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河畔走来的歌唱家-天津声乐艺术教育工作生活

1949年10月10日，我搭乘的“湖南号”由大沽口驶进海河。在入口的航道上，看到一艘从天津开出来的海上游艇。艇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欢乐的笑语、嘹亮的歌声深深地吸引着我、感染着我。到了岸上，才知道人们还沉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的喜庆之中。望着人们脸上的欢快神情和那随风飘扬着的五星红旗，我眼中涌出了莫名的泪水来。是不是这种情景更激发了我蕴涵在心底深处的对祖国之爱？连我自己也无法说清。

我离开祖国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天津城对我来说，还是陌生的。这里没有我的亲朋故旧，真可谓人生地不熟。上哪儿去投宿呢？就是找旅馆也不知道东南西北。正在我犯愁时，与我同船的周玉良先生主动热情地邀请我到他父亲周叔弢先生（当时是天津市副市长）的住所。我虽与周先生素不相识，但好客的主人却热诚地留我住下。我感到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温暖，真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在天津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来到首都北京。原想暂住一段时间，看看情况再说。但是刚到不久，政务院就专门派人到我的住处来看望我，然后又是接二连三被邀参加演出活动。在这期间，已被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吕骥（他曾是我在上海音专时的同学，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亲自到我住的地方探望，同时聘请我到正在筹建中的全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担任教授和声乐系主任。这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在回国最初的日子里，一切都那么出乎我的意料。我和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之间的距离，好像从第一眼看到五星红旗的时候，就开始消失。我思绪万千、心潮难平。我怀着发展自己国家声乐艺术的志向，决心将自己的一切献给声乐艺术和音乐教育事业。

我由天津到北京后，没隔几天，政务院派人到清华大学骑鹤楼招待所看望我同时邀我参加中南海怀仁堂的演出。11月初，我应邀前往参加演唱。这是我回国后的首次演出，当时心情格外激动。我精心地打扮了一番，穿着金色高跟皮鞋和浪漫的绣花长旗袍，外罩一件翻毛皮大衣，兴冲冲地来到怀仁堂。我的节目被安排在后半部分，所以我可以先坐在台下观赏别人的节目。当我看到演唱《翻身道情》的李波和演唱《妇女自由歌》的郭兰英这两位歌唱家都穿着一套朴素的灰色布衣服时，再看看自己的衣着，心里立刻感到别扭起来。又看节目单，我还要演唱一首外国歌剧咏叹调（威尔第的歌剧《命运之力》中的《上帝赐我安宁》），在这样的场合里，更觉得不协调，可是换衣服、改曲目已经来不及了。我只好怀着不安和无可奈何的心情，向舞台走去。给我伴奏的那位女士，是第一次进怀仁堂为国家领导人演出。她在心情极其激动、紧张的情况下，竟把一首曲子整个起高了一个八度，但我总算顺当地唱了下来。

就在这次演出中，我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这使我联想起三年前与他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那是1946年，军事调停处三人小组在武昌。湖北省政府宴请三人小组的成员，省政府邀我出席作陪，正好我与周恩来总理同桌就座。宴会后举行了小型音乐会，我唱了几首中外歌曲。那次，虽然他没同我直接交谈，但他却记住了我。这次在怀仁堂见面，周总理一眼就认出了我，同我亲切握手，询问我什么时候回国的，是否已安排工作，并关切地问及我的家庭和孩子的生活情况（当时我的家人都在武昌）。看到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能这样细致入微、平易近人，不由得在我心中漾起无限崇敬之情。

人民政府的盛情款待和中央领导的热情关怀，使我这个刚从海外归来的人深受感动，同时使我对未来的工作、生活和前途充满了信心。我决心为人民歌唱，为新中国歌唱。

怀仁堂的演出，使我初步感受到我与人民群众在思想感情上的差距。不久，亚洲妇女大会在京举行，主办部门为大会安排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当时歌剧院的负责人金紫光特邀我演唱大合唱中的《黄河怨》，沈湘演唱其中的《黄河颂》，指挥由李德伦担任。这回我特地做了一件古色古香的大襟缎子上衣和呢料长裤，脚上穿了一双半高跟鞋。演出时，我发现自己的穿着同合唱队员的服装相比，还是不协调。11月底，我又被邀请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露天剧场参加演出。这一次，我特意赶制了一身灰色的布料制服，才觉得与同台演员穿戴协调一致起来，而不再感到别扭。唱的曲目也全是中国歌，大家反映很好。

从怀仁堂到文化宫，这三次演出服装的改换，有人戏称是我回国初期登台演唱改换服装的“三部曲”。这种衣着上的变化，反映了我愿把自己的歌声献给广大人民的美好愿望。

过去，旧中国政府当局对音乐不重视是有目共睹的。民间民族音乐和一般群众音乐都处于自生自灭状态。那时，即使举办些音乐活动，也只限于很小的范围，更谈不到进行音乐学术方面的探讨了。新中国诞生后，百废俱兴，音乐事业也随之得到了蓬勃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初期，声乐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场“土唱法”（指民间、戏曲唱法）与“洋唱法”之争。持有不同观点的某些音乐界人士，从各自看问题的角度发表了一些意见。我是学西洋唱法的，虽然比较喜欢民歌，但没有注意研究西洋唱法与民族唱法的异同问题。为了探讨摆在面前的这一新课题，我广泛地研究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地区民间歌唱，并拜一些民间歌手为师。我体会到，民间唱法有丰富的处理语言和表现感情的方法、技巧等许多长处，但没有培养发声技巧的有利方法；西洋唱法在理论上和发声锻炼的步骤上，都有较完整、系统的一套，但这对我们却不完全适合。如西洋的教材中，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为我们准备语言的咬字和吐字练习。因此，我觉得学习西洋唱法和民间唱法，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优美的民间歌唱与好的西洋歌唱，在基本的发声方法上都有各自的特点，是可以取长补短的。况且发声方法在歌唱范畴内，只是一种基本工具而已。它完全受歌唱情绪、内容的支配，而绝不是发声方法去支配歌者的咬字、表情。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发声是唱歌的重要部分，它既然是唱歌的工具，那么对它的雕琢和训练，就决不能有半点的忽视。要切记学习、练习发声的目的就在于唱歌。我认为，只有很好地继承民族唱法中的优秀传统，并学习西洋唱法中的先进技术经验，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声乐艺术。

过去，我虽重视演唱、积累一些中国民歌和我国作曲家的创作歌曲，但观众圈子终究是有限的。如今面对广大人民群众，如果仅限于从前演唱的那些曲目，就不可能根据变化了的观众去安排曲目，以适应广大群众的欣赏要求和习惯。因此，我特别注意并不断地去学习、安排一些新的曲目，其中也包括一些比较优秀的外国声乐作品。我一贯主张，一个中国歌唱演员，不管是学什么唱法的，都首先应该唱好中国歌，都应在自己演唱的曲目单里，将中国的声乐作品放在主要位置上，同时一些外国优秀的声乐作品，也应占有一定的分量。那种绝对化的做法，对丰富发展中国音乐文化、对中外文化交流，是毫无益处的。

从1949年底开始，我一直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三十多年来，我的声乐艺术活动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演出，二是教学。事实证明，在新中国这片广阔的天地里，我的专长是大有用武之地的。(www.zuozong.com)

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我一直没有脱离舞台。1950年盛夏，学院利用假期组织了几个暑期巡回演出队，分赴各地演出。我和黄源礼先生负责带领一队去山东、河南、陕西和山西。出发前，先在天津演出了数场。热情而有礼貌的天津人民，非常欢迎我演唱那些当时很流行的中国歌曲。我自知水平有限，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但他们的笑脸和掌声给了我很大的鼓励，鼓励我努力学习以前从没有接触过的而为群众所喜爱的歌曲。天津演出结束之后，我们便开始了行程数千里的巡回演出。在济南、开封、西安和太原，我唱了《翻身道情》、《纺棉花》、《新疆好》等许多民族歌曲和创作歌曲，观众的热烈欢迎，使我忘记了旅途的劳累，我一再加唱，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应该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整个演出节目同样如此，我们的演出往往比预定的时间要超过许多。

在西安，我们演出队为解放军作了专场演出。当时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第一野战军司令员的彭德怀，专门设宴祝贺我们演出成功。我与彭德怀司令员同桌邻座，他了解我的经历后，亲切地对我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对你有没有一点宗派主义啊？如果谁有，你告诉我，我去批评他们。”彭司令员开阔的胸襟和坦诚幽默的话语，深深地感染了我，似乎我的胸怀也变得更加开阔坦荡。

巡回演出虽然紧张、辛苦，但我感到很舒畅、很愉快。看到人民群众正以辛勤的劳动创造着一切物质财富和他们需要丰富的文化生活的情景，我深受教育，我——一个文艺工作者，难道不应该加倍努力吗？

1952年，学院组织我校师生参加治（理）淮（河）工程建设。在佛子岭水库工地劳动了两个多月。我和工人们一起干活，一起吃大锅饭。工地上常常搞起自发的文娱活动，每当工人们喊：“老喻，来一个！”的时候，我总是毫不迟疑地挺直腰板为大家歌唱。歌声在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上飞扬，我的心荡漾着由衷的欢愉之情。我愿这歌声能唱出水库建设者们的广阔情怀，我愿这歌声能抒发出劳动者们的远大理想。在劳动的间隙和休息时间里，我给工人们读报，教他们识字，为他们修改文章……尽自己的所能为他们服务。两个多月的劳动生活是劳累艰苦的，但我精神振奋、情绪高涨，我完全被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感和改天换地的伟大气魄，被祖国建设事业宏伟壮丽的场面和一往无前的巨人步伐所激励。我觉得自己同群众靠得更近了，同生活靠得更紧了。

艺术起源于劳动，音乐根植于劳动。我觉得自己从丝绒幕后一个狭小的舞台里，走到了一个开阔生动而永远不会闭幕的大舞台上。佛子岭生活的日日夜夜，写下了我一生中难忘的一页。

1953年，我作为中国艺术家代表团成员，赴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节，并进行了演唱。之后，随团在该国各地巡回演出，所到之处，受到了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在出国之前，我曾应邀到北京的清华、燕京等大学举行独唱音乐会。大学生们对音乐会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朝美停战以后，我于1953年冬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慰问演出。我被分在慰问团一团，随贺龙团长带领的总团行动。第一个到达的地点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平壤。当时的平壤市满目疮痍、一片废墟，没有几座完好无损的房屋。因为要给志愿军和朝鲜军民演唱，我和周小燕先生就跑到缀满弹痕、被炸塌了房顶的“屋子”里练声、练唱。有一场是在一个大礼堂为志愿军总部举行慰问演出。之后，在一个很大的山洞里，志愿军总部代表全军官兵为表示对祖国亲人的衷心欢迎，与慰问团全体成员一起开了一次联欢会。以后的演出，大部分是在临时搭起来的露天舞台上进行。我们曾深入到连队和前沿阵地，那里没有什么舞台，我们就站在平地上演出。当时虽然已经停战，但环境依然十分艰苦，有的地方天气很冷，凛冽的寒风一吹，站在舞台上演唱，连嘴也张不开。但是在志愿军的英雄业绩和牺牲精神鼓舞下，尤其是在前沿阵地看到战士们一个个身背武器、行装，炊事人员带着铁锅、粮食端坐在面前，我们顿时热血沸腾，忘却了一切困难，表演充满了激情。我觉得能够为祖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演出，是我一生的光荣。

在慰问演出期间，慰问团专门为朝鲜党政领导人进行了一场演出。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将军也出席观看。我在晚会上演唱了中朝两国歌曲。在朝鲜人民政府为慰问团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我向金日成主席祝了酒。

1957年及1960年，我先后应邀担任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声乐比赛和柏林舒曼国际音乐比赛的评判委员。由柏林归来后，我除继续投入日常的行政和教学工作外，个人的演唱活动逐渐有所减少。

粗略地计算起来，几十年来，我在国内外约举行了八十多场独唱会，参加综合性演出的次数就更多了。在我多年的艺术实践中，我深深地体会到：艺术源于生活和人民。一个艺术家，必须也只有深入生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向生活学习，向人民学习，表现生活，表现人民，他的艺术才有生命力，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