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雅鸣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出生在普鲁士的勒肯镇,他是三个孩子中最年长的一个。他的父亲、外祖父和祖父都被任命为路德教会教堂的牧师,所以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认为命中注定要当牧师(其他孩子称他为小牧师)。他的父亲36岁时去世,当时尼采只有五岁。大约五个月之后,他最小的弟弟乔瑟夫也死了。
尼采接受了极好的教育,他14岁到19岁在普夫达的一个贵族寄宿制学校读书。在1864年,他在波恩大学学习神学和语文学,但是在一年之后他去了莱比锡城大学专门学习语文学。1867年他结束学业后供职于普鲁士军队,在那里成为了炮兵部队的军官。1869年,24岁的他被任命为巴塞尔大学的语文学教授。在这期间,他完成了他的考试和论文,但是在莱比锡城大学他被免除了这些要求并且获颁博士学位。在1870年,他离开了大学,在德法战争中担任医师。由于患有严重的疾病,几个月之后,他被解雇了。
由于尼采身体不好,他在1876年不再担任教授职务,并在1879年辞职。他放弃了普鲁士的公民身份,而且也没能拥有瑞士公民身份,他余下的人生“没有国籍”。接下来的十年,他开始大量写作,并且在欧洲和其他地方旅行,拜访了很多朋友。
在1889年1月,他在都灵患上精神衰弱症,之后再也没有康复过。故事是这样的,尼采在路上看到一位马夫在抽打马,他就去抱着马痛哭起来(精神崩溃的开始)。一年之后在耶拿的疗养所,他和他的母亲一起生活,他在1897年母亲离世之后和妹妹一起生活。他的妹妹伊丽莎白,是一个虔诚的反犹分子。事实上,尽管在尼采的著作中某些文章存在支持纳粹的反犹太的思想,但是尼采讨厌德国的民族主义,并且由于她妹妹的反犹太主义,他与她保持着距离。
尼采描述他的工作是“用锤子”从事哲学。经过了古典语文学的训练,他被认为是西欧流行文化价值方面的批评家。尤其是,他挑战了那些价值的基督教基础。但是他的语文学并不是简单的、消极的或者说是解构的,这样说是不公平的。相反,人们期望他用被激发出来的西方文明批判性的眼光去断定他理解的生命源头——原始的、有创造性的能量超越了合理性,超越了有善恶区分的道德分类。他认为西方文明在退步,耗尽了生命的力量,使权力和权威出让给害怕那些生命力量的人。
尼采构想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动荡的海洋,里面充斥着非理性的力量,这些力量是极具破坏性和生产性的。对比那个时代卓越的基督教世界的视野,尼采看到的这个世界不仅仅是道德的宇宙,由道德的上帝创造和控制,更是作为一个混乱的“有能量的怪物”存在,人类在其中生活和成长。因此,“力量”必须被理解为并不是一个客体,而是永无结束的斗争和一直在改变的有力量的海洋。因此,生命为权力意志所驱动,权力是先于道德的。
对当代的思想产生尤其重要意义的是尼采的《道德谱系学》(1887),这部书探索了当代道德分类的起源,包括好的、坏的、恶的。他认为这些分类并不是必要的或者普遍意义的,而是通过历史中运行的社会权力在文化意义上建立起来的。好的只是那些掌权的人珍惜的东西,坏的则是对立面,或者对权力(比如军队)产生威胁,或者是它的对立面(比如病弱)。尼采认为,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发展阶段,好与不好由狭义上统治的骑士贵族阶级所决定。有助于这个世界的健康和快乐是好的,不是这样的就是坏的,然后是道德的领域,尼采称之为神职人员的拥护者。然而,骑士贵族的价值是基于这个社会物质的快乐而远离了生命本身,祭祀贵族的价值与之完全相反,美化了无私和懦弱。尼采称骑士贵族的生命和主张不仅仅是坏的,而且是直接的、邪恶的。为了反驳他们,祭祀贵族建立了奴隶道德,用来美化懦弱,使人们感受到所有那些自然的东西的坏的一面,那就是他们的权力意志、愉悦和生命的快乐。
如果社会历史也过分简单地如他介绍的那样在系谱中出现,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会合理地怀疑尼采的挑衅。然而,这部作品于当代思考的重要性基于他系谱的研究方法。他着手处理的这些是作为历史的产物,这些历史的产物是被从不间断的历史斗争中总结而来的,而不是像“罪恶”这样的思想和价值观的普遍真理或者神的启示。总而言之,它们是被权力影响的。这种思考方式对米歇尔·福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明确地采取了谱系的研究方法,也影响了很多其他重要的人物,如乔治·巴塔耶、朱蒂斯·巴特勒、吉尔·德勒兹、露丝·伊利格瑞、简·弗朗索瓦·利奥塔尔。(www.zuozong.com)
理解他的意思是重要的,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一书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的序言中宣称“上帝死了”。他不是要求和庆祝“上帝死了”,而是描述他所看到的现代西方文明的事实。也就是说,人们再也不会靠着作为信仰的上帝而生活,上帝再也不会作为巨大的最终的作者和道德法律的保证人能够看穿人们的内心并且对他们的行为作出相应的判断。对于尼采来说,最重要的是上帝死了就是什么东西必须和他一起死,也就是说,人类作恶多端的沉沦的和负罪感的基督教观念必须抛弃。尼采这个宣称的兴趣是将人们从奴隶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其根据是生活在未来的希望、有回报的来世这样的观念。可能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的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查拉图斯特拉,是充满生机自由生活、肯定现实生活的地球上的英雄,他爱上了地球和人类,然而他遇到的信徒却放弃了人类,并且寻找爱上上帝的方式。当这个信徒离开的时候,查拉图斯特拉惊讶地问自己:“这是真的?这个森林里的老信徒从来没有听说过关于‘上帝死了’的任何信息吗?”他立刻和这个老信徒进行交流,查拉图斯特拉开始布道说超人即将到来,那就是说人们克服了人类伴随着奴隶道德罪恶降临的基督教观念。
尼采的第一本书《悲剧的诞生》(1872年在德国出版)被认为是引起人们关注的权威著作,他在该书中描述的具有创造性的、原始的生命力量的原型是狄奥尼索斯,是古老的、性别异化的葡萄酒的、伪装的、暴力的、狂欢的神。尼采认为,希腊文化存在两个相反力量的紧张关系,这与古希腊流行的观念相反。一方面是道德规则和冷静理性的阿波罗神之力;另一方面是与道德无关的、毫无理性的、创造混乱的酒神之力。日神精神是有秩序的,酒神精神是原始的,也就是说在文明秩序之前是混乱的生命力量,并且它是创造力的来源。尼采认为从遥远的古希腊以来的若干个世纪,西方文明逐渐抑制了酒神精神,现代西方社会主导的阿波罗神扼杀了创造性的力量,并且处于不安定当中。因此,尼采要求酒神精神的复活,并且关注德国音乐和他所处时代的艺术,尤其是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总体艺术”,这是关于悲剧精神的潜在意义的再生。
然而,甚至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关于这种精神是否能够在现代重生,尼采产生了一些怀疑。这些怀疑一定程度上集中于当代的观众,尼采指责他们这些人成为了“批评者”,这些人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化程度使得他们放弃音乐的酒神精神,从而不是真正的“美的听众”。在他之后的著作里,尼采似乎越来越反对表演艺术,在这一点上,他称自己是一个本质上反戏剧性的人。这出现在《瓦格纳事件》(1888)中,是尼采早期的作品中并列的文章中的一段内容,它们后来得到了修正。在那篇文章中,尼采谴责戏剧是大众艺术,批评它迎合了普通的最低的公分母者并且贬低了他的观众。“在剧中,一个人变成了兽群,伪善者,投票的牛,赞助人,笨蛋……”甚至最有力量的良知被征服,通过大量的有水平的魔法被征服。一个人变成了单纯的邻居……他因此认为戏剧在他们的观众中灌输奴隶道德。他进一步认为艺术不需要观众,但是它有独立于被产生和被欣赏的价值:“无论做什么,没有目击者都是完美的。”
总的来说,尼采的著作对戏剧和音乐的观点似乎是相悖的:一方面,他支持音乐剧作为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可以让酒神精神重新出现,然而另一方面就是他那么地轻视戏剧。尼采宣称他改变了对瓦格纳的看法(可能他做到了),但是另一方面在他接受那些开玩笑的和难懂的作者的任何表面的价值之前,他应该犹豫。正如克里斯托夫提醒我们的那样,无论尼采多么地反对戏剧性,尼采可能都会宣称,他的文本是多义的和对话的。例如,尼采反对瓦格纳,这有个强烈戏剧性的标题《来自一个心理学家的文件》。毫无疑问的是,里面存在至少两个人物,一个是对瓦格纳的音乐上瘾的人(一个部分的标题就是我如何远离了瓦格纳)。另一个是将其作为他的案例的心理学家。然后,很明显的就是,尼采没有称他自己反对戏剧,而是利用这个角色作为喉舌去表达这个观点。乔恩·麦肯齐关于这些紧张的分析有助于去思考尼采对表演研究的分析。“在戏剧性和反戏剧性的矛盾和紧张之中,我们找到了尼采的这部戏剧,可能很好地标记了进入当代思考的表演的破裂,表演的出现是一个难题,一个争论的地方。”
(王雅鸣: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
【注释】
[1]原文参见Philip Auslander,Theory for Performance Studies:A Student's Guid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pp.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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