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回与孔子关于“坐忘”的对话虽短，但却意味无穷。庄子的讽刺笔法，在这里也是绝妙至极。颜回是孔子最好的学生，儒家最忠实的信徒。但庄子却把他塑造成趋“道”而离经叛儒之人，而且颜回还影响了孔子，使之也不能不跟随颜回体“道”而“坐忘”。请看《庄子》原文：“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在这里，对三句“回益矣”中的“益”，需要着重体会。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四十八章》）。对于老子所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一般都把这两句话分而解释，认为“为学日益”是指增进外在知识，而“为道日损”则是克服内在欲望。但实际上，还存在两句话联系起来的解释，那就是，“学日益”而“道日损”。所以，老子还说“绝学无忧”（《老子·二十章》）。由此可知，“回益矣”之“益”，实际上既包括“绝学”的意味，也包括“为道日损”以克服内在欲望的意味。这也是体“道”而能得“道”的两种相辅相成的功夫。颜回三忘一直到“坐忘”，正是这两种功夫的结果。对于“坐忘”，孔子不解而不安地问：“何谓坐忘？”颜回答道：“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孔子深受启发遂说：“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颜回答的前三句话，所谓“堕”、“黜”、“离”、“去”四个否定词，其所描述的，都不过是对前面诸“忘”的概括，就是要超越外在的形体和对仁义礼乐求知的诱惑，只有这样才能使精神安静下来，而与“道”通。所谓“同于大通”，就是化于“大通”，就是“道通为一”。可见，“坐忘”的境界与老子所说的“致虚极，守静笃”的境界相似，都是超越世俗观念特别是儒家观念束缚而得“道”的境界。孔子所受启发，也正是如此。他所说的“无好”之“同”与“无常”之“化”，都是超越欲望的偏执和世俗常规的观念。庄子最后把孔子描述为请步颜回后尘的形象，怎么也不能说庄子是出自儒门，更不能说他的思想是传承儒家思想了。
《大宗师》以子桑领悟其陷入饥困的最终原因在“命”的描述，作为结篇，也是非常值得体味的。经过十天的阴雨天气，子桑的朋友子舆担心其友可能生病，就带着饭食去探访。于是发生一段故事：“至子桑之门，则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子舆入，曰：‘子之歌诗，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庄子这里的描述，极其渲染子桑饥困，“若歌若哭”，“不任其声”，大有因饥饿而死，而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理的情境。由此，进而写子桑苦苦探询使他陷入这种饥困境域的根本原因。这种探询使他体悟到，父母不会欲使其贫，天地也是大公无私。所以，他最后悟到，不能怨天尤人，而只能承认这是“命也”。钟泰先生由此又把庄子的“命”与孟子的“命”相提并论，而作为他的庄子出自儒门的论据。所以，这里有必要对庄子提出的“命”作一些讨论。庄子在许多地方谈到“命”，其所谈的特点，都在于与体“道”而入“道”相联系在一起。这与孟子谈“命”是有原则区别的。孟子的“命”作为“天命”，是一种天性，所谓“天命之谓性”。例如人的“性善”之“性”，是先天而定的。所以，孟子和儒家的“命”，具有宿命论色彩。相反，庄子谈的“命”，则是在“道”的大化流行中的“命”。这种“命”不是儒家那种不变的“天命”，而是“命行”，是“道法自然”之“命”。这种“命”不是不可改变的，如前述意而子对于许由穷追不舍时所说的，“造物者”可以使他摆脱儒家“仁义”、“是非”的桎梏。当然，这种“道法自然”之“命”，既不是不变的，也不是说变就变，而是当变时则变，当不变时则不变。对于后者，才有庄子所提出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种“安之若命”的精神状态，与儒家不同，不是安于宿命，不是人为地强求改变，而是“道法自然”。就此而言，子桑最后所悟的“命也”，也只能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入“道法自然”的精神境界了。(www.zuozong.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