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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及其表演艺术和剧本创作

时间:2023-04-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五节曹禺及其表演艺术和剧本创作一、创作生平曹禺,原名万家宝,字小石。期间他导演了自己编剧的《日出》,并创作完成了《原野》。不久,曹禺参加了《少奶奶的扇子》的排演,排演中张彭春发现了曹禺富有魅力的表演天赋。张彭春还同曹禺一起共同翻译和改编了《争强》、《新村正》和《财狂》等多个中外名剧剧本,从而为曹禺后来的剧本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曹禺及其表演艺术和剧本创作

第五节 曹禺及其表演艺术剧本创作

一、创作生平

曹禺(1910~1996年),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幼时入私塾,10岁能背诵《道德经》、《易经》、《古文观止》,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西游记》、《镜花缘》、《红楼梦》,还看过大量翻译小说现代文学作家郁达夫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10岁被父亲送到汉英译学馆学英语,12岁考入南开中学,16岁模仿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写了小说《今宵酒醒何处》,第一次以曹禺做笔名

1922年考入南开中学,1925年加入南开新剧团,曾演出过张彭春编导的《新村正》、《娜拉》、《争强》等许多戏。1928年升入南开大学政治系,1929年与张彭春合作翻译改编高尔斯华绥的《争强》等剧。1929年张彭春再次赴美,临行前送了曹禺英译本《易卜生剧作全集》,他“咬着牙”读完,他到老都记得《国民公敌》中马医生的台词:“最孤立的人是最强的人”,并“懂得了许多戏剧方面的知识和技巧,懂得戏的结构奥妙,以及结构于一出戏的作用”[20]。与此同时,他从南开大学订阅的英文杂志《剧场月刊》上读到了尤金·奥尼尔的作品《马可波罗》,随即对这位美国剧作家的剧本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说:“我觉得奥尼尔的剧作不仅是现实主义的,还有一种牵动人心的幻想、希望和期待,就是那种让人说不出来,又能感到的理想的情愫。”[21]

1929年秋,曹禺从南开大学改考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西方剧作家的剧本,1933年,完成了《雷雨》的创作。1934年毕业,先后在多所学校任教。1935年,他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期间完成了《日出》的创作。同时,他继续在南开新剧团任演员,演出了莫里哀的喜剧《财狂》(即《悭吝人》)等剧。

1936年,应余上沅校长的多次邀请,曹禺前往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教,教授《西洋戏剧史》、《剧本选读》等课。期间他导演了自己编剧的《日出》,并创作完成了《原野》。抗战爆发后,他随国立剧专迁到重庆附近的江安,在担任教导主任的同时,教授《编剧技巧》等课程,并创作完成了《蜕变》、《北京人》。皖南事变发生后离开江安。

1940年任复旦大学英文教授,兼教戏剧。1942年改编了巴金的小说为4幕剧《家》。1946年与老舍应邀赴美讲学,会见布莱希特,观看了劳伦斯主演的《亨利四世》。

1947年回国,在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任教授。1949年2月,离沪赴港,乘船绕烟台抵解放了的北平,参加即将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后,曹禺历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北京人艺第一任院长。1978年后,先后担任北京人艺院长、中央戏剧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执行主席等职务。

二、剧作及其特征

在剧本创作上,曹禺不是一个多产作家,全部创作剧目只有10部:《雷雨》(1933年)、《日出》(1935年)、《原野》(1936年)、《蜕变》(1940年)、《北京人》(1941年)、《家》(1942年)、《明朗的天》(1954年)、《胆剑篇》(1961年)和《王昭君》(1978年),有与宋之的合作的《黑字二十八》(1938年)。此外还有1937年根据法国作家腊皮虚(Labiche)的3幕剧《眯眼的沙子》改编的独幕剧《镀金》,以幽默的笔调,讽刺了小市民爱慕虚荣和自私自利的缺点;1940年春根据墨西哥作家约瑟菲纳·尼格里的《红色绒线外套》改编的喜剧《正在想》,描写一个变戏法的班主,因演出效果不好,只得改演时髦的文明戏来吸引观众的故事。

在中国话剧史上,虽然曹禺不是奠基人,“但他具有一个天才剧作家不可或缺的哲学意识、广博学识和诗人气质,有天才的美感、敏感和洞察力,以他的力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成为了中国话剧史上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的人物”[22]

他的剧作格言是:“现实主义的东西,不能那么现实”;“太真实了反而不真实”。

他的剧作最显著的特点是:时代背景写得非常模糊。

他前期剧作的主题是:

1.个性被压抑,不能实现自我的苦闷交织,令人窒息的悲剧感。

2.一方被挤压后的主动出走,想要逃离生存环境的迫切心理,反衬出背后真正的被动的逃跑和躲避;另一方被挤压后清醒地预知逃不出天罗地网,而主动追堵,反衬出鱼死网破的挣扎之举的悲剧感。

他的作品被多次改编成戏曲、歌剧音乐剧、芭蕾舞剧、电视连续剧等;作品还被翻译成了英、法、俄、日、越南、朝鲜、罗马尼亚等文字,先后被日本、美国、前苏联、韩国、丹麦以及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搬上舞台。

三、表演艺术

(一)遇恩师

曹禺对话剧艺术的感知和理解是从南开学校开始的,他的恩师是张彭春先生。曹禺对这位老师是铭记在心的,当他的第一部剧作《雷雨》问世时,他就在《雷雨·序》中说:“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

他第一次接受张彭春的艺术指导,是1926年他在南开中学初中部排演丁西林的《压迫》和田汉的《获虎之夜》的时候。在张彭春严格而民主的导演作风指导下,曹禺从一个只凭自己直觉演戏的学生,变成了跟着导演的步骤,从分析剧本入手,到剧本的主题再到角色体现的半专业的演员。虽然多少还有些业余的味道,但是《压迫》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曹禺参加了《少奶奶的扇子》的排演,排演中张彭春发现了曹禺富有魅力的表演天赋。别看曹禺个子不高,平时不爱讲话,总是沉默地坐在角落里,不为人注意,但是只要他一上舞台表演起来,却总是能对角色有很好的把握,恰如其分地体现出导演的意图。而且他清秀的面庞,格外明亮的一双眼睛中,流盼之间透露着一种迷人的力量。他的嗓音深厚甜润,念起台词来很有韵味。

在张彭春的指导下,曹禺先后演出了《国民公敌》、《娜拉》、《争强》、《新村正》、《财狂》等多出剧目。张彭春还同曹禺一起共同翻译和改编了《争强》、《新村正》和《财狂》等多个中外名剧剧本,从而为曹禺后来的剧本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初露表演才华

1927年,当张彭春决定把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搬上舞台时,便挑中曹禺来担任女主角。为此,曹禺曾回忆说:当时风气,男女不能同台。我在中学时多半扮演女角色。我演的头一个女主角戏是易卜生的《国民公敌》。

他是第一次演出易卜生的戏剧,又是第一次担任主要角色,而且是扮演女主角,他把全身心都投入角色创造中。张彭春引他进入了新的艺术境界,他的表演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排练演出中,当曹禺表演得十分出色时,张彭春会情不自禁跑过去拥抱他,作为奖励。

《国民公敌》是一部战斗性很强的作品,气势逼人。复杂而生动的剧情,具有英雄气概的斯托克芒的形象,雄辩而饱含哲理性的语言,高度的戏剧技巧,带给曹禺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感动。他在剧中扮演斯托克芒的女儿,裴特拉也像她的父亲一样坚持真理,她认定父亲是会赢得胜利的。

然而,就在《国民公敌》准备在校庆纪念日演出的时候,校方下达了紧急通知:此剧禁演。原来,天津市政当局认定该剧有政治宣传作用。如果说,曹禺过去还不甚了解戏剧的社会意义,而在《国民公敌》的排练过程中却体验到了。他愤慨地说:仿佛人要自由地呼吸一次,都需要用尽一生的气力!

1928年,在易卜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张彭春为避开军阀当局的审查刁难,把《国民公敌》改名为《刚愎的医生》公开上演。此剧演出时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曹禺所扮演的裴特拉,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的报道曾有过记载:连演两天,每次皆系满座;实地排演时,会场秩序甚佳,演员表演至绝妙处,博得全场掌声不少。

(三)把握每次机会

曹禺不肯放弃任何一个演剧的机会。南开中学演剧成风,即使一个班级开个游艺会也要演戏。据1928年5月出版的《南开双周》报道,不到一个月,有三个班级演出了《多计的仆人》、《咖啡店之一夜》、《瞎了一只眼》、《换个丈夫吧》等。1928年4月,高三文科政治学班模仿议会开会,会后演出未来派的剧本《换个丈夫吧》,曹禺参加了演出。

未来派的戏剧,是戏剧翻译家、理论家宋春舫首先译介过来的,国内很少有人演出。宋春舫介绍时,也是不赞成未来派的,不过供别人参考罢了。但是,曹禺还是把它演出了。

这出戏的剧情有些滑稽味道:说的一个叫鲁雀的人死了,妻子又找了一个丈夫。可是她不满意这个丈夫,总是思念着鲁雀。这个新丈夫不满意她,便赌气说:“我望他活转来,把你带去。”不料,鲁雀竟真的活转过来了,这使妻子和这位新丈夫都异常惊讶。但怎样解决目前这种尴尬的局面呢?妻子发现她自己既思念鲁雀又爱着新的丈夫,于是便决定,让这两个丈夫轮流死去,然后再活转过来同她一起生活。

的确,这个戏是很滑稽的,死了的人怎么能活转来呢?即使活了过来,哪里还能再叫别人去死呢?妻子被人占去不算,还要自己一步一步爬进棺材里去,这是很难办到的。正如译者所说:未来派的剧曲,完全是一种“没理由”的滑稽剧。据未来派的意思,全世界无非是一个大游戏场罢了!无论怎样严重悲惨的事,他们看起来,总是一种供人玩笑的好题目。这出戏由曹禺、江樵和陆以洪表演,曹禺扮演妻子,演出效果“诙谐绝伦”,逗得全班同学捧腹大笑。

(四)成为演技派演员

1.扮演娜拉

继《国民公敌》之后,张彭春又把《娜拉》搬上舞台,他把曹禺推到了挑起大梁的位置上,让曹禺扮演女主角娜拉。《娜拉》并不好演,它没有特别诱人的故事和热闹的场面,演员不多,很容易演冷场,到曹禺这次演出前,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剧团公演过。国外评论家有个共识,那就是这出戏的效果是通过主人公娜拉产生的,因此成败与否全在于扮演娜拉演员的表演。《玩偶之家》是很特殊的一出主角戏,而且几乎是一出女主角戏。支撑全剧的是一种情感,它集中于一个人,并且单独从她那里迸发出来。基于这个原因,娜拉·海拉茂在欧洲的保留剧目中成为一个传统的角色;不断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演员在这个角色身上检验她们的才能。

在张彭春坚持从生活出发,从人物性格出发,让演员在舞台上生活,而不是做戏的指导思想下,18岁的曹禺,男扮女角,在这次“检验”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展现了他那天才的演技。

南开中学的瑞廷礼堂中,观众挤得满满的,由于《国民公敌》的成功,观众对剧团、对导演、对演员充满着高度的信任感。因此,观看演出的,不但有学校的师生,有的家属都闻讯而来了。也许是曹禺在自己家里就受够了那种压抑的气氛,因而,对娜拉那种不断增强的专制压抑,有着亲身的体验,帮助他进入角色的内心世界中去。他把全身心投入进去,他动作的节奏、幅度,在舞台上成为了角色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动。他的朗诵也是杰出的。他曾下过苦功进行台词训练,爱伦·特蕾的台词唱片,他反复聆听过,潜心领会过,如今,在舞台上娴熟地表现出来了。特别是他的声音,具有一种魅力。他的表演使观众倾倒了。

演出后校刊报道说,1928年10月17日晚,新剧团公演易卜生的名剧《娜拉》,“观客极众,几无插足之地”。此剧意义极深,演员颇能称职,最佳者是两位主角万家宝和张平群先生,大得观众之好评。

鲁靭曾回忆《娜拉》的演出:曹禺演的娜拉,在我的脑子里是不可磨灭的,这个戏对我影响很大。那时,我在新剧团里跑龙套,从旁边看得更清楚。我敢这样说,现在也演不出他们那么高的水平。我总觉得曹禺的天才首先在于他是个演员,其次才是剧作家。我这个结论,你们是下不出来的,别人没有看过他的演出也下不出来,只有像我这样看过的,才能得出这种毫不夸张的结论。到现在,这样好的艺术境界、艺术效果是很难找到的。他把娜拉和海拉茂夫妻间的感情,甚至她的感情分寸,都很细腻地、精湛地表演出来,这就不能不令人倾倒。像伉鼐如、张平群都是大学教授,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现在哪里去找。张平群是德国留学生,娶了个德国老婆,但这个德国老婆走了,正是那个时候,他是有那种感情体验的。曹禺也是很有修养的。那时,他演戏是用全部身心来演的,他不是职业化的演员,他不会那套形式,但凭全身心来演,就格外真实感人。

由于这些演出,曹禺深得师生喜爱,人们都亲昵地把他称作“咱们的家宝”。而曹禺和南开新剧团的伉鼐如、张平群、吴京、李国琛等人被天津市的文艺界誉为“南开五虎”。

曹禺回忆《娜拉》的演出时说:1928年10月公演易卜生名剧《娜拉》,由我扮演娜拉,张平群演娜拉的丈夫海拉茂律师。我们一面上学,一面排演,每次演出都很用心,很努力。当时《娜拉》的演出在天津是件很大的事,尤其在教育界引起很大的注意,演出后报纸上纷纷刊载评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对于曹禺来说,他十分留恋这段戏剧生活,他感谢南开新剧团,感激张彭春老师启迪了他对戏剧的浓烈兴趣,使他得以深入戏剧堂奥之中:

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着玩,而是借戏讲道理。它告诉我,戏是很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它使我熟悉舞台,熟悉观众,熟悉如何写戏才能抓住观众。戏剧有它自身的内在规律,不同于小说和电影。掌握这套规律的重要途径,就是舞台实践。因此,如何写戏,光看剧本不行,要自己演;光靠写不成,主要在写作时知道在舞台上应如何举手投足。当然剧作家不都是走我这样的道路。

诚然,像莎士比亚、莫里哀都曾有过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而曹禺,正是在这样的演戏生活中通向他自己的戏剧创作道路的,可以说是一条最好的达到成功的道路。

2.扮演韩伯康

在《财狂》中,曹禺并没有扮演女主角,而是扮演了一个与他年龄、性格反差极大的守财奴韩伯康,他的演技仍然征服了观众,甚至评价比《娜拉》还好。

他在表演时,懂得如何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处理台词,懂得如何用眼睛、手势、动作传达喜怒惊惧的表情。最后一场,韩伯康因破产而声嘶力竭的吼叫、疯狂的暴跳和绝望地扑倒在地,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财狂》剧照(中者为曹禺)

当年萧乾等人曾在《南开校友》1935年第1卷第3期上发表了评论文章,在论及曹禺的表演时,他说:“许多人把演戏本事置诸口才、动作、神情上,但万君所显示的却不是任何局部的努力,他运用的是想像。他简直把整个自我投入了韩伯康的灵魂中。”

(以上参考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四、剧本创作

(一)《雷雨》

1.创作经历

据曹禺回忆,他写《雷雨》是在南开读书时就动了念头的,即所谓“从下种到结出果实,大约有五年”。那时他已有了数年的编、导、演的经历,接触了不少中外好戏,虽然眼界开阔了,舞台实践和编剧经验也丰富了一些,但他的心“像在一片渺无人烟的沙漠里,豪雨狂落几阵,却立刻渗透干尽,又干亢燠闷起来”。他开始日夜摸索,“醒着或梦着,像是眺望时有时无朦胧的幻影……猛古丁地眼前居然从石岩缝里生出一枝葱绿的嫩芽——我要写戏”。郑秀女士后来详细地回忆了他写这部巨著的过程:“每晨,当我们在阅览室坐下,他打开稿件纸袋,取出《雷雨》的手稿和素材,只见张张稿纸上画满了红、蓝色的杠杠道道和修改的字句时,就知道头天夜晚他又开夜车了,有时是整宿整夜修改叙文和对话。关键的对话,他就对着一面挂镜,独自对镜模拟剧中人不同的口吻和声调(男女老幼角色兼有),一遍、两遍乃至几十遍,不满意,就一改再改,直至自己认为较为满意为止。”用了3个月的时间,1933年8月,曹禺毕业前夕,《雷雨》创作完成。第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话剧剧本《雷雨》在清华园诞生了。

2.演出概况

完成于清华毕业前夕的1933年,剧本发表在巴金主编的《文学季刊》1934年7月第1卷第1期,1936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雷雨》诞生之前,中国话剧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但尚未出现如此有分量的作品,《雷雨》是中国话剧真正的大戏,使中国话剧的艺术水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标志着中国话剧创作走向成熟,奠定了年轻的曹禺作为中国最优秀剧作家的地位。

《雷雨》国外首演于1935年4月的日本东京神田区一桥讲堂,由留日学生的戏剧团体“中华话剧同好会”演出,杜宣等导演,陈倩君等主演;郭沫若观看了演出,并在日译本《雷雨》的序言上说曹禺对精神病理学、精神分析术等有相当的造诣。

国内最早有记载的演出是1935年8月,由天津市立师范的孤松剧团演出。随后,上海复旦大学演出了《雷雨》:导演欧阳予倩。但真正使《雷雨》一鸣惊人,征服观众的演出是1935年10月,中国旅行剧团在天津演出的《雷雨》,导演唐槐秋,周朴园由唐槐秋扮演,周萍由戴涯扮演,四凤由章曼萍扮演,繁漪由赵慧深扮演。

1936年,曹禺应余上沅的邀请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教期间,他和马彦祥、戴涯等人,为“适应新兴演剧艺术职业化的要求”组织了中国戏剧学会,试图通过演剧深入研究话剧艺术。学会成立后,首场演出的是曹禺的《雷雨》。曹禺导演并主演了周朴园,马彦祥认为在他所见过的十几个周朴园扮演者中,曹禺是演得最成功的。

后来在多次演出中,扮演鲁贵的石挥成为体现《雷雨》形象力度的典范。

北京剧社演出《雷雨》剧照,鲁贵与四凤

曹禺自己曾说:“我确实把《雷雨》作为一首诗来写的。”[23]全剧共4幕,外加一个序幕一个尾声。序幕和尾声的地点均为教堂附设医院内,始终穿插着宗教音乐,其中有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

3.结构与剧情

《雷雨》的1~4幕采用了准三一律的结构方式,全剧的时间是一个夏天的上午到半夜,地点是周公馆小客厅与杏花巷10号,全剧浓缩了两个家庭两代人30年的悲欢离合,它是佳构剧的典范之作。

《雷雨》的主要事件:

(1)周朴园30年前对侍萍的始乱终弃;

(2)周萍与繁漪在几年前曾经有过的恋情;

(3)周萍与四凤之间他们以为的爱情关系而实际上的乱伦关系。

全剧环环相扣,惊心动魄,先行事件的巧妙安排和利用,剧情的集中和紧凑,让人目不暇接,不断的发现和突转贯穿始终,精妙的结构艺术和悬念设置技巧在中国话剧史上叹为观止。

4幕剧《雷雨》的剧情大意是:在周家当佣人的鲁贵不顾妻子鲁妈的劝告,把女儿四凤介绍到了周家当丫头,并时常向女儿讨酒钱。周家大儿子周萍早已厌倦了与继母繁漪不正当的关系,因喜欢上四凤,决定离家出走,远离繁漪。听说周萍要走,躲在楼上两个星期的繁漪克制不住,忽然下楼来想办法留住周萍,结果被两年没回家的丈夫周朴园撞个正着。周朴园因担忧繁漪的身体,强行让繁漪喝药,给天真的周家二儿子周冲心灵上留下了创伤。果然,四凤与周萍相爱,繁漪极力阻止,并告诉周萍的生母另有其人。在外地打工许久没有回家的鲁妈回来了,她到周家来找丈夫鲁贵,却发现周家的陈设与她30年前所在的雇主家是一样的,而更让她担心的是女儿四凤居然成了周家的丫头。她带走了四凤,并让女儿发誓再也不见周家的人。半夜下起了暴雨,周萍来到四凤家敲开了窗户,当听到鲁妈回来时,他想逃出去,却被一直在窗外监视的繁漪锁上了窗。鲁妈在自己家里看见了最担心的事情,女儿的悲剧远甚于自己:自己当年仅仅是被有钱人家的少爷始乱终弃,而女儿陷入的则是乱伦的境遇。暴风雨的夜晚,繁漪、周萍、四凤、鲁妈,一个追一个的跑回了周家,周朴园当着众人的面,让周萍叫鲁妈为妈。真相大白了,四凤忍受不住这意外的打击冲出大门跑到后花园,周冲随即跟上,却不曾想,花园里有一根断了的电线结果了两条无辜的生命。因逃避引诱后母的罪而招致更大的乱伦罪的周萍拿起枪结果了自己,繁漪和侍萍因为儿子和女儿的死亡而精神崩溃,一出惨绝人寰的悲剧落下帷幕,留给周朴园的是漫漫无期的精神流放。

4.人物特点分析

剧中人物有名有姓的为8个人,主要人物类型综括为:

(1)周朴园,从社会的反叛者到归顺者。

他年轻时接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指望着实业救国,他蔑视当时社会规范而勇敢地与女佣人侍萍相爱,并生下了两个儿子。然而,年轻时以为一个男人可以不管社会规范而我行我素地活着,年龄稍长却渐渐明白一个男人要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就不得不考虑社会舆论和家族的发展,逼得他终于从反叛社会和家庭变为了归顺和妥协,于是他听任家里赶走了年轻而无辜的侍萍,和一个他根本没有爱过的女人结了婚。那个在侍萍之后、繁漪之前的没出场的女人在他的一生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涟漪,同样,他也从来没有爱过繁漪,他把他最真挚的怀恋和正式妻子的名分给了那个被他家赶走并投河自尽(他以为她死了)的侍萍。当他毁了自己一生的爱情之后,他转而成为一个“好人”商人。他心中的负罪感,使他不能再爱繁漪,毁了繁漪的一生;使他害怕周冲有怪想法,周冲的举动引起他特别的恐慌;使他极力压制周萍的个人想法,要求周萍严格地按照社会的要求行事。最后,他遭受的是儿子的死亡和前后两个爱过他的女人侍萍和繁漪的精神崩溃,天地间只剩下了他自己在清醒地咀嚼着永远无法解脱的精神痛苦:“……我忽然悟到做人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2)繁漪,困兽犹斗者。

为了追求不可能达到的目的,在苦斗中毁灭的女性形象,她的形象种子是一只被圈禁在狭小的铁笼里的困兽,她不理解周围的人,甚至自己的儿子,只为了自己的天性和爱情在作最后的挣扎,最后不惜鱼死网破。这是一个罕见的艺术典型,她几乎和剧中每个人都有联系——是周朴园的第二个妻子、第三个女人——是继子周萍的情人——是周冲的生母——是四凤的女主人和情敌——是侍萍前情人的妻子——是鲁贵的女主人。她在剧中的行动有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整出剧展现了她前后一致的中心行动是不放弃与周萍的感情,留住周萍,她后来的所有行动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结果她在这场拼杀中不但没有挽回自己的爱情,反而揭开了更大的一出悲剧的面纱,毁灭了其他人的生命,甚至搭上了自己儿子的性命,终于使自己精神也彻底崩溃了。

(3)鲁妈,一生走不出情感世界的人。

每一出戏剧,都有其决定剧情情节发展走向的关键性人物,在《雷雨》里,这个关键人物是侍萍(鲁妈)。她有大户人家的气质,从小生活在周公馆,因作陪读而识文断字;她年轻时长得很美;她与周朴园青梅竹马,有过真诚的爱情,有过甜言蜜语的日子,完全是不顾社会的规范而纯粹是出于感情的角度结合的。离开周朴园后,她再也没有寻找到真正的爱情,没有找到过哪怕是一点能和她与周朴园在一起曾有过的那种幸福。为了私生子鲁大海,她嫁过两次人,遇人都很不如意,从鲁贵的人品上也可以想见她第一次嫁的人比鲁贵也好不了哪去,对照鲁贵的自私、刻薄、没有廉耻和没有自尊,她怎么能够不去怀念那个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曾经留学德国、胸怀理想、才华横溢并且曾经也爱过她的周朴园呢?她曾经因为活得不好,活得不如意,刻意地躲避曾经的恋人和负心人周朴园,她搬到了天津,但在她内心深处她是多么渴望当年的情景能再现啊!当魂牵梦萦的那个人终于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那远离周朴园才能建立的永远不见周家人的誓言是多么虚弱无力,理智在旧时情感的巨大冲击面前灰飞湮灭,她几乎是一次又一次顽强地提醒周朴园,终于让周朴园从记忆的深处认出了她。结果无意间捅开了的女儿和儿子之间的悲剧,使他们失去了生存的理由;结果,她刻意避免悲剧发生的努力变成了促使悲剧的发生;结果她除了精神崩溃外再没有可以逃遁的地方。[24]

(4)周冲,性本善良的青春萌动少年。

看完整出《雷雨》后,人们往往对周冲留有真切的好感,他最无辜,是个令人惋惜的牺牲品。曹禺自己曾说:“在《雷雨》里的八个人物,我最早想出的,并且也较觉真切的是周繁漪,其次是周冲。”(《雷雨》序)

周冲从开场开始,一直在苦苦追求着四凤,直到最后,他才从懵懂中清醒地宣布道:“不,不,我忽然发现……我觉得……我好像并不是真爱四凤:以前,我,我,我,——大概是胡闹!”因此,作者写出的是一个纯情萌动时期的少年的举动:他爱的不是四凤,而爱的是女性,或者说得更具体些,他爱的是爱情。于是,一旦这种根本就谈不上爱情的爱情一旦破灭,他只有死路一条。

同时,他“藏在思想的堡垒里”,憧憬社会的美好、家庭的温馨和爱情的甜蜜,他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周围。他惊恐地看着父亲威逼母亲喝药时的淫威;他惶恐地面对鲁大海的“侮慢”;他在不知不觉中硬跟在别人的后头跌进了沼泽,陷入低谷。“在《雷雨》郁热的氛围里,他是个不调和的谐音,有了他,才衬出《雷雨》的明暗。”(《雷雨》序)

5.对演员的指导

曹禺写戏的过程完全是演戏的过程,他对每一个角色的表演方法和力度都心知肚明,他曾在《雷雨》序中这样写道:

“写《雷雨》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我的戏会有人排演,但是为着读者的方便,我用了很多的篇幅释述每个人物的性格。如今呢,《雷雨》的演员们可以藉此看出些轮廓。不过一个雕刻师总先摸清他的材料有哪些弱点,才知用起斧子时哪些地方该加谨慎,所以演员们也应该明了这几个角色的脆弱易碎的地方。这几个角色没有一个是一具不漏的网,可以不用力气网起观众的称赞。譬如演鲁贵的,他应该小心翼翼地做到‘均匀’‘恰好’,不要小丑似的叫《雷雨》头上凸起了隆包,尻上长了尾巴,使它成了只是个可笑的怪物;演鲁妈与四凤的应该懂得‘节制’(但并不是说不用情感),不要叫自己叹起来成风车,哭起来如倒海,要知道过度的悲痛的刺激会使观众的神经痛苦疲倦,再缺乏气力来怜悯,而反之,没有感情做柱石,一味在表面上下功夫更令人发生厌恶,所以应该有真情感。但是要学得怎样收敛运蓄着自己的精力,到了所谓‘铁烧到最热的时候再锤’,而每锤是用尽了最内在的力量。尤其是在第四幕,四凤见着鲁妈的当儿是最费斟酌的。两个人都需要多年演剧的经验和熟练的技巧,要找到自己情感的焦点,然后依着它做基准来合理地调整自己成了有韵味的波纹,不要让情感的狂风卷扫了自己的重心,忘却一举一动应有理性的根据和分寸。具体说来,我希望她们不要嘶声喊叫,不要重复地单调地哭泣。要知道这一景落眼泪的机会已经甚多,她们应该替观众的神经想一想,不应刺痛他们使他们感觉倦怠甚至于苦楚,她们最好能运用各种不同的技巧来表达一个单纯的悲痛情绪。要抑压着一点,不要都发挥出来,如若必须有激烈的动作,请记住:‘无声的音乐是更甜美’,思虑过后的节制或沉静在舞台上更为人所欣赏的。

“周萍是最难演的,他的成功要看挑选的恰当。他的行为不易获得一般观众的同情,而性格有时很复杂的。演他,小心不要单调;须设法这样充实他的性格,令我们得到一种真实感。还有,如若可能,我希望有个好演员,化开他的性格上一层云翳,起首便清清白白地给他几根简单的线条。先画出一个清楚的轮廓,再慢慢地细描去。这样便井井有条,虽复杂而简单,观众才不会落在雾里。演他的人要设法替他找同情(犹如演繁漪一样),不然到了后一幕便会搁了浅,行不开。周朴园的性格是比较容易捉摸的,他也有许多机会做戏,如喝药那一景,认鲁妈的景,以及第四幕一人感到孤独寂寞的景,都应加一些思索(更要有思虑过的节制)才能演得深入。鲁大海自然要个硬性的人来演,口齿举动不要拖泥带水,干干脆脆地做下去,他的成功更靠挑选的适宜。”

(二)《日出》

1.发表前后

1935年,中国旅行剧团在北平演出期间,唐槐秋患重病在陈绵家调养。一天,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现为天津美术学院)教书的曹禺得空儿去看望唐槐秋,为了让唐槐秋早日康复,他特地来给唐槐秋讲诉他新编的《日出》剧本,让他高兴。同时他告诉唐槐秋:“剧中的几个主要角色,中旅正好都有,我在写剧时常常想到他们:唐槐秋的潘经理,戴涯的李石清,姜明的福升,谭汶的黄省三,唐若青的陈白露,白杨的小东西,‘妈妈’吴静的顾八奶奶,章曼频的翠喜,赵慧深的李太太……”[25]结果,唐槐秋的病果真马上好了起来。

曹禺回到天津继续他的创作。1936年6月,《日出》第1幕在《文学季刊》上刊登,因为是连载,杂志社催得很紧,巴金亲自做校对,曹禺便夜以继日地写,写得很苦。当他写好之后,中旅已经南下回上海了。于是,曹禺很遗憾《日出》没能在天津首演。

《日出》发表后,《大公报》文艺副刊曾组织过笔谈,先后以两个正版发表了巴金、茅盾、叶圣陶、朱光潜、靳以、沈从文、陈荒煤等的文章,对《日出》给予热情肯定。其中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谢迪克写道:“《日出》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无惭愧地与易卜生和高尔斯华绥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26]1937年,《日出》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由叶圣陶、朱自清、巴金等人组成的文艺奖金审查委员会对《日出》作者的评语是:“他由我们这腐烂的社会里雕塑出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责贬继之以抚爱,真像我们这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摄魂者。在题材的选择,剧情的支配,以及背景的运用上,都显示着他浩大的气魄。这一切都因为他是一位自觉的艺术者,不尚热闹,却精于调遣,能够透视舞台效果。”[27]

2.演出情况

1936年,《日出》由复旦剧社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首演,导演欧阳予倩,凤子饰演陈白露。首演时删去了第3幕。不久,曹禺在南京剧专亲自排演了4幕《日出》,张彭春特地赶来,1、2、4幕由曹禺导演,3幕由张彭春导演。叶子饰演陈白露。

《日出》曾于1937年2月2日至5日,由上海戏剧工作社在卡尔登大戏院演出,凤子扮演陈白露。3月19日至23日,由“中华留东同学会话剧协会”在日本东京一桥讲堂上演,凤子再次扮演陈白露,观众超过3000人次。第4场演出时,日本政府强令剧团删去了第3幕,因此,协会停演了第5场。

《日出》剧照

《日出》上演后的许多年里,大家公认1936年中国戏剧学会演出《日出》,马彦祥饰演的油头粉面、扭捏作态、女里女气的社会渣滓形象为“天下第一胡四”。(www.zuozong.com)

《日出》全剧在北平第一次演出是1940年,由北京剧社演出。导演陈绵,执行导演石挥。

3.结构

《日出》采用的是人像展览式的剧本结构,截取的不是生活的纵向流程,而是生活的横断面,没有主要的人物,人物关系是互为宾主,相互陪衬,烘托出一个主要角色,这个主要角色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

《日出》的时间跨度为一个星期,反映的是当时(20世纪30年代)中国北方某大城市(天津)的奇形怪状。

和《雷雨》一样,《日出》也是一首诗,诗心即为:“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日出》的创作,最初就是从这几句诗发酵而演绎出来的。”[28]

4.剧情大意

4幕剧《日出》的剧情大意是:交际花陈白露以银行家潘月亭为背景,住在大旅馆里,以夜生活为生活方式,童年时代的好友方达生闻知她“堕落”的消息,从家乡跑到都市来,企图以结婚的方式感化她、挽救她,被拒绝。同楼的孤女小东西为了逃脱金八的魔爪误入陈的房间,陈白露虽全力救助,小东西终于还是被卖到下等妓院宝和下处,不堪凌辱而死。平民出身的银行职员李石清看不起老实而被社会抛弃的黄省三,铤而走险,通过要挟潘月亭而坐上了银行襄理的位置,但很快被潘月亭耍弄。潘月亭自己又被金八挤垮,陈白露失去了潘月亭这个经济上的靠山而又不愿意苟活,选择了自杀身亡。原来看不惯都市糜烂生活的方达生留在了城市里,决定跟金八们斗一斗。

5.人物分析

《日出》人物众多,大部分人物展示的只是他们生活的一个侧面甚至一个点。它与一般人像展览式结构剧作最大的不同点有两个:其一,它在众多类型化人物中,写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串联人物陈白露,这个形象作为《日出》视线的深刻和成功,使《日出》成为意识与形象结合得最为圆满的经典之作;其二,写出了剧中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的人物金八,他是《日出》中无所不在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代表了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推动及左右着剧情的发展,使《日出》成为寓意与厚度结合得最为圆满的经典之作。

××旅馆里“没有一个正经人,没有一句正经话”,全是寄生虫。

曹禺曾经给《日出》出场人物角色排队时,是按照这样的顺序的:陈白露、方达生、顾八奶奶、张乔治、胡四、潘经理……

(1)金八,所有人物都在其无形的魔掌之下生活和死亡。

不管你是小得可怜的女孩儿小东西,或是许多人恭维敬仰的银行经理潘月亭,这儿没有人不怕金八。这儿仅有一个仿佛想跟金八拼一拼的人物——方达生,但作者没让他做什么,把他放走了。当年的剧评中曾有言:作者好像已经告诉我们,方达生“不说他一定不敢去斗金八,即便他真个会挺枪跃马直奔金八,也不过如堂·吉诃德之徒然撞到风磨上而已”[29]

(2)李石清,浓缩了人生最大起伏的历程。

如果说潘月亭是个没成型的金八,二号臭虫;顾八奶奶、胡四是两个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儿的活宝;福生、黑三是一条狡诈、一条凶恶的两条走狗;张乔治是喝过海水的一个醉生梦死的崇洋骨头的话,那么,李石清则是这批寄生虫中,为了往上爬而丧失人性、跌得最狠的一个。

他是一个地道的配角,只在2、4幕出现,但脉络被描写得非常清晰,剧中选取了他整个人生中的一个突变阶段,从爬上去到跌下来只有一个星期,但却是他一生中最有戏剧性、行动最积极的阶段。“他原来是大丰银行的一个小职员,凭着狡黠和逢迎的本领现在升为潘月亭的秘书,他竭力效仿他心目中大人物的气魄。其实,他常是偷望着人的颜色,顺从而谄媚地笑着。当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出他额头是一条条的皱纹,蓄满了他在人生所遭受的羞辱、穷困和酸辛。在这许多他所羡慕的‘既富且贵’的人物里,他是有‘自惭形秽’之感的。他恨那些在他上面的人,又不得不逢迎他们。他把愤恨咽在肚里,只有回到家一起发泄在可怜的妻儿身上。”剧中李石清的交锋和交流的对手分别是:他的妻子、潘月亭和黄省三。

他在妻子面前,展示的是他身上正常人的一面:一个负责任的丈夫,爱妻子,希望自己能给家人创造一个好的生活。他对妻子感叹道:我恨,我恨我自己为什么没有一个好父亲,生来就有钱,叫我少低头,少受气。我不比他们坏,这帮东西……并不比我好,没有脑筋,没有胆量,没有一点心肝。他们跟我不同的地方是他们生来有钱,有地位,我生来没钱没地位就是了……这个社会没有公理,没有平等。

他在潘月亭面前,表现的是他身上不择手段的一面和小人得志的德行。他先是用偷窥的方式得到了襄理的职位,然而,他错误地估高了潘月亭的人格,以为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帮潘月亭在做公债上狠赚几十万,潘月亭会感激他,结果却被解雇了。正当他的恶气无处吐的时候,又得知了潘月亭被金八坑了的消息,于是,“三等货”的他要看看“头等货”的潘月亭的下场,然而,生活再次耍弄了他。

还没有从报复潘月亭的快感中缓过来,就立刻又受到了致命打击:生病的儿子因为没有钱得到及时的医治,已经断了气。

他在黄省三面前,展现了一个聪明人在那样一个社会里没有出路和选择做小人的原因和无奈。第一次与黄省三见面,他怒斥他:“你既没有好亲戚,又没有好朋友,又没有了不得的本领。好啦,叫你要饭,你要顾脸;叫你拉洋车,你没有力气;叫你偷,你又胆小。你满肚子天地良心,仁义道德,你只想凭着老实安分,养活你的妻儿老小,可是你自己连一个老婆都养不住。你简直就是个大废物,你还配养一大堆孩子!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不是替你这样的人预备的。”当李石清再次见到黄省三的时候,他知道他买了鸦片亲手毒死了自己的3个孩子,知道了他投河自尽却被人救了起来,知道了法院判他杀死几个孩子是精神错乱不负法律责任又把他放了出来。当他想活下去的时候,没有人给他活路,而当他想求死的时候,社会又偏不让他死。黄省三的凄惨命运把刚刚被潘月亭利用完之后惨遭辞退,人格上受到了极大的侮辱的李石清的心都搅乱了。他同情黄省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表示了深深的同情:“这个傻王八蛋,为什么疯了?为什么疯?你太便宜他(潘月亭)了。”

最后的李石清只落得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黯然神伤。

(3)陈白露,梦醒了找不到出路的人。

在这批寄生虫中间,还有一个聪明人,她知道太阳是为谁出的,可是到最后也只能以安眠药作她的归宿。在短短一个星期中,五条路贯穿陈白露的始终。

第一条路,也是看上去最好的路,是与向她求婚的方达生结婚,而她拒绝了走这条路。

第二条路,是与潘月亭继续保持暧昧关系,以期继续苟且过经济上说得过去的生活,随着潘月亭的破产,这条路被堵死了。

第三条路,是与向她求婚的张乔治结婚,然而对于张乔治的人品,陈白露是打心眼儿里鄙视的,她不可能与他生活在一起。

第四条路,也是最可悲的路,是继续做她的所谓交际花,所托之人一个不如一个,最后到年老色衰时,变成翠喜那样下等妓院的下等妓女。

第五条路,生活逼迫她只剩下最后一条路——结束自己年轻而美丽的生命,离开这个世界。她有太多的惋惜和无奈,毕竟,她才23岁,但自尊和梦醒了的无路可走,使她只能选择死亡。

尽管我们做了这样近乎悲惨的分析,但是,不能忘记陈白露还有她抱定生活的希望之路。当年曹禺在国立戏剧学校排演《日出》时,曾对扮演者叶子说:“演陈白露,不仅要表现出她是一个周旋于十里洋场中的交际花,更要让人看到她身上还有以往的那种纯洁、率真、对生活充满青春活力的心魄。”[30]

在曹禺写作的那个时代,失业、跳河、吃安眠药、毒死儿女、贩卖人口、逼良为娼……几乎是每天都可以从报纸新闻栏中看到的标题。曹禺在剧中一一控诉。这儿有:不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被人拿皮鞭子抽,烟签子扎,为了一顿稀饭,情愿忍受一顿毒打的小东西;有一个月挣13块钱,扣净剩10块2毛5分,要养活一家子五六口人,没日没夜,累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到了还被裁掉的小书记黄省三;有“哪个不是父母养活的,哪个小的时候不是亲的热的妈妈的小宝贝;哪个大了不是也得生儿育女在家里当老的?”然而却成了“四面叫人搂着三面,无论谁来,管他生的熟的,说拉铺就拉铺,就得把裤子拉下来……”的妓女翠喜。

那个世界就是一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烂泥的世界。

(三)《原野》

1.演出概况

《原野》最初发表于1937年4月至8月的《文丛》第1卷第2期至第5期上,1937年8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原野》发表后同样受到像前几个剧目一样的瞩目与欢迎,被称为是继《雷雨》后的又一出深受西方情节剧和恐怖剧影响的戏剧,“里面有象征的意味,能够让我们感到意外之音”[31]。但是由于剧目在呈现过程中要求的质量与水准,因而没有获得很好的演出机会,也没有得到评论家们的垂青。实际上,曹禺在写完剧本后早已料到这样的结果,他曾在自己的后记上声明:“这个戏的演出比较难,第一,角色便难找,仇虎,焦氏,金子,大星都极重,尤以焦氏不易,怎样把演员分配得均匀,各人在每个角色的心理上展开每人的长处,是很费思索的;第二,布景,灯光都相当繁重,外景太多,而且又需要换得快,如第三幕那连续的五景,每景变换应以十二秒为准,不应再多,不然会丢了连续失去情调,并且每外景的范围也是极难处理……”[32]

《原野》首演于1937年5月,由上海业余影人剧团演出,仇虎由魏鹤龄扮演,金子由舒绣文扮演。1939年,昆明国防剧社的闻一多作为舞台美术设计特邀请曹禺到昆明导演了《原野》。《原野》演出于春城新滇剧院,凤子饰演金子,汪雨饰演仇虎。

1939年《原野》剧照(凤子扮演金子的定妆照,昆明)

1941年,北京剧社演出《原野》的说明书上曾刊登有聂提格的文章:《〈原野〉的演出给予现阶段剧运的意义》,文中有言:“‘演《原野》吗?’在以前人们常抱着一种颓丧的声色对《原野》的演出不敢加以或可或止的做一个肯定的表示,是的,在客观的与本身的条件说,使《原野》上演委实是一件颇费心思的事,在公演的支出上占去一笔庞大的数额不算,而在技术上——装置各部门以及在演技上的探讨——如何圆满的运用,获得预期的效果,这也是使朝夕勤奋于中的设计人员,颇费周折的地方;此外……真是举不胜举。”

北京剧社的演职员曾经以《原野》中的台词激发自己的思想追求:“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泥土散发着芳香,禾根在土里暗暗滋长”;还和着剧中白傻子学机车头的“呜——漆叉卡查——”的声响,齐声合诵着:“天边!坐火车到天那边!”表达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甚至还在铁轨的布景上写上“918”的字样,提醒着观众们。

50多年后的80年代中期,随着国门的打开,新思潮的又一次涌动,多家剧团终于大胆地将《原野》搬上了舞台。尘封了几十年的优秀剧作终于如愿闪烁出了它早就应该有的光彩。

《原野》是一部在表现方式上深受表现主义戏剧影响,而在内容上是一个完全中国化了的剧作,是曹禺“第一次自觉地将话剧这种舶来品与中国传统戏剧表现形式进行结合的一次尝试”。

曹禺自己说《原野》:“这个戏写的是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混战初期,在农村发生的事件。当时五四运动和新的思潮还没有开始,共产党还没有建立,在农村,谁有枪,谁就是霸王。农民处于一个万分黑暗、痛苦、想反抗又找不到出路的状况中。”[33]

2.剧情

3幕剧《原野》的剧情大意是:青年农民仇虎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不幸的是他这个幸福的家庭拥有一块好地。这块好地被同村的恶霸焦阎王看上了,于是焦阎王设了毒计,买通土匪抓走了仇虎的父亲仇荣,逼他用家里的地契来赎人,等地契到手后却撕了票,将仇荣活埋,焦家于是占有了仇虎家的土地。仇荣死后,焦阎王把仇虎15岁的妹妹卖到了窑子里,妹妹不堪凌辱上吊而死。接着他又担心仇虎将来会为他父亲报仇,于是反咬一口,说仇虎通土匪,让衙门来人把仇虎抓进了大牢。仇虎在牢里受尽了折磨,腿被打折了,背被打驼了,浑身上下都是伤疤。八年之后,仇虎带着全家的血海深仇,越狱逃了出来,准备找焦阎王报仇雪恨。当他找到焦家时,他不仅知道自己心爱的人嫁给了焦家儿子焦大星,还知道仇人焦阎王几年前就死了。怎么办?他所面对的全是弱者:瞎眼的老太太焦母,善良而又软弱的焦大星,襁褓中的婴儿小黑子,和他曾经爱过现在也依然爱着的焦大星的媳妇金子。在剧烈的心理矛盾中,最后他还是选择了父仇子报、父债子还的老路,杀死了善良无辜的焦大星,阴错阳差地让焦母杖毙了她的亲孙子,这种复仇的方式和对象是违反仇虎的天性的,因此他立刻陷入了迷惘之中。在他和金子一起想穿过黑森林赶上火车,到“金子铺满地”的理想世界去的途中,他的身后是瞎子焦母的呼喊声和侦缉队员的枪声。在迷乱和内疚中,仇虎在森林里陷入了精神混乱中,最终没能走出自己心造的藩篱,死在了自己的手中。金子则顺着铁路向远处逃去。

3.人物分析

剧中人物只有6位,还包括只有哭声的幼童。

背景人物焦阎王是个暴发户。他曾是军队里营团长一类的人物,不义之财捞得很多了,怕杀头,于是跑回家称霸一方,有枪,有钱,有狗腿子,为非作歹。焦阎王未回家前,顶多是个富农,甚至是贫农,与仇家和花家一样,因为他家没有什么好地,所以他一回家就强占了仇虎家的田地,并把仇虎的父亲害死,设计让仇虎蹲进了大牢,把仇虎的妹妹卖到了窑子里。

主要人物性格塑造为:

(1)仇虎,“我本善良的悲剧英雄”。

他的悲剧是天性善良的人被迫杀人后的心理悲剧。仇家与花家都是贫农,穷人与穷人家关系自然很好,仇虎从小与金子两小无猜,本来可以顺理成章成婚,有一个小家、一个爱他的女人和自己的孩子。但是焦阎王作恶多端,使他永远失去了一切,于是复仇成了他唯一的信条。他怀着刻骨铭心的愤怒来追杀焦阎王,却发现他已经死了。于是,命运的捉弄使他不得不向无辜的人下手,由心安理得变成了灵肉挣扎。他在与金子的快乐中体验着与焦大星过手的痛苦,体现着与焦母搏斗的惊险,最后,只能选择以死来实现自我“流放”。

(2)金子,“原野上一株鲜活的生命之花”。

“野地里生,野地里长,将来也许野地里死”的果敢女人,个性是敢爱敢恨,不顾一切。一方是虽然有着外表强健的身体,但因内心人格委琐羸弱甚至甘愿戴绿帽子的“天生的王八”丈夫焦大星;一方是前途渺茫、外表残缺而内心刚强执着,敢于表达和抓住心爱人的内心情感的仇虎,她义无反顾地拿整个身心抵押给了仇虎,去追寻“那黄金子铺地的地方”。

(3)焦母,虎毒不食子的婆娘。

她是整出戏关键且“最强悍的人”。因为焦阎王对仇虎家做过的一切,她都是见证人与同谋,仇虎将要对焦家做的,她心里极为清楚,因此她像一只母老虎一样舍命保护着她软弱的儿子焦大星和幼小的孙子小黑子,她用尽了威胁和利诱的方法希望仇虎放弃他的想法:先是从仇虎死去的父亲的角度劝说仇虎,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而让仇家断了后代根,接着表示可以放自己的儿媳妇金子跟他走,同时给他提供经济上的支援:要车有车,要钱有钱。但这些都被仇虎干脆地拒绝了,焦母只好走出了自己最后的一招:拿自己的生命去换儿孙的平安,仍然被仇虎拒绝。她于是起了杀心,想先动手在黑暗中用自己的铁杖打死仇虎,结果却误毙了自己的亲孙子,于是她把所有的仇恨集中到了一起,像一个复仇女神一样抱着黑子的尸体叫魂,扰乱了仇虎的心智,迫使仇虎最终不能走出黑森林。

(4)焦大星,“善良、幼稚、轻信的弱者”。

从外貌和身体条件看,他是《原野》里最强的人:30岁上下,满脸髭须,浓浓的黑眉,凹进去的眼,神情坦白,笑起来直爽明朗;身体魁伟,亮晶晶的眼睛有的是宣泄不出的热情。但在心理上,他却是《原野》里最弱的人,他是被溺爱的温室弱苗,要他与其他3个人相抗衡,夹在几大高手之间,他只有死路一条。

(5)常五,贪生、怕死、好酒的糊涂虫。

这样的人在世间不知有多少,摆在《原野》里,和本来真痴真呆的白傻子分担了在剧中索线引情的角色。从前舒服的日子过去了,没了收入,一无所长,一向当惯了主子,到此也不得不做做当年自己都认为不高贵、不够谱的事情。“喜欢喝两盅酒,”实在闲得慌,便托着鸟笼子,各家走走,要么说长道短,要么摆活从前的放荡行为,总之,在别人的祸患中谋求获利。

(6)扮演定位

当年北京剧社上演《原野》时,石挥曾经就如何扮演仇虎、金子和焦母有一个定位:

演仇虎的人不要把恐怖表现得太过了,过敏的人才会把《原野》看成“恐怖性”的戏,“恐怖”与“神怪”是绝不相同的,然而那中间的分野有时候却极其微小,上期壁报中,仇虎化妆就有些超过恐怖而接近神怪了。仇虎的动作要大,一拳挥出去就是一拳,仇虎的动作多少要近些不自然,所以轻快流利的演技有些不太合时宜,因为仇虎有一肚子的恨,“上十年的地狱”生活使他的生理发育上与常人异样了许多,同时也机械了许多,他是才逃出来的囚犯,所以囚犯的动作——常人看来是生硬的,不规则的反常动作要发生在仇虎身上,更要由仇虎身上嗅到监狱的可怕。跛腿是技巧,随便你怎么跛,随便你以哪一条腿做跛脚都可以,但是对你所采取的那一招要有理由,有来源,为了什么缘故,才使你那样跛,演仇虎的演员,要由现在起每日要有二小时以上的“跛行”才不会上台露破绽。

第三幕是最紧张的一幕,没有充沛的魄力是应付不了的,即便是气力足的人,在第一二幕中,也不要用力太大,否则越演越气馁,使全剧失去精彩。

因为他跛腿,对他身手诸部以很大方便,做戏机会多。

拉不下脸来的女演员,绝演不了金子,序幕里的金子与一二幕的金子有了显著的不同。序幕里的金子希求一种真的生命,“厌倦”、“不满”与“希望”三种因素都有。一幕已经是获得了生命而待展望,二幕是展开新生命起始,三幕是对她所祈求的真生命一个回答。金子终于是一个好女性,她怀着一个充满了希望的胎儿走去了。

金子是一个当着人露胸臂满不在乎的人,说话挑大指,拍大腿,动作豪放夸大,面部尤其不老实。我以为在外层最能表现金子心情的是她的“嘴”,也因为这个比较容易做,金子说话要大嗓门,金子不是童养媳之流的只知忍气吞声,也不是“获犊子”、“放重利”、“贩卖人口”的母老虎。

金子的动作要多,地位要活,整个舞台上的金子是一个最能“动”的人物,我们知道《原野》舞台上的人物,仇虎是沉着有力,可是他跛腿,因而较少活动;大星根本是一个迟缓的人;焦母瞎子同样是和仇虎对称的,金子再不夸大的活动,我想一定要失去许多戏。

金子是一个“说拥抱就拥抱”而不勉强,“说睡觉就睡觉”而不忸怩,“说走就走”而不迟疑的女人。

仇:你跟我出来只有苦。

花:可我心里是舒服的。

仇:人家看我是强盗。

花:我是强盗婆。

仇:人家逮着我就砍。

花:我跟你生下儿子报你的仇。

看!这该是如何有力的句子,“一点金子”就在这里面!

焦母是个“瞎子”,第一要认清这点,瞎子与常人就不同了,看她的家,看她的丈夫,看他的儿子,就可以知道她是怎样一个人了。她一定要厉害,要有心眼,好强,谈交情,顾外场,交际广,坐地虎。她的瞎眼要代表她的人的一半,其它脸手,铁杖,占另一半。焦母要常假笑,面部要多变化,在笑的最高潮的时候,她能立刻绷起来,严肃可怕。

焦母的动作是注意在小动作上,在全面说来,她要以声音表情来支柱的,由声音来表现她的个性,她有时斩钉截铁地说,有时也拉长腔。

焦母做事是比较有计划老练。她不自作聪明,但有坚强自信心。[34]

(四)《北京人》

1.演出概况

1940年前后,创作于四川江安,1941年12月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1941年10月24日由中央青年剧社在重庆首演,导演张骏祥,张瑞芳扮演愫方,赵蕴如扮演曾思懿,江村扮演曾文清,耿震扮演江泰,沈扬扮演曾皓,张雁扮演袁任敢,吕恩扮演瑞贞,傅惠珍扮演陈奶奶。

2.结构与剧情

《北京人》通过展现旧北平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的没落,表明了剧作者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北京人》采用的是开放和完整的剧作结构,其主要特征是留下了许多可以续写的线索,如“出走后的愫方、瑞贞的命运将怎样?曾霆摆脱了旧婚姻的束缚还会有新的包办婚姻来替代吗?死了丈夫、跑了儿媳妇的曾思懿面临生儿育女的现状将向何处去?江泰和曾文彩还会的曾家苟且生活下去吗?没有了棺材的曾皓怎么面对他的老境?”[35]

3幕剧《北京人》的剧情大意是:曾家曾经是一个显赫的家庭,在它的极盛时期,“不是个蓝顶子,正三品都进不来”。戏开场时,曾家已经破落,中秋节的正午,当曾家正为准备过节缺银少两发愁,而要债的人已经堵在了家门口的时候,老太爷曾皓却只关心他那死后的炫耀——一只漆了15年、上了100多道漆、有两三寸厚的棺材。然后,他似乎从棺材里发现了点什么,突然责令大少爷曾文清当天必须离开家到外面找事情做。多年前,曾文清曾有意于自己的表妹愫方,然而事与愿违,他被迫听命于父母,娶了思懿为妻。在与思懿无多少感情的生活中,眼见着自己所爱的愫方在死寂的岁月中,服侍老太爷而白白蹉跎了青春,他人如寒蝉,竟然抽起了鸦片。思懿也因得不到丈夫的爱,把嫉恨全部倾泄在愫方及儿媳妇等人的身上,终日冷嘲热讽。为了让老太爷曾皓早日抱重孙,曾思懿做主,强迫刚满15岁的儿子曾霆迎娶了比自己大一岁的瑞贞做妻子,小夫妻俩像被扔进了冰凉的棺材一般,没有爱意、没有亲情地过着死一般的日子。曾家的女儿曾文彩嫁了留学归来的江泰,江泰几次做官均不得意,最后寄居在丈人家里。家里一发生点什么事,他就神经过敏,大吵大闹,而文彩则委曲求全,拼命保全江泰的面子。中秋节的晚上,曾皓无意之中撞见曾文清还在抽鸦片,当即气得中了风,害怕人死在家里不吉利的曾思懿强行将曾皓拽出家门,送进了医院。中秋节过后一个多月的这天,正值曾老太爷的生日,曾文清已经离家外出数日,愫方仍然尽心地伺候着曾家,她坚信曾文清准能在外面混出个样子来,为了曾文清不再回到这个死气沉沉的家,她愿意付出自己的全部。正当她满怀喜悦跟瑞贞筹划未来时,看到了门口出现的曾文清。天塌了下来,愫方再也不能忍受这一切。抱着对曾文清的极度失望,她跟着瑞贞和袁任敢父女离开了曾家。曾文清清楚自己的所为不过是一只飞不起来的鸽子,外面的风又把他吹了回来。面对仍然凶悍、刁蛮的妻子思懿,面对行将就木而又总是把家维持得像个棺材的父亲曾老太爷,曾文清只有死路一条,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3.人物分析

《北京人》,原始的、野蛮的、半动物的北京人,作为剧本的点题之笔,用来和被封建社会腐化了的那些人相对照:原始的北京人是单纯、勇敢和强有力的,但堕落到现在,已经变得怯弱、阴险、自私。剧中由“多余的人”(曾皓、曾思懿、曾文彩、江泰)、“托梦的人”(袁博士父女)以及从多余的人走向托梦人指出的生路上行走的人(瑞贞、愫方)构成。曾皓等是对社会无用和有害的人;袁博士等人的出现只是为了给衰亡的社会托一梦,给那里面能够逃生的人指明一条路,因此,他们单纯、勇敢。

《北京人》里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十几个,除了作者要刻画的曾家老少,如曾皓、曾文清夫妻、江泰夫妻以及曾霆以外,剧中穿插了不少功能性的人物,如张顺、陈奶妈和小柱儿;旁观人物,如袁任敢和袁圆父女;还有“逆反”人物,如愫方和瑞贞。

(1)曾皓,腐朽而败落的象征性人物。

他是这个大家庭最年长的人物,而曾家的衰落恰恰从他身上开始:他吝啬、自私,到了没有感知的地步;非常怕死,整天吃补药,相信一切延年益寿的偏方。一直在家里享用祖上的遗产,过了几十年的舒适日子。偶尔出门做官,补过几次缺,都不久就重回到北平闭门纳福。老来才逐渐感到困苦,子女们使他感到失望;房产所剩无几。他要的漆了15年、上了100多道漆的棺材没了;他一心想抱的重孙子没了;他像吸血鬼和毒蛇一样想拼命留住陪葬他的愫方也走了,使他真正成为了死魂灵。

《北京人》剧照

(2)曾文清,孱弱的温室弱苗型人物。

有的是失去了飞翔能力的空壳,懒于动作,懒于思想,懒于说话,懒于举步,懒于起床,懒于见人,懒于做任何严重费力的事情。种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他也想过要积极地面对生活,完成愫方的期待,结果却使自己的妻子更加恶毒刁钻,使愫方受到无情的打击,他不得不采取“自裁”了事。

(3)曾思懿,被逼走上阴毒撒泼不归路的恶妇。

曾思懿是《北京人》里的中心人物,是结构本剧人物关系的交叉点。她是曾家第一代人曾皓的儿媳妇,是曾家第二代长子曾文清的妻子,是愫方的夙敌,是曾家第三代人曾霆的母亲和瑞贞的婆婆,曾文清的死、瑞贞和愫方的出走都和她有密切的关系。她是曾家最有能力行动、最会理财的人,却没有独立的人格意识;是剧中笑里藏刀,刀上见血的角色,却落得个悲凉的结局。她心目中的理想王国是曾皓早点死掉,愫方赶紧离开这个家,赶走寄居在家的江泰和曾文彩,把不听话的瑞贞弄服帖,结果却是曾皓没有死,靠山曾文清死了,任她欺凌的情敌愫方和儿媳妇瑞贞走了。

(4)愫方,始终在找寻方向的执拗女子。

她是主动把自己和这个行将就木的家庭绑在一起的,她错为曾家做了太多无谓的牺牲:为了不值得牺牲的曾文清、不知道她牺牲的曾皓和痛恨她的牺牲的曾思懿。她的悲剧表明了她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结果她是一个不识人、不敢说“不”、不懂得生命意义的人。好在最后被人点醒救出,奔向了光明。

4.曹禺解说

我认为《北京人》是个喜剧,我写的时候很清楚,写的就是个喜剧,有什么可悲的嘛!该死的死了,该跑的跑了,你算算看,那几个王八蛋,杜家那个老头子,抢到棺材也就死了。曾皓总说等到明年开春了,再把棺材漆一漆,用不着等到明年开春,他也就该死了,不会活了,应该死的都死了,有什么可悲的呢?好人活着,坏人死去,这不是喜剧是什么呢?

当然调子比较低沉,这是时代赋予的低沉,从整体上看,从思想上看一看,这是个喜剧!这和莫里哀的喜剧不一样,对喜剧的说法不一样。好人得到好报,坏人得到坏报,恶有恶报,善有善终,这是好事,这就是喜剧。何况戏里有许多喜剧材料,不像《雷雨》那么正经严肃,开玩笑的地方很多。江泰不说了,他就不那么正经,袁任敢的孩子也很活泼。曾霆小夫妇的离婚,看来很悲惨,但是不离婚,岂不更糟糕!思懿是地道的喜剧人物,是很严肃很正经的喜剧人物。这个人在旧社会是很可同情的,但这个人很坏,品质不好,如果没有她,这个家也就完了。老头子屁也不懂,真正掌握这个家庭能有饭吃,活下去的,就靠这个“贤慧”的长媳了。从表面上来看,这个人人品颇差,未免狠毒了些;但是作为社会上的一个人物来说,细想想看,也有她的可令人同情的东西。这个人一辈子很可笑的,那么大年纪了,又怀孕了,所以说,在她身上,也体现出人生是很复杂的,人性也是很复杂的。文清那么恨她,那么爱愫方,但是临走前夕,又有了房事,这怎么解释?文清究竟是怎样一种心理,人真是很奇怪的啊!有“怨偶”这种说法,夫妻怨恨很深很深的,天天吵架,但却生下十几个孩子,奇怪不奇怪?在写法上,我不能按莫里哀那样写,演法也不能按莫里哀那样演。所以写戏本身也很复杂,不能按照一个模子去写。在表演上,不能演得那么丑化,夸大,什么都夸张,那不好。[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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