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水紫陶产生的文化背景介绍

我国享有“陶瓷之国”的美称,制陶历史悠久。古代文献记载:《周书》里有“神农耕而作陶”,《通鉴》里有“黄帝有陶正昆吾作陶”,《周礼考工记》里有“虞氏上陶”以及《史记》里有“舜陶于河滨”等记载。原始社会的彩陶和黑陶,殷代的白陶、硬陶、釉陶,汉代近似瓷的釉陶,西晋青瓷,唐代三瓷,宋代紫砂陶,明清青花、五彩瓷器,清代的瓷器,等等,这些丰富的陶瓷品类都说明了中国陶瓷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与意义。

而云南的陶瓷在中国制陶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云南陶器出现的具体年代,目前尚难明确,根据考古发掘材料估计约在6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那时的陶器由于烧制工艺的不同,分为红陶、灰陶和黑陶等不同品种。宾川白羊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发掘出了罐、杯、鼎等陶片;元谋大墩子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了一件鸡形陶壶,体形如蹲踞的母鸡,栩栩如生,生动可爱,这些都佐证了云南制陶历史的悠久。

作为云南的重要陶瓷产区,建水制作陶瓷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这一点从建水的考古发掘中可以证实。1982年在建水龙岔河下游西汉古墓群出土的夹砂红陶碎片,表明建水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原始的制陶业。1988年在建水燕子洞出土了陶饰、陶坠、陶丸等陶制品,经专家鉴定为距今45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遗物。

现在的建水紫陶之所以能够跻身“名陶”之列,与江苏宜兴陶、广东石湾陶、广西钦州陶、四川荣昌陶等并驾齐名,凭借的不仅是它那独树一帜的“刻填装饰”和“无釉磨光”工艺,其产生的深层次文化更是奠定了建水紫陶跻身名陶的雄厚文化根基。

作为一种独特的地方民间工艺品种,建水紫陶的文化根性显然蕴含在建水古城的文脉之中。建水县古称临安,地处云南省东南部,由此南下可进入越南,出海通往我国香港、东南亚、南亚等地。北上经通海、昆明进入内地,交通相对便利,自古就是边陲重镇。长久以来,边境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中原文化、异域文化的互动交流,使建水形成了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化,建水人养成了一种开放的态度,其重要体现之一就是重教兴文。据考证,元二十二年(1385年)建水始建庙学,明洪武年间建临安府学,万历年间建建水州学,清代又先后建立了崇正、焕文、崇文、曲江4个书院,境内人才辈出。明代有文进士30人,武进士23人,文举人288人,武举人29人;清代有文进士33人,武进士15人,文举人412人,武举人355人。据有关史志记载,在当时云南举行的科举考试中,临安府的中举者有时竟占据了一半,堪称云南之冠。因而建水又有“临半榜”“诗书郡,礼乐邦”“文献名邦”“滇南邹鲁”的美誉。王奎、韩宜可等著名文人都在建水开办书院讲学布道,使建水深受中原汉文化的熏陶濡染。古往今来,建水各民族和睦相处,形成了汉文化与彝、回、哈尼、傣、苗等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多元边地文化。

如今保存完好的建水文庙(全国第二大文庙)、书院、学政考棚、文笔塔、双龙桥(见图1-1)、朝阳楼(见图1-2)等古迹都见证了建水历史文化的辉煌。特别是内地先进文化的传入,与当地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建水独特的儒家文化、建筑文化、陶瓷文化和民俗文化等,成为云南边地文化交融的中心与代表。因此,在深厚文化底蕴下孕育成长起来的建水紫陶,自然带有深厚的人文气息和文化色彩,成为建水文脉的延伸与代表,或者说建水文化兴盛、商贾繁荣等客观条件为建水紫陶的发展奠定了丰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底蕴。(www.zuozong.com)

图1-1　建水双龙桥(杨成文摄)

建水双龙桥,俗称“十七孔桥”,是座三阁十七孔大石拱桥。它坐落于建水古城城西5里处,横跨泸江与塌冲河交汇之水面上,是云南省著名古迹之一,已列入中国造桥史册。清乾隆年间先建三孔,道光年间又建十四孔与之相连,因此俗称“十七孔桥”。桥中建有三层楼阁,两端各有亭阁一座。桥身用巨石砌成,全长148.26米,宽3米,远看犹如一艘楼船,近观似长虹卧波。它造型奇巧,是我国现存的优秀古桥之一,2006年作为清代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图1-2　朝阳楼(杨成文摄)

滇南重镇建水历史悠久的主要标志性建筑,建成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至今六百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