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与发展

20世纪初，在丝织技术方面，我国进一步采用铁木机和电力织机，织机大多为铁制，动力由电力驱动。在提花织机方面，则引进木制贾卡式纹板提花机，后又逐渐扩大了针数并将机身改为铁制。这些设备的更替，标志着近代丝织技术的引进。

20世纪初，我国民族资本家设厂进行机器染色，先染各色丝线，后染布匹。30年代机器印染在我国出现，先采用滚筒印花机，后采用平网印花机。印花工业也由水印发展为浆印，与此相配合的蒸化、水洗以及整理工艺也得到完善。

中国的丝织业针织以厂丝取代土丝，是从民国初年以后开始的。仅仅浙江一省，厂丝产量由1917年的42.5吨猛增到1917年的395.4吨，增长将近10倍。虽然生产出的厂丝大多推销给国外商行，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厂丝在国内市场上销售，而农家土丝的来源则日渐萎缩。另一方面，新式织机的推广应用，对丝织原料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促使中国传统丝织业开始抛弃沿用了数千年的土丝，寻找新的适用原料，首先是选择和接受现成的厂丝。1913年以后，浙江各地绸厂陆续采用厂丝作为原料，可以说这是民国初年中国传统丝织业生产原料的第一次新陈代谢。

20世纪20年代以后，各地开设的绸厂更多，随着电力织绸机在各地的使用、推广和普及，手拉提花机被排挤和取代，这些手工工厂也就转化为名副其实的丝织厂。根据不完全统计，到1926年年底，新式丝织厂上海有近200家，苏州有59家，杭州有100多家，湖州有60余家，宁波有4家，盛泽有10家，其他各地也都出现了数量不一、规模不等的新式丝织工厂。在江浙沪丝绸主要产地的大中城市里，这些新式绸厂已经取代了传统的“账房”“机坊”的地位，成为中国丝绸业生产经营的主导方式，开始制定出一些比较严格的规约章程，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上海成立了物华、美亚、锦云等大型丝织厂，如1920年由留美学生蔡声白主持的上海美亚织绸厂，拥有11个绸厂，1个经纬厂，附属纹制厂、美艺染练厂、织物研究所等，员工共计4000余人，是当时中国丝织行业规模最大、实力最强、名声最著的丝绸厂。

一、清末“新政”引发丝厂投资热潮（1900—1911）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清政府被迫出台了一系列“新政”，奖励工商实业。1905年，以上海为代表，逐步掀起了抵制美货的运动，美国输华的大宗货物销路大减，从而促进了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另外，1909年，欧洲主要产丝国意大利发生地震，生丝产量锐减，国际市场生丝价格上涨，刺激了我国生丝出口的迅速增长，同时也刺激了缫丝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民族资本开设丝厂的热潮，丝厂数量和丝车数量均大幅度增加。

二、民国初期的快速发展期（1912—1929）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十分重视兴办实业，新成立的实业部制定了《商业注册章程》，规定商人呈请开办厂矿的条件为“资本实在，无纠葛，即予照准”。奖励实业政策的颁布，带来了缫丝业的快速发展。以上海为例，缫丝厂在3年间由46家迅速增加到57家，而且新增的11家均为华商投资创办。

首先，民国初年国外手拉织机及其织造工艺的引进和推广，使得苏杭丝织业“账房”式经营的分散性织造发生转变，催生了第一批集中生产的资本主义工场。大约5年后，电力织机的引进，以及城市电力等公用设施的完善，又使丝织业迈向机器生产，并超过缫丝业成为丝绸行业的老大，进而带动由缫丝、染整及其他辅助行业构成的整个丝绸业迅速成为苏州、杭州、湖州、周村、安东、盛泽等地的支柱产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丝织业从传统手工织机生产过渡到拉梭织机生产，再到电力织机生产，逐步从手工工场发展到工厂，完成了向近代化的转变。(www.zuozong.com)

其次，原料和丝织物品种迅速增加，特别是20世纪初，人造丝的传入对丰富织物品种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人造丝最初仅用于织带及制作流苏，继而用于织绸，大获成功。人造丝与桑蚕丝交织而成的绸缎，如巴黎缎、花香缎、锦地绉等正适合当时追求时髦的妇女缝制旗袍、衫裙之用。人造丝既丰富了丝绸品种，又对缫丝工业和手工丝织业，特别是柞蚕丝织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再次，民国初年的服制改革对传统丝织业既造成冲击，又促进其发展。民国初年的《服制案》，对男女礼服和公务人员服装的料质、样式和颜色做出了规定，其中男装为西服与长袍马褂并用，导致呢绒大量进口，丝绸销量锐减。各地丝织业同业组织一边派代表向参议院请愿，提出以本国丝绸、棉布作原料为好，一边着意变革，更新品种。苏浙地区试织出可充西装面料的“丝呢”，江苏称“文华丝呢”，浙江称“纬成丝呢”，皆以棉纱与捻丝交织，质地厚，价格低，销路大开。

三、民国中期波折期（1930—1937）

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国际市场丝价大幅下跌。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我国丝业，茧价、丝价暴跌，丝市萎缩，丝厂倒闭，缫丝行业受到沉重打击，呈现一派萧瑟景象，史称中国的“丝业危机”。同时，日本人造丝又被大量武装走私到我国，夺占了相当一部分市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被日本侵占，关外丝绸销路断绝，对江浙丝绸业和上海口岸的对外丝绸贸易造成重大打击，加剧了绸业危机。直到1934年下半年，世界经济逐渐走出危机阴影，欧美市场生丝消费回暖，丝价回升，才逐渐带动中国缫丝业的逐步活跃。1936—1937年，上海丝绸出口增加，丝织业雄居全国之首，缫丝业仅次于广东，绢纺、染整及丝绸机械数位居全国前列。此时，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丝绸工业基地。

四、内外战争衰落期（1937—1949）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丝绸行业损失惨重。江、浙、沪、鲁等重点丝绸产区的丝绸企业在沦陷之初或毁于战火，或被日军强占，并掠走机器设备，多数企业被迫停产。桑园场圃、院校和科研机构被破坏或被迫内迁。日军在桑区交通线及主要航道两侧大肆砍伐桑树以防止游击队袭击，导致农村破产，大片桑园荒芜。日伪华中蚕丝公司实行“统治”，垄断江、浙、皖蚕种、蚕茧、缫丝、丝织业的生产与流通，变本加厉地掠夺我国的丝绸资源。丝绸生产仅仅在大后方四川、云南、新疆有所发展。

抗战胜利后，丝绸业各机构返迁原址，进行了整顿和改组。1946年6月解放战争爆发，社会秩序混乱，经济情况恶化，全国丝绸业振兴无望，再度陷入衰退。一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致使原料价格、工资、电费随之上涨。而金融拆借又导致黑市利率暴涨，丝织业受到高利贷、高工资重压，举步维艰。二是人造丝和厂丝原料紧缺。丝织业用丝必须向政府申请，还得不到足额。三是税捐奇重。税额较以前上升了10倍，除了正税外，还有各种强行摊派。四是销售不畅。外销因战争成本高，出口少利；内销由于战区扩大，购买力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