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音乐的内容介绍

二、春秋战国时期音乐的内容

1．春秋战国时期的乐器

“礼崩乐坏”的局面形成之后，许多诸侯国相继称王，于是越权使用天子之乐来彰显自己的地位，这一行为使得演奏礼乐的乐器数量在春秋战国时期急剧增多，达到历史上的巅峰时期。与此同时，各种俗乐相继发展，出现了许许多多新的乐器。春秋战国时期的乐器种类之多，样式之繁盛，达到了历史的新高。

镈是礼乐中的常用乐器，春秋战国时期的镈有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杨家沟太公庙窖藏的秦公镈，出土于新郑李家楼村的新郑李家楼镈，出土于山西省太原市南郊金胜村的山西太原赵卿墓编镈，出土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的茂县牟托编镈，出土于江苏省邳州九女墩2号墩1号墓的编镈。镈始出于殷商末期，在春秋战国时期，镈在形状上更趋于合理，发音更好，在外饰上更为繁盛，显得十分奢华。如河南新李家楼特镈呈椭圆形，由5条龙组成复杂的纽，发音腔的外表面上有36个螺旋状的枚，并刻有蟠螭纹，模样十分巨大。而山西太原赵卿墓编镈除了造型精美，纹饰细腻之外，发音特别悦耳动听，能够在3个8度中重复七声音阶。

编钟和编磬是春秋战国时期乐器的代表，除了出土数量很多之外，编钟和编磬还以音乐性能优良、做工精细和饰纹美观具有文化感著称。最为著名的编钟是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的编钟，由钟架一副，钟六十五件，挂钟构件六十五副和八件演奏工具组成，其钟可分为纽钟、甬钟和镈钟三类。纽钟是春秋中晚期中原各国的流行乐器，包括出土于河南省陕县上村岭东第1052号墓的9件虢太子元墓编钟，出土于山西省闻喜上郭村211号墓的9件纽钟，出土于河南省新郑市金城路中段西侧第2号窖藏的20件编钟，出土于河南省淅江县下寺9件一组的编钟，出土于河南省固始县城关镇的鄱子成周钟。

春秋战国时期的编磬工艺水平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其发音悦耳，模样美观。出土的编磬包括曾侯乙墓编磬，山东省长清市五峰乡北黄崖村的14件编磬，河南省淅川下寺2号墓的13件编磬，湖北江陵县彩绘编磬25件，山西长治分水岭14号墓的22件编磬。

《诗经·鹿鸣》言：“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其中的瑟与笙乃同种类的乐器，是春秋战国时期宴饮宾客的常用乐器。传说中有“滥竽充数”的故事，一个不会吹竽的人混在乐队当中多年而没有被发现，可见当时的乐队用人之多，场面之宏大。考古学所发现笙的最早年代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但文献记载使用笙的年代当更早。所出土的笙包括湖北当阳曹家家岗5号墓的2件笙，其形状与云南少数民族的葫芦笙相类似，还有曾侯乙墓的6件笙，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墓的6件笙。

瑟是一种拨弦乐器，所出土的瑟包括湖北当阳曹家岗5号墓的两件瑟，湖北江陵雨台山354号墓的两件瑟，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墓的5件瑟，湖北荆门包山2号墓的1件瑟，湖北江陵鸡公山488号墓的1件高音小瑟，曾侯乙墓的12件瑟。

琴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常用乐器，《诗经·关雎》有：“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毛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可见，琴瑟与钟鼓都是使用得比较普遍的。《诗经》中出现琴的地方甚多，如《诗经·女日鸡鸣》有：“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诗经·鹿鸣》也有：“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诗经·常棣》亦有：“兄弟既具，和乐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尽管从史料中读来琴是一种十分普遍的乐器，但出于其使用木材制成，难于保存，因此所发掘的琴仅包括曾侯乙墓的十弦琴和五弦琴，以及湖北荆门郭店的七弦琴。

筝的记载最早见于李斯的《谏逐客书》⁽¹⁾：“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乎鸣鸣，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可见筝当源于秦国，继而传向中原及其他地区。然而考古学却没有在秦地发掘到筝的遗迹，所发现的筝有江西省贵溪仙水岩2号崖墓的古筝和江办吴县长桥古筝。

普遍认为，箜篌是由西方东传的乐器，春秋战国时期的箜篌仅有出土于新疆且末扎滚鲁克的箜篌。铜鼓是南方少数民族所使用的乐器，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鼓为出土于云南楚雄万家坝23号墓的158号铜鼓。扁钟是一种少数民族所使用的青铜乐器，与中原地区的青铜钟在形体大小和纹饰等方面都有显著不同，春秋战国时期的扁钟包括出土于四川涪陵市小田溪的扁钟，出土于湖北秭归县天灯堡的虎头甬扁钟，发现于湖北省武汉市的藏凤纹扁种，以及上海博物馆收藏物虎纹扁钟。

錞于为一种与鼓类似的擂响乐器，常与鼓一道被用作军乐。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錞于包括湖北通山太平庄的錞于，江苏丹徒王家山的3件錞于，江苏丹徒北山顶的3件錞于，湖北秭归天灯堡的錞于，以及四川涪陵小田溪的虎纽錞于。除了錞于，军乐器还包括钲、句鑃和铎。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些乐器包括湖北荆门包山2号墓的钲，湖北秭归天灯堡的钲，出土于河南南阳市铜柏县月河1号春秋大墓的2件铜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铭有方框形图样的铎，湖北江陵雨台山448号墓的铎，江苏高淳松溪的编句鑃，以及江苏武进淹城的编句鑃。

大体因为战事频繁的缘故，鼓是春秋时期常用的乐器。春秋战国时期的鼓包括曾侯乙墓建鼓、柄鼓扁鼓和悬鼓，出土于湖北省江陵县天星观1号楚墓的虎座鸟架鼓和出土于湖北省江陵雨台山363号墓的小鹿鼓。

除了以上乐器之外，春秋战国时期的乐器还有排箫，出土的排箫包括河南淅川下寺1号墓的石排箫，河南光山黄君墓的竹排箫，以及曾侯乙墓排箫。篪是一种类似于横笛的乐器，所发掘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篪仅包括曾侯乙墓篪。(www.zuozong.com)

除了以上乐器之外，还有用于校准乐器声音的律管出土。

2．春秋战国时期的声乐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札能辨乐舞，一日至鲁，欣赏各国乐舞，该文载道：“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以上长篇宏论，不但道出了各国音乐的特点，还道出了各国音乐的关系。春秋时期各国音乐风格不同，诗经概之为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和《豳风》。《周南》与《召南》是周公姬旦和召公姬奭统治的南方两个地区的诗歌，地域上位于今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北部。邶与鄘均为两小国，一在卫国国都朝歌之北，一在卫国国都朝歌之东，两国之风实与卫风相近。东周王朝所在洛邑一带的诗歌被称为《王风》。《卫风》是卫国的诗歌，卫国在今河南濮阳。《郑风》为郑国之诗歌，郑国位于河南省中部，国都新郑。《齐风》是齐国的诗歌，齐国位于今山东省东北部和中部。《魏风》是魏国的诗歌，魏国、韩国与赵国系晋之三分国，魏国的疆土包括河南中西部、山西省西部和陕西省东部部分地区，国都安邑，即今山西省夏县安邑，赵国的疆土则包括山西中部、河北中部、河南北部和陕西东北部，国都中牟，在今河南省鹤壁境内，后迁都邯郸，韩国的疆土包括山西西南和河南中部部分地区，国都平阳，即今山西省临汾县西北部，后来灭掉郑国迁都新郑。《唐风》为小国唐所在地的诗歌，在今山西省中部。《秦风》为秦国所在地的诗歌，秦国的疆土包括陕西，甘肃西南部，东至韩魏国，西南与巴蜀接壤，东南与楚国接壤，北与戎狄相邻，初都雍，后迁至今陕西栎阳，再后来迁都陕西咸阳。《陈风》为小国陈国所在地的诗歌，陈国在今河南省东南部和安徽省北部，国都河南淮阳，春秋时期陈国与蔡国长期臣服于楚国，后为楚所灭。《桧风》所在的桧亦是一小国，在今河南省中部。《曹风》是曹国所在地山西省西南部的诗歌。《豳风》所在的豳在今陕西省西部。

结合吴公子札的见解，可见《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可被归纳为六种诗歌风格。《周南》和《召南》及《陈风》可被视为一类。所谓“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意思是说此乐为王业铺陈奠基，尽管王业未成，但人民已经感于此乐而勤而无怨了。可见《周南》与《召南》实有周王室之风。但由于地域与楚相邻，因此《周南》与《召南》当受到楚乐的影响。陈国与周公姬旦和召公姬奭的领地在地域上十分接近，因此《陈风》可与《周南》和《召南》合并。

《邶风》、《鄘风》、《卫风》与《郑风》可被归为一类，所谓“忧而不困者也”的意思是指歌有忧色但不委顿，有哀而不伤之意。世有“郑卫之声淫”的说法，就地域而言，郑卫接邻，因此《邶风》、《鄘风》、《卫风》与《郑风》可被归为一类。郑卫之声代表了中原中心地区的音乐风格。从地域上看，《桧风》可并入郑卫一类。

《王风》与《豳风》代表了受周朝雅乐影响最深的民间音乐风格，其歌以宏大、正气为风骨，表达情感含蓄，乐而不淫。

《齐风》代表了鲁地的音乐风格，“泱泱乎！大风也哉”，即大气，拥有大国风度。

《秦风》继承了周朝雅乐的一些元素，并与当地土著的音乐相结合，并结合西方东传的音乐元素，形成了浩瀚强大的独特风格。

《魏风》、《唐风》和《曹风》可以被归为一类，代表了晋地的音乐风格，“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即曲调流畅，粗犷与婉约相结合，调险但朗朗上口。

中原地区周朝制礼作乐形成的燕礼和祭祀音乐仍然十分流行，因为贵族的宴会和祭祀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都是十分普遍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人非常迷信，《吕氏春秋·孟冬纪第十》载：“孙叔敖疾，将死，戒其子曰：‘王数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恶。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禨。可长有者，其唯此也。’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辞，请寝之丘，故至今不失。孙敖叔之知，知不以利为利矣。知以人之所恶为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也。”其中言荆楚地区和越人迷信。《吕氏春秋·慎行论第二》又载：“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侄昆弟之状，邑丈人有之市而醉归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状，扶而道苦之。丈人归，酒醒，而诮其子曰：‘吾为汝父也，岂谓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触地曰：‘孽矣!无此事也。昔也往责於东邑，人可问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尝闻之矣。’”祭祀频繁，则祭祀音乐必盛，这是春秋战国时期钟镈类乐器盛而不衰的重要原因。

除了中原地区的上述六类音乐风格、宴会音乐和祭祀音乐之外，还存在着所谓的四夷之乐，即所谓的东夷、西夷、南夷和北夷。南夷之音可理解为楚声。其余夷乐的内容已经不可考。楚声以楚国音乐为代表，屈原的楚辞就是符合楚乐的，其中最为典型的特点是使用了被称为“乱”的手法，关于何为乱，田边尚雄在《雅乐大系唱片解说》中的《古乐乱声》中说道：⁽²⁾“乱声是在笛曲之中，先由主奏者将旋律吹出，稍后，其他助奏者才将同样的旋律跟着吹奏，于是因先后之差遂致听起来觉得有杂乱的和声，所以叫做乱声。乱声有数种，其中《古乐乱声》是在西域地方传来的乐曲如《拔头》、《胡饮酒》、《迦陵频》、《苏莫者》等里面所用的。”乱常在音乐的结尾。关于楚乐的特点，张世彬在《中国音乐史论述稿》里认为，楚乐使用四声作为音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