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金文：殷墟铜器序列与社会文化

金文旧称做钟鼎文，即铸刻在商及后来周代青铜器上的铭文。金文不仅是研究商周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同样也是研究我国早期文字发展历史的重要资料。

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带有铭文的商代青铜器约有数百件之多，加之传世的带有铭文的青铜器数量更多。其中，1982年以来见于资料公布的殷墟新出土带铭青铜器有350件以上，总文字数量应在1000字以上，加上没有发表的资料和近期新出土带铭青铜器，实际数量要远远地超过这一数字。

（一）商代早期金文的出现

过去一般学者都会认为，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没有铭文，只有青铜器上的装饰纹饰。但现在看来，金文在商代早期青铜器上就已经出现了端倪。

郑州二里冈期文字符号除陶器外，也有原始的青铜器铭文，虽然数量较少，但也一叶知秋，很能说明问题。在二里冈上层一期出土的小口饕餮纹罍（C8M2：1）颈部饰一纹饰，就有可能释成“黾”字。唐兰不仅释这个花纹为“黾”字，还指出另一把戈上有象形字“庸”，该字将代表城楼墙的两竖并一竖。戈的另一面旋涡纹，则被唐先生释为“囧”字。还有青铜器上的所谓目雷纹，被唐先生释为“乇”字。其中“黾”与“庸”都是氏族名^[156]。

目前，唐先生关于商代早期金文的这些论断，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如果唐先生的考释不误，那么可以说金文可以早到商代前期就已经出现了。

（二）殷墟出土的金文资料

能够为大多数学者认可并确定的早期金文资料还是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的大量铭文。

从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发掘工作以来，就陆续有大量的青铜器铭文显露于世。1939年日本占领安阳期间，殷墟遗址还出土了带有铭文的司母戊大鼎。1950年以后恢复考古发掘，带铭文的青铜器主要出土于殷墟西区墓地、殷墟妇好墓、后冈墓地及殷墟郭家庄160号商墓等^[157]。

1.殷墟西区发现的青铜器铭文

殷墟西区墓地的主体部分是在1969至1977年间发掘的，当时共清理商墓939座，出土青铜器175件，带铭铜器43种，器铭以3至5字的族氏铭文为主，个别在10字左右^[158]。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束”、“”、“共”、“中”、“”诸族器铭10余种。此后考古工作者在此地又陆续发掘，已清理的墓葬数达2000座^[159]，新发现许多颇有研究价值的青铜器铭文，如1984年出土于西区墓地1713号墓中的鱼器^[160]、1986年大司空村南地出土的印器组^[161]等等。其中的记时铭文如亚鱼鼎，有铭文21字之多，是比较罕见的晚商长铭，皆属研究商代姓氏制度及称名习俗的重要材料。

这些金文材料均可与殷墟甲骨刻辞、传世文献以及周代金文互相参照，对研究诸如殷墟西区墓地的性质、殷商时期的家族形态、殷墟聚落居民的族系等历史问题颇有裨益。

2.殷墟妇好墓发现的青铜器铭文

殷墟地区最为重要的青铜器铭文见之于著名的殷墟五号墓即妇好墓。妇好墓共出铜器468件（不计小铜泡），其中礼器210件，其余为乐器、兵器、生活用具等等，在大部分礼器以及4件铜钺和两件铜铙上，分别铸有铭文，凡9种，即“妇好”或“好”、“司母辛”、“司母”或“司（后）母癸”、“子束泉”或“束泉”、“亚其”或“其”、“亚弜”、“亚启”、“（戈耳）”、“官”等等^[162]。“妇好”之名卜辞中习见，为武丁配偶，在当时有赫赫战功，拥有崇高的地位。

图三十四　殷墟所出青铜器铭文

1.“司母戊”　2.“妇好”　3.“司母辛”

妇好墓青铜器铭文的发现，不仅印证了卜辞中的相关记载，同时引发了殷墟卜辞分期断代标准与历组卜辞年代问题的激烈争论。

3.殷墟后冈祭祀坑出土青铜器铭文

殷墟地区出土的、比较重要的青铜器，还有1959年后冈圆祭祀坑中所出的戍嗣子鼎^[163]，有铭文3行30字，是目前所见的、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文字最多的商代铜器铭文。

铭文曰：“丙午，王商（赏）戍嗣子贝廿朋，在。用乍（作）父癸宝（鼎）。隹（唯）王大室，才（在）九月。犬鱼。”它如实地记录了属于犬鱼族的“戍嗣子”，于某年九月丙午这一日，在地受到商王20朋贝货的赏赐，于是决定以此财物为其父癸铸造宝鼎以为纪念，并在地太室进行祭祀的礼节等事项。这是研究晚商时期宗庙祭祀制度比较重要的文字资料。

4.殷墟郭家庄墓葬出土青铜器铭文

郭家庄160号墓位于殷墟郭家庄西部，共出青铜器291件，其中有铭文的礼、乐器计38件，以“亚址”族氏铭文为主，共33件^[164]。此墓所出铜器对建立殷墟铜器序列以及商代金文的分期断代有重要意义。

另在郭家庄东南，自1987年夏以来，还发现殷墓17座，出土了一批铜器。已发表的材料中带铭铜器11件，比较重要的是1995年发掘的26号墓，有五件铜器带族氏铭文“”，并有“”、“亚某”族器同出^[165]，对研究殷墟居民族属的分布、聚落的结构等问题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5.殷墟外围出土的青铜器铭文

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遗址范围之内的发掘工作，河南省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殷墟外围也进行了持续多年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多有收获。其中有殷墟遗址北部的三家庄窖穴和韩王度墓葬，尤其是殷墟南区的墓葬群的发掘，近500座墓葬，出土青铜器150余件^[166]。殷墟南区是与殷墟西区一样的属于商代晚期都城范围之内的重要规划区域，因此这里所出青铜器等考古资料具有与西区同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这些殷墟南区青铜器中，有72件带有铭文，其中青铜礼器59件，乐器铙3件，戈10件。每器铭文少者1字，多者5字不等，多数为1、2字，都是图形（族徽）文字。不同图文近20种，不少铭文是过去常见的，也有少见的。在所发掘的8片墓地中，有的墓区仅见一种铭文，有的墓区有一个为主的族徽，有的铭文见于2个甚至3个不同的墓区中。有的铭文见于数件乃至数十件铜器上，有的则仅见于一件铜器上^[167]。

殷墟南区墓葬群所出青铜器铭文，重要的有“爰”、“宁”、“箙”、“羊”、“”^[168]、“享”、“再”、“史”、“夕”、“钺”、“亚疑”、“六”^[169]等族徽铭文，达19种之多，对研究商代的家族制度和社会构成来说同样也是极为重要的史料。

（三）殷墟出土金文的分期情况

殷墟遗址中不同期别金文的发现情况也不一样。据《殷墟的发现与研究》一书的统计：经过科学发掘出来的殷墟文化第一期青铜礼器上，没有发现铭文。只是在相当于二里冈期的一件传世青铜鬲上，有一个铭文“”字^[170]。编著者推测：“而第二期礼器上普遍铸有二三字铭文，某些铜钺上也铸有铭文考察，殷墟第一期铜器也应有铭文。”^[171]

殷墟文化第二期青铜器铭文出现已较普遍，各类墓葬埋葬中几乎都有带铭铜器发现^[172]。此时的金文1～4字不等，以2、3字最为多见，内容以族徽、方国名、私名较多；也有“亞”字形框加方国名或族名，有私名附以爵位或者官职名称的，比如“侯”、“鱼”；也有表明为谁而作器的，如“司母辛”、“司母戊”等，个别的记载器皿放置处所，如“小室盂”；而牛鼎和鹿鼎是花纹与铭文一致的例证；在非发掘的传世品中，有三件方盉分别铸有“左”、“中”、“右”铭文，当是器物放置时的位置或排列顺序。多数铭文见于甲骨文或金文，有的则未见之于著录，可作殷周金文的补充^[173]。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期金文中的“亞”字形框，大多作“”形，多与族名或方国名上下分书，如“亚弜”、“亚其”等。(www.zuozong.com)

殷墟文化第三期实用的青铜礼器大多数都铸有铭文（明器没有铭文），而且同一墓葬中礼器多为同铭金文。比如苗圃北地PNM172的5件礼器均有“亚盥”2字；西区墓葬GM2508的4件礼器，3件上都有“子韦”的铭文^[174]。一般说来，铭文以2、3字为多见，内容有族徽、私名、日名加族徽、“亞”字形框加族名或方国名等。第三期金文的“亞”字形框，轮廓较大，上相两横，有的外伸，有的与左右的短竖相接，私名或族名被框在“亞”字形框之中。这样一种做法，在第四期中得到沿袭使用^[175]。

殷墟文化第四期相对于前三期来说，金文有明显的发展，不仅铭文字数增多，而且内容也较前完整丰富。就发掘品而言，铭文最少的一字，如“京”鼎、“共”爵等；最多的30字，如“戍嗣子”鼎。一般以3至5字为常见。少数的有12字或21字^[176]。内容有作器者的族名或私名，有日名、有族徽加日名，王位某人作器（如小屯F11：12的鼎盖铭文），某人为某人作器（如“大亥作母彝”簋^[177]），某日王赐某人贝，某人为父作器等^[178]。M1713：27的一件亚鱼圆鼎，铭文曰：“壬申王易亚鱼贝，用作兄癸，在六月隹王七祀翌日。”^[179]除了王赐某贝，某为兄作器之外，还记有具体的年月日，这是殷墟发掘出土的铜器中唯一记载年月的一件，非常重要。

据学者们研究，在传世铜器中，属于帝乙帝辛时期的有铭铜器约有40余件。其中有些为短篇记事性铭文，最长的达46个字之多^[180]。由此也可以看，第四期铜器铭文已经趋于向记事方向发展，这是第三期金文所未见的^[181]。

（四）殷墟以外的商代晚期金文

殷墟以外地区，各种商代遗存时有发现，其中不乏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有铭铜器。

比如河南温县出土的“徒”族器^[182]、辉县出土的“妇”器^[183]、罗山后李商代晚期息族墓地铜器群^[184]、鹿邑太清宫商末周初的长子墓铜器^[185]、山西曲沃出土的孳方鼎^[186]、灵石旌介村族铜器^[187]、陕西麟游铜器窖藏坑^[188]、岐山樊村出土其斝^[189]、山东苍山县东高尧村出土的“”族铜器^[190]、长清兴复河族铜器^[191]、益都苏埠屯“亚醜”铜器^[192]、河北磁县下七垣发现的“受”族及“启”族器^[193]、天津蓟县张家园商代方国贵族墓地出土的“共”字鼎和“大”字鼎^[194]、湖南出土的“冉”“戈”“幸旅”诸族器^[195]、四川彭县出土的“覃”器“牧正”器”^[196]、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商铜器^[197]等等。

这些出土于各地的商代金文资料，对探讨商代的疆域、方国、部族的迁徙等问题有重要价值。比如1979年，在豫南地区淮河以南的罗山县蟒张乡天湖村发现商周墓，经前后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42座，其中22座为商墓。在这批商墓中，共出土铜器219件，其中83件为礼器，有铭文者40件，铸有“息”、“尹”、“天”、“舟”、“亚贮”等族氏铭文，其中“息”铭器占多数，计26件。根据“息”字器的分布情况，可以断定这是一处殷商时期的息族墓地。依据卜辞，息族曾与商王族通婚，在商代历史上应该有相当的地位。

鹿邑太清宫长子墓为一规格较高的晚商“中”字形大墓，共出青铜容器79件、乐器6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方形器，铭文计有“”、“戈”、“子”、“子口”、“长子口”等等，而以“长子口”铭制器最多。从新近在安阳花园庄东地发现一座殷墟二期偏晚阶段的贵族墓中，出土铜器多铸“亚长”二字看，“长”族可能是商代一个具有相当历史的族氏。

山东长清兴复河族青铜器的发现，共99件，其中容器16件，带铭器10件，以“”为主（7件），间有“戈”、“”之器。这与山东省博物馆还收藏相传同为长清出土的族铜器一起，为族这一商代雄族的族系、来历、居地、迁徙等情况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样苏埠屯商代晚期墓葬出土的一批“亚醜”族青铜铭文，是商代雄族的“亚醜”族族属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

远在北方的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发现了两个殷商青铜器窖藏坑，发现有“父丁竹亚”罍和“冉”、“”等等铭文和族徽文字。这批金文资料，成为学者研究孤竹国等商代北方地理方国等问题的重要史料^[198]。

再比如，山西旌介村商墓出土的“”等族氏铭文，以及陕西麟游青铜器窖藏坑出土的族氏铭文，对探讨殷周关系史有重要价值。而岐山樊村所出其斝，对辨别传世三祀其卣的真伪以及商代王年研究，意义非同寻常。

（五）商代金文的形式与内容

商代铜器铭文一般字数较少，内容简单，不含特别重要的意义。铸铭的目的主要是标记器主的族氏以及器物的名称、用途、使用地点等，一般都铸在器物不显著的部位。铭都铸在如爵、斝的錾阴，尊、觚的外底，鼎的内壁，簋、卣的腹底等隐蔽之处。

通过对商代青铜器铭文的全面研究发现，商代金文的最常见内容有：

第一，铭文仅有所谓族氏铭文，即家族之名号，用以表明器者的归属，如“戈”、“天”等。其中有的属于所谓复合氏名，在署名家族名号的同时还署其家族所从属的更高级别家族的名号，从而显示一种宗族组织的谱系关系。此种氏族铭文还常常同亚字形相结合，在亚字形内部或其外部。如“亚启”、“亚弜”等。不过对于亚字形的含义，学术界尚有不同见解。

第二，在氏族名号外，还有过世先人的庙号“日”名，即把十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接在亲属称谓“祖”、“父”、“匕”、“母”等之后，或仅有日名而略去亲称。例如：“父乙”、“母丙”、“丁”、“乙”等。这表明此种器物是专为祭祀某一先人之祭器。

第三，有的铭文仅有作器者名。由于家族长的个人名号往往被用作家族名号，所以此种形式的铭文虽可能仅是作器者的个人名号，但个别的（如“子渔”等）也可能是一个家族的名号。

第四，还有的铭文是表明该器物的用途或所放置的位置。比如“寝小室盂”则是标志存放地点和使用场所。

第五，商代后期开始出现了较长的记事性铭文，目前发现了十几篇。这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涉及商晚期重要战事、王室祭祀活动、王室与贵族关系等，内容较为重要。比如《小臣艅犀尊》，内底有27个字的铭文：“丁巳，王省夒祖，王易（赐）小臣艅夒贝，隹王来正（征）人方，隹王十祀又五，肜日。”这篇铭文讲的是商王在丁巳那天往拜高祖夒宗庙，对随行的小臣艅赏赐了夒祖庙中的贝货；商王此来的目的是征伐人方，时间实在商王（帝乙）即位的第十五年，丁巳这天还有肜日之祭。这段内容讲的应该是帝乙（纣的父亲）十五年征伐夷方的史实的一部分，为研究商人和东夷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史料。再如《我方鼎》铭文，有43字之多，是长铭的代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三祀其卣》、《四祀其卣》铭文也达40字以上，属于少见的长铭。

图三十五　传出殷墟的“四祀邲其卣”铭文

（六）商代金文字体的风格特点

少数字的短铭文，是商代青铜器铭文的一个主要特点。这些殷墟金文字数大多为1个字，其它的有2字、3字或4字的，4个字以上的很少。至商代晚期，青铜器上的长篇记事铭文开始出现，虽然仍是少数，但也表明此时文字已不单是为了占卜记录而存在的，文字已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逐步走向世俗化，成为记载历史、传播文明的工具，中国文字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商代晚期金文字体的特点是笔道刚劲有力，首尾出锋，波磔明显，被称为“波磔体”。这一时期的金文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表示人体、动物、植物、器物的字，在字形上有较浓的象形意味。取人体形象的文字，头部常作粗圆点。腿部作下跪形状。这种字形并不表明此时文字还处于原始阶段（这从同时的或较早的甲骨文字即可得知），而只是一种美化手段，是郑重的表示。

第二，绝大多数笔画浑厚，首尾出锋，转折处多有波折。

第三，字形大小不统一，铭文布局亦不齐整，竖虽基本上成行，但横却不成排。

总的说来，商代青铜器铭文大体可以分为两种风格：一种是形体丰腴，笔势雄健，笔画的起止多显锋露芒，间用肥笔，其代表作品是《司母戊大方鼎》铭文和《小臣艅尊》铭，为以后的书法演变奠定了基础；另一种则是运笔有力，形体虽瘦，但笔画多挺直劲美，不露或少露锋芒，肥笔甚少，与第一种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书体显得遒美挺拔，代表作品有《戍嗣子鼎》铭文。

从文字的个体上看，推测商代金文可能与甲骨文不是一个文字系统，可能与殷墟陶文属同一系统，也可能更为古老。商代晚期长篇记事金文文字，也逐步与甲骨文字相接近，有的可以互相印证。在商代晚期各种文字体系有逐步走向统一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