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6年四月初六，特进、荆国公王安石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王安石性格固执，自己相信自己的见解，坚持不变。在商议变法的时候，在朝的大臣都认为不能变，王安石附会经书，按自己的需要阐述，一辩论动辄长篇大论数百言，众大臣都不能驳倒他。他曾说天道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把朝廷内外老成持重的大臣几乎全部罢黜，多用他自己门下轻浮而伶俐的年轻人。过了好久，因为出现旱灾而引退。等到再任相职，过了一年就被罢免，此后在整个神宗朝就没有再起用。王安石曾著《日录》七十卷，像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范镇、吕诲、苏轼及当时被认为是最贤良的人，他都激烈地加以抨击。晚年住在金陵，在钟山的书房里经常写“福建子”三个字，因为他怨恨自己被吕惠卿所贻误。
等到他去世时，司马光在病中获知消息，几次写信给吕公著说：“王介甫（安石）的文章和节操，有很多过人之处，但他的秉性是不明白事理而喜欢做不该做的事情。现在我们正在矫正挽回新法的失误，革除新法的弊端，不幸介甫就辞世而去了，那些变化无常的人，一定会百般诋毁他。我认为朝廷格外应该给予优厚的褒扬和礼遇，借此摒弃轻浮淡薄的风气。”
五月十九日，苏辙上书弹劾吕惠卿说：“原参知政事吕惠卿，诡变多端，见利忘义。王安石刚担任执政时，就引他为心腹，青苗、助役两种新法，就是由他提出来的。韩琦开始说青苗法的危害时，神宗皇帝幡然觉悟，想屏退王安石，采用韩琦说的话。当时各大臣都听到了先皇仁德之言，王安石也几次上表请求引退，天下百姓都很高兴有了卸去重负的希望。当时吕惠卿还只是一个小官，自知要失势了，就上疏要求神宗皇帝召对，竭力进呈邪说，迷惑神宗皇帝思想，奸诈地扳回了先皇帝的意愿。他身为馆殿官员，却执行内侍的职责，亲自去传达宣布中旨，以扶持王安石，竭力巧言诡辩，驳斥责难韩琦的观点，并且给王安石策划胁迫上下的计谋。从这以后，直言诤谏的大臣不敢说话，有见识的大臣也灰心丧气，天下就随风而倒了。至于排斥打击忠良之臣、引用奸党，吕惠卿的作用十分中占八九分。后来又提出手实簿法，一寸土地、一尺屋椽，都检算无遗，鸡狗猪崽，都要如数抄记，老百姓埋怨痛恨，有过于青苗法和免役法。又通过保正、保长发放青苗钱，召集保户赴县训练，一户也不放过，上下都受骚扰，不得平安生活，因此导致河北路民户流亡迁移。没多久又兴起大狱恐吓威胁有关人士，像郑侠、王安国等人，只得保全性命而离去。他本意是打算株连蔓引，陷害诸位大臣，幸亏仰仗神宗皇帝仁厚圣明，经常加以抑制，所以他不能够将恶谋施行到极处。后来吕惠卿因为贪赃枉法获罪被贬黜，于是便竭力陈说边境之事，借此迎合皇上的心思。他在延安时，开始改变军制，混编蕃、汉兵士，违背人心，扰破边境政务。西戎没有叛变，吕惠卿妄奏边境紧急，擅自带领大批人进入西戎境内，但竟然看不到敌人，拖延而回撤，又放肆地进行欺骗，刻立石碑记功。从此西戎人怨恨而反叛，边境常有骚扰，河、陇陷入困境，天下各地受牵累而困乏。永乐城之败，大将军徐禧本来就是吕惠卿从平民中保荐提拔的，自始至终附和吕惠卿意见，所以把边政交给他；失败的消息刚传过来，震动了神宗皇帝，逐渐导致圣躬不豫。王安石对于吕惠卿，有庇护之恩，有父师教导之义。当他企求进用的时候，与王安石团结一致，并互相推荐以欺骗朝廷；等到他权位与王安石相当后，又反目为仇。开始，王安石被罢免宰相时，以执政之位荐用吕惠卿，吕惠卿得到这个职位后，怕王安石复起，就兴作王安国、李士宁之狱，以阻止他回朝。王安石觉察到这一点，神宗帝一征召就立即回朝，两人交相攻击，都想置对方于死地。王安石的党羽，检举了吕惠卿支使华亭知县张若济为他从富豪手中借钱购置田产等事，朝廷派遣周辅审讯，案情还没审理完毕王安石就被罢职，所以这个事情就没有再追究，有关文案都在御史那儿，可以复查。吕惠卿拿出王安石的个人信件，其中一封说‘不要让同年知道’，同年是指冯京，神宗皇帝从轻处罚王安石；吕惠卿又拿出一封，信中说‘不要让皇上知道’，王安石因此获罪。吕惠卿与王安石两人，以肺腑之言相倾，以妻子儿女相托，平时互相结交惟恐不够深厚，所以虽然有欺君的语言见于尺犊，也不会再猜疑。吕惠卿在王安石还没事的时候，已经一一收藏记录，以备将来紧急之用，一旦争权夺利，随时挑选揭发且不遗余力，这是猪狗也不做的事，而吕惠卿却这样做了。吕惠卿在朝廷当权，前后十余年，操持权柄，凶焰所害及的，有过于王安石。请求陛下按自己圣明的想法做出决断，依法对他稍加惩处，将吕惠卿削夺官职，投充四方边远之地。”
编者：宋朝这段历史，最重要的事件要算是熙丰变法（熙丰即熙宁、元丰两个年号的总称）。这次大变法由宋神宗亲自发动并领导，由王安石主持，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墨浓彩的一笔。
宋神宗赵顼二十岁即位，在位十八年，是一位立志有为的青年君王。他是一个求实的人，并不迷信，也不在乎虚名，在中国古代帝王中，终其一生不受尊号者，大约惟其一人。他对于典礼、祭祀、封禅之类的虚事，也往往采取灵活变通的办法。在个人生活上宋神宗算是个比较节俭的皇帝，在位期间没有大兴土木、巡幸游猎、挥霍劳民之类的恶习。
宋神宗所继承的是一个经过百年发展，但又是诸多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急需解决的社会，即祖宗给他留下了个“烂摊子”。他立志改变大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和完成祖宗未竟的统一大业，因而重用王安石实行变法，由于“操之过急”、“用人不当”等原因，致使“天怒人怨”，最终导致变法屡屡受阻；他对西夏连年用兵，又屡遭失败，致使晚年再无西征之意。
王安石是一个满腹经纶、才思睿智的博学文臣，是一位性情豪越、卓尔不群的文人士大夫。他本也不想做官，只因遇到了年轻有志神宗皇帝的“相知”，便入仕做了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变法宰相。他性格执拗，不善于察人。中国封建社会是个“人治”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用人失误往往造成事业不成。不过，虽然在他身后长达千载的岁月中人们对他的褒贬毁誉，莫衷一是，但是他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写下了令后人争论不已的一页。争论本身就意味着价值。(www.zuozong.com)
对于熙丰变法，作者叶坦在《大变法》一书中作了这样的评价：
“对于一位历史人物或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若要进行客观评判的话，就不仅仅要从人物的动机、目的、作为去叙述事实，也不仅仅要从事件的产生、效果、影响去研究结果，还应将这一切置于整个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认识它们的存在与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年轻有为的宋神宗，用他生命中最可宝贵的十八年时光，开展的震惊中外的大变法，若从感情与道德的角度进行评判的话，无疑是可歌可泣的励精图治之举；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评判，则其消极作用不可忽视。而那些有着美好理想、富厚才学与知识的士大夫朝臣们，其品格学识常给他们的，更多的是无力回天的悲憾，这或许就是其不成功之所在。
“中国历史的长河，流经宋代大闸进入了一个转折的旅程。这一旅程中，“熙丰变法”是个关键枢纽：奋发勤勉的神宗皇帝用他艰辛操劳、兢兢业业的努力，希望使长河飞流奔腾；客观上却关闭了可能流入的顺境，而扳开了一道回流的闸门。
“于是，长河在这里划下一个深深的漩涡，才又奔流而去。……”
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这就好比是种苹果，尽管果农选择的优良品种，但若要提前摘下来，其味道将是又苦又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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