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市舶司的管理架构及其作用

宋初市舶司的最高管理者，最初主要是港口所在地最高军政长官。开宝四年（971年）六月，“初置市舶司于广州，以知州潘美、尹崇珂并兼使，通判谢［处］玭兼判官”。^[165]一州之内，知州地位最高，通判其次。其后不久，港口所在路分的转运司，以及朝廷和中央王朝派出的代表，也加入市舶司的管理层，参与市舶贸易的运作：

市舶司掌市舶南蕃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初于广州置司，以知州为使，通判为判官，及转运使司掌其事，又遣京朝官、三班、内侍三人专领之。^[166]

“又遣京朝官、三班、内侍三人专领之”意味着这三个人是运作市舶贸易的主体。那么，前面提到的知州和转运司官员，就都只是兼管市舶贸易的官员了。

但上引史料的表述有点问题。京朝官一般指的是文官，是京官与朝官的合称。其实知州、通判和本路转运使多数也都是京朝官。“专领”市舶司的京朝官，字面上看似乎是另外派出的，跟地方官没有关系。但我们在宋朝史籍中，并未见到这样的人物。现存宋朝史籍显示，通判与市舶司的关系比较密切。通判是负责市舶司具体工作的京朝官，始称市舶判官，后来多称市舶监官。我们的推测是：引文中的京朝官，其实就是州的第二号长官通判。也就是说，副知州通判是参与市舶司内部具体运作的官员。

“三班”指三班院使臣，由三司或本路转运司派遣。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九月，“大常少卿李应机言：广南勾当市舶司使臣，自今望委三司使副、判官，或本路转运使奏廉干者充选”，得到皇帝同意。^[167]三班使臣本人的身份是武阶官，跟文官，即文阶官相对。三班使臣跟市舶贸易有关的任务是：看守商货并将进口商品从港口所在地运往京师等。天圣六年（1028年）二月，虞部员外郎苏寿言，“近年少有舶船到广州，其管押香药纲使臣端坐请给，欲乞抽归三班院别与差使。自今遇有舶船起发香药纲，即具马递申奏，下三班院逐旋差使臣往彼”。^[168]元丰改制前，使臣多由三班院派出，所以也称“三班使臣”。此后三班院改名为吏部侍郎右选，他们便由后者派出。偶尔他们也由三司使、副使或地方亲民官奏举充任。

管辖市舶库的官员为“市舶库监门”。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以前，由兵马铃辖出任，此后则“于都监押内轮司其事”。自南宋初年起由无赃私罪的文武官员充任。从兵马铃辖，到都监、监押，再到无赃私罪的文武官员，管辖市舶库官员的门槛渐次降低。(www.zuozong.com)

市舶司内还有一些低级官吏，负责处理具体事务，有“专库”“手分”“前后行”“贴司”“书表”及“客司”等。

“内侍”即宦官，是皇帝的私人代表，在市舶司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内侍作为皇帝的耳目和朝廷利益的维护者，使市舶司的运作符合皇帝利益，保证皇上能够掌控外贸收入。

在市舶司内部权力结构中，京朝官、三班、内侍来源不同，互不相属，他们之间不容易抱团结党。宋王朝有鉴于唐末五代武将跋扈、分裂割据的教训，对武将怀有深刻的不信任，因而实行重文轻武政策，用文官制约武将。文官一般出身科举，文化水平较高；武官又称武阶官，成分稍微复杂一些，包括武将、三班使臣、内侍等，文化水平较低，两种人被安排在市舶司中，也有互相制约的作用。地方官中，知州、通判和转运司使、副使也存在权力制衡、互相监督的关系。由此组成的市舶司管理层，与宋朝负责经济运作机构的通行制度大体一致，以重文轻武、权力制衡为主旨，也照顾到外贸管理的稳定与规范。

明朝人丘濬在《驭外蕃》一文中说：“万一国家不得已与外国通使，须审择其人，必知礼义、有气节、通古今、识事体者，然后遣之。不可专用武弁，而必兼之文士；不可专任边吏，而必主之廷臣。”^[169]以文制武是宋朝制度的一个出发点。

宋朝市舶司官制的基本结构早在太宗时期就已基本奠定。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前后在西北边防前线，已经存在类似的权力结构。这年三月，朝廷“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命常参官与内侍同掌，辇香药、犀象及茶与相贸易”。^[170]镇、易、雄、霸、沧州，分布在位于西北边防前线的陕西路与河北路。西北边关的“常参官与内侍同掌”与南部沿海的“京朝官、三班、内侍三人专领之”。两种组合，构成相似，都是文官加上来自朝廷和京师的代表等，体现了朝廷的意志。另外，在太宗朝“诸州榷课命使臣分掌”。^[171]引文中的“使臣”，可能指三班使臣、可能指内侍，也可能包含两者。就是说在太宗朝，不但西北边关，东南海港也有了文武相制的贸易管理模式。于是，一方收纳香药、犀象等海外进口商品，一方销售这些商品，一南一北，互相衔接，以满足宋朝统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