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仅就饕餮纹做些展开论述，以见其作为器表装饰作用的美学价值及其社会层面的文化意蕴和宗教含义。
饕餮纹后世学名也叫兽面纹，是商代青铜器上最为常见，也是最为主要的装饰纹样。学术界已经充分认识到了青铜器上饕餮纹对于商代文化的重要性。美国著名汉学家吉德纬（David keightley）先生曾说到：“你如果不懂饕餮，就无法了解商代文化。”他甚至认为饕餮纹是“一个甲骨卜辞所无法解答的巨大谜团”[60]。所以关于饕餮纹的研究可谓成果多多，因此也歧论重重。
（一）“饕餮”一词的来源及多重含义
饕餮为传说中贪食猛兽之名。然而古代文献中“饕餮”一词多见，所指并不单一，分别指人名、族名、国名或兽名以及青铜器上的纹饰之称。
1.饕餮指贪婪的人名。“饕餮”一词最早出自《左传·文公十八年》：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醜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
杜预注谓：“贪财为饕，贪食为餮。”然王引之《经义述闻》引王述之语曰：“饕餮一声之转，不得分贪财为饕，贪食为餮也。……盖饕餮本贪食之名，故其字从食，因谓贪得无厌者为饕餮耳。”王氏此语得之。因为《韩非子·亡征》有：
饕贪而无餍，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
就用饕餮比喻像黄帝属臣缙云氏不才子那样的人。又《淮南子·兵略训》：
贪昧饕餮之人，残贼天下，万人搔动，莫宁其所。
《后汉书·窦武传》：
陛下委任近习，专树饕餮。
均以饕餮比喻贪婪凶残之徒。从《左传》这段话表明，饕餮等本为“四凶”之一，舜把他们流放到四周边远之地，“以御螭魅”，为的是以凶制凶，以恶制恶。
2.饕餮指凶残贪吝的族名或国名。《尚书·尧典》：
“窜三苗于三危。”注曰：“贪财曰饕，贪食曰餮。三苗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
而《经典释文》引马融、王肃云：
国名也。缙云氏之后，为诸侯，盖饕餮也。
又《左传·昭公九年》孔颖达疏：
先儒皆以为……饕餮三苗也。
又《神异经》：
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贪如狼恶，好自积财，而不食人谷，彊者夺老弱者，畏群而击单，名曰饕餮。
这里的饕餮便被认为是三苗的一支，或称为国名，或指诸侯名，以饕餮指代西南荒蛮地区的一种自相残杀、尚未开化的贪婪凶暴之多毛族类。然而《吕氏春秋·恃君览》又云：
雁门之北，鹰隼、所鸷、须窥之国，饕餮、穷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无君。此四方之无君者也。其民麋鹿禽兽，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
这是把饕餮又指代为古代北方荒远之地的一个野蛮凶残的部落之称号。更可知饕餮并非某一部族的特称，而是一种可以比喻一切野蛮部族的称号。
3.饕餮又为一种动物名称。从饕餮的形象考证，饕餮又是一种形状奇特的怪兽。《左传·文公十八年》服虔引《神异经》曰：
饕餮为兽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
《山海经·北次二经》云：
有兽焉，其状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鸮，是食人。
郭璞注《狍鸮图赞》亦云：“狍鸮贪婪，其目在腋，食人未尽，还自龈割，图形妙鼎，是谓不若。”郭璞言狍鸮即饕餮，所据当是上引之《神异经》。郭璞曰：“为物贪婪，食人未尽，还害其身，象在夏鼎，《左传》所谓饕餮是也。”这些说法都将饕餮看做是一种兽类，把此种野兽奇丑的状貌及食人本性生动地表达出来，把它面目手足都具有人的形状，但虎齿，身像牛羊，有翼又不能飞，这正是兽类饕餮的形象描绘。在这几种文献中，其形象虽然略异，但具凶残食人的本性则是一致的，可能因传说不同而有异辞。至于饕餮这个故事的原貌，郭沫若认为：“古盖有此神话，而今失传。”[61]
4.饕餮为青铜器上的一种纹饰。从战国末年开始以至于北宋时期金石学大兴，学者都将青铜器上的一种装饰纹样称为饕餮。《吕氏春秋·先识览》：
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
所谓“报更”，犹言“报偿”，此以饕餮为食人怪兽。
吕大临《考古图》“癸鼎”：
癸鼎文作龙虎，中有兽面，盖饕餮之象。
《宣和博古图》“商象形饕餮鼎”：
按，此鼎款识纯古，仿佛饕餮之形。后人观象立名，故取为号。至周监二代，文物大备，凡为鼎者，悉以此为饰。遂使《吕氏春秋》独谓“周鼎著饕餮”，而不知其原实启于古也。
又该书卷二“周文王鼎”：
其身四周隐起兽面，盖饕餮之象也。古者铸鼎象物，以知神奸。鼎有此象，盖示饮食之戒。
将饕餮之义化为纹饰，著于鼎上，同样也是为了取其避凶制恶之意。
可见，饕餮在古代的含义并不简单，或为人称或为族称或为兽称或为青铜器上的纹饰。我们认为，这四种说法有一定的联系，前两种说法应是第三种说法的比喻和引申，即贪吃的兽称可能为其本义，贪婪的人称与凶残的族称应是一种比喻的引申义。而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更是将这种贪吃凶残的动物形象用于惩戒那些贪贿成风之人的一种做法。
图四十八 《三才图会》中的饕餮形象
注：摘自《三才图会》卷七鸟兽图：羊身而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音如婴儿，食人如物，钩吾之山有之，《山海经》谓之“狍鸮”。
（二）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及其特征
饕餮纹盛于二里冈上层时期至西周早期，按其形式大致可分为有首亦有身的不简省类、有首无身的简省类及有首、腿而无躯干之半简省类三类。
古人认为此兽有首无身极为恐怖，实际上这类纹饰是各种各样动物或幻想中神兽的头部正视图案。饕餮纹主要特征是其主体部分为正面的兽头形象，两眼非常突出，口裂很大，有角与耳。上端第一道是角，角下有目，较具体的饕餮纹在目上还有眉，目侧有耳，多数有爪，两侧有左右展开的体躯或兽尾，少数简略形式的则没有兽体和尾部。实际上是由两条夔龙纹以鼻梁为中心，突出正面造型，两侧作对称排列，侧身相对组成的，夔龙纹也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纹饰，多用作辅助花纹。饕餮纹的鼻、角、口部变化很多，从角、耳的不同形态可以认出其生活原型多是牛、羊、虎等动物。牛、羊是祭祀活动的主要“牺牲品”。可以说所有的饕餮纹基本上是按这一模式塑造的，只是在表现方法和技巧上，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同。
饕餮纹是一种兽的正面形象变化后的形状，它的头面、鼻眼、腿脚等部分都有明确的轮廓，有单层的，纹样、器地与器表相平；有复层的，形象部分浮出器表一定高度，呈台阶状，并在嘴边、角尖等处作不同的翘曲。轮廓以外填补密集的细线云雷纹，其内以粗线云雷纹勾画其他细部轮廓，多数以器物扉棱作为鼻梁，扉棱左右两侧之眼球呈半球状凸起。
饕餮纹多施加在器物的主要装饰部位，如腹部和颈项之下；在其衰落之后，一般出现于器物的耳部、足部。往往以柔韧的阴线刻出，或作阳线凸起。构图丰满，主纹两侧以富于变化的云雷纹填充，具有阴阳互补之美。饕餮纹主要流行于商代和西周前期，到东周以后再度流行，但已流变为其他形式的纹饰，失去原先的主导地位和狞厉色彩，而成为华美的装饰。
关于商周饕餮纹饰的类型学分型分式研究，有许多学者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Kalgren）[62]，日本学者林巳奈夫[63]，国内学者张孝光[64]、桑永夫[65]、陈公柔、张长寿[66]、朱凤瀚[67]、陈惠[68]、段勇[69]、杭晓春[70]等，都有深入细致的阐论，兹不赘言。
（三）饕餮纹的名实关系之辩
青铜器饕餮纹是个传统的称呼。称青铜器上这种纹饰为饕餮纹，当据《吕氏春秋·先识览》，约自北宋宣和时期吕大临《考古图》始，历代沿用这一名称。
如吕大临在《考古图》“癸鼎”下曰：
癸鼎文作龙虎，中有兽面，盖饕餮之象。《吕氏春秋》曰“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春秋左氏传》：“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之民谓之饕餮。”古者著鼎象物，以知神奸，鼎有此象，盖示饮食之戒。
又如《宣和博古图》卷一“商象形饕餮鼎”、该书卷二“周文王鼎”均释出了周鼎纹饰为饕餮纹，且将此纹饰的寓意与惩凶戒贪联系起来。
但近现代学者对此名称多有异议。容庚先生较早地认为，饕餮之名既是后人所定，其意义也是后人的附会传说，不足取信，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仍沿用这名称，来作为这种纹饰的标识。他在《商周彝器通考》中仍沿袭饕餮纹这样一个称呼，并将饕餮纹区分为饕餮纹和蕉叶饕餮纹两类，并分析了它们的十九种形式[71]。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1937年曾作《中国青铜器的新研究》一文，把1288件传世青铜器的纹饰分为三类，饕餮面、分解饕餮、变形饕餮。但至1951年他进一步探讨了连体饕餮的形式及各种变化的规律时，对青铜器上兽面纹即饕餮的论点又提出了一些异议[72]。
高去寻先生[73]、杨希枚先生[74]等也都认为青铜器饕餮纹的命名是后儒对《吕览》和《左传》的附会，与饕餮纹原意无大关系或根本无涉。
李济先生极不赞成用饕餮纹命名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他认为容庚与高本汉把连体的兽面纹称为饕餮，这与《吕氏春秋》称饕餮有首无身的说法相抵触。于是他将原来所称的饕餮纹一分为二，其中有首无身的称之为动物面，而有首有身的则称之为肥遗，为一种见于《山海经》之神话动物名称[75]。
李济的学生张光直先生虽然也表明了他对饕餮纹的只是一种习惯性沿用的态度，也不得不称饕餮纹，但他又言：“一是其与自然界中存在的动物的关系不能明显地看出而需使用古文献里的神话中的动物名称来指称的。”于是在他把传统的饕餮纹称之为“动物纹样”的同时，又完全接受了“肥遗”之说：“历来讲金石学者将神怪性兽面纹，无论有身与无身都称为饕餮，但《吕氏春秋》专指‘有首无身’的兽纹为饕餮。《山海经·北山经》：‘有蛇，一首两身，名曰肥遗，见则其国大旱’。李济建议用肥遗这个名字指称青铜器上当中是正面兽面而左右都有较细长的身体向外伸展的花纹。”[76]
早在1954年陈梦家先生就提出：“自宋以来所称为‘饕餮纹’的，我们称为兽面纹的，实际上是牛头纹。”[77]从其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已有较多学者改用了“兽面纹”一词。
马承源先生认为：“兽面纹一概称为饕餮纹，乃是宋代金石学家观察不够缜密之故。”因此，他不愿意再沿用这一名词，应该取消青铜器饕餮纹这样一个名词，而改用“兽面纹”来代替它[78]。马先生的“所谓兽面纹，实际上是各种幻象动物的几何体”，他曾明确指出：“兽面纹这个名词比饕餮纹为胜，因为它指出了这种纹饰的构图形式，而饕餮纹一词却只限于‘有首无身’这样的定义，但绝大多数纹饰并非如此。”[79]
与此相似，邱瑞中先生则建议以“立体龙首纹”代替饕餮纹：“侧身龙纹、立体龙纹（即饕餮纹）都是彼时祥瑞的象征，商周饕餮纹应更名为立体龙首纹。”[80]这与李学勤先生根据饕餮为“龙生九子”之一之传说，提出饕餮纹可能是龙纹之一种的观点[81]，有些相似。而前苏联学者列·谢·瓦西里耶夫讲到“殷代的艺术”时，称饕餮纹为“野兽纹”[82]。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饕餮纹本为兽面或动物面纹当无疑，但是为何兽面及何种动物，则明显存在较大分歧。比如孙作云先生认为“饕餮所象之物为蛇，夔也为蛇，饕餮纹仅存蛇首，间亦有身”。并具体指出饕餮即蚩尤之图像，其先原为夏氏族之图腾标识，其后递降而为有辟邪意义之美术花纹[83]。德国学者夏德先生认为饕餮纹样为长毛猎犬或西藏獒犬。[84]卫聚贤先生也认为饕餮是狗形之变化，为西南民族之图腾[85]。丁山先生则认为饕餮纹中的角当为羚羊之角，“饕餮纹是人面环角的羊头，名为‘枭羊’可也，名为‘苋羊’也可”[86]。吴琦幸认为，饕餮一词自“贪”字衍化而来，作为青铜器纹饰的饕餮纹是羊的形象，它是古代西北地区包括蚩尤与羌戎的炎帝部族的图腾标识[87]。何光岳先生则认为饕餮纹“大概是戴着猪头的头饰”[88]。而汪涛认为饕餮纹中双目特征比较突出，结合甲骨文中的“瞿”字字形，认为饕餮纹与此为同源，表示鲁莽和恐惧情态，所以建议以“双目纹”代替饕餮纹[89]。陈惠则认为饕餮纹是雷鸟纹，雷鸟即玄鸟，为商人崇拜之物[90]。
除了上举陈梦家先生认为饕餮纹是牛头纹之外，其实，指称饕餮纹为牛头纹的学者也颇不在少数。据有学者引述，李泽厚便明言：“本书基本同意它是牛头纹”。韩湖初亦言：“在笔者看来，从神情和形貌上看更像牛”。此外，还有很多学者或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这一看法，如顾立雅（H.G.Greel）在《中国的诞生》中也将饕餮等同于水牛，亨采（C.Hentze）在他的《月的神话和象征》中也倾向于饕餮为牛头的看法，并由牛角因形曲而代表月推断饕餮也是月神，代表着死亡和黑暗，是光明与生命的解放者[91]。我国学者杜尔未也认为，殷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或即埃及人月神之Thot称[92]。
除了一般学者认为饕餮纹是兽面纹或某种动物纹样的指称之外，还有一些人认为饕餮为人头纹演化而来。比如郑师如在介绍援引蒋焕章疑饕餮纹原为人头纹的基础上，进一步说：“饕餮纹初为人头纹当无疑义。”他引用台湾番族之馘首（即猎头风俗）和古书上也有以头骨为酒器之资料为证，认为这颇与《吕氏春秋》谓饕餮纹“食人未咽”之意合[93]。无独有偶，日本考古学家滨田耕作也认为，饕餮纹系由人面转化而来的[94]。日本另一学者田边孝次也认为，“饕餮为表示大眼开口之人兽面”[95]等。
近年来，一些大专院校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也多有以饕餮纹为选题者，大多抛弃了传统观点而尝试一种新奇的解释[96]，兹不一一赘述。
然而这些怀疑传统甚至另立名字的说法究竟对不对呢？
我们认为，这种怀疑古文献中饕餮与青铜饕餮纹对应关系的做法，可能都是受到了当年古史辩派影响的一种学术行为。古史辩派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自有其贡献，它无疑推动了新史学在中国的蓬勃开展；然而也有其明显的不足，它割裂历史、否定原典从而造成历史的虚无，给先秦历史文化的研究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和冲击。这是近些年来的中国上古史和考古学研究，尤其是近年出土文献的研究已经证明了的不争事实。于是就有思维敏锐而大胆创新的学者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倡议。
具体到饕餮纹这样一个历史确实存在的实体器物上的装饰纹样，同样也是被早早地载入先秦史册的古代名物。历史学家和金石学家将饕餮纹和饕餮这种动物联系起来的时间并不太晚，至少是在战国时期，并非后世汉唐时期儒家学者的捏造和增饰，我们现在怎好轻易就将其予以否定呢？况且近现代学者对其怀疑也只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纠缠，得出的结论或提出的方案也都漏洞百出，同样也是不可信据的。
比如说李济之说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观点。他否定“饕餮纹”，将其中的一些无身者改用“动物面”，而将其中一些有身的“饕餮纹”称之为“肥遗”。殊不知，其一，肥遗也是动物的一种，神话中的动物也是动物，两个概念有包含交叉的成分，这是不够严谨的提法。其二，其实《山海经》中的“肥遗”有两处，一处是此《北山经》中的“有蛇，一首两身”之“肥遗”，另一处是《西山经》中的“有鸟焉，其状如鹑，黄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遗”。以“肥遗”命名饕餮纹，究竟是指“兽面纹”呢，还是指鸟纹呢？其三，说古人称“饕餮纹”没有多少根据，而称其为“肥遗”同样也没有多少文献依据！文献中是有肥遗这种神话动物，但从来没有人说青铜器上的纹饰中有肥遗。其四，他认为其他学者如高本汉和容庚将无身的饕餮纹也称为饕餮而加上有身的形容词，与《吕氏春秋》饕餮有首无身的说法相抵触，故而根据《山海经》“有蛇，一首两身”而称之为“肥遗型”图案，也就是说他的肥遗说产生的论证前提便是认可《吕氏春秋》有关饕餮的文献记载，显然与他坚持不用饕餮纹的原则相矛盾。其五，他可能觉得青铜器上的纹饰不应该以神话中的动物命名，故而要否定“饕餮纹”，而他命名的“肥遗”同样也是一个现实自然世界中不存在的神话动物，岂不陷入两重判断标准的矛盾之中？
其他的如用“兽面纹”、“野兽纹”、“牛头纹”、“立体龙首纹”等代替饕餮纹的做法，也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知道，商周青铜器上的纹饰，除了常见的表现神话动物的饕餮纹、夔龙纹、凤鸟纹等之外，还有不少自然界确实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兽面纹、动物纹，包括野生动物的虎纹、鹿纹、象纹、犀牛纹、兔纹、蛇纹、蝉纹、鱼纹、龟纹、蟾蜍纹等和家畜家禽动物的马、牛、羊、鸡、犬等，以及一些变形的动物如长鼻兽纹、蜗身兽纹。如果将饕餮纹称之为兽面纹，那么岂不将这两种不同的纹饰混淆了吗？如果以“牛头纹”、“立体龙首纹”等代替饕餮纹，那么如何区分它与青铜器上真正以牛形、龙形为纹饰的情况？而如果以“野兽纹”、“动物纹”替代之，则是含义更大的概念，包括了饕餮纹和其他动物纹饰，其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注定了远不如“饕餮纹”一词更加明确。如此治丝益棼，岂可信哉！
况且，“兽面纹”这样一个概念也是不准确、不严谨的。虽然饕餮纹是以某种神话动物的正面头像为主要纹饰画面，而且其面部居中心位置，但大多数或者说典型的饕餮纹，都是可以清楚地分辨出其首、身、角、腿、爪、尾等部位的。所以与其称之为“兽面纹”，毋宁称之为“饕餮纹”更能具有说服力和代表性。
由此可知，近现代学者一切企图更换名称而代替传统饕餮纹称呼的努力，终属徒然。
实际上，在先秦著作《吕氏春秋》中，不仅记载了饕餮纹，而且也记载了其他的动物纹饰。比如：“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为不善亦然。”（《先识览·先识》）“周鼎著象，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审分览·慎势》）“周鼎著倕而龁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审应览·离谓》）“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离俗览·适威》）“周鼎著鼠，令马履之，为其不阳也。不阳者，忘国之俗也。”（《恃君览·达郁》）
在宋代以前汉唐文献中，也有关于青铜器纹饰的零星记载。比如：“十八年，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史记·赵世家》）“宝鼎见兮色纷缊，焕其炳兮被龙文。”（班固《宝鼎诗》）“枭养豺狼，猰貐驱象，鸟菟之族，犀兕之党，钩牙锯齿，自成锋颖，精若耀星，声若震霆，名载于《山经》，形镂于夏鼎。”（左思《吴都赋》）“罢官无物唯古鼎，雕螭刻篆相错盘。”（唐·韦应物《信州录事参军常曾古鼎歌》）虽然这些记载大多零星散落，不成系统，但从上述对带有龙纹、螭纹青铜器的记载，还是可以知道古人对于“饕餮纹”之外的其他“兽面纹”等的认识，绝非说是后世人才能达到的水平。
同样，在宋人的金石学论著里，也早已有了“兽面纹”一词概念，与“饕餮纹”并存。比如吕大临《考古图》卷一：
癸鼎文作龙虎，中有兽面，盖饕餮之象。
将龙虎纹、兽面纹和饕餮纹并列，而且兽面纹是个大的概念，似是包括饕餮纹。该书中有关动物纹饰的名称还有牛首、兽首、蚩尤、螭、龟、象、虎首、龙等，并且吕大临在此书中以青铜器纹饰给该器命名，如云鼎、饕餮鼎、象尊、牛鼎、虎彝。而且，吕大临对一些动物兽面纹的描述非常细致，比如他对同样是神话中动物夔纹描绘：
夔，一足，山林之异兽，又名神魖。古人作字以象其首、足，盖防其为害。
又如卷二《周文王鼎》关于蜼纹的记载：
足象蜼形，上为鼻，下为尾，高而且长；其两耳亦镂蜼。
《尔雅·释兽》：
蜼，卬鼻而长尾。郭璞注：蜼，似猕猴而大。黄黑色，尾长数尺，似獭，尾末有歧。鼻露向上，雨即自县于树，以尾塞鼻，或以两指。江东人亦取养之。为物健捷。
其分析之细密清晰，同样也是不容与饕餮纹和其他兽面纹相混淆的。
由此我们知道，古人早已将饕餮纹和兽面纹分得非常清楚，饕餮纹专指贪吃的神话动物，而“兽面纹”指的是牛头纹、虎头纹、象纹等这些自然界动物纹饰，既有总的凡称，也有具体确指。古人早已将两者分得很清楚，何劳现代人再做这种无谓的区分呢？
因此，在没有更多的材料和证据能够推翻古人关于饕餮纹的定义和名称时，我们何妨暂且仍然沿用这样一个传统的名字呢？也许，这样比无端的猜测和怀疑甚至乱立名目的做法更能反映历史的真实。
图四十九 铸有饕餮纹的商代青铜器
（四）商周青铜器饕餮纹含义的争议及其驳辩
不仅对饕餮纹的名称有如此众多的歧见，而且对于饕餮纹饰的含义，学术界历来也有不同的认识，可谓众说纷纭。正如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所云：“饕餮纹表现什么，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但有一点大家是同意的，就是它含有某种神性，有着崇拜的意义。”[97]
尤其是近世以来，随着人类学理论和国外历史学观念的引入，学术界逐渐抛开中国古代关于“饕餮纹”的传统解释，于是就有了图腾说、巫
说、辟邪说、天帝说、地母说、祖神说、太阳神说、祭祀牺牲说、龙虎说、虎狼说、月神说、萨满通灵说等歧见多样的不同说法。
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认为：“在商周之早期，神话中的动物发挥在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上……在古代的中国，作为与死去的祖先之沟通的占卜术，是靠动物骨骼的助力而施行的。礼乐铜器在当时显然用于祖先崇拜的仪式，而且与死后去参加祖先的行列的人一起埋葬。因此这些铜器上之铸刻着作为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的媒介的神话性的动物花纹，勿宁说是很不难解的现象。”他认为饕餮、夔龙等神怪性动物，很可能由牛、羊、虎和爬虫等自然界中动物转化而成，青铜彝器是协助巫觋沟通天地之用的，其上所像的动物纹样也有助于这个目的[98]。查尔斯·约翰逊（E.Childs.Johnson）也认为商代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实际上代表了萨满作法时所带的面具，是协助萨满沟通人神两界的工具[99]。艾兰（S.Allan）教授也信从这样一种观点，她强调纹饰中所表现的眼睛，指出如果将具有眼睛的饕餮纹器物（如二里头绿松石铜牌饰）放置在人的身体上，表明这个人是个萨满，具有神通，可以上天；如果这样的纹饰出现在一个容器上，则表明那个容器有眼睛，盛放在里面的祭品也就可以上天，给所祭祀的祖先享食；原始艺术利用眼睛是为了描述萨满幻想的经验[100]。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商周青铜器饕餮纹反映的是上帝或祖神。如日本学者林巳奈夫联系甲骨文字与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分析了饕餮纹的形态特征和其他次要纹（如牛、羊、象、鹿）等的关系，研究了这一图像纹饰的“系谱”，认为饕餮是商人的“物”，“物”就是帝；认为不应把所有兽面纹都视为饕餮，只有在兽面纹的兽头中上部饰有他称为“篦形饰”的才是饕餮，才是帝，典型的篦形饰出现在殷代中期，直到西周后期仍在使用。这个篦形饰一旦加上眼、口等便成了饕餮，它是作为饕餮核心的象征性记号；将殷商、西周前期饕餮纹看作“帝”的图像，其他动物纹即乱神怪兽都是饕餮的臣下和侍从，处在次要地位，是方国的祖先神、图腾神；并认为这种图像渊源于河姆渡文化的太阳神与鸟组合的图像，经过龙山文化的鬼神像演变而致。他同时又认为这是一种神性动物，只不过其神名尚难以知晓，其神形所取的物像多有由来，或取诸常见的鸟兽等物，或近取诸人类[101]。与此相类似的是，前苏联学者列·谢·瓦西里耶夫也认为：“对于饕餮之谜，中国艺术史和宗教史的专家们作过多年讨论，但不知为什么谁也没有按逻辑推想到底，因而没有把饕餮同殷人的至尊神上帝（帝）相比。然而，许多考虑却有力地说明，饕餮纹恰恰是这个神（殷人视为传说中的始祖）的画像。”[102]近年来杭晓春对青铜器上饕餮纹的研究，也得出了饕餮纹实际上就是商代的祖神这样一个观点：“商人在祭祀礼仪、巫术实践中最为直接也最为主要的对象是祖神。那么商人在其青铜礼器上大量使用作为祖神像存在的饕餮纹，也就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了。”[103]
与此相反，意大利汉学家安东尼奥·阿马萨里则认为：饕餮不是上帝，其形象极为古老。实际上饕餮不是无身的，它有时也被表现为龙、虎、牛、鹿、鸟、羊等，甚至有时为人面。饕餮不是某一地区的，而是地上所有方向的人的吞食者，它是上帝——人和地的四方的主人——的敌人。作为动物，它生活在地上，而不是生活在天上和地下，它的人脸又表明，它有着神的一些属性[104]。
另外一派学者则认为饕餮纹与早期民族图腾有关。有学者从音义上找出了两者之间的关联。如美国学者陈烛烛认为：“餮常读‘铁’，但集韵又音‘殄’，依谐声例，是应有之读法。‘殄’，吾粤语保存tim音，准是以读饕餮，则广州读t'omt'im，吾顺为t'ott'im，……所谓饕餮者……都与‘图腾’定义合，是饕餮及totem，直二而一者也。”[105]甚至还有学者作出了这样的直接判断：“图腾是中华民族上古时代的一支原始氏族的称号，以后传播到四方，然后于近代又回流传入我国。图腾本系饕餮氏。”“图腾即中国夏商时代饕餮的译音。”[106]
陆懋德在《中国上古史》中认为：“图腾名字出于北美，而北美与亚洲相通，约即中国之饕餮……殷商骨器、石器、铜器上之饕餮纹，横目巨口，颇与美土人之图腾标记相似，此皆上古图腾之遗迹。”[107]韩湖初先生则认为，饕餮乃是我国远古氏族部落的图腾（生命神灵，“饕餮”与“图腾”音近义同），其特征正与“牛首人身”的炎帝一致；炎帝族虽在争夺中原的大战中为黄帝所败，但仍不断反抗，其首领蚩尤更是表现出百折不挠的精神；商王大钺（战斧）之上的饕餮人（兽）面纹，所绘正是蚩尤；但它已演变为商氏族王权和商人勇武精神的象征，是在血与火的争斗中进入阶级社会、走向文明的产物[108]。黄文山先生认为，青铜器上的饕餮纹与文献记载的饕餮毫不相干，因此也没有戒贪之意；饕餮纹为牛角虎牙之兽类，是古代三苗民族的图腾标识，并怀疑饕餮原名为“夏”，也就是夏姓族的图腾，“夏”字或即《说文》所谓有角之兽或一足龙之“夔”，也是一种动物，可能其后误为饕餮，也就是夏之姓族图腾，所以铸在夏鼎上；甚至认为这种图腾符号极可能发源自中国东北部农业经济的蒙古民族[109]。
国外有些学者也注意到饕餮与图腾的内在联系。日本的田边孝次说：饕餮“未知是否为中国人创作之怪物？今南洋土人屋前之图腾，其名其物，亦与饕餮相类似”。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分析了亚洲与美洲的“拆半表现”后指出，这种相同的表现手法，可能是“亚洲主题传播到极东地区的一个证据”。并认为：“人们毫不犹豫地把古代中国青铜器上的饕餮面象看做是面具。”[110]
杜廼松先生认为饕餮纹在祭祀时起到一种烘托气氛的效果，“推测这些用来祭祀或宴享的青铜礼器上的兽面纹，可能与包括‘牛、羊、豕’的‘太牢’或‘羊豕’的‘少牢’有关。……这些青铜礼器主要是在大典礼或祭祀时使用，可想而知，这是一种很严肃的场面，如果青铜器上的纹饰很庄严，就会增强祭祀的气氛，这样也就更显得奴隶主贵族对祖先或天帝的虔诚；同时也显示出奴隶主贵族的‘尊严’和‘威严’。……具有恐怖感的青铜器纹饰所代表的意义，实际上是奴隶制国家巩固其反动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借助于神鬼、上帝来恐吓和欺骗奴隶”[111]。这也是某一个意识形态时期占据主流的一种观点。
其他如晁福林先生认为，饕餮纹是商代巫师的形象化[112]。张明华先生则相信《左传》所言饕餮为舜所放逐，“投诸四裔，以御螭魅”，从杜预注与孔颖达疏，认为饕餮于青铜器，是代人受害，抵御螭魅魍魉，厌胜辟邪[113]。
在这其中，尤以张光直先生的萨满通灵说影响最大。有许多学者都是在张先生这一学说的统领下进行相关问题研究的[114]。但是张先生此说，近年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挑战和质疑[115]。我们也认为，拿国外的一些过时的理论（张光直先生是以弗雷泽巫术时代说为依据的）来解说中国上古的一些考古器物和历史社会，总是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张光直先生关于青铜器动物纹饰观点的前提是，他认为商周时期在人们的精神上是一个巫术时代，于是他几乎把所有青铜艺术都解释成巫术的表现。
首先，商代社会无疑是一个巫术大行其道的时代，但任何社会都不是单一的固定的社会模式，除了极少数沟通人神的宗教巫术之外，充斥其间的恐怕更多的是社会层面的丰富多彩的人世间生活内容。商代的占卜用龟甲通灵，自是一种巫术，这是不用说的。我们自可以利用甲骨文资料，结合上古文献中记载，对这种巫术进行复原性研究。而来源于饮食器具的青铜容器，在商代还没有完全发展到像西周那样等级制度的礼器（即便是西周铜器，也是诠释社会等级制度的礼制之法器，其属性也是社会的人生的，并不属于冥界与人间的通灵之物），而是一种在那个时代人人常见的器物而已，其造型与纹饰，为什么非要说成必属于通灵的巫术范畴呢？
其次，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搬用萨满巫凭借“另我”或“动物助手”以升天通神的理论，解释不了饕餮吃人等意旨明确的图像。另外，萨满巫术之说，是国外人类学和少数民族学的东西，在中国并不普遍，商周时代是否也有萨满巫术，还是个问号呢，那么就以这种舶来理论来解释中国上古时代的社会历史文化，是否有些胶柱鼓瑟之嫌呢？
再者，青铜器饕餮纹在先秦时期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夏商之前虽然也存在，但是数量较少而且饕餮纹形式非常简单，到了商代才达到鼎盛，而至西周就开始衰弱，渐趋减少，以至于到了西周中晚期就几乎绝迹了。如果青铜器饕餮纹是萨满通灵的法物，那么如何解释同是巫术发达的商代和周代，饕餮纹的存在状况为何有如此之不同呢？
至于林巳奈夫等人的观点，将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看作某族之“帝”（炎帝或蚩尤），或者是巫师的图像，其结论也难以成立。试想一下，如果古代民族确乎有将其帝王的形象形之于器的习惯的话，那么应该是每个民族都有其不同的“帝”的形状。而实际上，青铜器上包括青铜乐器和武器上的这样一种典型的装饰纹饰“饕餮纹”，不仅商代有，西周有，而且夏代也有（以二里头文化出土有饕餮纹镶嵌铜牌饰为代表）。甚至在山东日照两城镇的龙山文化玉锛和玉圭上的纹样以及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也都有这一饕餮纹饰演变的原形。正如李学勤先生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良渚玉器饕餮纹与后世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两者有很多共同的特点，李先生从美术史画法的角度分析了两者之间共有九个共同点，认为这些共同点不能用偶合来解释，它们显然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而两者之间的中介便是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116]。而且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大都认为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图形，就是良渚文化玉琮上神人兽面图形的流传和变异[117]。如果饕餮纹是某一民族的帝王或神灵的话，这在“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的古代社会，不同民族和国度供奉、乞灵相同的族神现象，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仅就论者所说的上帝形象而言，我们知道，殷人的上帝与周人的上帝可能不同源[118]，一般情况下其形象应有所差异。殷人的帝的形象由龙山文化鬼神像演变而来的可能性亦较小，因为龙山文化的玉饰鬼神面为人面，和兽面迥异。而我们知道，自良渚文化至龙山文化再到夏商周的不同时代的“饕餮纹”，是一个完整而自成体系的发展序列，不能将其割裂。可见两者是不能联系在一起的。
（五）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真实含义所指
既然饕餮不是通灵的巫师（也就是张光直先生所谓萨满）画像，也不是各个部族的祖先神和上帝形象，那么其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抛开近现代以来学者一味追逐的回避饕餮纹传统意义所指而力图找寻另外一种解释系统的做法，从而回归到传统解释的话，那么这个问题还是有其可以讨论的空间的。
与众多学者另立名目欲以替代饕餮纹的做法相比，已故人类学家杨希枚先生的说法，可能更符合传统的解释，也可能更为符合商周青铜器上饕餮纹饰的本来用意。杨希枚先生认为，就较早古文献所见几项原始材料而言，古代所谓饕餮为族群的专称，而兼为商周鼎所见一种艺术饰纹之称；饕餮民族为一强悍族群，据传说曾存在于唐虞之际，后来被逐至荒远之地；饕餮纹或即饕餮族人的肖形，既示其凶悍，提高人之警戒，也以此诅咒其终有恶报，兼以戒人之贪恶[119]。
虽然遵从传统的解释在现当代学术界是个并非主流的观点，但也并非绝无仅有，同样把饕餮纹对应古代文献中的“饕餮”，韩湖初先生为了说明饕餮纹代表牛首，从文献中的饕餮推至缙云氏，再由缙云氏推至“牛首”炎帝，“问题是作为青铜饕餮最有代表性的商人（兽）面大钺中的兽是何种动物呢？……笔者认为是牛……《帝王世纪》和《补三皇本纪》都说炎帝‘人身牛首’，说明炎帝族原是以牛为图腾的。……《左传·文公十八年》称‘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可见饕餮一族是以牛为图腾的炎帝族的后代”。其中无疑也隐含了“饕餮纹就是饕餮”这样的前提[120]。
也有一些国外学者没有囿于西方人类学中的萨满通灵学说，而是直接承认“饕餮纹就是饕餮”的提法，比如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阿马萨里称：“卜辞构成了中国远古宗教的画卷，而与卜辞同时的饰有动物的青铜器艺术品是这幅画卷的重要补充。特别能引起人兴趣的是吞食人的怪兽：饕餮。它的形象极其古老：公元前三千多年的龙山文化的一把石斧上就有它的形象。”[121]
我们认为，把商代青铜器饕餮纹对应于古代文献中的神话怪兽“饕餮”这样一个解释，不仅符合古典文献的精神，而且就商代青铜器物而言，也能从社会背景和民族性格方面得到合理的诠释。
从《尚书·盘庚篇》中我们知道，商代贵族不是“具乃贝玉”，就是“肩好货”、“总于货宝”，这时已经确实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贪贿现象。所以商代统治者要在青铜器上铸以饕餮纹，用以告诫贪贿的罪恶与下场，这是有非常现实的社会背景的。
同时从殷商民族性格而言，我们知道商族是由原来的北方游牧民族发展而来的[122]。独特的民族之路造就了独特的民族性格，尤其反映在饮食生活方面，“殷人尚酒”，这也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甲骨文中有大量酿酒、以酒祭祀的记载，而商代青铜器绝大多数为青铜酒器，也都说明了这样一个史实。而且这种贪酒、嗜酒，并不是某个贵族个人的习性，而是演绎成一个阶层乃至整个民族的生活习惯。这从商周之际的古典文献记载中就可约略得其仿佛。《尚书·微子》：“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沈酗于酒”。《尚书·酒诰》：“在今后嗣王酣身……惟荒腆于酒……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尚书·无逸》：“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诗经·大雅·荡》：“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史记·殷本纪》：“帝纣……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史记集解》：“纣为酒池，回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因为贪酒狂饮而不顾最终亡国之虞，这在世界历史上也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民族。
所以说饕餮纹在商代青铜器上最为繁盛，是非常相宜的。到了西周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已经开始少见，最终渐渐绝迹。这也是与商周民族的饮食观念不同有关。周人以农业立国，颇知稼穑之艰难。所以周人不像殷人那样贪欲饮食，尤其不贪于饮酒，所以就不需要在其青铜器上铸以饕餮纹饰以示劝诫。至于西周早期青铜器上仍有饕餮纹存留，这可以看作是对殷商青铜文化的拿来主义式继承，是周文化对商文化“损益”过程中还没有来得及“损”之处。及至周人形成自己的青铜文化体系，这种对于本民族无大意义的戒贪纹饰，自然就被逐渐淘汰了。
况且，饕餮纹所装饰的商代青铜器物，大多为鼎、簋等这些青铜容器。虽然商代之时，一些大型的青铜容器已经是祭祀所用之礼器，然而即使在祭祀之时，这些青铜容器仍不忘按照它们作为食器时的分工而盛放相宜的祭品，如鼎盛放肉肴，簋盛放粮食。作为食用礼器，在其上装饰以戒贪饕餮纹，岂非也是颇为合宜的事情吗？
至于一些武器如商代青铜钺上装饰以饕餮纹，其用意也至为明显，仍不过是以权力、武力的威严，来劝诫人们不要贪贿，不然就会像器物上的饕餮民族那样，被武力驱赶到边缘的荒蛮之地。
图五十 不同样式的商代青铜器饕餮纹
（六）青铜器饕餮纹饰的美学价值
饕餮纹作为时代特征非常明显的青铜器纹饰，固然与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社会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研究古代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宗教与文化的主要依据。
但是我们不会甘心饕餮纹就仅仅具有这样一种社会层面的宗教寓意。作为青铜器的主要装饰纹样，大都以夸张的兽面、简洁的线条来修饰器物，它作为器物的装饰色彩和炫美成分也是不可忽视的，虽然当时可能其装饰的美学意义并非主要的制作目的。
必须说明的是，纹饰之于青铜器物的装饰艺术性是在其实用性基础上产生的。最初之时，这些刻铸在青铜器表面的（包括描绘在陶器、刻制在玉器上的）饕餮纹等纹饰，应该只有其宗教的实用性，也就是说，这些纹样的制作并不是要体现当时人的美学观念和艺术理念。早期的不自觉的艺术之起源，往往在这种实用性的器物上日积月累，其造型其纹饰逐渐深入人心，形成了固定的欣赏心理和审美习惯，于是原始艺术就出现了。人们也就沿着这样一个模式进行原始艺术的创造和完善。对于饕餮纹来说也是这样。
关于殷周青铜器艺术的发展演变，郭沫若先生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根据对青铜器的研究，权威地分为四个时期：一为“滥觞期”，制作粗糙，线条简陋；二为“勃古期”，其时为殷商后期至周朝，制作浑凝厚重，器皿全身多施以雷纹、夔龙夔凤纹和饕餮纹，并以饕餮纹为主；三为“开放期”，制作大多简便，雷纹绝少，饕餮纹失去权威，神话色彩大为减少；四为“新式期”，其时已进入战国，其纹饰、形象已有全新的变化，成了另一种青铜艺术[123]。这是较早把饕餮纹当做商代青铜器上的主要装饰纹样来看待，也是从艺术装饰的眼光研究青铜器纹饰的开始。
然而真正从美学角度研究青铜器饕餮纹的是当代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先生。而且李泽厚先生也正是将饕餮纹传统意义上的解释作为基础，即信从其戒贪惩恶的角度来阐释饕餮纹的美学价值。“因之，吃人的饕餮倒恰好可以作为这个时代的标准符号。《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神话失传，意已难解。但‘吃人’这一基本含义，却是完全符合凶怪恐怖的饕餮形象。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祇，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是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124]这里，李泽厚所论述的饕餮纹狞厉感，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文献记载中的饕餮，那么这样的论证中便隐含了“饕餮纹就是饕餮”的前提。所以，我个人非常钦佩李氏关于饕餮纹美学意蕴的解读。
李氏认为，饕餮纹饰无疑最能代表青铜器纹饰的特点，亦最有审美价值。“各式各样的饕餮纹样及以它为主体的整个青铜器其他纹饰和造型，特征都在突出这种指向一种无限深渊的原始力量，突出在这种神秘威吓面前的畏怖、恐惧、残酷和凶狠……它们之所以具有威吓神秘的力量，不在于这些怪异动物形象本身有如何的威力，而在于以这些怪异形象为象征符号，指向了某种似乎是超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它们呈现给你的感受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并解释说，它们之所以美，“在于以这些怪异形象的雄健线条，深沉凸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观念和理想，配上那沉着、坚实、稳定的器物造型”；又说青铜饕餮“在那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有一种深沉的历史力量。它的神秘恐怖也正只是与这种无可阻拦的巨大的历史力量组合，才成为美——崇高的”。由于当时社会是通过血与火来开辟自己的道路而向前跨进，而“代表、体现这个时代精神的青铜艺术之所以至今为我们所欣赏、赞叹不绝，不正在于它们体现了这种被神秘化了的客观历史前进的超人力量吗？”[125]
他正确地指出了饕餮图像可以使我们产生一种超世间的神力观念，饕餮的审美价值正是它可以把我们引向一种无限深渊的原始力量，它实际是一种原始祭祀礼仪的符号标记，呈现给现代人的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
从分析饕餮纹的图像结构来看，饕餮纹可以看做是某些现实动物组合的变化形态，也可以看做是施于青铜器表面的神话动物纹样。商代早期的饕餮纹眉、眼、鼻、嘴、耳、身俱全，或像羊头，或像牛头，或像虎面，或像其他野兽头部和面部，都位于器表最显著的位置，以连续的形式反复出现。无论从哪个方向观察，都有一个完整的画面，使观者一目了然，使得青铜器物的器表装饰极为醒目。为增强它的图像艺术性和复杂性，还以其它纹饰相衬托，以浅细的几何纹为底纹，铸刻粗重的饕餮纹，再在饕餮纹身上铸刻其它纹饰。这种粗重狞厉的饕餮纹给人以恐怖之感，“这符号含有巨大的原始力量，从而是神秘、恐怖、威吓的象征……它们之所以具有威吓神秘的力量，在于以这些怪异形象为象征的符号，指向了某种似乎是超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情况、观念和理想”。
除了李泽厚先生之外，在国内还有不少美学家、艺术史家对饕餮的审美价值也进行了论述。比如著名青铜器研究专家马承源先生指出：“商和周初青铜器动物纹饰都是采取夸张而神秘的风格。即使是驯顺的牛、羊之类的图像，也多是塑造得狰狞可怕。这些动物纹饰巨睛凝视、阔口怒张，在静止状态中积聚着紧张的力，好像在一瞬间就会迸发出凶野的咆哮。在祭祀的烟火缭绕之中，这些青铜图像当然有助于造成一种严肃、静穆和神秘的气氛。奴隶主对此尚且作出一副恭恭敬敬的样子，当然更能以此来吓唬奴隶了。”[126]美术史家刘敦愿先生也认为：“进入青铜时代，商周奴隶主阶级的宗教与艺术，继承了史前时期的某些历史传统，加以利用改造之为自己的神权统治服务，可能更附加了一些新的属性，情况虽然不详，估计无非是想说明‘聪明正直为神’，神也无所不在，监临下民，叫人恭敬严肃，小心畏惧，兽面纹之普遍见于鼎彝之类‘重器’之上，居于如此显著地位，反复出现，或者就是为了这个原因。”[127]
虽然他们是不认可饕餮纹这种名称而且不认为纹饰是属于戒贪惩恶意义的，把青铜器纹饰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明显带有某种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特征，但他将饕餮纹（兽面纹）的美学特征描述为夸张的、神秘的、狰狞可怕的，还是基本对路，值得信从的。
饕餮纹之所以能够成为青铜器的主要装饰式样图案，除了上述所论的有其惩戒含义的宗教寓意统御其间，还有两个基本的支撑条件，一个是其科学技术与制造工艺的发展，使得青铜铸造工艺始臻于成熟，这是商代青铜文化达到其科技高峰的一个技术条件，只有技术与工艺条件成熟了，才能制作出如此精细而多彩的装饰纹样；另一个是社会条件，因为商代正处在一个从大规模的原始战争与杀戮以及你争我抢的物质掠夺走向阶级文明社会，人类历史正在从天真幼稚而蒙昧的儿童时期走向成年，所以在那既凶残恐怖又神秘莫测的形貌中，体现了此时人们所崇尚的战争武力，同时又希望惩戒暴戾贪欲的时代精神。所以说，商代青铜器饕餮纹所具有的历史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是其他时空所难以攀越和不可取代的一种独特的装饰艺术。
【注释】
(www.zuozong.com)
[1]李民、文兵：《从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看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郑州大学学报》1975年第4期；杨宝成：《二里头文化试析》，《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郑光：《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二里头遗址的性质与年代》，《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饭岛武次：《关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第一期不属于二里头》，《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2]殷玮璋：《二里头文化探讨》，《考古》1978年第1期；《二里头文化再探索》，《考古》1984年第4期；黄石林：《关于探索夏文化的问题》，《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方孝廉：《对探索夏文化的一点看法》，《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2期；赵芝荃：《二里头考古对探索夏文化的回顾与展望》，《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3期；另外安金槐、方酉生、杨育彬、李仰松等学者也持此观点。
[3]孙华：《关于二里头文化》，《考古》1980年第6期；田昌五：《夏文化探索》，《文物》1981年第5期；杨锡璋：《由墓葬制度看二里头文化的性质》，《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等。
[4]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关于探索夏文化的途径》，《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关于探索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关于探索夏文化的方法问题——答方酉生同志质疑》，《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2期；另外吴汝祚、郑杰祥、许顺湛、佟柱臣、陈旭、邓昌宏、李伯谦、刘绪、刘士莪等学者也持此观点。
[5]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6]郭沫若：《青铜器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79页。
[7]唐兰：《中国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1期。
[8]苏秉琦主编：《远古时代》，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7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11]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12]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1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河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1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15]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1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17]巩启明：《姜寨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及其意义》，《人文杂志》1981年第4期。
[18]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19]张学正、张朋川、郭德勇：《谈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的分期和相互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20]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2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第87页；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期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22]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23]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62页；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24]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30年》，《文物考古工作30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42页。
[2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
[26]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27]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28]李济：《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29]李学勤：《新中国的青铜器研究》，《文物》1979年第10期。
[30]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第14页。
[31]河北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32]康捷：《河北唐山大城山遗址文化性质的讨论》，《考古》1960年第6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9页。
[33]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编著：《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页。
[34]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35]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3页。
[36]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第295页表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3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沧州地区文物管理所：《河北省任丘市哑叭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3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发掘队：《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宁城县小榆树林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65年第1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工作队：《敖汉旗大甸子遗址1974年试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2期；安志敏：《唐山石棺墓及其有关遗物》，《考古学报》1956年第7期；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6年第1期；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
[39]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古代冶金》编写组：《中国古代冶金》，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3页。
[40]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88年底4期。
[41]德海、来成：《河北邯郸涧沟村古遗址发掘简报》增补，《考古》1962年第12期。
[4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43]见引自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18页。
[44]任亚珊、郭瑞海、贾金标：《1993～1997年邢台葛家庄先商遗址、两周贵族墓地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三代文明研究（一）——1998年河北邢台中国商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4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市文物管理处、峰峰矿区文物管理所：《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北羊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2期。
[4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8页。
[4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河南新乡潞王坟商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48]张立东：《论辉卫文化》，《考古学集刊》，第10集，地质出版社1996年版。
[49]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5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7页。
[51]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52]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24页。
[53]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页。
[54]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勘察纪要》，《考古》1960年第9期；刘敦愿：《论（山东）龙山文化的技术和工艺》，《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59年第3期。
[55]刘敦愿：《记两城镇遗址发现的两件石器》，《考古》1972年第4期。
[56]李济：《殷商陶器初论》，《殷墟发掘报告》，第1期；《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原文英文刊于Annals of Academia Sinica，1955，No.11Part 1.又收入《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57]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1948年。
[58][美]张光直：《中国古代艺术与政治》，《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版。
[59]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60][美]吉德纬：《商史材料》，第137页，转引于[美]艾兰（S.Allan）《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61]郭沫若：《彝器形象学试探》，录自《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日本文求堂1935年3月影印本；又见《青铜时代》附录，重庆文治出版社1945年3月版，再见于《沫若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新见于《郭沫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页。
[62]参见[美]艾兰（S.Allan）：《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226页。
[63][日]林巳奈夫：《所谓饕餮纹表现的是什么？》，《东方学报》第五十六册，1984年；《殷周时代青铜器纹样的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二》，东京1986年；《饕餮=帝补论》，《史林》76-5，1993年，第78～118页；《神与兽的纹样学——中国古代诸神》，常耀华等译，三联书店2009年2月版。
[64]张孝光：《殷墟青铜器的装饰艺术》，《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0页。
[65]桑永夫：《商代青铜器饕餮纹初探》，《中原文物》1987年第3期。
[66]陈公柔、张长寿：《殷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67]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6～387页。
[68]陈惠：《饕餮新释》，《殷都学刊》1995年第3期。
[69]段勇：《商周青铜器幻象动物纹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70]杭晓春：《商周青铜器之饕餮纹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
[71]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版。又容氏在《殷周青铜器通论》（容庚、张维持共著，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中，又将饕餮纹分为十二种形式进行分析。
[72][瑞]高本汉：《早期青铜器纹饰的规律》，《远东博物馆馆刊》第23期，1951年。
[73]高去寻：《殷周铜器探讨》，北京大学《史学论丛》第一册，1934年。
[74]杨希枚：《饕餮纹与饕餮——〈图腾在中国古代文化之艺术表现〉一文读后》，《先秦文化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70页；《古饕餮民族考》，《台湾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十四卷，1967年，第1～32页。
[75]李济：《殷墟出土青铜斝形器之研究》，《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第3本，1968年，第69～70页；《殷虚出土青铜礼器之总检讨》，《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七本四分册，1976年。
[76][美]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77]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第7册，1954年。
[78]马承源：《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著《商周青铜器纹饰》前附属论文，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79]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324～325页。
[80]邱瑞中：《商周饕餮纹更名立体龙首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4期。
[81]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82][苏]列·谢·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319～333页。
[83]孙作云：《饕餮考——中国铜器花纹之图腾遗迹的研究》，《中和月刊》第五卷第1期，1944年。
[84][德]夏德：《中国古代史》（英文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08年版。
[85]卫聚贤：《饕餮》，《说文月刊》第3卷第1期。
[86]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页。
[87]吴琦幸：《饕餮新证——古代青铜器图纹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9年第2期。
[88]何光岳：《南蛮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90页。
[89][英]汪涛：《饕餮原义的研究》，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ese Ritual Bronzes，Colloquies on Art ＆ Archaeology in Asia No.15，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of London University，1992.
[90]陈惠：《饕餮新释》，《殷都学刊》1995年第3期。
[91]杭春晓：《青铜器饕餮纹研究述评》，《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1期。
[92]杜尔未：《饕餮问题的解决》，《现代学人》1962年；又见杜氏《凤麟龟龙考释》，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163～170页。另外，据杨希枚先生云，1961年与之通信的德国考古学家carl hentze，也认为殷周铜器饕餮纹或为月神，详见杨氏《古饕餮民族考》一文所引。
[93]郑师如：《饕餮考》，《东方杂志》第28卷第7号，1937年。
[94][日]滨田耕作：《东亚考古学研究之中国古铜器研究》，东京萩原星文馆1943年版。
[95][日]下中弥三郎：《世界美术全集》，第二册，日本平凡社1931年版，第37页。
[96]比如杭春晓：《商周青铜器之饕餮纹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黄姗：《商代青铜器兽面纹与良渚玉器兽面纹关系之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魏晓明：《饕餮纹三题：起源、功能与演变》，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夏雨：《商周青铜器兽面纹中羊角纹艺术探析》，汕头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杨远：《夏商周青铜容器的装饰艺术研究》，郑州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张磊：《饕餮纹的历史演进与审美内涵探寻》，吉林艺术学院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秦德堂：《周饕餮纹构型元素与内涵意义研究》，山东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等等。
[97]李学勤：《古玉上的鹰和人首》，《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但是也有一些国外学者则持与此相反的态度。比如美国学者罗越（Max Loehr）认为，商代青铜器上的纹饰没有任何确定的意义，如宗教的、宇宙论的、神话学的以及任何见诸文献的某种意义，从艺术上看，饕餮纹复杂多变，也无法看成是某种特定的动物或神的表现。罗越的弟子如白克礼（Robert Bagley）等人也认为商代青铜器的纹饰是纯粹的图案艺术，各个母题并无特殊的象征性。罗森（J.Rawson）也认为，青铜器上的纹饰包括饕餮纹主要起标示器物的装饰作用，并不表示什么思想和信仰观念等。详见[美]罗森：《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含义与目的》，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ese Ritual Bronzes，Colloquies on Art ＆ Archaeology in Asia No.15，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of London University，1992.
[98][美]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第53～68页。
[99][美]查尔斯·约翰逊（E.Childs.Johnson）：《商代礼器上的动物面具与祖泉》，中国殷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安阳，1987年。
[100][美]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又艾兰（Sarah Allan）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作学术报告。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网站：http：//www.xianqin.org/xr.html/articles/bugao/1243.html.
[101][日]林巳奈夫：《所谓饕餮纹表现的是什么？》，《东方学报》第五十六册，1984年；《起源于殷中期并流传下来的鬼神》，《东方学报》第四十一册，1970年；[日]桶口隆捷主编、蔡凤书译：《中国考古学研究论文集》，（香港）东方书店1990年版，第184页。
[102][苏]列·谢·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325页。
[103]杭晓春：《商周青铜器之饕餮纹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124页。
[104][意]安东尼奥·阿马萨里：《中国古代文明——从商朝甲骨刻辞看中国史前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4～65页。
[105][美]陈烛烛：《饕餮考》，《台湾“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80年第1卷第6期。
[106]何光岳：《南蛮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第97页。
[107]陆懋德：《中国上古史》，西北师范学院史地学会1945年印。
[108]韩湖初：《略论青铜饕餮的“狰狞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109]黄文山：《图腾在中国古代文化之艺术表现》，《台湾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66年秋季版。
[110][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111]杜迺松：《中国古代青铜器简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
[112]晁福林：《商代的巫与巫术》，《学术月刊》1996年第10期，第81～87页。
[113]张明华：《说饕餮》，《文史》第十五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页。
[114][美]艾兰：《龟之谜》，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页；陈望衡：《龙腾凤翥》，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江林昌：《巫风观念探源》，《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晁福林：《商代的巫与巫术》，《学术月刊》1996年第10期；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曹振峰：《神虎镇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刘红星：《先秦与古希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中华文化通志·美术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杨菊华：《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轨迹》，《华夏考古》1999年第1期；张子中：《商代青铜文化与身体直接感觉》，《求是学刊》1999年第2期；金正耀：《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文物》2000年第1期；杨阳：《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梁彦民：《商人服象与商周青铜器中的象装饰》，《文博》2001年第4期；叶万松、李德方：《偃师二里头遗址兽纹铜牌考识》，《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高丰：《中国器物艺术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张法：《中国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115]聂甘霖：《浅析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兼评张光直先生的“萨满通灵说”》，《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2期；萧兵：《中国上古文物中人与动物的关系——评张光直教授“动物伙伴”之泛萨满理论》，《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黄厚明：《探索与证伪：关于饕餮纹含义的几种学说》，《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8年第1期。
[116]李学勤：《论二里头文化的饕餮》，《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117]王明达：《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初论》，《文物》1989年第12期；冯其庸：《良渚玉器上神人兽面图形的内涵及其衍变》，《中国文化》1991年第5期；杜金鹏：《良渚神祇与祭坛》，《考古》1997年第2期；岳洪彬、苗霞：《良渚文化“玉琮王”雕纹新考》，《考古》1998年第8期；韩湖初：《略论青铜饕餮的“狰狞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王仁湘：《中国史前“旋目”神面图像认读》，《文物》2000年第3期；杭晓春：《商周青铜器之饕餮纹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89页。
[118]朱凤瀚：《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119]杨希枚：《古饕餮民族考》，《台湾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14本，1967年，第1～32页。
[120]韩湖初：《略论青铜饕餮的“狰狞感”》，《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4期。
[121][意]安东尼奥·阿马萨里：《中国古代文明——从商朝甲骨刻辞看中国上古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
[122]朱彦民：《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82～185页。
[123]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序言，《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8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4]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6～37页；又见《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125]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又见《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9页。
[126]马承源主编：《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5页。
[127]刘敦愿：《吕氏春秋“周鼎著饕餮”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