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音乐传播活动的介绍

四、秦汉时期的音乐传播活动

在漫长的周代，由于受到礼乐制度的压抑，民间音乐及相应乐器没有能够很好地发展起来。因此，虽然中国当时是政治文化中心，但其世俗音乐及民间乐器却不甚发达。经过春秋和战国时期的长期战乱，雅乐失传。而在战争年代，民众穷于应付战争和沉重的苛税，俗乐的发展也极为有限。汉朝成立后，统治者苦于没有相应音乐用于其祭祀和庆典活动，不得不从俗乐中吸取音乐元素，各种俗乐相继登上大雅之堂，在各种政策的驱动下，俗乐及民间乐器的传播达到了历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于是与之相适应的各种音乐和乐器也相继发展并繁荣起来。

1．筑的传播

筑是一种击弦乐器。据文献记载，其演奏方法是左手持筑，右手持棒敲击筑上的弦发音。《乐书》也说到了筑的用法：“筑者，形如颂琴，十三弦，顶细，肩圆。品声按柱。鼓法：以左手振之，右手以竹尺击之，随调应律。”

关于筑的最早记载始见于《战国策·燕三·燕太子丹质于秦》：“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其中说道荆轲出使行刺秦王，于易水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唱歌。同样的内容也在《史记·列传第二十六　刺客》中出现过。

高渐离是史载击筑的第一人。《史记·列传第二十六 刺客》中载荆轲到了燕国之后与高渐离相厚，其内说道：“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可见高渐离在燕国的地位是很低下的，仅能与斗鸡走狗之徒厮混。该文续载道：“于是秦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赐酒。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宋子传客之，闻于秦始皇。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这便是高渐离的生平，由一个出色的音乐家，转变成为一个刺杀秦王的烈士。

高渐离是否出生在燕国，师从何人，无史料可以考证。许多文献以高渐离与荆轲同在燕国相遇为由，认为筑是燕国一带的流行乐器。在《史记》中，筑也曾出现齐国。《史记·列传第九 苏秦》载：“（苏秦）因东说齐宣王曰：‘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背泰山，绝清河，涉勃海也。临菑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菑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按这段话的含义来看，因为齐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因此筑应该也流行于齐国。

《史记·世家第二十九》载：“……太子勃代立为王。……王后修生太子勃。王内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宪王病甚，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媢不常侍病，辄归舍。医进药，太子勃不自尝药，又不宿留侍病。……太子勃私奸，饮酒，博戏，击筑，与女子载驰，环城过市，入牢视囚。”这其中说到了“博戏，击筑”，说明常山至少有人会击筑。又《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其中说道连刘邦也会击筑，可见筑在当时确是一种流行乐器。

因为有以上关于筑的使用的记载，田边尚雄在其《中国音乐史》一书中认为筑是按照以燕为中心，东传至齐，传至常山，然后传至高祖所在沛县，又加上田边尚雄有筑非中国所有的先见，他于是认为筑是由东北传入，首先为燕所用的，他说道：“例如周末至汉初所用之筑，原非中国固有之乐器，盖由东北传入于燕者。”

田边尚雄的这种说法仅是流于猜测，论据不够充分。首先，筑由东北传入的说法仅是建立在他所持有大陆板块漂移学说的基础上，认为由于大陆板块的漂移，汉民族乃向东迁移的原中亚细亚人。中亚细亚人的东进原本就流于猜想，何况中亚细亚人的东进路线也不明了，而东北乃苦寒之地，从地理上来看又处于中国之极东，中亚细亚人东进该先入中原，然后进入东北。在夏末和商末，由于战败，一部分贵族离开自己的居所，向东北和其他地方迁徙。这是史料中所载之事，即使不能确信于史料，但总比流于猜度来得可靠。以此论之，只是一部分人将一部分文化带到了东北地区，其文化断不能超前于中原文化。由于东北的地理缘故使然，那么筑断然只能是由俄罗斯这一渠道输入。然而俄罗斯国使用筑的历史不见于记载，并且东北之北的俄罗斯地区当是极其落后的，地广人稀，文化也应相当落后。

另外，田边尚雄的由燕至常山，再传至沛县的关于筑的传播路线也不太可靠。《史记》中所载之荆轲刺秦王、苏秦说秦和太子勃的事件年代相去不远，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时期之内，筑要从一个地方传至另一个地方，并且成为一种普及的乐器，是不太可能的。在春秋战国时期，手工艺并不发达，制筑并不容易。而由于受到礼乐的排斥，加之民不聊生，少有时间财力从事音乐，俗乐本不发达。而况击筑乃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需要较高的技巧和长时间训练，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普及的程度。苏秦所说的“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这“无不”二字应该是夸张之词，不能全信，因为战国时之游方说客经常言词夸张，并且为了表达某种观点，以夸张之词使文辞顺口工整，乃是中国文人一向的习惯，“无不”云云说不定乃是撰书人所加也不无可能。

《史记》所载的击筑故事，如高渐离、齐人击筑和高祖击筑而歌，应该不是子虚乌有。从中相信在中原燕国地区、齐国地区和楚国地区有人会击筑，应当是可靠的。从这几件事的年代来看，高祖击筑而歌年代晚于其他事件近百年，如果说筑是从中原地区传向楚地的，其可能性应当是存在的。而刘邦早年乃一社会上“游手好闲”之徒，《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连“好酒及色”的刘邦也能击筑，可以揣测筑在当时当是一种盛行的乐器。

筑从哪里来，为何人所造是一个谜。《三才图会》说：“不知何人所造。”这是实说。史料常有将乐器托为圣人所作的故事，如黄帝命人作琴等，完全不能相信，实则与这里的“不知何人所造”意思完全相同，因为不知何人所造，于是假托圣人所作。如果认为筑为与琴相似的乐器，亦非完全不可能。筑乃竹木类乐器，使用竹木类自然之物制造乐器，符合汉民族的习惯。在周代，琴、瑟等丝弦乐器亦有之，按技艺水平来看，也达到了能够制造筑的相应水平。

所发掘出土的筑仅见于南方，而且年代为汉以后。但这不能说明在北方就没有筑这种乐器，因为气候使然，竹木类乐器不容易在北方的气候条件下保存。与长沙马王堆3号墓筑一同出土的乐器还有笛、竽、琴和瑟，可见史料所载的“鼓瑟吹竽”图景并非妄言。

2．箜篌的传播

箜篌有两大种类，一种是平放弹奏，另一种是竖立弹奏。

《史记·本纪第十二 孝武帝》载：“其年，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闲祠尚有鼓舞之乐，今郊祠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乐，而神只可得而礼。’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于是塞南越，祷祠泰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瑟自此起。”《集解》徐广注：“应劭云武帝令乐人侯调始造箜篌。”索隐应劭注：“武帝始令乐人侯调作，声均均然，命曰箜篌。侯，其姓也。”《杜氏通典》载：“箜篌，汉武帝命乐人侯调所造，以祀太一。或云，侯晖所作，声坎坎应节，谓之箜篌。因讹为箜篌。侯者，因乐工人姓耳。”《风俗通》载：“谨按汉书，汉武帝常赛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人侯调，依琴作坎坎之乐，言其坎坎应节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曰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独坎坎耳？斯论是也。《诗》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 骃注《史记》“南越”言：“南越及闽越。南越，今广州南海也。闽越，今建州建安也。”按此说法，箜篌当发明于汉孝武帝时期，为广州南海乐人侯姓者所造。但是，这时的箜篌究竟为竖箜篌还是卧箜篌，却不得而知。

《杜氏通典》载：“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二弦，竖抱于怀中，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擘箜篌。”按此典记载，为避免矛盾，以上广州南海乐人侯姓者所作之箜篌应该为卧箜篌，而竖箜篌则应为汉灵帝时从西域输入的乐器。

田边尚雄在《中国音乐史》中说道：“要之汉武帝时，由南越输入哈铺，名为空侯。此恐即前所述印度系之哈铺。乃极原始之物，印度支那早用之。至于相当古代埃及所见之哈铺，其名竖箜篌，后汉末灵帝时，始经西域输入中国。”按此，卧箜篌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而竖箜篌则是由西域传入中国的。音乐史学家孙继南与音乐史学家周柱铨所著《中国音乐通史简编》言：“箜篌：有卧箜篌、竖箜篌两种形制。卧箜篌平放横弹似瑟，又称箜篌瑟。竖箜篌，又名胡箜篌，约在后汉灵帝（168－169）时由西域传入。”

箜篌分横竖，发音相近而放置方式不同。并且来源大不相同。中国史料所言箜篌为南越人所作之说若可全信，则箜篌应该在南越地区早有传播，否则凭个人的力量在一夜之间不可能发明出一种乐器来。如果早有传播，史料又不见其他记载，而汉及以前的文字对各种乐器的记载应当是臻于全面的，这不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因此卧箜篌也有可能是由外族输入的，碰巧为侯姓人所掌握。但是，田边尚雄的卧箜篌来自印度的说法又实在可疑。田边尚雄的论据是卧箜篌与印度哈铺极为神似，而且又由于使用它的中亚细亚人向东迁徙，逐步扩张吸收外族文化的所谓板块漂移本原论，这本流于极为宏观的猜测，而乐器的传播极有可能为一件小事所引导，比如某个商人从某个地方来回，碰巧对某种乐器产生了兴趣，从而将之从这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因此，从根本上说，研究乐器的传播当从史料入手，去探究史料文字背后的所有可能性。从史料来看，所载卧箜篌之产地南越离印度有相当的距离。并且，在中国古代，去往印度是由西进的路线，不从海上行走，若印度有乐器传进，首先应出现在西藏、新疆，或者云南等地，不应该出现在南越之地。

目前考古学所发掘的箜篌早于史料所记载的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乐器。1996年，新疆且末县托格拉克勒乡扎滚鲁克墓地出土了两件箜篌。据专家鉴定，这种箜篌并不是竖箜篌，而是属于古代弓形箜篌的一种。有可能这种箜篌经过发展变化，最终成为竖箜篌传入中国。然而卧箜篌来自何处，则有待于考古学的进一步考证。

3．角的传播

角是汉代鼓吹乐中一种常用乐器，形状类似动物的角。乐道类集载：⁽¹⁾“筚篥，说文曰：乃羌人所吹角屠觱以惊马。” 说文云“羌，西方牧羊人”。《后汉书》云“羌，三苗姜姓之别，舜徙于三危，今河关之西南羌是也。”《史记·本纪第四 周》也载：“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沈括《地志》言：“临洮郡即今洮州，亦古西羌之地，在京西千五百五十一里羌中。从临洮西南芳州扶松府以西，并古诸羌地也。”可见，角乃是西南羌人所使用的乐器。(www.zuozong.com)

汉代，羌人曾多次谋反。《汉书·卷六 武帝纪》载：“……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攻故安，围枹。匈奴入五原，杀太守。六年冬十月，发陇西、天水、安定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十万人，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平之。”《汉书·卷八 宣帝纪》载：“西羌反，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诣金城。夏四月，遣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击西羌。六月，有星孛于东方。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与两将军并进。……夏五月，羌虏降服，斩其首恶大豪杨玉、酋非首。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汉书·卷九 元帝纪》也载：“秋七月，西羌反，遣右将军冯奉世击之。八月，以太常任千秋为奋威将军，别将五校并进。三年春，西羌平，军罢。”《史记·八书第八 平淮》载：“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于是天子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又载：“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史记·列传第四十九 李广》载：“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

由于羌人常反，汉族与之多年征战，因此从羌人那里学得乐器角也是自然之事。

4．琵琶的传播

《文献通考》载：“秦汉琵琶，本出于胡人弦发之制，圆体修颈，如琵琶而小。”此是最早的琵琶，常被称为秦汉琵琶，又名秦汉子，或汉琵琶。东汉刘熙《释名》载：“枇杷本出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坚贞不屈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这种琵琶流行于魏晋时期，因阮咸善弹，因此这种乐器被称代为阮。

《杜氏通典》载：“蒯朗而得铜者，时莫有识之。太常少卿元行冲曰：‘此阮咸所造。’乃令匠人改以木为之，声甚清雅。”《文献通考》载：“阮咸琵琶，阮咸五弦，此秦琵琶，而颈长过之，列十二柱焉。唐武后时，蒯朗于古冢得铜琵琶，晋阮咸所造也。元亨中，命工以木为之，声甚清澈，颇类竹林七贤图所造旧器，因以阮咸名之，亦以其前弹之故也。”

田边尚雄在其《中国音乐史》一书中认为所谓阮咸与秦汉琵琶乃是一脉相承的乐器，此种乐器的始祖为一种被称为弦鼓的乐器；并认为究其实质说来，秦汉琵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琵琶。关于弦鼓的起源，《杜氏通典》载：“秦苦长城之役，百姓弦发而鼓之。”“弦发而鼓”，是一种荒谬的说法，发不可能弦而鼓之。如果弦鼓是在秦朝修建长城的时候出现的，则有可能是这个时候在与少数民族的交流中学得的。秦修建长城，地处边境，除了汉族被役使之外，应该也有少数民族被役使，因此修建长城时与少数民族的交流可能性大大增加。田边尚雄以弦鼓与埃及、波斯国的哈铺相似，认为弦鼓乃来自于西方。此说实难考证。《兼名苑》载：“琵琶，本出于胡也，马上鼓之，一云魏武帝造也。今之所用是也。”这里所说的琵琶才是现代意义上的琵琶，按其说法，可能从西域传入，也有可能是魏武帝命人制造的。因为魏晋时期民族交流增多，外传的可能性极大。

5．各民族的融合及音乐传播活动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迁徙最多的时期之一。西方、北方和南方的各个少数民族在经历了多年的战乱之后，实现了大统一的局面。在战乱期间，百姓为了躲避战祸，四处迁徙。而在实现了统一之后，统治者为了保证边疆的牢固统治，往往将内地民众迁移至边疆，而又允许少数边疆民族进入内地居住。这样，民族的融合就开始了。

汉初，匈奴为患。《史记·列传第五十 匈奴》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乐彦《括地谱》载“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应劭《风俗通》言“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匈奴的首领名为单于，当是处于奴隶制社会初期。秦汉时期，匈奴多次侵犯边境。公元前201年，冒顿单于率军攻入今山西境内的晋阳。刘邦在与匈奴作战失利之后，采取了和亲的政策。汉武帝时期，摒弃了和亲的妥协政策。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将军率军打败了匈奴军队，杀虏匈奴近达四万人。匈奴的昆邪王降汉。汉于是设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四郡。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率大军远征匈奴，大获全胜。

汉代不但经历了伐匈奴的战争，还打通了去西域的道路。汉代，西域共有三十六个国家。张骞出使西域，在经历了十几年的辗转之后，终于于公元前115年回到中国。张骞了解到了关于西域国家的许多信息，为汉朝对西域各国的战争打下了基础。后来汉朝通过对楼兰和大宛两国用兵，打通了去往西域的道路。通往西域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南道，从长安出发，至敦煌，然后至阗，越过帕米尔高原，继续西行可到达大月氏、安息、条支、大秦。北道从长安出发，至玉门关，然后到达疏勒，西行至大宛，往西北方向到达康居、奄蔡等地。

打通了西域和北方的道路之后，各地往来频繁，文化交流增加。一些西方乐曲流传进入中国，如摩诃多勒曲。西方的戏剧和舞蹈也进入中国，被称为胡戏。东传的乐器包括琵琶、笛、横吹和角等。《古今注·音乐篇》言：“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多勒》一曲。”按此理解，摩诃多勒曲应为张骞带入。然而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因为张骞盖不懂音乐，且在出行过程中连年疲于奔波和应付，无暇去学习胡曲，倘若是带回来一种乐器，尚可为真，带回来乐曲，实不太可能。但有可能是张骞同行的人带回。

除了征伐匈奴和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汉代还征服了卫氏朝鲜，统一了闽越和南越地区，征服了西南各夷，打通了去往西南的道路。这一系列征伐促使了各地区民族的交流，不但将自己的文化输送出去，也带回了外族的文化。

尽管在这样的征伐和融合过程中，各民族的音乐交流和传播应当是很频繁的，但由于多种原因，文献之中对音乐的交流活动记载不多。因为涉及政治人物刘邦，仅巴渝舞的传播有较多描述。《汉书·礼乐志》载：“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乐人员六十二人，给祠南北郊。大乐鼓员六人，《嘉至》鼓员十人，邯郸鼓员二人，骑吹鼓员三人，江南鼓员二人，淮南鼓员四人，巴渝鼓员三十六人，歌鼓员二十四人，……。’”其中所说是“巴渝鼓员三十六人”为巴渝地区的一种舞蹈。巴即巴人，渝即渝人。沈括《地志》言：“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然而巴在秦汉之际是独立的部落，不属于蜀。渝乃是巴与蜀之间的地区，今重庆所在地。相传刘邦称王汉中的时候，曾得到巴渝人的帮助，因此在其军中保留巴渝舞。《后汉书·南蛮西南夷 列传第七十六》载：“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髃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筭，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四十。世号为板楯蛮夷。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刘邦与巴渝人的交情盖始于此，借兵为己，然后安之。关于巴渝舞，该文说道：“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陈。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由此可见，巴渝舞虽是巴渝当地的地方乐舞，却是周朝之《大武》传入后变化所得的。

上文所述的“板楯”也是蛮夷的意思，在此统指巴渝。《晋书·乐志》又称为宾人，并详列巴渝舞的乐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和安弩渝本歌曲四篇⁽²⁾。由于这四个舞曲的歌词晦涩难懂，无人能够知道其中的含义，魏王粲改变了这四个乐舞的歌词，更为新福歌曲，用以颂扬魏的功德。

除了巴渝舞，史载的西南音乐还有莋都夷诗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 列传第七十六》载：“莋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莋都县。其人皆被发左囏，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土出长年神药，仙人山图所居焉。元鼎六年，以为沈黎郡。至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盘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辅上疏曰：‘臣闻诗云：‘彼徂者岐，有夷之化。’’传曰：‘岐道虽僻，而人不远。’诗人诵咏，以为符验。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邛来大山零高膎，峭危峻险，百倍岐道。襁负老幼，若归慈母。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诣阙，并上其乐诗。昔在圣帝，舞四夷之乐；今之所上，庶备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这段话表明，莋都夷诗歌是四川犍为、邛崃等地的当地诗歌，并配有乐舞。并且，其语言与汉民族是不尽相同的。莋都夷诗歌三首至此得以由西南流入中原。

莋都夷诗歌虽然得以流传入中原，然而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后汉书·南蛮西南夷 列传第七十六》还记载了一件西南夷乐外传的事件：“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之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綵缯各有差也。”掸国在今云南广西边界之迤西地区，大秦即罗马。由此可见，在汉代，音乐传播不限于今之中国境内，与海外也有了音乐交流。

经过多年的音乐传播与交流，到了东汉时期，胡乐充斥汉朝的角角落落，也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黙、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可见，非但音乐，从西域传入的东西包括衣服、蚊帐、坐椅等。

在相互交流与学习的过程中，汉朝的音乐文化也会往外输送。西汉时期，刘邦为与匈奴讲和，使用和亲政策，必然要带去大量的音乐文化和中原地区的习俗。《汉书·西域传》载：“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檄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乌孙公主让其女到长安学习鼓琴，汉朝赐以车骑歌吹，使其国能够仿效汉朝的礼仪，这是汉文化外传的一个例子。

由以上所述可见，中原地区与西南边境的官方音乐交流在汉代已有发生。民间的音乐交流当更为频繁，只是乏于史料，难于考证而已。

【注释】

(1)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陈清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2)孔德著：《外族音乐流传中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