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史学在打破宏大叙事独尊而使史学多元化的同时，也不能不在语言风格上有所变化。实际上，承认史学创作中可以融合文学性，就不可能不在语言风格上发生变化。在人文的诸多领域，似乎都可以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在这里，语言转向与人文学科的关系，例如，与这里所谈的史学的关系，乃是处于互动而相互影响的状态。这种语言的变化，并非像以往所说的那样，归结为内容决定形式，把语言简单归结为只是形式。相反，语言不仅是形式，而且本身就是内容，甚至是内容的灵魂。一个思想文化新世界的出现，最终乃是由语言所创造和显现出来的。当然，语言转向不允许任意和随意，它是与思想文化转型一体的自然过程，并且是文化转型的先声和最终成就者。就此而言，著名德国思想家和史学家布克哈特早在19世纪末已经天才地猜测到了语言转向的问题。他在《世界历史沉思录》中最看重的历史内容，乃是诗歌和艺术，并视之为历史的核心内涵。不难理解，诗歌、艺术的语言与规定性的叙述、论说的语言相比，显然具有本质的不同。象征和隐喻乃是诗歌和艺术语言的突出特点。以这种具有不确定性的象征和隐喻语言所创造的作品，流光溢彩，具有唤起人们自由联想的无穷魅力。因此，当布克哈特说“人的精神一旦意识到它自己以后，它就会以自己为中心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时，那么，这个思想的新世界，最终也只能由与之相应的语言创造和显示出来。事实说明，任何作为新纪元的标志的思想文化新世界，总有新的语言来催生和最终成就她。
当代最负盛名的新史学家海登·怀特正是悟到语言转向的重要性，才提出史学研究必须重视“修辞学”问题，倡言史学研究也需要“隐喻”，他还特别强调“隐喻”的重大意义。为此，怀特批判了康德对于“隐喻”的片面理解以至全盘否定“隐喻”的错误观点。在他看来，语言自始就带着“隐喻”来到这个世界上。或者说，语言在本质上都具有“隐喻”性。而这种“隐喻”绝不是只有消极的负面意义，例如，由于人们从邪念和恶念出发，借助它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种种荒谬。相反，“隐喻”还具有不可忽视的非常积极的正面意义。在这个问题上，怀特并不否定“隐喻”可能导致荒谬的消极一面。但是他认为，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此，他在引出康德在其逻辑学中所说的“一切错误的起源是隐喻”之后，接着就指出，“隐喻或许是一切错误的源泉，但它也是一切真理的源泉”。这一看法真是绝妙，大有深意，并显示出怀特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就是说，在逻辑的概念思维之外，人们经常倘佯在诗意联想的“象思维”之中。“象思维”中象征和隐喻的诗意语言，能使人的思想波澜起伏、想入非非。实际上，正是这种波澜起伏的思绪，能打破传统思想惯性的僵化，能开辟人们创新的思想天地。这也说明，原创性思想往往不是从逻辑概念出发所能生发的，相反，只能是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之“象思维”中才能生发。(www.zuoz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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