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马车用途丰富，揭示商代社会特色

（一）马车用作运输工具

除了战争用车以外，一些文献记载了商代早期车子的情况，惜哉只言片语，难知其详。如《诗经·商颂·烈祖》：“约軝错衡，八鸾鸧鸧，以假以享。”是说帮助商王来祭祀成汤的诸侯，都坐着装饰美丽、有着花纹错杂的车子，车上驾的马挂着八个铃铛，很诚心地来祭祀先祖。《诗经·商颂·玄鸟》：“龙旂十乘，大糦是承。”是说各地诸侯驾着插有龙旗的大车十辆，车上装满了黍米稷米，来向商王室进贡。

俞伟超先生在谈到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发展背景时说过，盘龙城离当时商王朝的都城实在是很远的，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敢于派出一批孤军，设立基点，估计商人此时已经会用马车来进行运输。商王朝和盘龙城乃至铜绿山的联系，马车交通恐怕占有很重要的位置^[105]。

车子在商代早期的运用，还有各种特殊功用的车子名目，此即所谓的“殷路”、“素车”、“金车”或“金银之色”的“瑞山车”等等。如《礼记·明堂位》：“鸾车，有虞氏之路也；钩车，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太平御览》引《释名》谓：“天子所乘曰辂，辂亦车也，谓之辂言行路也。”《礼记正义》亦曰“辂则车也”。《太平御览》引《礼记·明堂位》：“大辂者，天子之车也。”“钩车”即战车。《释名·释车》：“钩车以行为阵，钩股曲直有正，夏所制也。”《尸子·君治》：“汤之救旱也，乘素车白马，着布衣，身婴白茅，以身为牲。”（《通志·三王纪》略同）《文献通考·王礼考》注：“昔成汤用（山车）而郊祀，有山车之瑞。”（《通志·器服》略同》）《太平御览》引董巴《舆服志》：“殷瑞山车，金银之色，殷人以为大辂。于是秦皇作金银之车，汉承秦制，为乘舆。即孔子所谓乘殷之辂也。”这说明商代的车子，不仅有利于战争的战车，也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各种各样造型和用途的车子。

先商时代和商代早期均未发现马车遗迹的实物，但是与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一些车马饰一样，一些重要的早商遗址如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等，也都发现了一些与马车有关的车马器具与马车饰物。1955年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商城出土了两块用以浇筑青铜车軎（轴头）的陶范^[106]。这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车子形制的实物证据。1983年又在偃师商城中发现了青铜车軎实物一件^[107]。此外，在一些属于商代前期的文化遗址中，如河北省邢台曹演庄、藁城台西村、北京平谷刘家河，也都发现了一些车马器饰物（详见上表）。这说明我国在商代晚期之前，不仅有车，而且当时的车子上还有了青铜配件，已经到达了较高的工艺水平。

图六十八　二里头和早商出土的早期铜车马饰

1.铜当卢　2.铜铃　3.铜铃　4.铜工字形饰　5.铜人面形泡饰
6.铜圆泡　7.铜蛙形饰　8.铜蟾蜍形泡　9.铜铃　10.铜铃　11.铜牌饰

1996年5月至1997年4月，考古工作者又在偃师商城东北隅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有了重要的发现与收获。其中在商城北城墙内侧商代早期路途上留下了双轮车的车辙^[108]。已发现车辙长14米，与发掘探方等宽。北道车辙距离城墙约20～30厘米，车辙轨距约为120厘米。车辙痕迹呈凹槽状，口部一般宽约20厘米左右，深约3～5厘米，凹槽内填满灰黄色粉尘土，土质酥松。凹面土质坚硬，凹槽两侧的路土因受到车轮挤压而变形，呈隆起状。同时有的部位发现车辙呈交错状，交叉点附近辙沟宽约10厘米左右。由上述发现判断，车辙肯定是由双轮车碾压所致；车的轨距只有120厘米左右，车体较窄；车辙与城墙相距较近，一般只有20～30厘米。而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的轨距一般为220～240厘米左右，有20～30厘米长的车軎^[109]。很显然，二者之间有所不同。这说明商代前期的车子形体较小，而后期的车子形体较大，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不过发掘者认为，这种车辆在当时可能是一种具有特殊功用的车子^[110]。偃师商城是一座保存较好的商代早期都城遗址，已知城内有两条同时代的道路，一条南北向，一条东西向。南北向道路宽约9米，东西向道路宽约8米。城门三个，其中居南部的二个城门分别宽0.65米和0.75米。这种现象应当说是与在城内行驶马车直接相关的。假设以这种车辙宽度的两轮车计算，偃师商城城门至少可以并排行驶四辆这样的车子。由此也可推知，在偃师商城极有可能曾经有过一段毂击肩摩、车水马龙般的都市繁华时期。

无独有偶，在距离偃师商城不远的二里头遗址中，也发现了属于夏代都城中的车辙。在宫殿区南侧大路上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时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发掘区内车辙长5米余，且继续向东西延伸。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而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的轨距一般为2米多，很显然，二者之间有所不同。发掘者认为，在二里头宫殿区南侧大路上留下辙印的双轮车，与商代早期遗址偃师商城发现的一样，很可能是具有某种特殊功用的车子^[111]。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车辙遗迹，它的发现将我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上推至二里头文化早期，为探索我国古代车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

关于夏代与商代早期以前的车子形态未被保留下来的原因，我们不妨作如下推测：由于早期的青铜器使用不太普遍，商代早期或更早的车子的构件还没有使用金属，故而难以保存到今天。再者车子产生之初，数量肯定是极少的，再加上车子的制作工艺异常复杂，因而也就更加贵重，车子在商代晚期仍是极少数大贵族用于表示其身份地位的极奢侈之物；或者是出于当时的风气而不用于随葬，所以早期车子的材料就愈加稀少。联想到车子产生较早的西亚地区，早期车子的实物也不多见，其形制多是来自印章雕刻和图画及陶土模型，那么我们相信中国境内有关早于殷墟时代的车子的信息，如偃师商城新发现的车辙一类的资料，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将会有更多的发现。届时，对于中国早期车子的起源和形制的描述将会比现在更为翔实和生动。

根据考古发掘材料而对商代车子的复原，我们知道商代马车普遍是以两马驾辕引车而行。这在甲骨文材料中，也有集中的反映，可以作为这种复原的一个佐证。如：

庚戌卜，王曰贞：其左马？庚戌卜，王曰贞：其右马？（《合集》24506）

隹左马其有？右马其有？（《花东》60）

癸亥卜，新马于宁见？新马子，用左？新马子，用右？（《花东》367）

叀及大亡灾？（《合集》36985）

叀及子亡灾？叀及騽亡灾？叀騼及騽亡灾？叀并亡灾？（《合集》37514）叀并驳？（《合集》36987）

以上各辞，均是两马相对，意在选择那两匹马相陪而用才能使得驾驶顺利，相安无事。《仪礼·士丧礼》：“赗以两马，是惟得驾。”《公羊传》隐公元年：“车马曰赗。”而这些辞例的“并”、“并驳”等，都是指驾车双马的合称，分言之则云“左马”、“右马”。甲骨文中“并”、“并驳”之“并”，可能就是后世的“骈”字。《说文·马部》：“骈，驾二马也。”《韩诗外传》：“古者命于其君，然后得乘饰车骈马。”可见，后世的骈马之制其源甚古，早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二）马车用作田猎

在甲骨文中，用马车参与田猎的例子还是很多的，如下列诸辞：

癸巳卜，殼贞：旬亡祸？王曰：乃兹亦有祟。若偁，甲午王往逐兕，小臣叶车，马硪，驭王车，子央亦坠。（《合集》10405）

[癸]亥卜，殼贞：旬亡祸？王曰：……丁卯王狩车马……在车，毕马亦……（《合集》584甲正）

[旬]亡祸？王[曰]：有祟……车……车，毕马……亦有乘……（《合集》11446）

癸亥卜，殼贞：旬亡祸？王曰：有祟。五日丁卯，王狩王狩车马，坠在车，毕马亦有坠。（此乃据《合集》11446～11449诸篇残辞补正的完整辞例）

□□卜：王其逐鹿，获？允……八王车……（《合集》10292）

……冒率……在车……逐……（《合集》10728）

（三）马车用作车战

图六十九　甲骨文中车战辞例（《合集》6834）

甲骨文中还有商王朝用车作战的内容和辞例。不仅如此，在战争中，商朝军队还有俘获敌方方和危方战车二十丙（辆）和两丙（辆）的记载。如：

癸丑卜，争贞：自今至于丁巳我？王曰：丁巳我毋其，于来甲子。旬又一日癸亥车弗其，之夕至甲子允。（《合集》6834）

……宁延马二丙，辛巳雨氐雹？（《合集》21777）

□午卜，争……方……马……于唐。（《合集》8588）

……癸未……御□方于□奚马廿丙，又□，[一]月在臬卜。（《合集》1098）

……小臣墙比伐，擒危美廿人四，馘千五百七十百…丙（辆），车二丙（辆），盾百八十三，圅五十，矢……，又白于大乙，用魋白（伯）印……于祖乙，用美于祖丁甘京。易（赐）……（《合集》36481正、反）

从甲骨文中看，商代晚期军队已经配备有至少300辆战车，如卜辞中常有“登射三百”（《合集》698）的记载。“射”即是手持弓箭的射手，是战车上的武士。先秦时代的战车上，一般有武士三人，左边一人持弓主射，右边一人持矛主击刺，中间一人驾车为驭手。射手要经过特殊训练，严格挑选才能配在战车之上，所以说一名射手，就是一辆战车上的武士。甲骨文中的“三百射”，实际上就是代表有300辆战车。前引甲骨卜辞记载攻伐方、危方的战役中，分别俘获了敌方战车二十辆、两辆，可知商代之时在一些边远地区的部族和方国中，也使用战车。这说明当时车的使用是很普及、很流行的。

总之，可以这么说，商族人发明了马车，既用于日常的交通，用于商王的悠游田猎，也用于战时的攻杀，还用于以车驾作牺牲祭祀死去的贵族或者作为死者的殉葬之物。这在商代后期的甲骨文时代表现得更为突出。

【注释】

[1]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第6期；宋新潮：《西安老牛坡遗址发掘的重要收获》，《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2]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

[3]《山东省滕县前掌大遗址发掘四座殷墓》，《中国历史学年鉴》（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滕县前掌大村商代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滕县前掌大新石器时代及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胡秉华：《滕州市前掌大商代遗址》，《中国文物报》1989年3月10日。

[4]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第70页、第82页、第93页。

[5]石璋如：《河南安阳后冈的殷墓》，《六同别录》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版。

[6]石璋如：《小屯四十墓的整理与殷代第一类车的初步复原》，《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0本下册，1969年。

[7]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年；《小屯后五次的重要发现》，《六同别录》上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版；《小屯C区的墓葬群》，《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1952年。

[8]据发掘报告称：此车墓先后经过七次整理，前四次整理确定为内埋一辆车，后三次整理确定为内埋两辆车（见石璋如：《小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北组墓葬（上）》，第16页）；杨宝成先生认为，从原始田野图来看，该坑内仅有一辆车的车饰，所谓第二类车应是不存在的（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图版拾陆：3，铜管状器（M391：13）。这件铜管状器，虽未出于车马坑之中，但应系御马器无疑。

[10]马得志、周永珍、张云鹏：《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9期。

[11]安阳工作队发掘资料，尚未发表，见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页。

[1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殷墟孝民屯的两座车马坑》，《考古》1977年第1期。

[1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新发现的殷代车马坑》，《考古》1972年第4期。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西区发现一座车马坑》，《考古》1984年第6期。

[16]安阳工作队发掘资料，尚未发表，见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17]材料未见发表，同⑥。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郭家庄西南的殷代车马坑》，《考古》1988年第10期。

[19]材料未见发表，同⑥。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梅园庄东南的殷代车马坑》，《考古》1998年第10期。

[21]岳洪斌等：《河南安阳殷墟大司空遗址发掘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5年4月20日。

[22]魏明艳：《殷墟新发现一座大型车马坑》，《安阳日报》2005年5月25日。

[23]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研究》，《考古》1984年第6期。

[24]铜弓形器在殷墟多有发现，它往往放在车舆内或墓主人一侧，并与铜、石、骨制镞共生，这些镞又往往10枚一束装在矢箙内。这些现象说明，铜弓形器即可能是弓上的重要构件。见唐兰：《“弓形器”（铜弓柲）用途考》，《考古》1973年第3期。

[25]杨宝成：《殷墟发现的车马坑》，《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26]李济：《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民主评论》，第四卷第4期，1954年版；《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Annals of Academia Sinica，1955，No.11 Part 1；《殷商时代的历史研究》，《台湾月刊》，第一卷第4期，1969年；《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研究》，《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0本，1969年；《安阳》（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6页等。

[27]邱克：《论殷代战车源自西方说》，《中国交通史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卢连成：《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同域外青铜文化的交流》，《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纪念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20页；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387页；等等。

[28]徐中舒遗稿：《北狄在前殷文化上的贡献——论殷墟青铜器与两轮大车的由来》，载李圃主编《中国文字研究》，第一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此文又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

[29]徐中舒：《夏代的历史与夏商之际夏民族的迁徙》，《殷商民族及殷王世系》，《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8页、第56页。

[30]Bishop，C.W.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in China，With Reference to its Geographical Aspects，Geographical Review，XXⅡ（1932）.PP.617-631；Wiesner J.Fahren und Reiten in Alteuropa und im Alten Orient，Alter Oient，1939.28.PP.2-4；Hancar F.Tas Pferd in Prahisto Rischer und Fruher Historischer Zeit.Munchen.1955；William Watson，Cultural Frontiers in Ancient East Asia（Edinburgh：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77），PP.65；Ping-ti Ho，The Cradle of the East（Chicago and Hong Kong：U.of Chicago Press，1975），PP.354-357；L.S.Vasiliev，“Proiskhozhdenie drevnekitaiskoi tsivilizatsii”，Dom C，Price译，Early China 2（1976），PP.60-64；Stuart Piggott，“Chariots in the Caucasus and China”，Antiquity 48（1974），PP.16-24，“Bronze Age Chariot Burials in the Urals”，Antiquity 49（1975），PP.289-90；“Chinese Chariry：An Outsider's View”，Philip Denwood编Colloquies on Art Archaeology in Asia No.7（London：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1978），PP.32-51；W.N.Wcneil，History of World，Oxford，1979，PP.49-50；[日]林巳奈夫：《中国先秦时代の马车》，《东方学报》，第39册，1959年版，第276～280页；[日]水野清一、小林行雄编：《图解考古学辞典》，“车（くるま）条”，东京创元社昭1959年版，第286页；[俄]刘克甫（Ц.B.Kriokob）：《东亚古代文化的起源》，原载苏联《亚非人民》1964年第4期，陈弘法译文载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文物考古参考资料》，1980年第2期；[俄]n.M.科仁：《关于殷代车辆的起源问题》，《考古学与民族学资料》，第25卷，列宁格勒1969年版；[日]加茂仪一：《家畜文化史》，《家马》，日本改造社1937年版；[俄]瓦西里耶夫：《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历史问题》1974年；[美]夏含夷：《中国马车的起源及其历史意义》，台湾《汉学研究》，第7卷第1期，1989年；[日]川又正智：《ゥマける古代アジア》，株式会社讲谈社1994年版。

[31][美]夏含夷：《中国马车的起源及其历史意义》，台湾《汉学研究》第7卷第1期，1989年。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内蒙古宁城南山根102号石椁墓》，《考古》1981年第4期。

[33]翟德芳：《商周时期马车起源初探》，《考古》1988年第1期；孙机：《中国古马车的三种系驾法》，《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郑若葵：《论中国古代马车的渊源》，《华夏考古》1995年第3期。孙机：《中国古马车的三种系驾法》，《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34][苏]M.Π.格里亚兹诺夫等：《阿尔泰巴泽雷克的五座古冢》，《考古》1960年第7期。

[35]P·R·S·Moorey，The emergence of the light horse-drawn chariot in the Near-East c2000-1500 B.C.Word Archaeology，Volume 18 No.2，Weaponry and Warfare，1986.

[36]翟德芳：《商周时期马车起源初探》，《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

[37]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页。

[38]《偃师商城获重大考古成果》，《中国文物报》1996年12月8日第1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东北隅考古新收获》，《考古》1998年第6期。(www.zuozong.com)

[39]此陶范过去称为车轴范，不确。资料见廖永民《郑州市发现的一处商代居住址与铸造铜器遗址简介》，《文参》1957年第6期；王润杰：《隞墟》，内部发行1999年，第18页。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杜金鹏等执笔）：《试论偃师商城东北隅考古新收获》，《考古》1998年第6期。

[4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郑州商代铜器窖藏》，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4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发掘》，《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43]杨宝成：《殷墟文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

[44][美]贾雷德、戴蒙得：《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

[45][美]埃里奇、伊萨克：《驯化地理学》，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46][美]张光直：《商代文明》，毛小雨译，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47]袁靖、安家瑗：《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两个问题》，《中国文物报》1997年4月27日第3版。

[48]韩东：《也谈家马的起源及其他》，《中国文物报》1999年6月23日第3版。

[4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半坡博物馆编著：《西安半坡》，附录二《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尹达：《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版。

[50]夏鼐：《中国原始社会史文集》序言，《夏鼐文集》（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5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著：《城子崖》，《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1934年版，第90～91页。

[52]方酉生、孙德萱、赵连生：《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考古》1980年第3期；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吉林扶余北长岗子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马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75年第2期。

[53]杨升南：《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5页。

[54]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56页。

[55]郭沫若：《殷契粹编》，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208页。

[56]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56页。

[57]周法高：《金文诂林》附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82页。

[5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郭家庄西南的殷代车马坑》，《考古》1988年第10期。

[59]王宇信：《商代的马和养马业》，《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l期。

[60]谢成侠：《中国养马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3页。

[61]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研究》，《考古》1984年第6期。

[62]谢成侠：《中国养马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3页、第272～279页。

[63]王宇信：《商代的马和养马业》，《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l期。

[64]杨升南：《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页。

[65]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5页。

[66]郭沫若：《释ㄉ勿》，《甲骨文字研究》，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版。

[67]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25页。

[68]于省吾：《释》，《双剑誃殷契骈枝》，大业书局石印本1940年版。

[69]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第82页。

[7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87年第12期。

[71]王贵民：《从殷墟甲骨文论古代学校教育》，《人文杂志》1982年第2期。

[72][德]恩格斯：《骑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73]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0页。

[74]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64页。

[75]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第82页。

[76]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中国考古学报》，第2册，1947年，第24页；《小屯后五次发掘的重要发现》，《六同别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三种，1945年版。

[77]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页。

[78]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年；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武官大墓南墓道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

[7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9～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7页、第288页。

[8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8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年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

[8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等：《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

[8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87年第12期。

[84]杨锡璋：《安阳殷墟一般保护区墓葬与车马坑》，《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246页。

[8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年第10期。

[86]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第6期。

[87]于吾省：《殷代的交通和驿传制度》，《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第2期。

[88]刘钊：《卜辞所见殷代的军事活动》，《古文字研究》第16辑，中华书局1989年版。

[89]王宇信：《甲骨文“马”、“射”的再考察——兼驳马、射与战车相配置》，香港第三届国际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出土文献研究》第五辑，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90]Stuart Piggott，“Chinese Chariotry：An Outsider`s View”，Philip Denwood编Colloquies on Art Archaeology in Asia No.7（London：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1978），32-51；The Earliest Wheeled Transport，1989；[美]夏含夷：《中国马车的起源及其历史意义》，台湾《汉学研究》，第7卷第1期，1989年。

[91]林梅村：《青铜时代的造车工具与中国战车的起源》，《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4～76页。

[92]王国维：《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中华书局1991年版。

[93]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39页。

[94][美]周鸿翔：《商殷帝王本纪》，第42页注3，香港自印本1958年版。

[95]徐中舒：《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册，1930年。

[96]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66页；《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1页。

[97]杨升南：《新干大洋洲商墓中的铜铧犁、商代的犁耕和甲骨文中的“犁”字》，《南方文物》1994年第1期。

[98]王国维：《释物》，《观堂集林》，卷六，中华书局1991年版。不过沈之渝先生根据新的甲骨材料，坚持认为该字不应视为“物”，也非杂色牛，应是“犁”字（沈之渝《甲骨卜辞新获》，《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三期，1986年版）。

[99]此语古代文献多见，略有异同。如《礼记·乐记》：“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陶林之野而弗复服。”此外该语亦见《史记·周本纪》、《留侯世家》、《韩诗外传》、《淮南子·泰族训》、《说苑·指武篇》、伪《古文尚书·武成篇》等。

[100]宋镇豪：《甲骨文牵字说》，《甲骨文与殷商史》，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0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2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

[102][美]夏含夷：《中国马车的起源及其历史意义》，台湾《汉学研究》，第7卷第1期，1989年。

[103][美]周鸿翔：《商殷帝王本纪》，第42页注3，香港自印本1958年版。

[104]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2页。

[105]俞伟超：《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发展背景的新思考》，《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106]赵全嘏：《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代二里冈期铸铜基址》，《考古学集刊》，第6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0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3年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0期。

[10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偃师商城重大考古新成果》，《中国文物报》1996年12月8日第一版；杜金鹏、王学荣、张良仁、谷飞：《偃师商城北城墙考古发掘新收获的学术意义》，《中国文物报》1996年12月29日第三版。

[109]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考古》1984年第6期。

[110]杜金鹏、王学荣、张良仁、谷飞：《试论偃师商城东北隅考古新收获》，《夏商周文明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111]新华网报道：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04-07/20/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