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杰出共产主义战士邓颖超、郭隆真

在这里，我想写出六十年蕴藏在我内心深处的对几位优秀的女社员所怀着的崇高敬意。

我曾说过，天津“五四”运动的特征之一，就是将妇女解放运动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因为有几个杰出的女青年在其中建立了不朽功勋，和以后不断为革命事业继续努力，并且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历史事实证明了的。

但是十个指头不是一般齐，这是自然的现象，在觉悟社十个女社员中也很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女社员中有象张嗣婧这样的弱者，但是也有象郭隆真、邓颖超这样的堪称为一代女英豪的强者。而且总的说来，多数女社员都可称得起是中国妇女的一代新人，虽然有几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有的没有。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初期，我是《北洋大学日刊》的经理兼记者。六月下旬，我曾多次到过女界爱国同志会在西北城角搭起的讲演台，和其他两个学校的刊物记者一起，采访她们对群众宣传爱国运动的新闻。

当我们刚一看到讲演台搭得那么宽广整齐，而几百上千的老、中、青不同年龄的妇女在听讲时的那种秩序井然、肃静无哗的情景，不禁肃然起敬。西北城角是天津一些小商小贩和人力车夫之类的劳动者聚居的地区，这样一些人的家属可能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集会活动。而这时她们却都自己带着高低不等的凳子坐在那里静心听讲，这只能是在具有组织能力的活动家的精心安顿下才有可能的。

后来我们知道布置这个场所的负责人就是邓颖超和郭隆真。她俩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宣传讲演科长，而最初接待我们的也是她们两个人。那时邓颖超才十六岁。

她俩那样亲切、热情、诚恳、谦虚、大方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们十分感佩。她俩似乎也有一点不同的地方，那就是郭隆真比较严肃，邓颖超比较活泼。一般说来，在“五四”运动中，我们男同学同女同学接触交往，都受到她们以兄长相待的情谊，在这第一次到讲演台采访新闻时，尤有此深切感受。(www.zuozong.com)

关于邓颖超几十年来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早为国人所洞见，无待拙笔赘述。她在参加觉悟社前后几年中的活动情况，在上述各节已有介绍，这里不再多说。现在只就郭隆真烈士写一些我的回忆和感想。

郭大姐是天津第一个妇女运动团体——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五四”运动爆发，她最初在本校第一女子师范联络同学们，随即又去找几个已经毕业的大姐们，然后又去联系天津社会上几位知名的女活动家，其中包括几个宗教界的妇女，把女界爱国同志会组织了起来，又把这个会的领导地位让给毕业的同学刘清扬、李毅韬，让她们担任正副会长，而自己则担任宣传讲演的实际组织工作，在天津、北京几次冲锋陷阵的请愿斗争中，她都是先锋队员。

在觉悟社的谈话会上，她发言不多，但她的说明都是站在已经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一面。

一九二〇年底，她去到法国勤工俭学以后，先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北京、天津、哈尔滨、青岛，从事工人妇女运动，奔走不息，颇著劳绩。终于在一九三〇年于青岛被捕，一九三一年解到济南被军阀韩复榘杀害牺牲。

总的说来，郭大姐留给我的印象是，她有一种毫无畏惧，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革命英雄气慨，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九二〇年八月，觉悟社十四人在举行了年会以后合影留念。在那张照片上，我们看到郭大姐（后排右起第三人）剪了一个男式平头的形象。妇女剪发是“五四”运动后滥觞的，当时社会上对此曾有过“男不男，女不女，奇形怪像”的讥笑，剪一个男式平头，我相信这在当时全国的两亿多妇女中，郭大姐是仅有的一个。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过这样两句话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进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郭隆真烈士可以说是同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封建宗法礼教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