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之世：传统中国研究的探讨

大同之世既非老庄所认为的浑浑噩噩，也不是现代学者所认为的乌托邦，而是儒家礼制的最高理想，即不需要制礼，人们也按照礼的要求去生活。基于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后文的“小康之世”。不过“小康之世”的文本情况会更复杂一些。这一段里也确实有错简的可能，因而使文本的解读变得更加困难。

人们通常的理解，是认为从“今大道既隐”到“是谓小康”都是在说小康之世，这就似乎更接近老庄的历史观，即认为礼乐的兴起伴随着历史的退化。但杨朝明已经发现，这一段里并非每一句话都在说同一种状态，而我们也认为，这里其实包括了两种状态。第一种，是从“今大道既隐”到“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说的并不是小康之世，而是大道既隐之后民风的普遍状况。此后才是在讲小康之世，并不是三代的整个时期，而只是“三代之英”，即“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在位的时期。我们需要清楚的是，不可强行按照现代社会发展史的理论来理解《礼运》的历史观，小康并不是大同之后的一个时代。大同，是最高的礼制理想，被投射到了五帝时期，在现实历史中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小康，是现实历史中可以达到的礼宜乐和的最高境界。而所谓“今”，不仅不是狭义的现在、当今，而且应该泛指整个现实历史时期，既包括三代最好的时候，也包括夏桀、商纣、周之幽厉，以及孔子当时，民风都是大致如此的。

大道既隐之后，人们已经不再像原来那么淳朴，没有教化与约束就不可能自然向善。现代学者常常把“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与“天下为家”连在一起读，似乎是在说家庭的出现。但这里说的是两件事，虽然两者有关系。天下为家，指的是天子传位于其子，也就是后文“大人世及以为礼”。郑注：“大人，诸侯也。”郑氏之所以在这里作注，就是强调“大人”并非后文所说的“六君子”，这些掌权者由于无法做到天下为公，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私心，所以他们是实行家天下的。张横渠说：“大人世及以为礼，由古以来固亦有传世，但道隐之后，虽有子如均、朱，有臣如伊、周者，亦不能举行尧、舜之事，故以世及为定礼。”^[49]其关键并不在禅让制与世袭制的差别，而在于贤能是否最高的标准。如以贤能为第一标准，在子为商均、丹朱，而臣有舜、禹之时，就会禅让给贤臣，而不会传位给不肖之子，但在大道既隐之后，却宁传不肖子，也不传贤大臣，于是，“亲亲为大”之仁与“尊贤为大”之义被混为一谈，门内之治及闸外之治的区别也因此而模糊。世及成为确定下来的制度，此时制礼，必须依此而制。在《孔子家语》本，此句作“大人世及以为常”，这就更清楚了，此处强调的，并不是圣人制定了“大人世及”之礼，而是这种制度成为常法。这句话与“城郭沟池以为固”并列，讲的都是掌权者对私天下的。

随后的“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是连在一起说的，郑注解为“俗狭啬”，即风俗变得自私而吝啬，人们更愿意照顾自己的亲人，而不肯照顾别人的亲人，照顾自己的子女，而不再照顾别人的子女，财货和力气都不愿意与别人分享。“货力为己”，《家语》本作“货则为己，力则为人”。杨朝明认为，《孔子家语》本文义更顺畅。其实，这是两个版本系统性的差异。因为在大同部分时，《礼记》本的“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家语》本就作“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对勘文本，更像是《家语》本修改《礼记》本所致。我们且不管两个版本的先后，但从义理上，两个版本讲的都是从无私变成了狭啬。

正是因为民风变得狭啬，人们不再能很自然地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是还有可能做到孝亲慈子这些最基本的道德。孔疏：“君以天位为家，故四海各亲亲而子子也。”无论在上位的“大人”，还是在下位的百姓，都陷入了私心之中，这是两者之间的关联，却并不是指家庭制度的起源。张横渠说：“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亦不害于不独亲、不独子，止是各亲各子者恩差狭，至于顺达之后，则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50]此语颇中肯綮。“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并不是说将亲人视同路人，因而两个阶段的差别并不是有没有家庭，而是爱敬之情是否只局限于家庭之中。由于爱敬之情局限于自己的亲人，无法推展到家庭之外，所以对于家庭之外的人，就相互为敌，彼此防范。这并不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是家庭变得狭隘，私有制变得刻薄，国家的外在制度与暴力得到了强化。按照《礼运》的逻辑，这个时期的实质问题是，人心浇薄，文巧俗弊。执掌政权的大人们更要防范其他人群的伤害，所以有必要建立城郭，挖掘沟池。阴谋与战争，就必然会出现了。但这个地方的文本有些混乱。如果按照《礼记》本，“城郭沟池以为固”之后接的是“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好像是说因为建立城郭，随后制礼，又因为制礼而有了阴谋和战争，虽经郑注孔疏百般缘饰，逻辑还是很奇怪。所以任铭善怀疑此处有错简，试图将“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移到“货力为己”之后^[51]，这是一个解决方案，任先生应该是考虑到“大人世及以为礼”之“礼”即“礼义”之礼。而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礼”只是制度的意思，所以笔者以为，这10个字移到“礼义以为纪”之前，应该会更顺畅些。^[52]而在《家语》本，从“礼义以为纪”到“而兵由此起”都是没有的，则更加清楚，当然也略显单薄，应该是《家语》的整理者已经感到此处有些混乱，所以删掉了这些内容，而不是像杨朝明认为的那样，这段话完全是后人所加。但不论哪种处理方式，这里都是在说两个情况，一个是大道既隐之后，民风狭啬浇薄，导致了争斗与战争的状况；另一个，就是通过制礼以改变这种状况。这里对历史的理解，与《论衡》中所引的那段很相似：因为民风变得浇薄了，所以人们已经不能自然而然地按照爱敬之情来做事，那就必须通过外在的礼制来约束甚至强迫。但《庄子》中的逻辑是：因为礼制的制订，才导致民风浇薄。这一段显然也不是道家的逻辑。

礼以时为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有特定的礼制，于是才有小康之世的出现。孔疏：“康，安也。行礼自卫，乃得不去执位，及不为众所殃，而比大道为劣。故曰小安也。”“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是“由此其选也”，前文还被称为“三代之英”。郑注：“英，俊选之尤者。”夏、商、周三代并非都是小康之世，只有这六位“俊选之尤者”在位之时，才算小康。如果这里确实有错简的话，则“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都是他们制礼作乐的情况。其中“以功为己”有些不可解，或为窜入之文。这一段与“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文义相连，应该都是六君子制礼作乐之迹。这些均为《孔子家语》本所无，所以《孔子家语》本对六君子的叙述过于简略，疑有脱漏，而不是《礼记》本为后人所补。(www.zuozong.com)

最后几句，两个版本差别也比较大，《礼记》本作“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郑注：“执，执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犹祸恶也。”孔疏：“若为君而不用上‘谨于礼’以下五事者，虽在富贵执位，而众人必以为祸恶，共以罪黜退之。”按照这种理解，此处说的仍然是六君子治国后的效果，因为“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所以那些在位的“大人”，若有违礼之事，就会被加罪，众人也认为他是祸患。但《家语》本作“礼之所兴，与天地并，如有不由礼而在位者，则以为殃”。虽然有些字句相同，但含义差别很大，变成了对上述一段的概括总结，已经不再是对六君子功业的描述了。

之所以在后半段出现这么大的差别，不一定是因为《孔子家语》本更早更近真，而很可能是因为孔、戴二人共同面对的来源在这里就有些混乱，所以两个编辑者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做了删改整理，形成了非常不同的两种理解。孔安国删去的内容更多，虽然文本更精简，但显得意犹未尽，小戴保留的更多，也可能自己添加了一些字句，文字就更混乱一些，描述却也更详尽。但两个版本在这里的文字差别并未影响到整体结构，上述大道既隐的乱世里，因制礼作乐而成小康的逻辑，对于两者都是成立的。因而《礼记》本所概括的“小康”，放在这里并不显得突兀，即使不是原本所有的，也是一个恰当的概括。

由上所述，大同之世是礼制的最高境界，即不必制礼，而人人皆以礼行事，五帝之时被认为是这样，而在通常的历史进程中，这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小康之世是三代圣王治下的状况，是现实历史中，通过制礼作乐约束教化人民，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形态，即船山所谓：“小康者，民不能康而上康之。”这就是《礼运》首章所描述的历史演进。其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对五帝、三代这两个历史时代的具体理解，而是对礼与人性、民风、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解。正如船山所说：“盖其术之不同，繇世之升降，而非帝王之有隆污也。”儒家和道家一样，也认为最自然的状况是最好的，但他们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很不一样，不认为《庄子》中描述的那种浑浑噩噩、无所事事的状态是最自然的，而是认为不需要强制、人们的爱亲敬长之情最充分地流露出来，才是最自然的状态。因而，《庄子》认为礼制的兴起是对自然人性的扼杀与戕害，《礼运》却认为礼制是对自然人性的维护、成全与回归。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在《礼运》的后文中，为什么没有再谈大同之世，因为那只是一个理想状态的设定，而现实生活中礼制的作用，是要以小康之世为参照的。孔子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这当然是针对小康之世说的，因为在大同之世，大道（就是天道）就行于人间，礼就在民情当中，不需要王者来治理，是在大道隐去、人情浇薄之后，才需要先王以礼为治民之器。

在下文，孔子又谈到了礼制起源的另外一个说法：“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在《孔子家语》中，这一段被编入《问礼》）这是对礼制起源一种更现实主义的描述，谈的是各种制度的起源，与《系辞传》《孟子》等书中对各种具体礼制起源的描述相互呼应。对礼制起源的这两种描述并行不悖。首章所谈，是在理论上，根据民风的演变和治道的变化，谈礼的本质与意义；此处所言，是就具体礼制和礼器，描述其逐渐演进的过程。两种起源都在强调礼与自然天道的关系，也都在谈礼在治道中的功能，以及圣王的制礼作乐。归根到底，礼制与礼器都是为了服务于礼义。我们只要读读《礼运》全篇就可以明白，此处就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