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广播初创技术条件下的播音形态及特征

赵若竹

在人类传播发展史上，广播技术的诞生使大众媒介进入了有声语言传播的新时代，以电波为载体，用声音传播信息，形式生动、收听便捷，突破了书面文字的局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效果。20世纪20年代初，广播技术传入中国，美国人奥斯邦在上海主持建立了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即“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自此，中国产生了第一批由外国人创办，采用英语播音的广播电台。北洋政府时期，先后有外商、官办、民办各类广播电台十来座，发射范围和收听范围有限，没有全国性的中央台。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从1927年起大力发展广播电台，有了新闻报道、广播演讲、文艺节目等多种节目样式。随着日本的入侵，中国广播事业受到严重摧残。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广播事业开始创建，中国播音主持创作活动的形态也从这时开始萌生。

一、无线广播初创时期播音形态的萌芽

20世纪40年代，中国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传播技术相对落后。此前，中国共产党已有用无线电报发出的文字广播，但不曾有过语言广播。1940年，周恩来同志从苏联带回一部无线电广播机，延安无线电技术人员经过辛苦探索和反复试验，对它进行改装。通信器材厂又克服种种困难，制造了各种必需的器材。经过几个月的奋战，终于在1940年年底建成了广播电台，开始试播；1943年曾因技术问题停播；1945年，延安新华广播在窑洞中恢复播音；1949年开国大典进行了实况广播。

（一）延安时期的语言广播

延安时期是人民广播电台语言广播的发端。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播时只有一套节目，用汉语普通话广播，每天播音2小时。播出的主要内容有中共中央机关报刊社论、重要文章、全国军民抗日斗争消息、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情况以及其他国内外消息。山西、山东、四川和云南等地都能收听到延安的广播。在解放战争期间，许多重要新闻都是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审阅后广播出去的。

延安时期口头广播组的编辑来自新华社，广播的主要对象是敌后根据地军民，兼顾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的群众。但是受技术条件限制，播音效果很不稳定。1943年1月，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博古同志在谈到新华社工作概要时说，询问各地，口头广播多接收不到，有时听不清、记不下，因此暂时决定停止口头广播。国民党侦测记录有播音员男女各一人，关于播出效果，据4月19日记录称：“电力尚称强大，声音并不见佳，交流声及天电干扰甚烈。”可见，发射功率小、电压不稳造成播音有时清晰，有时模糊。1946年6月，“口头广播部”扩大为“语言广播部”，编辑增加至7人。播音员从起初的1人增至3人，每天播音2小时，分中午和晚上两次播出。从1946年9月5日起，晚上播音时间延长至1．5小时。在内容上，有新闻、评论、通讯、故事、演讲、记录新闻等，在不同的战争背景下还会根据受众的要求适时调整节目内容。

1946年国共交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解放区广播电台积极配合解放战争进行宣传，日益壮大，而国民党的党营广播事业却逐步走向衰落。到1949年3月，各解放区的广播电台已经达到24座，形成了一个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广播宣传网。

（二）播音创作的要求

在播音事业的萌芽时期，社会政治环境很不稳定，技术条件相对落后，播音创作活动产生的社会土壤和环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1946年《新华社语言广播部暂行工作细则》中对语言广播部的任务要求是“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报导国内外时局的动向，有计划与有系统地宣扬我党我军与解放区的事业和功绩，揭发国民党的腐败黑暗统治并宣传与鼓励其统治区广大人民的民主运动”。^[6]在新闻稿件直播中，播音员通常是根据编辑部送来的稿件，经过分析准备，再面对话筒播出，有时同一篇稿件要反复播出或由另一位播音员反复播出。当时由于电台播音间与编辑部相隔20多里路程，中间还隔着一条延河，通讯员天天骑马涉水过河送稿。遇到暴雨水涨，通讯员就用油布包好稿子，顶在头上，泅水过河，按时把稿件送到电台。碰到急稿，播音员还要电话记录，马上播读。相对于录播而言，直接播出是播音员一次性地在录音间播出，同时将声音变成电信号发射传播。从播音环境到播音状态及播音创作要求，直播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早期直播条件下，对播音员快速识稿能力、广义备稿能力、话筒前语言播报的稳定性都提出了较高要求。

二、人民广播早期直播的主要样态

早期直播是在广播播音产生初期没有录音设备的技术条件下，必须由播音员拿着素材面对话筒直接播音的广播方式。从广播诞生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陆续成立的县、乡（镇）、大队（村）、小队（屯）和城镇的一些基层单位的广播站也一直采用这种方式，当然这与近几十年兴起的直播样态截然不同，早期直播是我国人民广播和播音主持形态的发端。在早期直播中又包含以下几种不同的播音主持样态：

（一）播音间直播

1．新闻直播

播音员在播音间新闻直播是早期播音的基本形式，在战时条件下，它达到了用有声语言直接传递信息、宣传政策的目的。播音员拿到稿件，经过准备，在话筒前创作并同时播出，这就是早期播音工作的大致流程。1949年，陕北台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到北平后，当时设有早中晚3次新闻节目以及《对野战军记录新闻》和《记录新闻》；1950年4月10日，中央台的新闻节目从全天4次增加到7次，有《首都报纸摘要》和《国际新闻》，每天播出3小时15分钟的《记录新闻》；1951年5月1日，中央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开播；1954年5月30日，中央台开始分两套节目播音，新闻节目增加到11次，其中《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和《新闻和报纸摘要》逐步形成了全国有广泛影响的两个重点新闻节目。

在这一时期的广播中，信息本身占有重要意义，尤其是播音间口播新闻节目的内容，关乎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最新信息，在战争年代几乎每一条新闻都与时局紧密相关，深受大众关注。早期播音员直播的新闻内容主要有战报、政治消息、生产情况、国际新闻等，还有党中央的指示及党报社论。

那时电台没有录音设备，播音员只能对着话筒直接播出，播音间隔壁有调配员监听，一旦出错便无法挽回，因而播音具有一次性无法重复播出的特点。为了准确传达党中央的精神，便要求播音员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力求准确、清晰、鲜明地播报新闻稿件。这一时期，延安新华电台播出了许多党中央重要文件。1941年1月，徐瑞璋和姚雯两位播音员播送了新华社通讯员当日骑马送来的广播稿《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这是毛泽东主席亲自起草的谈话，是对敌人的致命一击。当天晚上，徐瑞璋播完一遍后姚雯再播一遍。在整个广播过程中，她们几乎拼尽了全身的力量，使每一个字音都深深印入听众心里。播音结束时，两位姑娘在冬日寒冷的窑洞中竟然汗流满面。肖岩的回忆文章中提到每天晚上广播1小时，八九千字，接到稿子后认真备稿，反复朗诵，新闻稿基本上能背下来。

战时的社会环境和直播的紧张感极大地激发了播音员的创作激情，他们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对稿件进行深入理解，并且在话筒前情绪饱满、准确到位地传递最新消息，给播音员的直播创作带来无限喜悦。齐越同志在《播音员日志》中记录了1948年9月24日的一次直播：“那是在常规节目播出即将结束时，编辑从电话当中得到济南前线的战报，迅速交到播音员手中播出，然后又陆续接到电话，继续播出济南解放的消息，在节目播送了晚安之后，总编辑临时决定加播‘号外’，而且当天的号外在激动兴奋的情绪中连续播送了七遍，这是早期直播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可见，早期广播直播中已经能够利用直播灵活性强的优势，对节目内容进行增减、插入、延长等操作处理，体现了第一时间将新闻传播出去的职业意识。

2．文艺节目直播

早期直播虽然以战报新闻为主，但为了丰富节目内容，展现解放区的生活风貌，播音员除了播放有限的几张唱片外还经常自己想办法对着话筒表演文艺节目。播音员肖岩曾在回忆录中谈到，自己曾在播音间唱过《黄河大合唱》《兄妹开荒》等歌曲，还组织一些会讲普通话的同志广播过郭沫若的话剧《屈原》和《棠棣之花》。由于电力不足，机器经常发生故障，这时就只好让听众同志过几分钟再继续收听。早期的播音员在话筒前充当演员创作文艺节目是常有之事，唱歌、唱戏、吹口琴……可谓吹拉弹唱，各尽所能。

早期电台没有录制文艺节目的设备，电台工作人员因陋就简组织文艺节目进行直播。延安新华电台曾于1945年10月6日和13日，邀请延安鲁艺文工团面对话筒直接演播节目。据有关人员回忆，第一次演播了《东方红》《庆祝胜利》《有吃有穿》等歌曲和秧歌剧《兄妹开荒》；第二次又演播了《民主进行曲》《胜利的消息到处传》《七枝花》《打场》《全国人民要和平》《刘二起家》等节目。别具一格、生动活泼的文艺节目通过电波传送到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令听众耳目一新、精神大振。这些都是早期文艺直播的雏形。

除了以上的播音样态外，有时还会有广播演讲，由于无法录音，只能将演讲者请到播音室直接播讲。朱德、林伯渠、王震、廖承志等同志在播音室演讲过。因为交通不便，请人播讲很不容易，所以演讲的次数很少。

（二）现场实况广播

如果以播音的空间环境为依据分类，除了播音室直播外还有现场直播。早期现场直播主要是现场实况广播，即工作人员在现场随着事件的发生、发展进程同时制作和播出广播节目。1946年9月25日，延吉新华广播电台与吉林军区文工团共同组织200人演出《黄河大合唱》，电台对此进行了实况转播。当年11月，延吉台又对当地的万人群众公审大会进行了实况转播。这是人民广播历史上较早出现的节目形式。1949年3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天津耀华中学讲话，天津新华广播电台转播了实况，这是我国人民电台第一次转播中央领导同志的长篇讲话实况。

我国人民广播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现场实况广播是1949年10月1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在天安门广场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实况转播，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联合转播。齐越、丁一岚两位播音员站在天安门城楼西侧，进行现场播音解说。当时实况广播主创之一杨兆麟（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在《从延安到北平》一文中回忆：“我们没有经验，现场实况只是报道了庆典的程序，并对一些重要场景做了简单描述。听众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的声音；听到了步兵部队整齐有力的步伐、骑兵部队疾风骤雨般的马蹄声和轰隆隆驶过的战车声；听到了山呼海啸、震天动地的群众欢呼。我们以为这就是实况广播的作用。”第一次现场实况直播之后，广播工作者很快意识到了存在的问题，意识到应充分考虑广播现场的特点和规律，意识到应考虑受众依靠听觉接受信息的方式和心理，不能只是简明抽象地解说，而是要详尽报道、描述现场的生动景象。经过调整，在此后的国庆报道准备中，电台都要组织记者深入解放军各部队和参加游行的各单位采访、体察生活，以具体、形象的语言编写广播稿，要求播音员的解说尽量激发观众的想象力，以“如在目前，谛听忘倦，唯恐不得闻”的艺术表现力为目标，使听众有身临其境之感。这是人民广播电台实现从口播文字新闻向现场报道直播迈进的一大步。

三、人民广播早期直播的特征与现实指导意义

我国广播的早期直播是人民广播事业和播音主持事业的开端，体现出在特定历史背景和技术条件下的时代特色。播音间直播，是播音员在没有录音设备的情况下根据稿件提供的内容（或编排节目）面对话筒进行演播；现场直播是在大型活动中，通过广播设备把现场的实际情况、音响和播音员的解说同步广播出去，进行“实况广播”。(www.zuozong.com)

（一）实验性与示范性

随无线电广播技术一同诞生的早期直播没有可供借鉴的先例，播音员开创性地在实践中对语言规范性、语言表达方式进行摸索尝试，不断实验改进，逐步探索出将文字信息转化成口头语言，将虚拟听众转化为真实交流者的播音创作经验。这一时期的新闻口播形成了以文本为依据，以宣读、宣讲为基本语态，准确鲜明地传达新闻信息的创作方式。在技术上，早期的电台信号时常不稳定，播音间使用的动圈话筒要求音量大，这些客观条件导致播音员需要唇舌用力，使用大声宣讲甚至喊话的状态。播音创作以文字信息为依据，以声音传播为手段，在虚拟交流环境下的直播中，播音活动的二度创作特性、创作时间的紧张性、感情表达的真实性等基本特征为后人提供了创作规律上的依据，同时为播音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二）一次性与精确性

早期直播包括播音间口播新闻、文艺节目和现场实况转播等样态，播音员的创作素材通常是已编辑好的稿件，是在话筒前完成准备稿件－行之于声－给予受众的创作，信息传播的制作和发送是点对点的单线传递，具有单一性特点，流程相对简单。播音员口播具有一次性播出无法更改的特点。传播出去的声音转瞬即逝，无法复制，要想记录只能依靠脑力或文字，因而这一时期的记录新闻是重要的播音样态之一。同时，这也对编辑、播音员等岗位的工作人员细致编辑、精确操作、准确播出提出了现实要求。另外战时宣传的内容经常涉及战况战报、重要文档，也促使播音员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准确鲜明、一字不差地传播文字稿件内容。无论是口播还是现场实况，广播设备以线性方式记录着播音和实况活动发生、发展的动态过程，编辑根据前期采访对稿件进行预编，在播出现场与播音员一起完成有稿解说。这时的广播实况是广播现场直播的初级尝试，展现了直播的共时性优势，使更多听众能够实时了解新闻现场的动向。从编辑思维到播音语态都属于记录式直播，还没有涉及立体手段和全方位直播报道。

（三）实时性与时效性

早期直播在以报纸、电报为主要媒介的传播时代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时效性传播。广播直播成为具有一定开放性的信息传播领域，最新实况在“号外”中的传达紧跟重要新闻事件进行动态播出；开国大典的实时传送，是播音员在现场同步报道新闻事件的新发展，这些都是新闻事件在直播中得到及时有效传播的有益实践。“1947年3月18日，我军暂时撤出延安。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当天晚上，仍然向全国人民播送着胜利的消息。从这以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台在一个小破庙，两位播音员头顶上盘旋国民党的飞机，炸弹声就在四周不断响起，但他们还是坚守在麦克风旁，以从容清朗的声音向全国人民照常报道新闻、播送评论。”^[7]尽管通信技术不够发达，常态直播中新闻信息的传输大多依靠人力和电话系统，但广播从编辑到播音的每一个环节都能争分夺秒地缩短时差，力争时效性，听众能够及时准确地获取信息，增强了对广播媒体的信任度。

四、结语

作为一项大众传播活动，播音自诞生至今70余年间自有其客观的演变过程，它每一阶段的存在形式都有其时间意义上的关系，根据技术条件、演播环境、传播内容的不同，创作主体需要调节和把握有声语言、体态语、时间、空间等诸多元素进行创作，这种差异化组合和运用呈现出不同的播音主持面貌和样态，体现了不同技术时代播音创作活动的形态特征。早期直播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后来的广播直播中逐渐引入录音、音响、现场报道、热线电话、短信平台、嘉宾等多种元素，在创作依据上增加了动态元素，播音员、主持人可以与之交流互动，样态日益丰富。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广播电台的兴起，电话系统和网络系统与广播信号处理和传递系统相结合，更是建立起了广播直播的新型模式，直播的状态、设备、执行者与功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技术简陋、落后的情况下，早期直播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广播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体现出直播的及时性、贴近性、感染力和号召力，不仅创造性地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传播任务，更为今天的广播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吉林省广播电视学校．纪念人民广播创建四十周年——《中国广播史料选集》（第三辑）［C］．（内部资料），1981．

［2］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第二辑）［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0．

［3］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3．

［4］广播事业局业务研究室．播音工作经验汇辑［C］．（内部资料），1961．

［5］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编．梅益谈广播电视［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

［6］齐越．寄语青年播音员［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6．

［7］左漠野主编．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注释】

[1]〔美〕罗伯特·斯考伯，谢尔·伊斯雷尔．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M］．赵乾坤，周宝曜，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11．

[2]http：／／baike．baidu．com／link？url＝XZeUdbRD＿fDqDNsjVO＿sSrp2NBP99OSHZRcxBG7qdLFDBYtj5i KrAE－rDZZylVgRV0cGef8zM34JN3U＿zlxKqa．

[3]梁毓琳，黄宇．中国广播覆盖及频率资源分布特点［J］．传媒，2015（10）．

[4]数字电视转换创“南京速度”［J］．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2012（22）．

[5]歌华“回看”电视覆盖频率将超百［J］．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2012（22）．

[6]新华社语言广播部暂行工作细则［Z］．1946—06．

[7]韦君宜．回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J］．广播爱好者，19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