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戏剧的理论号召及演出影响

第四节　国防戏剧

一、理论号召

（一）缘起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各党派抛去过去的成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形成了抗日的高潮。中国左翼戏剧家剧联在解散的当口，为执行党的统一战线，争取更广大的戏剧界的团结，决定成立上海戏剧界联谊会和上海剧作者协会，同时提出了“国防戏剧”的口号。

洪深在《走私》自序中，叙说了国防戏剧创作的原委：“我们不能否认：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因此，艺术所要表现的，自然就是某时代某社会内一般大众的情绪了。现阶段的中国，显然是陷在那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的魔掌里。敌人的最后阴谋，是要迅速地完成其大陆政策——整个灭亡中国！在这种现实的环境之下，中国大众每天所饱尝的，只是敌人的侮辱、压榨、屠杀！大众的命运，快就整个被驱到死亡线上，被打落十八层地狱中，在这‘不反抗就要灭亡’的千钧一发之际，中国大众除了反抗、斗争、歼敌、救亡……之外，还有什么？所以在中国无论哪一门艺术部门——所要表现的，都是敌人残暴的行为；要反映的，都是大众反抗的情绪。”

（二）发布纲领

1936年2月，上海剧作者协会发表了《国防剧作纲领》，共有6条。

1.创作主题为反帝抗日反汉奸，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要把大众反帝抗日反汉奸的革命情绪，如学生救亡运动、情愿、示威等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

2.内容必须描写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大众的各种惨案，以暴露敌人的残酷面目，同时更要描写中国大众在外寇内贼双重压迫下的英勇斗争。

3.宣传必须揭穿欺骗大众的理论，如唯武器论、等待主义及一切丧权辱国等丑恶行为。

4.必须把每次有关民族存亡的事变，在剧中作最明显的反映和批判，让大众认清事变的真实意义和教训。

5.必须以中外民族解放历史为题材创作剧本，反映民族解放的反帝历史和民族英雄人物，暴露那些卖国奸贼。

6.必须认清残酷的封建势力是中华民族解放的障碍力，因此，反帝要同时反封建，对封建思想和行为也要进行斗争。

二、演出影响

（一）对农民的影响

在“国防运动”的号召下，全国各地以抗日救国反汉奸卖国贼为主题的演剧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其中最著名的剧作有夏衍的《赛金花》，石凌鹤的《黑地狱》，田汉的《阿比西尼亚的母亲》，阳翰笙的《前夜》，于伶的《夜光杯》；集体创作的作品有洪深执笔的《走私》（又名《洋白糖》），尤竞（于伶）执笔的《汉奸的子孙》等。

在当时，起来反抗的大众绝大多数是农民，而“只有话剧才是最理想的‘提高农村文化水准，启发农民救亡意识’的良好工具”。他们曾演过《走私》、《汉奸的子孙》、《打回老家去》等剧。有些农民看完《走私》以后，“宁愿吃粗劣的土糖，也绝不买白净的洋糖”。又据乡村同学报告：“某乡从前有一汉奸，乡民恨之刺骨，后来汉奸病死了，乡民为国家复仇起见，现在即使不能亲自杀死汉奸本人，也要把汉奸的儿子杀死才可以平了心头之恨。但是，当他们看了《汉奸的子孙》这个剧之后，他们明白了汉奸本人虽值得杀死，但他的后代未必是做汉奸的，而且会有做成爱国男儿的可能。于是他们就把杀死汉奸的儿子这个念头停息下去了，这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剧的表演，而免去了一次无辜的虐杀吗？”（洪深：《走私》序）(www.zuozong.com)

（二）赛金花事件

1.夏衍创作《赛金花》

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国民党政府推行“攮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行磕头外交，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声讨，夏衍在此背景下创作了7场剧《赛金花》。剧本最初刊登在《文学》杂志第6卷第4期上。

夏衍在给排演《赛金花》的演员讲述自己的创作意图时说：“我不想将女主人公写成一个民族英雄，而只是将她写成一个当时乃至现在中国还存在着包藏着一切女性们通有的弱点的女性，我尽可能真实地描写她的性格，希望写成她只是因为偶然的机会而在这悲剧的时代里面串演了一个角色。不过我不想掩饰对于这女主人公的同情，我同情她因为当时在形形色色的奴隶里面，将奴隶和那些能在庙堂上讲活的人们比较起来，她多少还保留着一些人性。”^[4]洪深在剧本分析时说：“《赛金花》有演出的必要，不要认为这仅仅是一场民族痛心史，汉奸卖国史，而是要明白历史给我们的教训，不再犯过去的错误，不犯过去的错误的正面意思，就是勇敢地踏上救亡的康庄大道！我们演出这个戏，就是要使人明白，必须人人抱着必死的决心，从民族解放战争中，打出一条活路来。”^[5]

2.演出经过

1936年12月由40年代剧社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演。导演洪深，王莹饰演赛金花，金山饰演李鸿章，欧阳山尊饰演变戏法的人。连演22场，观众达3万人次。南京闻讯后，邀请剧组赶赴南京演出，在演出第2场后，遭国民党当局禁演。

《赛金花》剧照

3.剧情大意

1900年5月至1905年4月，清末统治者企图利用义和拳“扶清灭洋”不成，被八国联军杀得狼狈西逃。当八国联军杀入北京时，号有“艳旗旗帜”的名妓赛金花也在流离中，并不幸落在德军手中。但是，她仗着她曾是洪文清大使的夫人出使过德国，会几句德语，便对德国军官说，她的手是握过菲特丽皇后手的，她与德军统帅瓦德齐在德国时就是好朋友，于是，她被刮目相看，并因她的面子，救出了遭难的百姓甚至朝臣。而中国的降臣在侵略者面前却表现得无耻下流，廷雍表白说：保定府第一个主张投降的是我。樊侗则抢着夸耀说：不对，我才是真心投降，我跪在30里外的迎官亭，他只跪在城门口。此时，赛金花已经和瓦德齐在仪鸾殿重叙旧情。瓦德齐让赛金花帮他们筹办军粮，赛金花却说：天天在杀人放火，这样的差事连性命都保不住，实在不敢当。瓦德齐当即表示：只要你一面帮助筹办军粮，一面让中国商人尽快恢复买卖，我会立刻下令，让各国军队停止在北京的过分行动。与此同时，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议和的事情也在紧张进行。议和代表李鸿章对联军提出的要求西太后和皇帝要给被杀害的德国公使克林德谢罪的大难题一筹莫展，他最后想到了利用赛金花来做德国公使夫人的工作。李鸿章的观点是：“问题不在千万里的土地，更不在千百兆的金钱，现在要挣的只在老佛爷一人的体面！”说客程壁说动了赛金花：在国家大变的时候，能够真替百姓们说话的不是什么大官大府，倒是这么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赛金花果然不辱使命，巧妙地说服了公使夫人，让她同意为公使立一座牌坊，上面刻着皇帝的悼文，并由皇帝亲自设祭。当瓦德齐称赞赛金花是中国最好的外交官，公使夫人说该死的西太后沾了赛金花的光时，清政府的判令到了：“赛金花伤风败俗，虐毙人命，着既押解回籍，即日起行，着长、元、和三县会审，详报核夺。”

4.“赛金花事件”

1936年底，《赛金花》在南京国民大戏院举行第二场演出。当上演到卖国官吏向洋人表白“奴才只会叩头”时，在场观看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内政部长张道藩突然起立，大声呼叫着指使手下人把事先准备好的各种杂物、痰盂等掷上舞台，一时剧场秩序大乱，演出被迫暂停。观众大为激怒，一边痛斥捣乱者：“滚出去，我们要看戏！”一边把张道藩拖到剧场门口，演出继续。第二天，国民党当局发出通令，以《赛金花》“有辱国体”，“有损民族光荣”为借口，禁止上演。上海等地报纸纷纷撰文报道事件真相，当时被称为“痰盂事件”，也叫“赛金花事件”。

在此事件前后，国民党当局曾禁止了十几出戏剧的演出。

三、集体创作

在“国防戏剧”的旗帜下，剧本创作者意识到，时代要求剧本快速而不断地编出，而个人创作剧本如果既讲技巧又讲内容的话，至少需要3个星期，真是“缓不济急”，于是开始施行集体创作。大家在一起经过反复讨论后，由1人执笔的模式从这个时候开始兴起了。集体创作在时间、内容、思想、剪裁上的确有着优势，然而在塑造人物性格上流于公式化、口号标准化，影响至今。

向培良曾在他1939年4月出版的剧本《民族战》的序言中说：“目前抗战的剧本也很多，不过大规模的长剧还比较少。写剧本是需要较长时期的工作，在这时期，执笔者多半转换流离，无暇多思，就是这一事件，全民族的抗战，也太压迫我们，还不易观其全面。少数抗战剧，类皆流于‘敌人肆虐—汉奸作伥—大家觉悟—打死汉奸’的公式。”^[6]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防戏剧”发展为抗战演剧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