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春，邓颖超、李峙山和我三个人发起成立了女星社，参加者还有几位达仁女校的教员和《新民意报》的编辑，但主要工作由我们三人分担。工作重点是出版《女星》旬刊和创办女星成年妇女补习学校。分工情况是这样：邓颖超负责审阅旬刊稿件，兼在补习学校教课；李峙山担任补习学校校长，并负责在《女星》上答复读者来信；我负责《女星》发稿、校对、发行等事务工作。《女星》每期主要内容及对读者来信的答复，都事先经过共同研究。
《女星》旬刊是作为《新民意报》副刊之一出版的，但我们另外加印了一千份，分寄全国有关报刊、团体和朋友们。这是一个供讨论妇女问题以及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的刊物。出版后，想不到接到不少读者来信，通过我们认真答复，引起读者的兴趣和注意，不无起到广泛的教育作用，也具有帮助一些人解决具体问题的性质。刊物上登载了不少揭露妇女在封建势力下遭受痛苦牺牲和抨击旧社会制度不合理的实际情况的文章。如在《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一文中，指出：“妇女解放不仅在获得选举权的所谓‘参政’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要改革社会的经济制度”，主张与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不分男女，携手奋斗，进行革命，打倒一切旧制度，特别是束缚妇女、压迫妇女、奴役妇女、玩弄妇女的旧礼教，争取男女平等，社交公开，婚姻自由。邓颖超所写的《姐妹们起来》等文章，就是上述精神的代表作。我们不仅在刊物上这样说，而且在实际行动中也是这样做了的，补习学校的工作即其一例。
成年妇女补习学校招收了学生三十多人，都是家庭妇女，都有着这样那样的本身的和家庭亲属的问题。我们要她们提了出来，由邓颖超、李峙山进行课外个别谈话，并访问她们的家庭，帮助解决。还曾帮助非补习学校学生的妇女解决其实际困难问题。有这样一个突出的例子，即周仲铮事件，值得记述一下。周是一个富有家庭的女青年，父母为她请了教师在家里教她读书，能够作诗填词。她读过《女星》上的文章后，写信给女星社要求支援，因为她父母不让她上学校，而且正打算包办她的婚姻。我们经过研究，由李峙山按照约好的信号，在法租界她住所附近的教堂里会晤，随即把她带到河北女星社来，并在《新民意报》上登载启事，要求她父母允许她升学，并给以婚姻自由；同时连续在《新民意报》发表她的几首诗，因此引起社会上的注意，等于向旧社会投掷了一支标枪。最后，过了两个星期，她父母同意了她的要求，她才回去。一九二四年，我们邀请她参加了《妇女日报》的出版工作。
一九二三年四月上旬，为被封建婚姻和家庭摧残致死的觉悟社社员张嗣婧举行的追悼会，也是我们的女权运动中的一次重要行动。这个会是由邓颖超、李峙山和我三个人会同天津女权运动同盟发起的。我们以觉悟社社员名义发表了一个宣言，是邓颖超执笔写的，登载于《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由于张嗣婧在社里的号数是“三七”，所以文中用“衫弃”代替她的名字。这篇宣言，情辞激切，笔锋犀利，是一篇声讨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檄文，又是对那些痛苦呻吟于旧制度重压之下的妇女谋求解放的号召书，为了使读者得觇我们当时思想抱负之一斑，特将其原文节录几段于下：
“‘改造中国的家庭制度’原为我们奋斗的目标之一。当牺牲者—衫弃—将伊的问题向我们公开的时候，我们曾根据我们最低限度的理想，劝伊脱离家庭，否认伊父母代办的婚约，但伊终因意志薄弱的原故，而为环境所屈服了。这实在不仅表示伊个人的失败，许多受过中等教育的女青年，往往因缺乏勇敢心而降服于恶势力下，结果竟遭到同等命运的不可胜数。然此断非伊们一方面的错误，肩负改造环境责任的同志们没有充分的努力，实为其重大原因。……现在中国的社会改造事业，正在开始准备时期。旧家庭中奋斗的妇女，多希望社会的援助。……我们今特郑重宣言，我们很愿就我们的能力所及，给他们以相当援助，使他们能享受真正恋爱的愉快，增进他们对于人生的乐趣与努力于打破恶势力的勇敢心。……一年以来，中国的女权运动颇形澎湃，但许多在前线活动的女青年，仍甘屈服于父母命令之下，或终日悲观，对人哭泣，这大半由于感情太深与顾虑太多使然。衫弃的历史，可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就应该完全领略了这个教训，做许多女青年的殷鉴。……亲爱的活泼的女青年呵！你们不要怕得罪了你们的父母、翁姑、丈夫及其他亲属！你们如觉得环境不适于生存，就应该勇敢些与彼分离。社会上有许多表同情于你们的人们，预备给你们一些援助。快来同他们携手呵！”
觉悟社社员对于改造家庭制度、革除封建礼俗，都能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起到移风易俗的先锋作用。李峙山和我于一九二二年元旦结婚，虽然她是她父母的独生女，事前也曾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劝说她“婚姻是终身大事，太草率了不好”，但她和我都坚决主张不举行任何结婚仪式，不请客，只是发一个简短通知书给双方亲友。那时，她在天津，我在上海，她父亲在徐州车站工作。结婚那天，我们聚集到南京，向她父亲行了三鞠躬礼，吃了一顿饺子，照了一张合影，第二天就都离宁他往了。邓颖超和周恩来是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在广州结婚的，他们连通知都没有发。后邓对我说：“这完全是我们私人的事，用不着惊动别人。”后来，我知道有几个社员结婚，都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请客。本来这都是极其平常的事，但是值得提出的是，这些事都是近六十年以前的事，不能说不是开风气之先，难能而可贵的啊！
一九二四年一月，《妇女日报》创刊。这是刘清扬于一九二三年秋回到天津后，我们四个觉悟社社员商量的产物。这个四开的小报，最初编的不怎么好。后来因为销路逐渐增加，又有了广告费的收入，订了二十几份外地的大报，把所有反映妇女问题的新闻和文章剪辑起来，才真正成了一份名符其实的《妇女日报》。同时，进行了几次征文，讨论家庭问题、妇女教育和婚姻问题，收到不少的来稿。在所收集的新闻中，有一个月有二十七个妇女因家庭纠纷而自杀，足见当时妇女被迫害情况之严重！
当年九月在直奉战争中，因登载了反对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新闻被停止发行而停刊。(www.zuozong.com)
这里应该附带说明一下的是：《女星》和《妇女日报》之出版，在印刷方面都得到《新民意报》经理、刘清扬的三哥刘铁庵的大力支持。
向警予于一九二四年初写的《中国妇女宣传运动的新纪元》一文中，对于《女星》和《妇女日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寄予殷切的期待。她写道：
“中国妇女因历史的社会的特殊生活，演成了中国妇女特殊的心理和习性，最缺乏的是‘政治的常识’和‘社会的关心’……。现在好了，……天津有了《女星》，天津更有《妇女日报》出版了。……《妇女日报》的纪元，是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的第一声。我接着这个消息异常欢喜！不能不说几句话。我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妇女最缺乏的是‘政治的常识’和‘社会的关心’，现在有了这个《妇女日报》，使妇女们常常与政治的社会的消息相接触，以养成其‘政治的常识’和‘社会的关心’，这是再好也没有的。现在中国一般的教育本也糟得不堪，至于女子教育更是下而又下。一般聪明有志的女子，又往往卷入文学、美术、哲学、新诗、恋爱的范围去了，而于本身实际密切有关的妇女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反漠不关心，这是环境使然，也是没有得到良好的指导的缘故。我很希望《妇女日报》成为全国妇女思想改造的养成所！”
——节录自《纪念向警予同志英勇就义五十周年》
《女星》和《妇女日报》的编辑工作者是同向警予同志怀着同样的心情，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的。可惜，这两个刊物存在的生命都太短促了！
一九二四年夏天，第三国际驻广东的代表鲍罗廷的夫人到华北来活动，曾两次在天津停留，在刘清扬家谈过话。她要邓颖超、刘清扬、李峙山三个人照了一张相片，据说送到了苏联的报刊上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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