子足，使闭目，但闻风声，自龟兹一夕至姑臧。跋陁罗尝见弥勒兜率天上，得不还果。有释迦舍利三颗，及群士等，皆有异迹，见于其传，则法师可知已。

初，法师送客，常以虎溪为限，最厚陶潜、陆修靖，偶送两客，不觉过溪。然陶忘怀得失，晋宋间一人耳。修靖后得道度世，两人固非入社者，皆善法师。而谢灵运恃才傲物，尝求入社，法师以心杂止之。灵运不恨也，为凿二池，种白莲，后名其社云。

殷仲堪之为荆州也，时入山修敬，故图中所绘陶陆谢殷，在十八人之外。今龙眠李公麟为此图，笔最胜，然恨其略也，故余稍附益之。

凡社中士十八人，非社中士四，从者若干，马六，盖人物因龙眠之旧者，十五，他皆新意也。菩萨像仿侯翌，云气仿吴道元《受塔天王图》，松石以关仝，堂殿杂草树以周昉郭忠恕，卧槎垂藤以李成，崖壁瘦木以许道宁，湍流山岭骑从鞬服以魏贤，马以韩干，虎以包鼎，猿猴鹿以易元吉，鹤白鹇若鸟鼠以崔白。余自以意先为山石位置向背物，皆作粉本以授画史孟仲宁，使模写润色之。

余幼慕无生法，堕世网，不得出。贬玉溪时，道庐山，爱而欲居不可，家缗城八年，时往来于怀也。至为思山辞十数，醉辄歌之。初见李图，悠然忽如蜡屐扶杖，行其中，故为此图特尽意。

按此文，记事并兼形与数。

[4]程钜夫《雪楼集》卷二十五《古辇图》：

右画古辇一，荷者百人，扶者十人，辇脚八人，辇阶十二人，执仗而前者一人，后者二人，奉席一人，盖卤簿图中之一事耳。惟辇乃车属，驾之以人，故字从二夫。起自夏后氏，历代因之。至隋始不施轮，而以人荷。唐制七等，有仙游芳亭大小玉之号，出则先五辂以行，此卷未知何人，其雍梁之遗欤。

东平王孙太常礼仪院使拜珠公，出以示余，因叙著如右。或曰，尊为天子，蔑以加矣。其势之重，惟天地侔之。如以其身言，则一车六马，足以载，而何纷纷为。余曰，不然，以天下之大，而一人以身任之，其视百夫荷一人，孰重？或者无以对，乃遂记之，以谂观者。

[5]《九灵山房集》年谱：

二十七年，丁未，先生五十一岁。

寓昌乐，有山东九日诗。秋后渡海还鄞主夏叔宜氏。是岁张士诚亡。十月，元罢库库官，夺其军。十一月，明兵徇山东郡县皆下之。《百猿图记》云，至正季岁，余附海舟南还，至四明，馆人夏叔宜出以相示。末署云，柔兆敦牂之岁良月，是丙午十月也。还鄞在丁未，而此云尔者，记盖作于洪武改元之后，借猿思元，意旨甚明。因迁就其岁月，梨洲所谓故乱其说者也。不然，记苟作于丙午，安得辄斥云至正季岁乎。

[6]元黄溍延祐二年（1315）赐同进士出身，其《文献集》卷七上《述古堂记》：

吴郡缪仲素，好古博雅之士也。平生所嗜，惟古器物，卒然遇之，辄购以重赀，并置一堂之上。其目若干。所宝用者有宋内府故藏，绍兴丁卯邵谔所进述古图，圆研，因以述古名其堂，而求予记之。

述古图本李伯时效唐小李将军，用着色写云泉花木，及一时之人物。

按郑天民先觉所为记，坐勘书台捉笔而书者，为东坡先生；喜观者为王晋卿；凭椅而立视者为张文潜；按方几而凝伫者为蔡天启；坐盘石上支颐执卷而观画者为苏子由；执蕉箑而熟视者为黄鲁直；凭肩而偶语者为陈无已；据横卷而画《归去来图》者为李伯时；按膝而旁观者为李端叔；跪膝俯视者为晁无咎；坐古桧下擘阮者为陈碧虚；袖手侧听者为秦少游；昂首而题石者为米元章；伫立而观者为王仲至；坐蒲团说无生论者为圆通大士；偶坐而谛观者为刘巨济。

凡著幅巾者十有一人，乌帽者二人，而其一为道帽。仙桃巾、琴尾冠者各一人，衣深衣紫衣褐衣者各二人，青衣者四人，黄衣者三人，而其一为道服。茧衣紫氅黪衣各一人。一童执灵寿杖，一童捧古研。两女奴云鬟翠饰，则王晋卿家姬也。

石床锦褥，玉卮瑶琴，以次陈列。大溪峭壁，怪石淙流，曲径危桥，映带左右。松竹兰蕙，红蕉紫茂，荫翳联络。

天民又谓有羽流，名动四夷，师表千古。伯时偶未之及，乘间寓意，绘而为图，以资好事之玩，莫知其所指为谁。

记作于政和甲午。

后一十又三年，谔乃以研进。研盖端溪紫石，其形正圆隆其中，以受墨。环其外以为水委而旁刻兹图。其物采虽不可辨，而服饰位置，犹彷佛可睹，所谓述古图圆研也。

予闻商书记迟任之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夫所以欲求器于新者，岂忽远而贵近哉。取其新以适于用而已。三代先秦，古器往往流传至今，使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离磬崇鼎，一旦归于士庶之家，固无所用。惟研也者，自王公达于庶人，所通用也。矧兹制作之妙，备存人物仪刑之旧，而其用则日新而不穷，宜为仲素之所贵重欤。堂以砚得名，记为堂，而作仲素所蓄，有出于兹研之前，而非堂之所以名者，予不得而尽著也。

这篇原本不是画记，但记画的内容占了相当部分。此记图画部分，原是按郑天民的记而作的，但郑的记尚未找到，不知是何面目。

[7]元董鼎《书传辑录纂注》卷五《召诰》下注：

左传曰：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史记载，武王言，我南望三途，北望岳鄙，颜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则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实先经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归，作书致告，达之于王，其书拳拳于历年之久近，反复乎夏商之废兴，究其归，则以诚小民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为诚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屡致意焉。古之大臣，其为国家长远虑盖如此。以召公之书，因以召诰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8]又《遗山集》卷三十四《画记二·朱繇三官》：

天官冠服，具大人相。神思渊默，凭几而坐。二天女侍。双凤扶辇，辇有轮月，轮在上，独画桂树而已。左右官抱文书而立。武卫负剑夹侍，貌比从官有威武之状。二天女持杖侍双凤之前。

地官王者服。颜面威重，乘白马，队仗在山林间大怪树之下。两力士捉马衔，施绛伞，两团扇障之。扇前一卫士轻行，一皂衣使者前导。右一武士执钺，左一功曹挟书，从官骑虎从后。一介胄胯弓刀，一功曹抱案牍，拱揖于重崖之下，一鬼卒横刀而拜。三人皆不见其面，独鬼卒肘间露一目耳。一树魅赤体倒拔一树，根见而未出也。

水官亦王者服，面目严毅，须髯长磔，又非地官之比。乘班龙，在海涛云气中。一力士以铁绳挽龙，怒目回视，如捉一马，然龙不能神矣。一女童前导，一使者恭揖白事。鬼卒狞恶殊甚，肉袒，发上指，飏大锦旗，洎一力士负剑者掖龙而行。一掾史挟簿书，骑犀牛，从水府大门出。一力士于大树下昂面视水官，不见其额。珊瑚大珠浮行水面，旋转如活。犀牛甫出水府，云气随之。真天下之绝艺也。

[9]如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王禹偁《小畜集》卷十四《画纪》：

古者自天子至士，皆有家庙，祭祀其先。以木为神主，示至敬也。唐季以来，为人臣者此礼尽废，虽将相诸侯，多祭于寝，必图其神影以事之。淳化甲午岁，予小子实罹大罚，洛阳处士杨丹写我显考中允府君神像尽妙，恒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之见，见则或形于梦。夫梦者有时而神交，不可常得，矧其恍惚冥昧，不能审谛乎。未若约形取貌，宛然如生。岁时朔望，拜起瞻仰，以慰罔极之心。祗肃视之，第不语尔。呜呼，杨丹有大造于吾家也。复念吾家苦贫，而无厚币以饱丹欲，丹亦好事者也，从吾乞言，吾以秉笔不文，请俟服阕，今大祥已竟，可以鼓琴赠之，斯文命曰画纪。

[10]见《文章辨体汇选》卷五百八十八魏学洢《核舟记》。

[11]其文见《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第1644页，中华书局，1965年5月。

[12]《清史稿》列传九十一：

张照，字得天，江南娄县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南书房行走。雍正初，累迁侍讲学士。（中略）照敏於学，富文藻，尤工书。其以苗疆得罪，高宗知照为鄂尔泰所恶，不欲深罪照，滋门户恩怨。重惜照才，复显用。及照卒，见照狱中所题白云亭诗意怨望，又指照集愤嫉语，谕诸大臣以照已死不追罪。后数年，一统志奏进，录国朝松江府人物不及照，上复命补入，谓：“照虽不醇，而资学明敏，书法精工，为海内所共推，瑕瑜不掩，其文采风流不当泯没也。”（第10493—10495页，《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