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参加五四运动的时间

王永祥

关于周恩来同志一九一九年由日本归国后参加“五四”运动的时间，至今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回忆材料，一般都认为是六月以后周恩来同志才参加“五四”运动的（见刘清扬《觉醒了的天津人民》等文）；近年来的一些文章、书籍，也大多采用与此类似的说法。如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一书第二十七页中写道：“一九一九年六月，周恩来同志回到了天津，马上就参加了学联的工作，并担负起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任务”，等等。

周恩来同志果真是一九一九年六月或六月以后才开始参加“五四”运动的吗？根据一些文字记载，我们认为上述说法不能成立。实际上“五四”运动开始之初，周恩来同志就在天津积极参加了。请看如下史实：

一九一九年四月底，周恩来同志就已经到达了天津。对此，他的母校——天津南开学校曾在当时全校学生刊物——《校风》报上作过报道。据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出版的《校风》第一二三期中明确记载：“毕业同学周恩来君前由日本回津，闻有考清华或北京大学之意云。”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晚周恩来同志和日本朋友后藤钾二谈话时曾回忆说：“我回到中国不久，就爆发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开始后，周恩来同志即在天津投入这一反帝爱国斗争，其经常活动的地点在南开学校，他从居住在河北区元纬路的伯母家中步行，“天天到南开去”参加运动。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九日出版的《校风》第一二六期上有如下文字记载：“上星期六晚，敬业乐群会在礼堂开茶话会，会资铜元六枚。到会者颇多，内容有：王祐臣先生趣谈，周恩来先生游戏……。”查文中所述“上星期六”系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七日，而敬业乐群会是周恩来同志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亲自创立的学生团体，他曾担任过该会副会长、会长等职。离别近两年之后，周恩来同志参加该会的茶话会，既可与旧日师友相会，又可结识原来并不认识的新会友，对于促进相互了解、加强团结是有帮助的，也有利于推动爱国运动的开展。(www.zuozong.com)

那么周恩来同志此时对“五四”运动的态度如何呢？我们认为他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对正在开展的爱国斗争予以高度重视和关注，与同学们一起同仇敌忾地投入了实际战斗。当时，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为组建即将于本年九月开学的南开大学（即南开学校大学部），竟准备接受大卖国贼曹汝霖等人的“捐款”，并聘曹为南开大学校董。这件事在南开学校引起强烈反对，为此开展了广泛的拒绝曹汝霖“捐款”、反对接受卖国贼当南开大学校董的活动，以至留学日本和美国的南开同学也投入这一斗争。一九一九年五月中旬，周恩来同志亲自给留日的南开同学会写信，就上述事件陈述自己的意见说：“你们诸位离天津远，还不知道内情。我是现在天天到南开去的，我是爱南开的，可是我看现在的南开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人要为社会所不容，而做的是为社会开路的事情，那还可以，若是反过脸来，去接近十七、八世纪，甚至十三、四世纪的思想，这个人已一无可取，何况南开是个团体。团体当做的事情是为‘新’，倘要接近卖国贼，从着他抢政府里的钱、人民的钱，实在是羞耻极了，哪能谈到为社会的事。”

从这段话可以明确看出，此时的周恩来同志不仅坚决反对“接近卖国贼”的错误行为，而且把这个问题提到究竟是为“新”而努力，做“为社会开路的事”，还是舍“新”从“旧”，从而“自绝于社会”的高度。这样的思想认识，对于提高校内外南开同学的觉悟有很大指导意义。因此，周恩来同志的信受到留日南开同学会的高度重视。留日南开同学会随即在致留美南开同学会的信中（信的内容亦是商讨反对接受曹汝霖赃款、拒绝曹当南开大学校董事），特意将周恩来同志的信“节录于后”，并作了如下说明：“顷得同学周君恩来自津来信，节录于后，亦可见南开现状的一斑了……。”留日南开同学会共节录周恩来同志自津来信的三段内容，附于该会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给留美南开同学会的长信后面。这封长信由当时留美南开同学会成员冯文潜先生保存下来。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冯先生的家属将珍藏多年的原件捐赠有关部门。这封信中节录的周恩来同志写给留日南开同学会的几段话，不仅确凿证明一九一九年五月中旬周恩来同志在天津，“天天到南开去”参加活动，而且表明，作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杰出代表的周恩来同志对“五四”爱国运动有着深刻的洞察和分析。他在“五四”运动之初，既是斗争的参加者，又是思想上的指导者。

从一九一九年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的二十天左右时间里，直接反映周恩来同志活动的文字材料目前我们尚未见到。但到六月中旬以后，有材料表明，周恩来同志已经成为天津学生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了。说明这一点的主要有两方面的根据。其一是，六月二十日左右，天津学联副会长马骏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的工作，他到沪不久，即将沪上情形及全国学联确定的运动下一步中心任务写信告诉在天津的周恩来同志和南开学校学生组织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高连科同学。这一事实是马骏在其后（六月二十五日左右）写给南开学校救国团团长邱凤翙的一封信中披露的。马在致邱的信中说：“敬启者，前者此间大概情形，弟已与周恩来、高连科君函，想兄早见，现亦无甚变动，不签字（指中国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一事——笔者注）一事仍坚持到底，抵死力争……。”（见一九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南开日刊》）值得注意的是，六月中旬时，周恩来同志在天津学联和南开学校学生爱国组织中并未担任领导职务，而身为天津学联副会长的马骏到沪后即将情况首先写信给周恩来同志，这说明在学联负责人看来，周恩来同志的作用是非同一般的。其二，从六月中旬起，周恩来同志即受天津学联委托，开始筹办天津学联机关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而且成为该报主要负责人和主编。

由以上史实，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看法：①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底到达天津后，“五四”运动开始后即到南开学校去参加爱国运动，这是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②虽然目前尚未见到从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反映周恩来同志活动情况的原始文字根据，但从周恩来同志当时的思想状况，从他对“五四”运动重要意义的认识，以及他在六月中旬以后所处的地位看，周恩来同志在此期间不大可能离开激烈斗争中的天津到边远的哈尔滨去谋个人的生计（到哈尔滨东华中学去教书），而很可能是从四月底到六月下旬一直在天津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这一点当然最终还需要有第一手的文字材料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