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天津文史资料选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法人士为沟通中法文化，组织华法教育会，倡议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中国方面参加发起者有：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曾任教育总长）、吴稚晖（上海大同大学教授、后任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校长）、李石曾（在法国从事中法教育事业）、张继（辛亥革命后曾任参议院议长）等；法国方面参加者有：班牙卫（巴黎大学天文学教授）、哀里欧（法国激进社会党领袖、曾任里昂市长、众议院议长、内阁总理）、穆岱（法国社会党律师、众议院议员）、于格罗（法国民主共和党上议院议员）。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华法教育会即在上海各报发表新闻，并登载留法勤工俭学章程，鼓励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华法教育会分设办事处于北京与上海。北京办事处由蔡元培负责，并在北京、保定等地设立留法预备班。上海办事处由吴稚晖、张继两人负责，办事处设立于当时法租界霞飞路法国学校内（即现在的淮海中路三百七十五号比东中学），主持日常事务者为沈仲君。同时吴玉章同志在四川积极响应，在成都和重庆设立法文学习班。

当时全国各省有志青年来沪者络绎不绝。他们来到上海后，即向上海办事处报名登记，办理出国手续，并缴纳四百元，其中三百元是汇款，准备到法国后进学校之用，兑换法币后，汇票交学生自己保管；其余一百元作为购买船票费用。上海法国邮船公司船期，大约一个半月一次，每次可乘学生二百人左右。

我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八日乘史方克斯号轮离沪。同行者有二百多人，江浙两省同学较多，四川、湖南、河南、安徽也有一部分。航行三十六日，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四日到达法国马赛。

法国巴黎华法教育会已派刘厚、李璜等来马赛接待。为节省旅费，就地把我们二百多人分成几组，送往法国各地中学或公学去学习。我和同学三十四人到法国西部望乡门公学学习。一九二〇年底，我转读枫丹白露公学。

自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底，先后到法国的同学，将近二千人。其中四川、湖南两省同学为最多，约占半数以上；广东次之，近三百人；其它各省，多者百余人，少则数十人，边区省份只有十余人或三、四人不等。凡初到法国的同学，由法国巴黎华法教育会送到法国各省中学或公学学习法文，大都在巴黎附近各省区，火车几小时可以到达巴黎。如木兰、枫丹白露，蒙塔齐、望乡门、圣日耳曼等地。

各学校对中国学生特设一班，由一位法国教师专门教授法文。若有同学欲学其它课程者，可跟法国学生同一班学习。住宿单住一室，饮食同法国学生同桌。(www.zuozong.com)

当时到法国去的同学，一般都是二十岁以上的青年。其中只有三个是年老的同学：一个是徐特立先生，他当时已四十多岁。他原是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的老师，因为他痛恨湖南军阀汤芗铭与张敬尧的所作所为，因此同他的学生一起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他见了我们年轻人满面笑容，十分和善，为同学们所敬爱。第二个是黄齐生先生，年龄与徐老相仿。他是贵州人，是贵阳师范学校的老师，因为他反对贵州督军周西成，不能安心执教，乃同外甥王若飞一同到法国学习、做工，舅甥二人相依为生。我们都以徐先生、黄先生称之。第三个是蔡和森和蔡畅的母亲，叫葛健豪。她与儿女同在蒙培尼与枫丹白露公学学习法文。她那时年龄已过五十，同学均以蔡伯母称之。

我所接触的同学中，年纪最轻者要算邓小平同志。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我在巴黎郊区皮浪哥中国饭店见到他的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他年龄虽轻，却很老练，才气横溢，身体强壮，精神饱满，说话爽直，声音宏亮，铿锵有力。时过半个多世纪，但这一切仍印在我的脑海中。（皮浪哥在巴黎郊区的绥河旁，到凡尔赛宫的大道经过该地。法国雷诺汽车厂就在此地。中国学生与华工经常在此工作者有五、六百人。中国饭店有三家，两家由学生集资开办，一家是华工集资经营。）

一九二一年春天，住在巴黎华法教育会内（在巴黎郊区哥伦布巴杭脱路39号一所花园洋房，底层是地下室，后面还有一幢活动茶室，经常供同学们居住）的一部分同学，因工作难找，生活困难，集会讨论应付办法，并联络巴黎附近各学校、各工厂的同学，共同决定于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在巴黎第七区中国驻法公使馆附近一个小公园内集合。这一天，参加者有四、五百人，正准备整队朝中国公使馆进发，向北洋政府公使陈箓请愿，不料法国警察出来干涉，不准整队进使馆，只准派代表前往。于是公推代表五人，要陈箓出来与同学见面。半小时后，代表同陈箓到公园。陈箓由法国警察保卫，同学提出生存权与求学权的要求，陈箓未作满意的答复，彼此言语不合，有些同学冲上去要打他。于是法国警察一面保护陈箓冲出重围，把他送到中国公使馆，一面用警棍驱散群众。动手的十余人，被拘禁于警察局。不久便放出。小公园靠近百货公司，当时围观者很多。这次活动并未达到目的，但迫使中国公使馆发给学生六个月生活维持费，每人每日六法郎，由中国巴黎总领事馆代办。十天一发。这次事件，称为“二·二八”运动。

一九二零年，法国里昂市长哀里欧，把里昂圣埃莱纳城堡房屋，赠给中国创办里昂中法大学。华法教育会创办人蔡元培、李石曾、张继等公推吴稚晖为校长，派褚民谊负责修理房间。一九二一年暑期内，在国内招考两百名学生，八月间，由校长吴稚晖率领在沪起程。在法国的中国学生得到这个消息，非常气愤，九月上旬，由巴黎同学发起，通知外地同学派代表到巴黎参加紧急会议。我当时在枫丹白露公学，同学推我为代表，我立即乘车赶往巴黎哥伦布，参加学生代表大会。大家一致决定，组织学生先锋队一百人，前往里昂占据中法大学。当时报名的有一百多人，约定九月二十日到里昂会集，各地同学均按时赶到。当时中法大学主持人是褚民谊，他既不接待，又不阻止，表面上采取旁观态度。我们住在学校内，自由出入，自由集会，伙食个人自理。中法大学门外，有一中国饭店，多数同学就在那里吃饭。吴稚晖与二百名学生于八月下旬由上海起程，大约十月初可到马赛。褚民谊乃暗中与里昂市政府勾结，用先文后武的办法，初由文职官吏来与我们学生讲话，劝我们住到外面去，等待吴稚晖校长到校后，再协商解决，先后讲话两次，大家都不接受。吴稚晖等所乘轮船正在地中海航行，快到马赛时，褚民谊暗中着急，采取最后手段，同法国里昂市政府接头，用武力解决。一日派来四辆大客车，来了三、四十名法国警察，把我们一百多名学生押上车子，送到一个法国兵营里，把我们的居留证全都收去，软禁在营房内，不准我们自由行动。当车子开出中法大学校门时，褚民谊在门口张望，同学们都向他吐口沫，恨之入骨。

吴稚晖到里昂数日后，邀同学推代表五人到校谈话。乃由同学公推五人为代表，我是代表之一，到中法大学与吴稚晖谈判关于两千同学读书问题，以及百余同学自由问题。经两次会谈，最后一次会议中，吴提出一个办法，即由他负责设法，每年补助留法勤工俭学生拾万元，以六年为限；并要同学自行安排，一批做工，一批学习，轮流动用经费。代表回到营房，向全体同学报告谈判经过，同学们表示不同意，一致要求开放里昂中法大学。代表们再向吴稚晖提出商讨，吴稚晖坚决不同意，双方谈判遂告破裂。法国里昂市政府根据此种情况，报告巴黎中央政府内政部，再由法国外交部咨文中国驻法公使馆。公使陈箓推卸责任，声明不管教育事业，把责任推在吴稚晖身上。法国政府见巴黎与里昂中国方面当局均无处理办法，乃决定将里昂的中国学生百余人遣送回国，命令里昂市政府办理。

我们代表得此消息后，赶到巴黎向中国公使陈箓交涉无效，眼看百余同学被押送马赛，转乘轮船遣送回国。其中有蔡和森、陈毅、李隆郅（立三）、郭春涛、王京歧等。这次运动当时留法界称谓“里大”运动。经过以上“二·二八”运动与“里大”运动后，大家觉得求人不如求己，决心自力更生，一面做工，一面学习。有的同学经过二、三年，有的经过三、四年，先后分别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