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的戏曲演出市场,社会形态的催化

三、社会形态的催化

戏曲演员从“贱民”转变成“明星”，与戏曲演出的市场环境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从经济角度来看，在晚清以前的戏曲演出经营远远称不上是产业化的市场，更像是自给自足的手工作坊式的行业，演员经济利益也不外乎人力成本的报酬。作为一种商品，戏曲的市场属性并不充分。历朝历代出于戒备心理而设置的种种经营限制，使得它无法以充分的商品资格出现在社会流通领域。类似像禁止女伶演出、禁止女客观戏、禁止夜戏、国丧禁演等制度，都明显带有政策干预的色彩，人为造成演出市场的萎缩和停滞。

晚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转轨，给艺人们的争奇斗艳、崭露头角提供了必要的市场条件。明星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应提高，其必要条件就是需要一个开放而成规模的演出市场。而清末的戏曲演出市场逐步体现出这种产业化的趋势，从而带动了整个演员市场的发展。近代演出产业与市场的形成，与社会整体的巨大共振互为一体，清末社会的重大变局，使得戏曲经营领域也发生了质变的效应。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打破了封建王朝封闭的大门。新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渗入，既瓦解了原有的自然经济结构，也在政治文化、生产经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带来了全方位的变化。这一变化首先体现在近代城市化的进程上。晚清时期，中国沿海城市逐步开放，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西方列强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厦门、九江、镇江、杭州、苏州、沙市、福州、重庆等城市建立租界。^[88]从而使得传统城镇向现代城市转变。

尽管近代城市化的进程带有很浓的强制色彩“，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转型，其动力主要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89]但它终究为城市生活结构的变迁积累起内在力量，“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90]城市化的结果是将中国社会由宗法社会向商品社会过渡，在一系列大中城市都出现了完备的工商体系，产业规模日益扩大，职业范围不断扩展，商业贸易欣欣向荣。据1909年出版的《上海指南》一书记载的商店有430余家，涉及衣料、五金、百货、文具、烟杂、食品、油漆颜料、金银首饰、古玩、钟表等行业。仅隔一年修订版的《上海指南》中，这一数字就增加到了636家。

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使得城市娱乐业的经营方式和规模都受到了催化，这对于戏曲演出市场来说无疑是一剂兴奋剂，传统的以民间自娱为主的戏曲欣赏活动，也加入到城市文化商品的行列中，成为一种极具市场价值的消费品。“入戏园，看京戏，成为上海一种流行的娱乐时尚”“，戏园的戏曲活动超出了一般民间文艺的意义，而同整个城市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成为市民生活的一种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91]

由于城市规模扩大而带来的人口，以及新兴行业增加而产生的职业人群，给戏曲演出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消费大军。一位客居上海自名“香鹭生”的人为上海火爆炽烈的演出市场所震撼，在一首名为《戏馆》的曲词中描绘了当时的盛况“：锣鼓声中，鬼帜神旗气象雄，奇幻《盘丝洞》，艳冶《描金凤》。咚，异曲同工，京徽争哄。士女纷纷，错坐几无逢。君看优孟衣冠总是空。”^[92]从中可见商业化城市中，由于观众结构的变化，戏园不再是仅供三教九流或者寄生阶层解闷消遣的低俗去处，而真正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社会公共领域。

市民阶层的兴起，开掘了社会娱乐消费的巨大潜力。晚清社会结构的巨变，改变了娱乐休闲的性质，形成了开放性的大众文化市场，“随着市民阶层的扩大，市民休闲文化消费逐渐地日常化、大众化”，这对于戏曲等俗文学领域来说，意味着“通俗文化市场日益扩大”的局面。^[93]而娱乐业的发达，造就了大批猎奇而追逐时髦的观众，文化娱乐追求品位和档次，追逐明星的风气和时尚愈演愈烈。例如当年名武生杨月楼初临沪上献艺，立即引起沪人轰动。有竹枝词记载了这个盛况“金桂何如丹桂优，佳人个个懒勾留，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94]梅兰芳初出茅庐时的轰动程度也令人叹为观止“，民国二年，梅氏应聘南行”“，所到咸万人倾巷，载誉北旋”。^[95]

晚清政治格局的特点，也为娱乐市场化制造了契机。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主权的瓜分，造成了中国政局的混乱，但是客观上也使得清政府不适合先进生产方式的政策受到冲击。鸦片战争以后形成的租界，被称为“不受遥制”的“国中之国”，^[96]实际上成了清廷法度的“死角”。那些最早的在演艺领域打破禁区的行为，大多首先发生在租界。甚至连国丧时期必须禁演的大忌，在租界似乎也有变通的余地。“同治皇帝死后的两三年，因为清政府禁止公开演戏，众多京剧演员都搬到上海租界的十里洋场去找工作”。^[97]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天津租界，光绪三十四年秋，光绪、慈禧相继亡故，清廷按例规定禁止演出，然而当时天津正是九国租界兴盛的时候“，清王朝‘断国孝’的旨令在租界内毫无作用”，著名艺人程永龙、小达子、田桂喜、周春奎、罗小宝等，还有田际云率领小玉成科班都到租界演出。^[98]实际上正是租界的存在，造成的多元政治格局，让戏曲演出以及经营活动得以摆脱困境，并且能够找到适合生存的空间和机会。而且由于租界政治的宽松，市场的发达，也催生了大规模的演出市场和产业，例如上海和天津等开放城市的租界，都成了近代剧场业的汇聚点和发祥地。

晚清以后，种种条件的改变，使得戏曲经营步入市场化、商业化的阶段，新兴经营模式逐渐萌芽与成长，并且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产业化规模。在近代出现的戏曲经营方式上，体现出下列几个新特点。

第一，戏曲经营场所的专业化程度提高，环境与设施更加符合大众消费的需要。以往，戏园的主营业务界限模糊，大多混同于茶馆的功能，虽然有戏曲演出，但名义却是品茶。齐如山就曾经说过“：民国以前的戏园，可以说是没卖过票，现来收钱，但绝对没有叫戏价的，都是叫做茶钱，意思是来喝茶，带着听听戏。”^[99]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演出场所都以某某茶园命名，而很少叫戏园，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种成规“，各大城市中都有茶馆，仿效这种方法”。在茶园听戏，开始的时候并不单独另收戏资，后来也逐渐收费了，但是方式却也不怎么正式，“每演完一出戏，便有茶役各饮茶客之前敛钱，每人一角两角不等，倘有人一定不给，他也无法”。^[100]戏院的内部环境也是茶馆酒楼的格局，剧场正厅的结构不是连排坐椅，而是八仙桌，围着桌子，摆放长条凳，观众看戏极为不便，可见当时戏园把饮茶聊天作为主要功能。应该说，这是一种不太符合现代戏剧欣赏特点的模式。

而自从西方列强进入中国后，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逐渐渗透进中国的市场。许多领域悄悄模仿起西式的方法。在近代最具代表性的商业都会上海，戏园的变革最早出现。光绪三十四年（1908）建造的新舞台，开启了中国传统剧场现代化的先河。新舞台，由京剧演员潘月樵、夏月珊兄弟倡导，由绅商沈缦云、姚伯欣共同出资，在南市十六铺外滩购地创设，完全采用西洋剧院的风格。新舞台一开幕，就呈现出焕然一新的景象，迥异于传统茶馆式戏园的杂乱、落伍和土气。海上漱石生在《上海戏园变迁志》中对新舞台的景观做了详细的介绍，“戏台前半作半月式，并无台柱以免障碍视线；至正厅不设小方桌尽排客椅，楼上不设包厢，层叠皆为剧座；楼上下之观剧座，地势作扁圆形，且座位愈后愈高，尽改从前旧式戏园稍后者不能遥视之患”。对于剧场进入现代化尤其重要的是，新舞台首开了售票制，“售座甚严，不准随意加添椅凳”，使得演出经营的独立性更加突出。^[101]

新舞台一开幕就轰动了上海滩，“卖座既满，生涯日盛”。^[102]戏园经营者纷纷效仿，先后又建造了大舞台、新剧场、丹桂舞台等一批新式剧场，而且在全国开了先河，其他城市也先后建造了新式剧场，如北京的第一舞台、新明大戏院、开明戏园；天津的大舞台、中国大戏院；武汉的和记大舞台、新市场大舞台、共舞台；广州的广舞台、太平戏园等等。这种新颖、时髦的剧场，显然更容易为逐渐接受西方风气的市民阶层所欢迎，从而吸收了更广阔阶层的观众群体。

第二，演出市场出现资本化的趋势。自清末以来，由于社会商业化程度的提高，演出产业也迅速增长，在各地陆续出现了较为密集的戏曲演出市场。比照北京由于历史的积淀，而天然形成的前门外、大栅栏一带的戏园聚集区，一些开放程度高的城市，其演出市场的特性，更体现出比较典型的资本经营色彩。其特点就是商业资本介入剧场的经营，使得演出市场规模化，资本充足，有实力进行商业化的运作。而不是传统戏园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小本经营。

许多新开办的剧场大多都有新兴商业资本的参与痕迹，例如创办丹桂茶园的刘维忠，本身就是倒卖军火的投机商人，为了谋取高额利润而开办戏园，在开办过程中向兆丰银行借贷巨额资金，仅归还利息就多达三千多两银子。^[103]另外，诸如兆丰洋行买办吴蟾青开办大观园，兆丰洋行买办陈方水开办留春戏园等等。^[104]及至后来现代剧场的建造，更有大公司介入其中，例如建造天蟾舞台的英商祥茂洋行、建造新新舞台的协盛公司等等。

商业资本的介入，使得戏园有雄厚的资金和实力，进行商业化运作，从而提升戏曲演出市场的档次和规格，使之形成较高消费水准的市场。例如在丹桂茶园之前，戏资仅为“楼上每客日售钱二百文，夜二百八十文”，^[105]而丹桂茶园则已是“正厅包厢每位售七八角，廉者四五角”了，而这种戏价攀升也是各地的普遍现象。例如北京，“光绪年间，最便宜的茶钱，每人不过大个钱600文，约合现大洋6分，最贵者，1吊200文，合现大洋1角”。^[106]从中可见经营的规格和经济含量大幅增加。戏曲消费档次的提高，一方面显示了戏曲消费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提升了戏曲市场的社会影响力，加大了戏曲演出的产业化程度。

近代以来社会的大规模转轨，使得市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这也对戏曲演出领域造成了很大影响。演出的市场化和商业化程度大幅提高，演出经营的盈利欲望迅速扩张，作为演出效果重要保证的优秀演员，成为演出市场竞相争夺的资源，从而提升了演员的经济价值和声望价值。而由于社会结构的转变，市民社会和文化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都市里形成了巩固而具有规模的演出消费群体。新兴市民阶层追逐时尚、热衷新潮的心态，以及膨胀的消费欲望，使得演出消费需求大幅增长，也从一个侧面催化了名角制文化的产生。商业化和市场化使得名角的市场作用空前的上升，这也就促使戏曲业内部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注释】

[1]马明捷：《谈谈旧戏班那一套》，《戏曲研究》第30辑，第54页。

[2]解玉峰：《论角儿制》，《戏剧》2060年第1期，第36页。

[3]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市艺术研究所组织编著，《中国京剧史》（上卷），第151页。

[4]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43页。

[5]余秋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0页。

[6]张发颖：《中国戏班史》，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204页。

[7]金登才：《花部戏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第1页。

[8]谭帆：《优伶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48页。

[9]孙民纪：《优伶考述》，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第153页。

[10]余秋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0页。

[11]孙民纪：《优伶考述》，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第154—155页。

[12]顾起元：《客座赘语》，中华书局1987年，第36页。

[13]楮人获：《坚瓠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8页。

[14]张岱：《陶庵梦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105页。

[15]孙民纪：《优伶考述》，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第152页。

[16]余秋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0页。

[17]焦循：《花部农谭》，转引自《中国戏剧学史稿》叶长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442页。

[18]《梦中缘传奇》，转引自《中国戏曲精华史》金登才，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90页。

[19]林兰痴：《邗江三百吟》，转引自《中国戏曲精华史》金登才，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87页。

[20]于质彬：《南北皮黄史述》，黄山书社1994年，第64页。

[21]叶长海：《中国戏剧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441页。

[22]R．德·科尔多：《论明星》，《世界电影》1995年第5期，第86页。

[23]杨静亭：《都门纪略·词场·序》，见《都门纪略之戏曲史料》，光明印刷局民国二十一年，第92页。

[24]于质彬：《南北皮黄戏史略》，黄山书社1994年，第64页。

[25]么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人民文学出版社2060年，第329页。

[26]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第15页。

[27]罗瘿公：《菊部丛谈》，第71页，见《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张次溪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

[28]么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人民文学出版社2060年，第305页。

[29]金登才：《清代花部戏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第81页。

[30]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第4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

[31]杨静亭：《都门纪略·词场序》，见《都门纪略之戏曲史料》，光明印刷局民国二十一年，第56页。

[32]于质彬：《南北皮黄戏史略》，黄山书社1994年，第78页。

[33]孙崇涛、徐宏图：《戏曲优伶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第289页。

[34]王芷章：《中国京剧编年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第900页。

[35]波多野乾一：《京剧二百年之历史》，东泰书局民国二十五年，第18—19页。

[36]张发颖：《中国戏班史》，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78页。

[37]谭帆：《优伶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41页。

[38]［英］尼尔·格兰特：《演艺的历史》，希望出版社2005年，第62页。

[39]张发颖：《中国戏班史》，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页。

[40]孙民纪：《优伶考述》，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第43页。

[41]张发颖：《中国戏班史》，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页。

[42]谭帆：《优伶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41页。

[43]张金标：《金台残泪记》（卷二），见《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张次溪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第238页。

[44]张发颖：《中国戏班史》，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45]张发颖：《中国戏班史》，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5页。(www.zuozong.com)

[46]张发颖：《中国戏班史》，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47]注：“官身”，是指官府传艺人献艺，必须随叫随到的制度。

[48]［清］素尔讷：《学政全书》，卷四十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5页。

[49]［明］黄佐：《泰泉乡礼》，卷三《乡仪》，转引自孙民纪《优伶考述》，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第77页。

[50]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71页。

[51]［美］博克：《多元化与社会进步》，转引自《优伶考述》孙民纪，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第65页。

[52]廖申白：《交往生活的公共性转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2页。

[53]齐如山：《国剧艺术汇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78页。

[54]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8、269页。

[55]张发颖：《中国戏班史》，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29页。

[56]张发颖：《中国戏班史》，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29页。

[57]齐如山：《国剧艺术汇考》（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77页。

[58]张发颖：《中国戏班史》，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95页。

[59]［清］沈德潜：《长洲县志》卷十一，《风俗》，广陵书社2060年，第67页。

[60]李治亭：《清康乾盛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79页。

[61]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

[62]李治亭：《清康乾盛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79页。

[63]《清世宗实录》，卷五十六，台湾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0年，第27页。

[64]李治亭：《清康乾盛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69页。

[65]么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人民文学出版社2060年，第310页。

[66]么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人民文学出版社2060年，第289页。

[67]罗瘿公：《鞠部丛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第1459页。

[68]么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人民文学出版社2060年，第289页。

[69]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同心出版社2007年，第429页。

[70]钱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79年，第26页。

[71]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同心出版社2007年，第429页。

[72]么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人民文学出版社2060年，第305页。

[73]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17页。

[74]么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人民文学出版社2060年，第42页。

[75]么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人民文学出版社2060年，第293页。

[76]朱家溍、丁汝芹：《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中国书店2007年，第453—456页。

[77]么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人民文学出版社2060年，第293页。

[78]沈太侔：《宣南零梦录》，《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下），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第804页。

[79]鹤汀：《论谭叫天》《，申报》1916年4月11日。

[80]［日］波多野乾一：《京剧二百年之历史》，东泰书局民国十五年，第44页。

[81]么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人民文学出版社2060年，第305页。

[82]么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人民文学出版社2060年，第54页。

[83]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下册，商务印书馆2060年，第542页。

[84]丁汝芹：《清代内廷演戏史话》，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第226页。

[85]楚生：《今昔包银调门之消长》，《戏剧月刊》，《俗文学丛刊》第5期，第263页。

[86]刘守鹤：《谭鑫培专记》，第7页，《剧学月刊》第1卷第11期。

[87]么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人民文学出版社2060年，第310页。

[88]李明伟：《清末民初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页。

[89]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88页。

[90]李明伟：《清末民初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91]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88页。

[92]王韬：《瀛壖杂志》，岳麓书社1988年，第114页。

[93]洪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89页。

[94]顾炳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12页。

[95]一得轩主：《梅兰芳》，《立言画刊京剧资料选编》，第125页。

[96]徐甡民：《上海市民社会史论》，文汇出版社2007年，第6页。

[97]戴沙迪：《北京是上海的产品吗？》《，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4页。

[98]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京剧艺术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1页。

[99]齐如山：《戏界小掌故》《，京剧谈往录》三编，北京出版社1990年，第185页。

[100]齐如山：《国剧艺术汇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78页。

[101]海上漱石生：《上海戏园变迁志》《，戏剧月刊》（1928年创刊）第3期，第2页。

[102]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57页。

[103]姚志龙：《上海茶园的变迁》，中国剧场史论（下卷），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583页。

[104]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关》，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61页。

[105]海上漱石生：《上海戏园变迁志》，《戏剧月刊》（1928年创刊）第1期。

[106]齐如山：《戏界小掌故》《，京剧谈往录》三编，北京出版社1990年，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