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忆觉悟社社员六十年的前尘往事时，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的敬爱的好总理周恩来。他的一生事迹，早已彪炳史乘，流芳千古，似乎用不着我在这里词费了。但是，做为一个当年觉悟社的成员，也有责任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并将他青年时期参加觉悟社前后的这一段时间里给予人们的印象介绍一下。
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的相处中，社员们早就对周恩来有过一些共同的评价。有人这样说过：
“翔宇是我们的领袖！”
“我愿意永远跟着翔宇！”
说这样话的人虽然没有这样实践，甚至走向了相反的道路，但是可以看出当时的社员中是有过这么一种共同的辨识力的。社员们在私下的谈论中，都感到他有那么一种象日本朋友所说过的“魅力”。
他性情十分温柔。他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演出《一元钱》这出新戏时，就扮演了一个女主角。他平时说话时很少，可以说从来没有那种粗暴严厉的态度，总是用一种温存、和蔼、谦虚的语气。但他说话的内容却很有雄辩力、说服力，显得十分刚强。(www.zuozong.com)
有一位同他在一九六〇年在莫斯科最后一次同赫鲁晓夫谈话时在座的同志回来说过这么一件事：当时赫鲁晓夫曾用一种嘲讽的口吻对周总理说：“我们两人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你是中国的总理，我是苏联的总理，同是总理。但我是工人出身，你是官僚家庭出身，这是我你不同的地方。”周总理立即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们还有一个相同的地方，都是叛徒！”在这几句简短的谈话中，就可看出周总理是怎样一个具有机智和雄辩才能的天才的人物。
尽管有人反对“天才论”，我总是相信智愚贤不肖的人是实际存在的。周总理就是一个有天才的人物，他的天才之一就是具有十分强健的记忆力。在阔别了十几年之后，一九三八年我跟周总理在汉口见过两次，后来又在重庆见过几次。解放后在北京单独见过四次，每次见面时间都很短，只有几分钟，谈的话是关于几个人的事情。使人感到惊佩的是，几十年前的人和事都记得那么清清楚楚，因此他的指示又都是那么确切而有力。我感到他最能抓住一个人一件事最关紧要的一点。
建国以来，他在国际事务的活动中，大的如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小的如与个别外宾的谈话，特别是同日本客人的谈话，都是以能抓住会议和两国关系的最重要的一点来发挥他的才智，从而获得历史性的成功。
我曾认为他是最能在实践中掌握辩证法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他是最能掌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特殊性以及主要矛盾方面的辩证法家。大家都公认他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杰出的领袖，他的思想根源就在于此。
他为中华民族在国际上赢得了受全世界人民尊敬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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