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十分重视银行的建设，“中央普建各银行，因宜次第规划”[20]，积极构建中国的银行体系。清理大清银行，建立中国银行，实为中央银行建设之滥觞；支持创办商业银行；积极引进外资，成立中外合资银行承担政府借款，发行债券，以抵制外国银行剥削中国经济，维护国家主权。“实业为富国之本，而银行尤为实业之母”[21]，发展银行支持实业建设的思想是孙中山银行思想重要构成部分，并亲自践行，如支持改组中华银行和创办中华实业银行，在广州成立中央银行时指出央行与外国银行争利，以保护本国工商业。在提倡建设银行的同时，孙中山强调要严格监管，银行的发展“首贵稳固”。
1985年，李廷江在日本发现孙中山委托日本人筹办中央银行的信件，并据此作了相关研究。论文指出，以阪谷芳郎为代表的日本财界，企图促使中国建立中央银行，改革现行币制，进而使中国货币变银本位为金本位，为日本自日俄战争后为控制中国财政金融，占领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战略。[22]不过，日本人援助孙中山筹建央行的计划没有成功，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中国银行的成立。吴景平对此进行考察，指出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并作为新政府的中央银行，曾获得孙中山的赞同，并进一步指出，与中国银行竞争成为中央银行的还有革命党人自己创设的中华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中华银行)，但中华银行实力薄弱，所以中国银行仍被定为中央银行。[23]周晓辉等对孙中山创设广州中央银行一事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在梳理广州中央银行创立缘起、创办过程及制度建设后，作者指出，广州中央银行兼有商业银行职能，从各方面来看，广州中央银行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重要银行，其最大的贡献在于使用了中央银行这一称谓及意识到中央银行的重要性。[24]石涛在重点考察孙中山关于中央银行的思想和认识，尤其是其建立中央银行的三次实践后，探讨了孙中山中央银行建设的特点与影响。作者指出，孙中山希望建立中央银行来实行钱币革命，缓解财政压力。中央银行既是银行体系的核心，也是政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鉴于中国银行商股商办的失败，孙中山在建立广州中央银行的时候，突出强调该行国营中央银行的性质。后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制度设计在核心问题上继承了孙中山的银行思想。由此可见，孙中山从现实出发而设计出不同于欧美国家的中央银行制度，深刻地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银行建设。[25]
在孙中山银行体系建设方面较早研究的学者还有刘凤林，1986年他就对孙中山关于银行的论述进行了初步的梳理，指出孙中山银行建设的要点在于发展中国民族资本银行和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孙中山提倡通过发展中国民族资本银行来发展国民经济，并进一步摆脱帝国主义的金融控制，因此提倡多建银行，并主张设立大银行来抵制外国对中国利权的控制和掠夺。另外，孙中山主张在保证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引进外资，设立中外合资银行来抵制六国银行团，并发展中国实业。[26]较之刘凤林的研究，袁新琳关注到了孙中山的央行建设，并认为这是孙中山银行体系建设的核心环节。她认为，孙中山银行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深刻认识银行建设的重要性，强调银行具有国民经济的枢纽作用；将银行建设与实业建设紧密联系，以发展银行事业来带动实业的发展；提出银行建设中引进外资与维护民族利益关系的思想和原则。此外，作者还对其思想的来源进行了探讨：早期革命活动中与银行人士的交往、国外留学习得的经济学知识和欧美游历过程中对中西社会作出的比较都是孙中山银行建设思想的来源。[27]孙中山银行思想是有局限的，如在孙中山改造大清银行、成立中国银行的过程中，其思想中的妥协性与不彻底性相当明显；在中央银行成立后，未能废除其他银行的货币发行权，也体现了思想中的软弱性。[28]周晓辉、莫春香认为，孙中山大力提倡创办银行，主张银行支持实业，但又强调要严格监管发行纸币、公债等，从机构设置、业务经营上皆以“首贵稳固”为原则，在银行建设的资金来源问题上，孙中山不仅支持引进外资，还提出要充分吸收华侨资本。总体上看，孙中山银行建设思想及实践的框架已基本完成。[29](www.zuozong.com)
对孙中山银行建设思想作出相对完整论述的是吴景平。吴景平指出，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农业的丰歉、内地和边陲的开发，受制于金融的发达与否。所以在建立完整的银行体系方面提出了较为完整的主张，并建立了农业、殖边等银行。由于四国银行团与袁世凯相勾结所造成的危害，孙中山极为注重抵制国际金融势力的侵蚀。虽然孙中山倾向于中外合资成立银行以发展实业，但极为强调中国人的主导作用。孙中山之所以重视银行建设，“实际上是把建立近代银行作为推进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事业的重要手段，作为中国能否跟上世界局势演变发展潮流的重要标志”。[30]基于这个认识，吴景平对孙中山兴办新式银行思想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分析。他认为，孙中山之所以认同大清银行的改组方案是为了取得工商界的支持以巩固新成立的临时政府。孙中山提出“实业为富国之本，而银行尤为实业之母”的重要观点，认为中国要建立大量银行以摆脱贫困；而其全力支持当时实力不强的华商银行是意识到了工商界投资银行业的积极性。在筹办广州中央银行时，孙中山形成了银行必须由国家经营管理的思想，可谓“首贵稳固”原则的直接体现。作者进一步指出，与辛亥革命以来历次阐释兴办新式银行的必要性相比，此时孙中山更为强调新设立的中央银行具有的民族主义和国民革命的双重取向。[31]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银行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银行制度建设思想及实践方面。近年有学者从更大范围入手来思考孙中山的银行思想，如李永伟指出，孙中山主张的银行国营理论与民生主义的金融政策对县银行制度的形成有不小影响，并认为民初的地方自治运动形成了县银行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32]姚遂曾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金融思想史》中从货币学说、钱币革命论和利用外资论三个方面来论述孙中山的金融思想，而在2012年的修订版中加入了整顿金融的相关内容，指出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为融通社会资金大力支持整顿金融，建立金融机构，组建完善的银行体系，作者的这一修订体现出学术界对孙中山银行建设思想的重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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