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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教学经验分享与思考

时间:2023-10-0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我虽曾在旧中国做了六七年的声乐教育工作,有一定的经验,但1949年底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正式担任声乐系主任的时候,心里是没有什么底的。一是学习新的曲目以充实教学内容。我认为,备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一环。音乐学院建院初期教学条件较差,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缺少教材。“文化大革命”期间,声乐教学出现了忽视基本功训练的倾向,于是,我于1980年写了《声乐训练在歌唱中的重要性》一文。

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教学经验分享与思考

从青年时代起,我就对音乐教育很感兴趣。我不断注意了解和研究国内外音乐教育的动态,有意识地收集和积累各种教材。对于改进我们国家的音乐教育也有一些想法。天津解放后,我刚回国就受聘于中央音乐学院,使我得遂夙愿,有机会好好从事教育工作,实在是一件幸事。

我虽曾在旧中国做了六七年的声乐教育工作,有一定的经验,但1949年底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正式担任声乐系主任的时候,心里是没有什么底的。所以到任后不久,我就重新开始了广泛的学习。一是学习新的曲目以充实教学内容。我虽然掌握了比较丰富的中外曲目,但为了更好地适应教学和演出的需要,我又学习了不少在解放区比较流行的创作歌曲和各地民歌。二是汲取民间、民族声乐艺术的营养。我是学西洋传统声乐的,但我想在开拓和发展富有民族特色的声乐艺术方面进行探索。我曾多次请教过已故的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先生,多次聆听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先生的精彩演唱。她们在艺术上的造诣很深,使我受到不少教益,尤其是在吐字和表情方面得到很大的启发。此外,我还学习过单弦,后来又学习过云南、陕西等地民歌。我认为,对于学习西洋声乐的文艺工作者来说,最终的目的还是唱好自己国家的作品,表达中国人的思想感情。而热爱祖国的民族艺术,对于一个歌唱家、艺术家来说尤为至关重要。我在以后的长期教学过程中,也总是关注着声乐作品的新创作,注意广泛浏览、学习,不断地补充和丰富自己的教学曲目。在外语方面,我除了喜爱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外,又学习过俄文,在80年代初期还曾自学西班牙语。我觉得学无止境,一个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才能合得上时代发展的节拍,适应事业的需要。

声乐教学是个别教授,每个学生嗓音条件、音乐基础、文化修养、性格爱好等都有差异,因而教学方法和内容就不应该千篇一律,照葫芦画瓢,必须因人而异、区别对待。我认为,备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一环。所谓备课,就是要在了解和研究教学对象的基础上,不断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认真、细致地制定授课计划,按照学生的特点,决定教学方法和选择教学曲目,要注意发挥学生的特长,做到因材施教。一方面重视基本发音方法的训练,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一方面力求使学生在学习期间学到足够数量、各种风格的声乐文献,掌握和积累一定数量的优秀作品。对学生既要注重声乐技巧的培养,也要注重文化素质的修养。并且随时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以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在三十多年课堂教学中,我始终坚持这样去做。当有的学生进步不快或达不到我的要求时,我总是要弄清是因为我的方法不当还是因为学生不理解、不努力?有时我睡在床上还在思考如何改进自己的教学工作。为了能给学生做好示范(也为准备演出、保持艺术青春),我坚持天天练声和练唱各个声部的教学曲目,从不间断,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才被迫停了下来。对从未接触过的曲目,我总是反复揣摩,做到自己先有体会后再交给学生去练。我还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多唱些为人们所喜爱的中国歌曲。三十多年来,我为国家培养了一些歌唱演员,他们有的已成为歌唱家活跃在舞台上,有的已成为声乐教育家尽心尽力去培养新的歌唱人才

音乐学院建院初期教学条件较差,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缺少教材。我在欧洲考察期间,十分羡慕那几所音乐院都各有一套适合本国特点、自成体系的完整的教材。他们的教材建设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过去我在音专学习时,用的教材基本上是外国的。现在为了建设为我所用的声乐教材,我与声乐系的教师们一起,进行了选编教材的工作。首先我自己动手从“五四”以来和建国后的许多优秀声乐作品中选择出一部分用到教学中去,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把适用的结集成册,出版了《中国歌曲》(一至四集)、《独唱歌曲集》、《声乐教学曲选》等。再就是组织声乐系的教师一起选编。除注意经常选择一些优秀的新作充实教学内容外,在“洋为中用”的原则下,我和大家还译配了不少优秀的西欧古典艺术歌曲和歌剧选曲作为教材,曾出版了《法国艺术歌曲》、《外国歌曲选》、《西班牙歌曲集》和《西洋歌剧咏叹调》(共五本)。这些中外教材,凝聚着我们的劳动和心血,对丰富我们的教学内容起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说,经过声乐系教师二三十年的集体努力,已为建设一套适合我院教学情况并且有一定特色的声乐教材体系打下了基础。

办好声乐教育,首先要有一支具有相当业务水平和文化艺术修养的教师队伍。我在欧洲考察期间,参观过的那几所著名音乐院,师资力量都很强。他们的教师教学经验丰富,艺术水平和文化修养很高。我们要培养出优秀的声乐人才,学生们的本质条件固然相当重要,但教师的水平如何也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自担任声乐系主任的那天起,我就非常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主要通过三条途径:一是聘请富有实践经验的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来院任教或兼课,如沈湘、蒋英、王福增、李维勃先生等;二是从历届毕业生中,挑选适于做教学工作的留校任教,以充实教师队伍,如周美玉、叶佩英、王秉锐、林郎西、李光伦等;三是选送优秀教师和学生出国深造,学成后归国任教,如郭淑珍、黎信昌、吴天球等。声乐系的钢琴伴奏教师,大多数是由钢琴系毕业生中调配来的,有的是从外单位聘请来的,他们在全系的教学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样,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依靠集体力量,声乐系终于建立起一支有较高水平、以中青年教师为主要力量的教师队伍。如今,看到他们活跃在领导和教学岗位上,我感到十分欣慰。我以为,建设一支有一定业务水平、艺术素养和文化知识修养的教师队伍,是办好音乐教育事业的基本前提和根本的长远大计,必须下大工夫抓好。

声乐表演艺术和声乐教育各有其特殊的规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几十年来,我在行政领导和业务工作之余,对声乐表演理论、技术训练、教学方法等做过一些研究,曾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见解。1957年,在文化部召开的声乐教学会议上,我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作了《几年来音乐院校声乐教学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声乐教学的基本经验。“文化大革命”期间,声乐教学出现了忽视基本功训练的倾向,于是,我于1980年写了《声乐训练在歌唱中的重要性》一文。同年,为了推动声乐理论的研究,并为声乐爱好者学习提供方便,我从新中国成立后一些音乐教育家、歌唱家发表在各报刊上的文章中,选出部分篇目,主编了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声乐表演艺术文选》一书。1981年,针对当时声乐表演中某些不健康的现象,我应约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有关声乐艺术的几个问题》的文章。自1980年以来,我还陆续在本院学报上发表了《法国艺术歌曲及其演唱风格》和以《声乐教学漫谈》为总标题的数篇文章,阐述了自己多年的教学体会。除此之外,还译著发表了四十多篇学术和评论性的文章。我觉得,作为一个声乐教师,从事一定的理论研究,不断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有益于自己教学水平的提高。我自知做的有限,但愿在有生之年,在我的身体健康情况还能允许的条件下,再做一点这方面的工作,以自己的点滴经验,为后人填石铺路,同时也希望所有的声乐工作者们,都来动手做这件事。(www.zuozong.com)

1979年10月,我刚过70周岁,适值我在新中国从事声乐教学30周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主办了我所培养的学生的专场音乐会,以对我表示庆贺。音乐会结束时,学生们向我献了一束鲜花。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林默涵、贺绿汀、吕骥、赵沨、时乐濛、王元方等也上台向我表示祝贺。此时此刻,我内心深感激动和不安,虽然我为祖国培养出了一些声乐人才,但同国家、人民的要求和飞速发展的时代相比,是很不相称的。我感到没有做好的工作、尚未做完的事情还很多。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一桩往事。那是1954年,在全国政协第二届一次会议上,我做了一个书面发言,曾提出,作为我国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应当有一座高水平的音乐厅,才能同它在世界上的地位相称。数日后,当时北京市的彭真市长便派人请我和建筑学家梁思成一道,到他家吃午饭面商此事。彭真市长提出,可否先选一处现有的剧院改建成音乐厅,将来再建一座新的?饭后,彭真市长又和我们一同乘车到市区和市郊各处察看选择合适的剧院地址,并作了种种分析和设想,但因一时选不到较理想的场所,此事只好暂时搁置下来。1984年底,他偶然听到我的近况,顿时就记起这桩往事,并且不无遗憾地感慨道:“三十来年,一晃就过去了。这件事一直没有替北京办成!”彭真委员长这种躬身自责的精神,令我十分敬佩。今天重建的音乐厅以它崭新的面貌矗立在人们的面前,北京市终于有了一座比较现代化的音乐厅。看到她那优雅的风姿,怎么不使人兴奋呢!我从1949年担任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1961年起任学院副院长,直至1984年卸去行政职务,这三十多年来始终没有离开过教学岗位。几十年来,国家和人民给了我极大的关怀和荣誉,推举我为第二至第六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与各方人士共商国事,还担任了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顾问。国家还曾多次派遣我出访欧、亚国家,经常让我参与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对于给予的这一切,我常感内疚。唯愿一切有志在声乐艺术园地辛勤耕耘的园丁们,无论老年、中年或青年,都能一代胜过一代,使我们的声乐艺术和教学园地繁花似锦、群芳争艳、光照中华。

回顾我所走过的生活道路,青年时代踏入乐门,献身声乐事业,半个世纪中,从东海之滨到天山脚下,我的足迹和歌声遍布大半个中国;也曾几度远涉重洋,求学求艺,交流中外。期间世事沧桑,几经变化,但我始终有歌声、舞台、琴房、乐谱、听众、学生相伴。对于历次重大关头自己所作的抉择,我并无丝毫悔憾。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斗争,一度被赶进“群众专政”的“黑帮劳改队”,我仍然没有任何懊恼和动摇。过去的时间像弹指一挥间,半个世纪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反躬自问,几十年的努力,也不是毫无建树,但正如彭真委员长所说“没有办成”的事情很多。如今我已进入暮年,仍然想以自己有限的生命,为后人再做一点有益的事情。

长江后浪推前浪,随着改革之风吹遍祖国大地,随着经济建设的大踏步前进,我欣喜地看到我国的声乐水平在不断提高,我国声乐界人才辈出,我国声乐艺术呈现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正如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国际声乐比赛时,美国大都会歌剧院首席业务顾问阿尔凡莱先生所说:“中国将在世界声乐舞台上得到应有的地位。她正在以奇异的光芒和速度上升……”

我热望着音乐界的同行,热望着青年歌手们,热望着时代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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