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是电视新闻的第一要素的介绍

随着媒介竞争的加剧、受众新闻欲的增强，在高新科技的支持下，通过现场直播、现场报道、电话连线、字幕移动等形式来提高新闻时效性的传播方式已经越来越常见，同时也打破了人们对传统新闻定义的理解：新闻不再只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是由“TNT”时态（Today's News Today Report，今天的新闻今天报）发展到“NNN”时态（Now's News Now Report，现在的新闻现在报）。现场报道、现场直播是最能体现电子媒介价值与优势的途径，理应成为新闻节目（尤其是对新闻价值显著的突发新闻的报道）的指向和常态。

现场是电视新闻的第一要素。在电视新闻中，只有将“现场”置于一个突出的位置，才能最大限度地显示电视媒介的传播威力，尊重并实现受众的知情权。当下，直播、现场报道已经愈来愈受到业界的重视，许多新闻节目都将其视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件。从2008年至今，云南的电视媒体也是如此。譬如，昆明电视台民生新闻栏目《街头巷尾》中颇受欢迎的板块“直击现场”，栏目宣传片花中各位出镜记者统一的“我在现场”的口号，不仅仅只是表明记者进行现场报道时惯用的解说方式，它更是栏目追求“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强化新闻时效性的一种体现。同样地，云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条形码时段的《都市现场》将栏目定位为“鲜活新闻，现场报道”，而其民生新闻栏目《都市条形码》也大量使用出镜记者，并从2009年启动了优秀记者的评选活动，受众可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对记者进行评论、投票，栏目自身也标志性地打出了“Live”（现场直播）字样……从中央台到地方台，从时政新闻到民生新闻，突出“现场”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新闻报道形式。

应该说，“现场”意识的崛起是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对于自身角色定位的一种准确认识，是更好地实现“新闻为人民服务”的一条途径。强调新闻的鲜活性和快捷性，这本身就是电视的本体回归。然而，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对于“现场”的认知以及记者的现场报道表现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误区和欠缺，记者现场报道的质量尚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现场报道以直观形象的方式将现场信息传播给受众，随之带来了强烈的现场感，这种身临其境的感染效应正是通过视、听两个渠道的现场感作用于受众而产生的。完整而连贯的同期声即真实、完整地再现新闻人物的讲话和新闻现场的音响（同期声讲话与同期声音响），会使受众产生空间感，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从目前的许多电视新闻现场报道来看，最突出的问题便在于：将现场报道模式化地等同于记者在新闻现场“出现”并作简练、集中的陈述或小结（令人印象深刻，甚至吃惊的一则报道是2006年6月21日《都市条形码》播出的第7条关于堵路的新闻，整条新闻中出镜记者只有一句话：“直到×点路才疏通。”）。

认知上的偏差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新闻实践中报道的僵化和传播效果的弱化。在常规性的日播新闻中，受众通常所接收到的记者现场报道不过是如此的一种情形——出镜记者规律性地出现在新闻开头和结尾，即出镜的功能多为导入现场、作小结，而解释性、强化主题信息的内容几乎都由后期配音来完成，完全由“记者现场解说＋采访同期声”的“新闻原生态”式、高质量的现场报道很少看到。如果在现场报道中“事后配音”成为主要形态或只有记者现场采访而没有同期声，那么，受众对于新闻的接受就只是一种直线式的进入而缺少立体空间感。这样的现场报道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场报道吗？是受众需要的现场报道吗？如果现场报道只是相比以往的“非现场报道”多了一个元素——有记者现身于现场，在现场说了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在演播室、录音室都能说的话，那么，这样的现场报道大概也没有多少存在的必要，若从节约新闻采集、制作成本的角度而言，这样的现场报道更是无异于对资源的浪费。

除此之外，出镜记者现场解说内容模式化、模糊化、不准确以及手势机械化、着装随意化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本文就结合《都市条形码》栏目中播出过的新闻报道来作案例分析。

2006年1月12日，在普洱市墨江发生5.0级地震之后，《都市条形码》记者迅速抵达震区，在当天的节目中就通过电话连线前方记者、播出震区最新画面、采访省地震局等方式及时地向受众传达了最新消息；1月13日报道《孔垂柱副省长赶到震中》，并以电话连线采访等手段跟踪灾情变化情况；1月16日采访省地震局专家，预测“墨江发生大地震可能性小”。由于这一突发的灾难性事故就发生在本省，其包含的不确定性及震撼人心的感染力使人们急切地想知道灾区情况、后续发展。在当时一些同城媒体未及时报道，甚至根本未报道此事件的情况下，《都市条形码》的迅速出击、连续跟进无疑满足了受众的信息需求，同时也展现出栏目“重要报道，要在现场”的主流媒体形象。在墨江地震的报道过程中，栏目采取的电话连线采访、同期声、字幕等报道方式较好地实现了信息的及时传播，这种关注现场的理念和做法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在具体的报道中仍然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在电话连线前方记者的环节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当《都市条形码》栏目在昆明演播室的主持人电话连线前方记者时，由于没有电视画面，受众只能依据前方记者对现场的描述来获得信息，进而对事件形成某种印象或评价，即记者充当着受众的眼睛、耳朵、鼻子、手，是受众一切感知的来源，他在现场的细致观察及客观、准确和生动的描述直接关乎新闻报道的传播效果。但在此次地震事件报道中，记者的语言表达明显欠缺，应变能力较差，表现不够专业。有的记者连新闻五要素都交待不清，总是要在演播室主持人的一再追问下才似乎想起来该说些什么，而当主持人问“现场的损失情况如何？”时，记者“房子也损坏了，××也损坏了”之类的回应实在是让人感到遗憾。

与之相仿的“现场”意识明确、但囿于客观条件及记者临场表现而导致现场报道欠缺的事例在《都市条形码》中多次发生。节目对数年前“昆明木器厂宿舍伤人事件”的现场报道便是一例。客观地讲，此次报道是该栏目进行现场报道的一次有益尝试，无论是主持人还是前方记者，都努力地在第一时间将最新的新闻信息传达给受众。当日，在昆明关上木具厂宿舍区发生了一起伤人事件，一男子刺伤两名女子后藏入宿舍楼，警方随即展开围捕，最终抓获该男子。当晚，《都市条形码》以3条新闻、2个现场、数次电话连线前方记者对此新闻进行了报道：节目开头播放新闻《伤者正在抢救 情况较为危险》。记者在事发后第一时间赶到铁路医院急诊科，对伤者家属进行采访，了解伤势、事发原因及大致经过；之后在新闻《木具厂伤人事件 警方抓获嫌疑人》中，目击者描述伤者伤势、求救细节，记者现场报道嫌疑人与警方对峙、警方围堵嫌疑人的状况。同时，演播室主持人连线驻守在伤者所在医院的记者，并以双视窗的形式，播放演播室连线采访和宿舍区现场警方围捕、抓获嫌疑人的画面；最后在新闻《昆明木器厂宿舍伤人事件》中，演播室主持人综述事件经过、最新进展，并连线位于关上派出所的前方记者，了解围捕嫌疑人的经过及细节。从下午1：30事件发生、4：30嫌疑人被抓，到6：00节目播出、赶制新闻不断跟进，演播室主持人始终与宿舍区现场、医院现场、关上派出所的记者保持互动，及时报道事件进展。在此过程中，新闻颇具时效性、真实性，有效调动了受众的有意注意，使受众产生了与事件进展的同步感、参与感和现场感。(www.zuozong.com)

然而，也许是由于对突发事件进行现场报道的经验不足，节目中因为信号故障，不时地导致电话连线失败；主持人与记者也总是出现词不达意、解说重复、不流畅等问题；报道该事件的新闻标题多次出现，但用词均不统一，有错别字之嫌：“木具厂（宿舍伤人事件，下文略）”“木锯场”“木具场”“木器厂”……本来令人眼前一亮的现场报道因此而留下了遗憾。

就记者现场报道而言，上述两个典型的案例表现出来的是记者缺乏主体报道意识、现场信息准备不充分、现场报道素养欠缺等弊病。如此一来，现场报道本应发挥的及时性、传真性报道的优势与功能当然也就难以得到体现，从而影响了新闻的有效传播。

在日常的新闻报道中，“我在现场”却“没有现场”的情形不在少数。譬如，在一次电话连线中，前方记者介绍团结镇山火纵火嫌疑人“听口音是宣威、镇雄那边的人”。不同市、不同地区的口音怎么就联系在一起了？而数天后的后续报道证实该嫌疑人是陆良县人。再如新闻《这两人好大胆厕所里卖假币被抓》，记者教观众如何识别假币，她这样说道：“纸张较薄，声音不清脆，金属线也是假的……”这最后一招实在让人哭笑不得，那假币到底假在哪里？这方法不是教了等于没有教吗？这些人为因素所导致的冗余的信息噪音淹没了主要、必需的信息，这对读秒记时的电视新闻来说，无疑是一种资源浪费。

新闻报道中记者表述上的随意和不严谨，在降低新闻信息传达的有效性的同时，也会降低媒介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处于信息采集、报道前端的记者是否应当充分地认识到自身被赋予的社会责任？

经得起推敲的记者出镜是现场报道不可或缺的基本构件。目前，许多新闻节目的出镜记者都明显缺乏主体报道意识，出镜功能远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时，记者出镜时的有声语言、表情动作、服装等都能传达多层面的信息，在报道中应当是必不可少的，起着重要的画龙点睛、穿针引线等作用，但对于这些“多媒体”所承载的信息传达功能，一些新闻从业人员显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综上所述，电视新闻现场报道在新闻传播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它能充分发挥记者的主动性、积极性，使观众产生同步感、现场感和参与感。要使这种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就需要新闻从业人员进一步在“现场”上下大功夫。例如：提高新闻时效性，及时拍摄“进行时”的现场；选择与新闻主题相吻合、与新闻人物身份相适合的环境和背景；采集大量有价值的同期声；通过培训、评优、包装等方式，不断提升出镜记者的素养，使其做到语言、视角、风格的个性化，真正成为现场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文原载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11月，入选《云南新闻论文获奖作品选》；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老边境民族语电视传播与文化安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获2011年度云南省新闻论文奖（该奖是云南省综合性新闻论文最高奖）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