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海上丝绸之路：市舶贸易衰变的主要原因

南宋外贸的真正问题是，官府和权贵都把市舶贸易当成提款机，竭泽而渔，罔顾后果。市舶贸易从负担沉重到不胜负荷，逐渐被压垮，跟以下几点有关。

第一，市舶贸易的衰变是南宋财政和政治形势恶化种下的一个恶果。

南宋政府在临安建立后，由于高宗、秦桧残酷打击迫害反对和议的官员和士人，政治十分黑暗。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死，和议已成定局，过去的高压政策已无存在必要，高宗在政治上做了一些调整。孝宗继位，他统治的四十多年，是南宋政治上最清明的时期。孝宗之子光宗，因为有病，仅统治了五年。宗室赵汝愚等策划扶立宁宗，取代了已无治国能力的光宗。外戚韩侂胃出了力，事后认为功大酬薄，用阴谋手段挤走了已居相位的赵汝愚，并残酷打击支持和同情赵汝愚的官员和士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造成政治黑暗，社会风气败坏。这是南宋政治发展的转折点。南宋从前期转入后期，从此不断衰落，一步一步走向灭亡。

韩侂胄为了建立大功，巩固权位，不顾双方力量对比，贸然北伐金朝，结果宋军大败，金人南侵。史弥远等杀死韩侂胄向金人求和，缓和了军事上的危机，但从此开始了史弥远掌握朝政二十六年的黑暗时期。史弥远死后，宁宗曾经重用真德秀、魏了翁等有才干、得民心的官员，但此时的南宋王朝已如枯朽的老树，谁也无法挽救它的倒塌。很快，丁大全、贾似道之流相继掌握朝政，南宋政治陷入更深重的危机，终为外族入侵所灭。

从宁宗嘉定元年至帝昺祥兴二年（1208—1279年）宋亡，共约71年，是南宋历史的后期。理宋即位（1225年）之后，宋朝财政更为恶化。^[106]市舶贸易的末期与国家江河日下的大势同步。覆巢之下无完卵。市舶贸易是市舶司管理和控制下的中外海路贸易。南宋后期政治败坏及其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导致官府外贸控制力的弱化和市舶贸易的衰败。

第二，官府和官吏竞相侵吞外贸之利。

南宋财政问题越来越严重，而难以有效利用的军事费用则有增无减。“许多善于经营的大地主通过压迫农民或者得到官僚亲戚的偏袒，从而积累大量财产并且获得免交赋税的特权。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从税收名册上消失，朝廷的国库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宦官和外戚在朝廷的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压倒高级官员。军事上的开销不断上升，腐败和低效使军队战斗力下降。”^[107]

有宋一代，各级官府官吏对外贸及商人的无端勒索几乎朝朝有之，斩不尽、除不绝。到南宋末期官场腐败更为严重，并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钩心斗角达到白热化的同时，他们对进口商品的侵吞变本加厉，中下层官吏也起而效尤。各级官吏或贪污受贿，或公然勒索；私自侵夺之外，又擅自增加征税和官市的数量，用商人的财产装点自己的“政绩”。

自开禧元年（1205年）起，闽广两地外贸几乎同时因官府、官吏的盘剥而受到严重打击。例如，开禧元年（1205年），许多本应到泉州、广州住舶的商船改道前往明、秀、江阴市舶司，原因是泉广“舶司阙乏，不随时支还本钱，或官吏除克”，以致商船“规避博买”。开禧三年（1207年）前后，闽广两个外贸主要港口“蕃船颇疏，征税暗损”，是当地市舶司“择其精者售以低价，诸司官属，复相嘱托，名曰和买”，致使商人“获利既薄，怨望愈深”所致。^[108]此后，偶遇清望干练之官，外贸额有所回升，仍不能挽救市舶贸易的颓势。例如在泉州，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以前，商船“至者绝少”，经真德秀的整顿，情况大为好转，“公镌税额，戒官吏毋得买一物。虽然诸台倅属市物，必申州始得奉行。是年舶至者十有八；明年，二十有四；又明年，三十有六。征税之入犹及绍熙”^[109]。但真德秀一离开，外贸状况又迅速恶化。再往后，吏治状况更糟，偶有一廉者，“人目为古老”^[110]。

嘉熙时（1237—1240年），赵涯提举福建市舶司到任前，泉州官场肮脏黑暗，官民关系紧张，“暴吏恃饕官，诛求及管蒯。大姓及细民，怨仇起眦睚”。^[111]

宋人周密记载：大约在理宗景定到咸淳二年（1260—1266年）间，泉州市舶官员与商人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相互勾结，走私透漏者有之。官员林乔“与蒲舶交，借地作屋。王茂悦为舶使。蒲八官人者，漏舶事发，林受其白金八百锭，许为言之。既而王罢去，蒲并攻之，且夺其所借地”。^[112]

在贪风毒雾的笼罩下，生机勃勃二百多年的市舶贸易逐渐失去生机活力，走向颓败。

第三，政令不行带来严重后果。

铜钱外流非常突出，虽然宋朝三申五令，却无法遏止。嘉定十六年（1223年）六月，宋朝再次“申严舶船铜钱之禁”。^[113]理宗即位后，也多次禁止铜钱下海：其一在端平元年（1234年），因“胆铜所铸之钱不耐久，旧钱之精致者泄于海舶”，朝廷“申严下海之禁”；^[114]其二在淳祐十年（1250年），以会子价值低减，理宗复申严铜钱下海之禁；其三在两年后，“申严鉟销之禁及伪造泄之法”；其四在咸淳元年（1265年），“复申严鉟销、漏禁”。^[115]宋末之所以一再重申禁令，因为令行不止，王朝社会控制力减弱。

相比对东南亚贸易，中国对日本贸易流失的铜钱更多，朝廷也特别在意。宝祐六年（1258年）八月，“诏申严倭船入界之禁”。^[116]这道禁令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防范日本船舶入界带走铜钱。

第四，外贸经济受到官府的沉重压榨。

南宋末期，市舶贸易已经风雨飘摇，但仍然承担着支持和维护国家财政的任务。此时乳香仍有市场价值，依然可以作为货币的替代品，依然或多或少地发挥着维持国家财政、政府信用和维护宋朝统治的作用。

［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臣僚言：三界会子数目滋多，称提无策。诏封桩库拨金银、度牒、官诰、绫纸、乳香，凑成二十万，添贴临安府官局收换旧会。^[117]

［嘉定二年（1209年）五月］明年春第十界会子当满，朝廷先期命刑部尚书曾㬇等置局拘换。于是与其寮奏言：第十一界会子为三千六百三十二万六千二百三十六贯八百文，乞以鬻爵及出卖没官田等诸色名件拘回旧会。许之。所谓名件凡九：一曰打夺乳香钱约一百六十万余缗；二曰出卖诸路没官田，价钱约一百二十二万余缗。^[118]

［嘉定二年（1209年）］臣僚言：三界会子数目滋多，称提无策。诏封桩库拨金银、度牒、官诰、绫纸、乳香，凑成二十万，添贴临安府官局收换旧会，品搭入纳，以旧会之二换新会之一。^[119]

［绍定六年（1233年）冬］楮益折阅矣，行于民间者，二十千万。［官员］遂请捐内帑金银、度牒、官诰，及盐钞、卖乳香等以收两界。^[120]

［宝祐三年（1255年）二月］诏以告身、祠牒、新会、香、盐，命临安府守臣马光祖收换两界旧敝会子。^[121]

［景定五年（1264年）正月］出奉宸库珠，香、象、犀等货下务场货易，助收币楮。^[122]

会子和楮币指的都是官府发行的纸币，但两者有区别。前者是纸币的一种，同时期还有称交子、钱引等纸币存在；后者是纸币的泛称，因为所有纸币都以楮树皮作为原料。北宋铜钱已经紧缺，南宋更甚，且大量外流。南宋中期以后大量印造和使用纸币弥补通货不足。纸币比起铜钱，制作和使用都方便，但需要准备充足的发行本钱，并对发现数量实行严格控制，否则极易引惹通货膨胀。但在南宋中期以后，政治腐败日甚、财政捉襟见肘、前线军饷吃紧，当局大量印造纸币，几乎到了饮鸩止渴的地步。每当新纸币发行，旧的要回收销毁，以撑持纸币的信用。但用什么回收旧纸币是个难题。于是逐渐失去荣宠的乳香，与金银、度牒、官诰，及盐钞一起，扛起了撑持纸币信用的重任。

景定五年（1264年），离临安被元朝占领，只有十年时间。乳香于其他商品一起，在宋朝的最后时光，继续支撑着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

官府手中的进口商品是以大大低于市场价格获得的。税收和官市之外，还有对市舶贸易机构的财产实行不由分说的调拨。淳熙元年（1174年）七月十二日，户部侍郎蔡诜上疏，建议将两浙路各市舶务税收和官市到的商货，以及以往积累下来的商品进行一次清理，全部送到行在变卖，补充经费之不足。他的建议得到孝宗批准。但由于受命办理这件事的赵汝宜提出改进意见，才给各市舶务留下一点经费，没有彻底竭泽而渔。“户部侍郎蔡诜言，乞委干办诸军审计司赵汝宜往临安府、明、秀、温州市舶务，将抽解、博买合起上供，并积年合变卖物货根括见数，解赴行在所属送纳，趁时出卖。从之。既而（赵）汝宜申：若尽数起发，切恐无本博易，乞为量留。诏存留五分。”^[123]市舶机构成为王朝的提款机，需要多少取走多少，甚至不惜竭泽而渔。

更多的进口商品进入官库，意味着市舶贸易受到更沉重的压榨。于是，市舶贸易越来越缺乏竞争力。官府控制不了的私商贸易便有了越来越大的竞争优势，最后以压倒之势成为中外海路贸易的主流。

第五，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也造成了南宋后期市舶贸易的衰微。

在中国历史上，海盗往往是武装走私集团。海盗的活跃，经常是禁令严苛违反常理，激起商民反抗。于是沿海秩序混乱，正常外贸无法进行，非法贸易便填补了空缺。

自宁宗朝（1195—1224年）起，广东、福建等地都进入了“海盗”出入频繁、活动炽盛的时期。嘉定（1208—1224年）时，真德秀奏：“比年以来，海盗不时出没，米商、舶商间遭劫掠。”^[124]理宗淳祐（1241—1252年）间，福建提点刑狱包恢言：“海盗虽未尝无之，然未见如近年之猖厥；近年虽无岁无之，然未见如今年之凶横。前乎此，但闻就海劫船，后则敢登海岸而放火劫杀矣。前乎此，犹闻舟小人寡，今则聚众至数千而巨艘千数矣。”^[125]

“海盗”中的大部分，是被迫下海谋生的沿海百姓和进行武装走私的商人。宁宗朝以后“海盗”活动的发展与宋朝的腐朽统治激起民众的反抗有密切关系。

南宋偏安江南，赋税来源减少，为维持统治机器的运转，政府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南宋后期，统治者挥霍无度，更用尽各种手段搜括民财。在东南沿海一带，各种名目的正税、杂税一再加增，压得人民喘不气来；盐法一变再变，目的是扩大政府的官卖收入，盘剥人民，弄得人民怨声载道；政府滥印纸币，通货膨胀愈益严重，民众苦不堪言。加上土地兼并恶性发展，沿海地区地少人多的矛盾尖锐化，渔民、船户赖以为生的船舶又不断被官府强征服役。于是越来越多的濒海居民铤而走险，下海谋生。

由于吏治败坏，官吏对商人擅自盘剥勒索，迫使商人放弃合法的市舶贸易转向武装走私。“愚民以命易货于鲸波万里之外，幸登于岸，重征焉，强买焉，或陷之罪而干没焉。”^[126]商人宁可冒犯法禁也不愿接受市舶司的抽解，越来越多的人变为“盗贼”。

南宋后期，官府、军队腐败外加无能，非法贸易获得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机会。南宋初年海盗活跃，但各地各级官员用招安、讨捕等手段软硬兼施，并用保甲制度控制沿海居民，阻止海陆呼应，相互为援，从而一定程度地抑制海盗活动，保护了市舶贸易。南宋后期，沿海兵备单弱，既难以自存，更无力敌寇：“泉之为州，控临大海，实闽陬要会之地。国家南渡之初，盗贼屡作，上勤忧顾，置兵立戍，所以为海道不虞之备者至详且密。开禧军兴之后，戍卒生还者鲜，舟揖荡不复存……近者，温明群盗窥见单弱，辄萌侵轶之志。”^[127]更有甚者，一些沿海地区的官兵，还纵容或直接参与非法的海上贸易。此外，南宋初年官府赖以在社会基层牵制海盗行动的保甲制，也在南宋末年废坏了。

南宋末年，蒙古人大举入侵，南宋王朝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对民间再次进行杀鸡取卵般的搜括：“迨咸淳（1265—1274年）末，广东籍蜑丁，闽海拘舶船、民船，公私俱弊矣。”^[128]被官府拘留调用的海舶，多是守法良民的财产，正常的市舶贸易至此已经山穷水尽。

官僚队伍腐败、朝廷决策失误、人们群起反抗，再加上蒙古军队入侵，市舶贸易度日艰难、苟延残喘，一步一步走到尽头。德祐元年（1275年）五月，“罢市舶分司，令通判任舶事”。^[129]市舶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宋代市舶贸易在形式上也走到了尽头。

市舶贸易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宋朝海外贸易的结束。市舶贸易不断衰颓之时，脱离市舶司管辖的民间海外贸易却在继续，并发展壮大。王朝末年的海盗活动跟沿海民众自主经营的商业贸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宋末元初战乱期间，中国东部和南部沿海任何形式的海外贸易，都是既受元军南下和宋元两军争夺战不同程度的伤害，也受国内动荡、生产和消费下降的影响，都只能在缝隙中苟活，难有大的长进。

【注释】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二，建炎四年三月丁卯。

[2]［宋］曹勋：《松隐集》卷二十三《上皇帝书十四事》。

[3]《宋史》卷二十五《高宗纪》。

[4]《宋史》卷二十五《高宗纪》。

[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八，绍兴五年四月戊午。同书卷八十四，绍兴五年正月条：“显谟阁直学士知泉州连南夫进职一等。”

[6]《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三。

[7]《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三：建炎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朝廷严令：“诸路市舶司钱物，今后并不许诸司刬刷，如违，以徒二年科罪。”

[8]《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三至一四。

[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六，绍兴二年七月。

[10]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第137页：“从绍兴二年以后，泉州港在诸海外贸易港中的地位发生了急速的变化。”

[1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四，绍兴六年八月戊午。

[1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七，绍兴六年十二月。

[1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八，绍兴四年七月。

[14]《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七。

[15]《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

[16]《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

[17]《文献通考》卷二十《市籴考》。

[18]《文献通考》卷二十《市籴考》。

[1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六，绍兴元年八月己巳。

[2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二，绍兴五年八月丙午。

[21]《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九。

[2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六，建炎四年八月庚寅。

[23]《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

[24]《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七。

[25]《宋史》卷四〇四《张运传》。

[26]《文献通考》卷三三七《四裔考·于阗》。

[27]《宋史》卷四〇四《张运传》。

[2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五，熙宁十年十月。

[29]北宋中期广州四色瓶香平均价，见本书第55页。

[30]《中兴小记》卷二十三，绍兴七年闰十月庚申。

[3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四，绍兴六年八月。

[3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三，绍兴二十九年九月。

[33]《文献通考》卷二十《市籴考·市舶互市》：绍兴十七年十一月，“诏三路舶司蕃商贩到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并抽解一分，余数依旧法。先是十四年，抽解四分，蕃商诉其太重故也。上因问御史台检法张阐舶岁入几何。阐奏抽解与和买岁计之约得二百万缗。上云：即此即三路所入，皆常赋之外，未知户部如何收附，如何支使，令辅臣取实数以闻。”

[3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三，绍兴二十九年八月。

[3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五，绍兴十年四月丁卯。

[3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六，绍兴三十年十月。

[37]［宋］汪应辰：《文定集》卷二十一《向公（子諲）墓志铭》。

[38]［宋］洪适：《盘洲文集》卷三十一《师吴堂记》。

[3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五，绍兴二十六年十二月壬戍。

[40]［宋］张孝祥：《于湖集》卷三十六《与广帅苏龙图》。

[41]《中兴小记》卷三十二，绍兴十六年八月。

[42]《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一。

[43]［宋］李纲：《梁溪集》卷一八〇《建炎时政记下》。

[44]《宋史》卷四九〇《大食传》。

[4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五，建炎二年五月丁未。

[4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三，绍兴三十有一年十月癸丑。(www.zuozong.com)

[47]［宋］陈襄：《古灵集》卷八《论冗兵札子》。

[48]［宋］李纲：《梁溪集》卷八十二《论福建海寇札子》。

[49]［宋］李纲：《李忠定集》卷四十四《论福建海寇札子》。

[50]《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三。

[51]《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一。

[52]《宋史》卷二十七《高宗纪》。

[5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建炎元年十月乙卯。

[54]《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二。

[5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五，绍兴六年九月。

[56]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

[5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六，绍兴六年十月戊午。

[58]洪适：《盘洲文集》卷七十一《谢舶船风便文》。

[5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四，绍兴七年九月。

[60]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二〇《海外诸蕃入贡互市》。

[61]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第912页。

[62]［宋］汪藻：《浮溪文粹·附录·汪公（藻）墓志铭》。

[6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五〇，绍兴十三年十二月。

[6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五〇，绍兴十三年十二月。

[6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〇，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辛未。

[6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六，绍兴三十年十月。

[67]［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

[68]［宋］朱熹：《晦庵集》卷九十七《刘公（珙）行状（代平父作）》。

[69]［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九《潭州奏复税酒状》。

[70]［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五《市舶司本息》。

[71]《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

[72]《宋史》卷二十六《高宗纪》。

[73]《宋史》卷六十七《五行志》。

[74]《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传》。

[75]《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五《市舶司本息》：“所谓乳香者，户部常以分数下诸路鬻之。”

[76]《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

[77]［宋］佚名《京口耆旧传》卷七《张纲（子坚孙釡）》。

[78]《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

[79]《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

[80]《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

[81]《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

[8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六，绍兴三十年九月壬午。

[83]《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

[84]［明］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理财》。

[85]参见日本人小叶田淳：《改订增补日本货币流通史》第一章。转引自徐规、周梦江：《宋代两浙的海外贸易》，《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第145页。

[86]《宋文全文》卷二十四。

[87]《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三一。

[88]《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

[89]《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六至二七。

[90]《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七。

[91]《宋史》卷二四七《赵子潚传》。

[92]［宋］王十朋：《梅溪集·奏议》卷二《论广海二寇札子》。

[93]《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

[9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八，绍兴三十一年二月。

[95]［明］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八九《外戚》。

[96]《宋史》卷三八八《陈良佑传》。

[97]［宋］罗浚：《宝庆四明志》卷六《郡志·叙赋·市舶》：“光宗皇帝嗣服之初，禁贾舶至澉浦，则杭务废。宁宗皇帝更化之后，禁贾舶泊江阴，及温、秀州，则三郡之务又废。凡中国之贾髙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

[98]《宋史》卷三十七《宁宗纪》庆元元年十月乙丑，升秀州为嘉兴府。

[99]《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八至一三九。

[100]《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三三。

[101]《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二四，《刑法》二之一四四。

[102]《文献通考》卷二十《市籴考》。

[103]［明］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理财》。

[104]《福建通志》卷二十三《职官·兴化府》；《宋史》卷四〇五《王居安传》。

[105]《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

[106]汪圣铎：《宋代财政与商品经济发展》，《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107]傅海波、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294页。

[108]《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三三。

[109]［宋］刘克庄：《后村集》卷五十《真公（德秀）行状》。

[110]［宋］林希逸：《竹溪斋十一稿续集》卷二十二《陈吏部（梦度）墓志铭》。

[111]［宋］王迈：《臞轩集》卷十二《有客一首寄温陵史君赵侍郎涯》。

[112]［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林乔》。

[113]《宋史》卷四十《宁宗纪》。

[114]《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

[115]《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

[116]《宋史》卷四十四《理宗纪》。

[117]《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

[118]［宋］佚名：《两朝纲目备要》卷十二《宁宗》。

[119]《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二》。

[120]［宋］吴泳：《鹤林集》卷二十一《缴薛极赠官词头》。

[121]《宋史》卷四十四《理宗本纪》。

[122]《宋史》卷四十五《理宗纪》。

[123]《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三十。

[124]［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七《申枢密院乞节制左翼军状》。

[125]［宋］包恢：《敝帚稿略》卷一《防海寇申省状》。

[126]［宋］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六十九《赵孟传除泉州制文》。罗浚：《宝庆四明志》卷六。

[127]［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八《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

[128]《宋史》卷一八七《兵志》。

[129]《宋史》卷四十七《瀛国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