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地讲，新闻报道的基本社会功能与存在价值主要是在于通过形象、逼真的新闻信息传播，消除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帮助社会成员采取环境适应行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是相对意义上较为客观、逼真的新闻报道，也不过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再现（representation）。“再现”，顾名思义即“再次呈现”，是以媒介为转述者的对客观存在的一种近似的反映，是一个人为的选择和建构的过程。众所周知，大众传媒的“把关”机制在电视新闻的生产和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规约作用，新闻报道是“把关人”层层过滤、筛选的产物。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最早提出了“把关人”（gatekeeper）的概念，认为在群体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着“把关人”，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才可能进入传播渠道（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之后，传播学者怀特提出了新闻选择把关（gate-keeping）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制作和传达中存在内在的控制机制。而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的“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则揭示了大众传媒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机制，即媒介在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的活动中，可以通过对新闻的是否报道、突出强调和顺序排列来影响公众对周边“大事”的感知及其重要性的判断。“电视是‘绝对卓越’的权力关系的科技器物。在后现代的文化里，电视并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美］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换言之，当受众对现实的把握日渐“媒介化”或“影像化”时，大众传播媒介所营造的“拟态环境”便往往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对本真现实的认知与实践。由于报道量、编排形式、报道方式等因素所导致的负面新闻报道失当往往会对社会及其成员造成不良的影响，如对受众和新闻报料人造成误导、引发负面报道“通胀”效应、破坏受众的收视情绪等。(www.zuoz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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