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纱缎业公会,漫谈云锦公所

雍正元年（1723），吴县知县所立的《纱缎业行规条约》碑文中有这么一句话：“吴中纱缎一业，在《禹贡》则载为织文之篚，在《广舆》则著为土物之宜。”纱缎业确实是苏州的大宗产业，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及朝鲜、南洋。经营此业的商人向来是“老成持重、精明谙练之人”，由官府发给“印贴”，按现在的话说是手持营业执照，“商客”向其交付银两定制纱缎产品，而其则发货给机户进行织造。为规范纱缎业的行为，保障商客与机户的利益，制定条约七款，明确规定“印贴”只传子孙，不得与其他人合伙开业，一旦不再从事此业须将“印贴”缴付行头，也不允许无贴之后再操旧业。这个行规相当于纱缎业的行动准则，约束从业者的行为。苏州的纱缎业还有一个行业组织活动场所，叫轩辕宫。

咸丰皇帝成为道光帝的接班人，表面看是一朝天子，实则日子并不好过。庚申之乱祸及大半个中国，特别是财赋重地苏州遭受重创，经济、文化和市民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位于祥符寺巷内的轩辕宫“劫灰之余，遗址仅存”。同治十二年（1873）冬，云锦公所张文树、孙毓松等人集资重修公所，举办义塾、恤婺、消防等公益善举，先购置水龙等消防设备，聘请专人负责，又花费数千元建造轩辕宫大殿和山门书院，这项工程历时一年告竣。接着又计划在轩辕宫大殿后面再造房屋，开设义塾。造房、办学、消防等所需费用皆由同业筹集，可谓来之不易，纱缎商们担心不法之徒借机聚众敛财，特地要求长洲县给予保护。

1921年，根据江苏省实业厅要求，所有工商同业公会不论公所、行会、会馆等名称，均须重新登记，且要求他们将章程、规则呈报地方最高长官，由其转农商部备案。接到这一指令，云锦公所代表王兆祥、程兆栋、杭锡纶将公所历史原原本本汇报，且奉上章程15条。他们在章程中明确“以研究出品、改良丝织、整齐货盘、推广营业为宗旨”，规定苏州城厢内外所有纱缎庄必须加入公所，且须有业中声望素著者介绍。公所对同行有相当大的约束力，如同行之间有经济纠纷时，由公所派人调停；如发生“冒戤牌号，剽窃花本暨一切不规则之行动，妨害同业利益者，得由当事人报告公所，同业公同议罚，或令其退出公所”。如同当时的其他行业组织，云锦公所也采取民主选举制度，通过年会进行改选，当然当选者往往是业内实力人士。纱缎业由于经济实力超强，在苏州商界也有一定的地位，而且从业者的社会责任意识较强，故兴办学堂，扶贫帮困，抚恤帮困对象以120名为限，每年调查一次，及时更新抚恤名册。云锦公所也收取会费，收费按造货多寡而定，也就是说按商人的实力而有所区别，分甲乙两等，甲等收取两元，乙等收取一元，这些费用作为日常开支所用。

1929年，当局要求所有的公所一律改为同业公会。从公所到同业公会本无多大区别，关键在于同业公会之前用“吴县”之名还是用“苏州”之名。1930年1月，云锦公所、丝业公所、酱业公所、典当公所、尚始公所、太和公所等九个行业组织联名上书苏州总商会，声称之前没有县、市之分，而今既有市、县之分，同业公会若称吴县某业同业公会，则遗漏市区之同业，若称苏州市某业同业公会，则遗漏各县之同业。在商人们看来，“商业区域如必随行政区域以为变更，则必困难丛生，纠纷蜂起。如各业有总店在市，分店在乡者，有设店在乡收货、设庄在市售货者。又如原有各业公所，其所营事业所积公产，均为全县市乡同业所公有，一旦遽欲割裂，势必遇义务则各思诿卸，遇权利则群起争执，徒滋纠葛，无从解决”。面对这个困惑，苏州总商会没法答复，层层反映。4月11日，工商部部长孔祥熙签发训令：“苏州市与吴县畛域早经划分清楚，其所属公会自应照市、县区域改组分立，以免紊乱行政区域扩系统。”

1930年3月，云锦公所更名为苏州云锦纱缎同业公会。一份1929年的纱缎业同业名单中，有57家纱缎庄入会，曾担任苏州总商会领导职务的程斡卿、施筠清都是纱缎业中人，其中施筠清分别在西北街、娄门大街开设施和记、洽昌永纱缎庄，而当年与云锦公所据理力争，另立文锦公所，且分别出任理事和助理的严鸿魁、王梅春，此时又改换门庭，加入云锦纱缎同业公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需求的变化，纱缎业同业公会也不断调整职能，1930年上报的章程与之前的章程相比，内容更加丰富，共7章27条，涉及的内容也有所变化。如公会宗旨比之前增加“整顿市价、矫正弊害及谋工商互利，维持公益”；纱缎学堂改为纱缎小学校，同业中贫寒子弟免费入学，其余均酌收学费；抚恤的定额扩大到160户，每户限三大口（男至16岁，女至20岁）；设立蚕桑场试办种桑、育蚕、制种等事宜；与铁机丝织同业公会合办运输处，专门负责运输同业的纱缎丝织货物。（见图2-3）

图2-31929　年12月，苏州云锦纱缎同业公会章程

云锦公所作为行业组织领导纱缎行业的发展，在苏州丝绸界具有龙头老大的地位，除此之外在办学方面也卓有成效。光绪三十一年（1905）苏州商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商战世界，实即学战世界”的观点，认为我国商人“力薄资微，知短虑浅，既无学问，又坚僻拘墟，以无学识之人与有学识者遇，其胜负可立决矣”。同年十二月，纱缎业杭祖良、李文钟、邹宗涵、邹宗淇等人联合呈文商部，提出同业中人自筹经费，成立纱缎业公立初等实业学堂（见图2-4）。其实，早在同治初年，孙毓松就创办蒙养义塾，培养纱缎业中的贫寒子弟，免收学费，且免费提供食宿，除四书五经外，高级班的学生还要练习科举八股，以便应试，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大约光绪二十七八年间，蒙养义塾更名为蒙养学堂，改变传统教育模式，进行分班教育，又增加体操一课，开始重视对学生体能的训练。无论是蒙养义塾还是蒙养学堂，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世家弟子陆鸿仪曾入蒙养义塾读书，生活上得到补贴，学业上得到塾师的指点，大有增进，18岁时成为秀才，继而一路顺风，通过乡试、会试、殿试，得中进士，又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此时的陆鸿仪年仅24岁，可谓春风得意。另外，著名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郭绍虞、苏州早期小说家程瞻庐也曾在此求学，得到老师们的指点。但蒙养义塾、学堂与新兴学校相比，教育内容相对陈旧、落后，且与商业人才教育有所脱节，所以纱缎业决定在蒙养学堂的基础上创办公立初等实业学堂，培养职业人才，从规模、课程、教习等方面进行改革，以“注重普通各科学，以期童年皆具营业之知能及有谋生之计虑”为宗旨，且期望学生毕业后进上海南洋高等实业学堂继续深造。既然制定这样高远的目标，自然重视学堂负责人的名望资历与专业素养，于是聘请五品衔翰林院编修王同愈为总董，陆鸿仪之弟、元和县廪生陆鸿吉为校长。

图2-41906　年3月，商部为准设立纱缎业初等实业学堂的批文(www.zuozong.com)

他们制定《纱缎业公立初等实业学堂章程》8条及科目表。学堂设在白塔子巷，后在祥符寺巷，分本科与预科两级，本科、预科分别按照部颁初等实业学堂章程、初等小学章程办理。学校专门招收同业中16岁以下子弟，确定招生名额为60人，学制4年，学生全部寄宿，免收学费，但每人每月须支付食宿费3元。本科生须学习修身、读经、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图画、音乐、英文、手工、簿记等13门课，预科生则比本科生少了英文、手工等4门课。修身与读经仍然列在首位。在接受传统教育的商人们看来，修身是为人处事的首要任务，也是做人的根本所在，“指示古人之嘉言懿行，以为立身之规则”。而读经则是通过经书掌握圣贤之道，使其“浸灌于心，以免流于匪僻”。至于让学生们学习英文，则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英文已通行全球，学好英文不仅便于对外交往，开展商业往来，而且能让儿童“口齿灵便”。簿记相当于现在的财务，既可以作为将来家庭管理之用，又可以作为谋生之用。

纱缎业的办学之举得到苏州商会和商部的认可，认为他们“急公好义”，值得在商界推广与倡导，并同意将来毕业生“申送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考验录入”，提供更高的平台与更多的机会。《陆鸿吉遗稿》记载，纱缎业初等实业学堂开办两年，毕业一班，培养了后来成为苏州工商界知名人士的陶叔南等优秀学生。纱缎业初等实业学堂在民国时期成为云锦小学，后又改名为纱缎小学。四岁半的丁大钊就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多年的勤奋与钻研使其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1991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商人在农耕社会处于末等地位，但经济的发展促使商人们勇于肩负起社会责任，关注民间疾苦，关注教育事业，以慈善之行改变贫寒子弟的命运，为社会为业界输送有用之才。他们这种重教而侠义的行为，值得当代企业家们学习与借鉴。

从云锦公所到云锦纱缎同业公会，从其成立起，除发展自身的业务外，还经常要分神处理各类劳资纠纷。这个行业的产业工人队伍庞大，兼因晚清、民国初期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工人们时常罢工，与纱缎业商人冲突不断。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到宣统三年（1911），就发生了10起较大的机工罢工等事件。导致机工们罢工的理由各式各样，有的“借端米贵，首倡停工”，有的因洋价骤落“聚众索加工钱”，有的机工卷走所织缎匹，有的甚至将“承揽在家之经纬机纤一切及织成之缎匹，向各当任决典押”。云锦公所作为行业组织，他们与机工们虽有冲突，但双方终究是利益共同体，因此他们一面借助官府的力量平息罢工，一面适当提高工价作些让步。随着铁机丝织等新技术的引进，完全靠手工织造的纱缎业日益受到影响，抗战全面爆发时各业停顿一年，从此一蹶不振。拥有云锦之美名的公所（公会）逐渐从历史舞台上慢慢消失，而纱缎产品继续在丝绸世界展示着华丽。

参考文献

［1］曹喜琛，叶万忠.苏州丝绸档案汇编［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

［2］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等.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蓝无瑕　原载《档案与建设》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