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资深报人胡觉民在回顾苏州报刊发展史时，曾写道：“王薇伯在苏州主办的《大苏报》，创刊于1928年，自任主编。王曾留学日本，娶日女木田月子为妻，因此与苏州日本领事馆发生关系，加上平时言论乖张，有汉奸嫌疑，影响了报纸的销路，竟以赠送定价高贵的‘红疗讲义’办法骗取订户。红疗是什么东西，大家不知道。据《大苏报》广告宣传：‘一经阅读，便可立致千金’。骗术幼稚到极点，但居然因此使《大苏报》延长了寿命。”[52]胡觉民对王薇伯赴日和娶日本女子“木田月子”的经历的简述并不失实。王薇伯在1904年创办的《吴郡白话报》因刊发反清文章而被查封，王氏本人逃往日本。[53]夫妻两人自日返苏后，其妻子的确与日本驻苏领事馆存在联系。例如该领事馆曾在1927年2月为木田月子和其他6位居苏日侨举行表彰会，表彰其在中日亲善方面的贡献。[54]胡觉民对王薇伯的批判夹杂着自己痛恨日本人和汉奸的情绪，但是其对红疗骗术的揭露亦可谓简洁明快。同时，胡老亦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非红疗类的其他纸媒也为红疗法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宣传媒介。不过王薇伯赠送“红疗讲义”的本意乃是为自己的《大苏报》“骗取订户”，或者说订报费，尽管该报出版仅一年就停刊了。[55]在这方面，王氏自己实为此中老手。他早在1914年于上海创办《商务晚报》后，就曾利用不道德的推销晚报的伎俩而骗得巨款。[56]当然，红疗法的传播媒介并非局限于《大苏报》。例如在1928年2月14日、8月8日、8月20日出版的《申报》上，就有东方红疗学会和中国红疗医会的赠阅广告。[57]此外，在红疗的代理人出版的非红疗出版物中，亦免不了附带宣传红疗。例如1931年10月出版的《温灸医报》(宁波)上就有一则答读者问，其中称“温灸术与红疗术，同为物理疗法。欲习何术，足下可自行选择”。[58]
红疗在中国大陆确曾一度流行，而且在20世纪上半叶后期也曾从日本传播到日据时期的台湾地区。[59]然而，红疗法在国内散播的同时，也在1929年上半叶引起了卫生部的关切。国民革命军26军63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傅少胥曾向卫生部去函，报告“杭州湖墅地方有红疗医院，以红素治病，并在外属广设分院”，并询问“该红素药剂是否有益、卫生？抑系出于骗术一途？请饬属查明。”于是卫生部部长薛笃弼(1890—1973)在1929年1月26日训令浙江省民政厅“饬查湖墅红疗医院有无正式医师”，调查“红素治疗究竟系何意义？”并强调“如果该院并无正式医师，即难准其开设”。[60]很快，浙江省民政厅报告，“查明西医生余元浩系日本东京红疗大学院红疗大学讲习所毕业，在杭设立红疗医院，并称红素治疗系根据科学原理等情”。卫生部意识到红疗法的中国推广者可能存在利用民众对日本医学教育认知不足的情况，于是在1929年3月13日进一步致函驻日使馆，请其查明“日本内务省或文部省是否认可前项学校之毕业生，准予医师开业证书，并对于红疗法有无取缔办法”。[61]驻日使馆调查后回复：“查东京并无红疗大学院，仅有私立山下红疗院。其治疗法，闻系以红剂涂抹身体患处，类似中国汉医法之推拿，与近代科学原理及普通泰西医学毫无关系。既非学校，自与文部省无涉。内务省亦不给与医师开业证书。并无特别取缔规则。惟其施术范围如不违反医师法者，警察官厅方面亦不特加干涉等。”了解情况后，加之浙江省民政厅不知该做如何实际之处理，卫生部在1929年4月22日指令浙江省民政厅：“查红疗医院之西医生余元浩，既非医师，仰该厅查照部颁《管理医院规则》及《医师暂行条例》详碻查明，如有违背规定之事实，应即饬属从严取缔，并将办理情形具报为要。”[62]由这些官方往来文书可知，位于杭州湖墅的中国红疗医会在《红疗医报》上刊登的内务部批准立案和卫生部发给的红素试验等证明书均系伪造。前述东方红疗学会在批驳中国红疗医会时，也曾力陈其使用伪造手段。卫生部的态度也很明确，即按照既有的相关规则进行管理。余元浩既伪造学历和官方证件，又无医师开业证书，其红疗医院必定是要遭到政府取缔的。
在政府之外，主流西医工作者对红疗也强烈排斥。在杭州出版的1929年《药报》第39期上，该报编辑部刊登《湖墅红疗医院消息》一文称：“杭州市发现红疗医院。本在民国十六年春间，曾有广告张贴市上，经该管公安局派警查询，因报告含混，未得直底禁止。次年(十七年)遂有呈文到公安局立案，称红花治病方法，其学说来自东瀛，确凿有据，但言多不合科学，未得批准。俟后该院竟大收学徒，分函授、面授二种办法，征收学费，迹近江湖骗术用其敛钱力法。至今年三月间，中央卫生部闻知此项消息，训令民政厅查复在案。未俟政府禁止，杭州红疗医院已迁移不知去向。此事本属隔日黄花，兹因各地来函弊社，询问红疗医院详情，故特记入本报新闻栏内，用资答复。”[63]《药报》系由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药科的药报社主编，而编者又是中华药学会中的活跃成员。[64]该会由留日药科学生于1908年秋在东京成立，[65]1912年迁回国内并更名为“中华民国药学会”(简称中华药学会)，后于1942年又更名为“中国药学会”。[66]该会会员学习的是近代主流科学药学，并非红疗这种另类的物理疗法。红疗法虽然打着科学的旗号，但是上述文章中也很明显地反映出接受过主流西医药教育的人士不但认为红疗法不科学，而且从道德角度批评红疗这种“迹近江湖骗术”的敛财面目。这些言论势必也会在社会上产生舆论影响。不过要识破这种骗术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识，稍加冷静思考便知，前述胡觉民的言论即是明证。(www.zuozong.com)
在政府和主流西医药界的双重拒斥下，红疗的传播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由盛转衰，尽管社会上仍不乏信徒在纸媒和医疗实践中散播红疗法，如1932年在上海行医的常熟“儒医”季融五据说“素精岐黄”，且“能根据新学理施旧方术，旁及新发明之红疗、温灸等物理疗法”；[67]又如安徽寿县人陈应侯于1937年在《针灸杂志》(无锡)上发表文章宣传红疗等能“治万病”的物理疗法。[68]但是总体而言，中文报刊关于它的报道或广告已大不如前。曾经有一位叫尹文华的读者在1937年给上海《机联会刊》“医药问答”栏目写信，提到红疗术。西医师汪于岡回信道：“所称红疗术，是否指红色素而言？倘是，可向上海英租界交通路新华西药行购Merchrom(汞色素)调制之。”[69]虽然尹文华的来信内容未知，但是以理推之，似乎是因不知红疗术为何而来信询问。而汪于岡显然也对红疗术和红素一无所知。这固然与汪于岡自身的医学背景有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红疗术在当时社会的生存境况。至20世纪40年代初，红疗就已没落了。医家冉雪峰(1877—1962)在其编于1941年的《冉氏本草》中论述到“红花”的药性时，特别提到“近今红疗法，以一药治万病，所谓红疗，其药即系本品制成……红疗法今虽寂其无闻，其学理或有待于再进一步之研究。”[70]
从自身因素看，红素可能具有一定疗效，而红疗法也可能有一些正面的经验知识作为支撑。但是红疗法的鼓吹者将其说成是包治百病的万能医术，则委实违背了涉医人员所应有的职业道德。不过，日本红疗术的中国传播者们以敛财为第一要务，并不关心真正的职业道德。他们自称西医，但却一直游走在主流西医界的边缘，利用人性的弱点、民智的蒙昧、欺骗的手段、科学的威信，以及医不死人的单一药品，在普通民众，特别是社会底层之中，层层发展信徒。这些红疗法自身的特点以及传播者的心态与追求，都注定了其中的骗局终将会被有识之士识破，也注定红疗法在中国的传播不可能会一直积极常态地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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