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疗医会与东方红疗学会的运作方式

民国时期红疗图书或刊物的出版，以及红疗医术的推广，离不开相关人士或团体的运作。上述出版物信息也表明，中国红疗医会和东方红疗学会正是此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推动者。只有厘清两者的创办缘起与运作模式，方能解开民国时期与红疗有关的诸多疑团。

中国红疗医会于1925年在杭州创始。其在1925年4月出版的《红疗医报》创刊号上对红疗医术以及该会的创办做过一番概述：

红素一物，发明欧亚，盛行日本，系根据科学原理为人体中瞬时所不可缺之酸素抱合体。因人体之内满布各种神经，各司其职，一旦稍失机能，即生疾病。若用红素涂擦于人体神经中枢，可使诸病立除，且不必内服药品，为物理的新术，简称之曰“红疗法”。能统治内外一切疾患。凡医药无灵，以及多年不治之疑难杂症，轻则一二次，重则十数次，咸得根治。对于男女秘疾，尤称独步。并能使元气旺盛，生理发达，诚医药界之大革命也。本会特发宏愿，将此种新术传布国中。除会内各办事人员咸受有外国红疗高尚学术，并得有毕业讲师证书、确实经验外，更请红疗博士数位为名誉会长。将所有讲义译成华文，无论男女，一便读可了解，即能为人治病，毫无意外危险。一经入会，既得高尚之职业，又获巨资之收入，名利兼备，轻而易举，诚习医者另辟一简单之途径，谋业者发现一新职业也。凡百同志，盍兴乎来？^[20]

从中不难看出，红疗法实为舶来品，特别是与日本密切相关，其自身定位为一种物理疗法，与主流西医有别。虽然红疗法在国外的流行并不局限于日本，但是中国红疗医会所掌握的红疗法却是从日本而来的。该会曾自述道：“本会创办时，起发人完全均受有西医之高深学问，然后再留学日本之各红疗学院，故归国后创设本会，备受各界之信任，较诸毫无根底、不学无术者之门外汉，自有天渊之别。”而曾被该会聘为名誉会长的余小铁，也是“自幼即精研西医，为日本医学博士青木藤五郎先生之高足，历办各大埠医院，以及中国红十字会、日本赤十字社医员，浙军第一师一等军医长，卫生顾问社社长，曾先后毕业于日本红疗大学院红疗大学讲习所、帝国自疗学院帝国疗养研究所等，专攻红疗新医术，尤多独到之处”。^[21]其中不无夸张之谎言，如“历办各大埠医院”，这一点稍证之以各大埠医院的院史即不难堪破。

观之红疗法本身，其具体内容极其单一，即用所谓“红素”外涂于人体不同部位即可，但该会却对其疗效极尽夸大之能事，甚至吹嘘到包治“内外一切疾患”的地步。这不禁令人联想到1913年6月2日《申报》上的一则报道，据之可知这位“自幼精研西医”余小铁在当时即已“制有一种四时皆宜之药水，名曰‘无上液’。此药能治诸般疾病，已有成效”，并曾惠赠他人。^[22]这种“无上液”与约十二年后的红疗术在包治百病的效果方面，可谓一脉相承。不仅如此，该会还特意强调红疗法不仅可速成，而且可以名利双收。关于后者，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这种使用红素简单地涂抹人体的方法本身“毫无意外危险”，亦即无甚医疗风险。红疗法既然在该会笔下拥有如此多的优点，那么它对于不明所以的民众来说无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其信徒之中，有一位来自湖北沙市的名叫钱志青的人，他于1926年在《红疗医报》发表文章批评“近世医学”的医术“只能挫其病势，减少痛苦而已，皆非根本疗法也”，同时介绍“红素治疗”这种“新发明之物理疗法”，指出“若用红素涂擦于人体之规定部位，能发生多量之酸素，输入体内，使血液澄清，循环旺盛，以充分之良好血液灌注于全身各部，故一切生理作用得以完善，而健康之乐可享矣。”^[23]

那么该会是怎么在推广红疗法的同时，又谋求自身的发展的呢？上述引文中已提到翻译成汉语的红疗法“讲义”，以及入会一事，但述之不详。于此，我们可以从该会在《红疗医报》创刊号刊登的《招设各地红疗医院章程》中得到较为详细的说明：

(一) 本会为公开红素疗法、普及济世起见，特在各地设立红疗医院一所，定名曰某某地红疗医院。

(二) 每一医院委任院长一人，事务员等由院长雇用之。

(三) 院长由本会给证，专司该院营业诊治患者，并负有扩张本会势力之责任。

(四) 凡出诊、门诊，以及号金等，由各院长酌量当地情形自行规定，每月月终须将红疗成绩报告本会，以便刊布《红疗医报》，藉供众览。

(五) 各地医院一切经费，无论盈余多寡，概与本会无涉。

(六) 凡院长能介绍设立红疗医院五处者，即酬以值洋十五元之赠品，以示鼓励。(www.zuozong.com)

(七) 凡愿任本会各地红疗医院院长者，无论男女，均可来函报名注册，并同时邮汇书、器、手续等费中国国币洋十五元。本会当将各件装箱，挂号寄奉以便开业，计：开红疗医院院长委任证书一纸、红素液量器一具、涂擦棒一支、涂红素毛刷一支、红疗讲义图说全部。

(八) 本会《红疗医报》每月一次或数次，自三页至十二页专为分赠，并不取费，为各地红疗医院交换智识，促进信用之机关。

(九) 各地红疗医院应用材料，本会照本发售，现金交易，概不宕欠。如在一元以内，可用邮票代现，但以四分者为限；一元以上，须向邮局汇兑，回件寄费加一，如不通汇兑之处，得以半分、四分邮票代之，但须九五计算。

(十) 本章程如有更改，临时布告。^[24]

显然，中国红疗医会通过有偿吸纳各地会员和鼓励会员在各地创办红疗医院这两种途径来推广红疗法和促进自身发展。上述引文中所说的“院长”，不过是给会员戴上的高帽而已，会员只要去信报名注册，并缴纳一定费用，就能得到所谓的“红疗医院院长委任证书”及相关资料和器材。一言以蔽之，只要缴费，便能获得红疗医院院长的名头，而且可以正大光明地开设红疗医院。至于所谓“医院”，也不过是一种有名无实的文字游戏。该会自己在布告中说道：“凡经注册领证后，本人名片上可印‘红疗理学士’，及某某地红疗医院院长某某之称号。”^[25]此诚可谓洞悉世情之语，巧妙地利用了人之虚荣心。该会曾于1927年在杭州办过一次为期6个星期的收费的讲习班，虽有“正式毕业证书”一说，但取得证书只需要“听讲完毕或经考试后”即可；而且没有当面听讲的，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读完指定书籍、完成命题考试，也能取得毕业证书。^[26]此外，该会曾附设“红疗专科”，1928年《红疗医报》第42期曾刊登该专科毕业证书缩印，上面显示校长为余化蝶。^[27]此人正是前述在1925年向内务部呈送《红疗医学讲义》请注册给照者，与前述之余小铁或系同一人。这个专科应该也是收费的，而且联想到该会传授红疗法的举措，其所谓毕业证书也就不过是一种敛财的诱饵而已。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红疗医会也深知政府的认同对于自身活动在社会医疗中的合法性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它曾特意在《红疗医报》上登出内务部批准立案的证件，^[28]以及内务部卫生试验所发放的针对“红素”的证明书，其中后者指出“本品现经本所依法试验，品质纯净，尚属相宜”。^[29]总之，该会招收会员不仅毫无门槛可言，而且其所提供的服务总体而言不过是相当于函授罢了。所谓“公开红素疗法、普及济世”，其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基于非主流医疗的敛财行为而已。

为了招徕广大会员，该会在《红疗医报》创刊号上还专门发表《开设红疗医院为谋生计之捷径》一文，文中以当时生活压力大、职业不稳定为始，进而转到红疗法操作之简便、疗效之显著、安全性上“毫无危险”、收入丰厚，以及前景之光明。^[30]如此具有煽动性的文字自然也容易撩动读者的心扉。据说1925年“本会开始组织以来，为日无多，各地闻风兴起，争相讯问，不及一月，纷纷注册入会者已达数十处之多”。^[31]此后，据该会在《红疗医报》上陆续刊登的地方会员名录来看，其会员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其中尤以东部的会员相对较多。例如根据1926年《红疗医报》第11—15期上公布的地方会员名录统计，其中江苏16人、广东8人、浙江6人、湖南5人、江西5人、河南5人、福建3人、吉林3人、黑龙江3人、山西2人、安徽2人、山东1人、四川1人、湖北1人，以及河北1人。^[32]至1929年1月，该会“会员竟达千余”。^[33]当然，该会在《红疗医报》上长期刊布会员名录、部分会员的“玉照”，以及各种“治验”报告，本身也是一种巩固老会员、招徕新会员的策略。而会员发展的动因无疑是多样的，名、利、医学等该会从一开始就强调过的因素皆卷入其中，尽管具体到个人时情况可能各有侧重。然而中国红疗医会在早期就在宣传中有意将会员的增加单纯地与红疗法的疗效联系在一起，^[34]足见其胸中机巧。无锡人范廷铨(1858—1931)曾在1928年2月20日出版的《锡报》上作诗《赠红疗医会(有序)》一首，诗前小序云：“杭州湖墅有中国红疗医会，各地亦设分会，会员遍国内外，其法以红液酸素用木棒涂擦人身，使吸入毛孔，能根治内外疑杂诸症，收效甚速，信仰者亦甚众。”诗云：“妙剂龙宫得禁方，暂来东海作长桑……沦肌浃髓流酸素，即是人间续命汤。”^[35]范氏可能没有真正体验过红疗术，但是其所在地域以及其对中国红疗医会的鼓吹，说明该会在社会上的确具有实际的影响力，尽管未必真如自身宣传的那样广远。

以中国红疗医会为参照，有助于理解稍后在宁波成立的东方红疗学会。据《东方红疗学会简章》，该会“以发展红素疗病法为宗旨”，设有总办事处、编译部、研究部和理事部4部，并设有理事长一人，各部理事员各一人，以及书记和会计若干人。其会员分为两种，即特种会员和普通会员，前者“以委任地方院长任之”。^[36]观之该会出版的《红疗》报首期，第一版上显示该会主任(“主任”一职不见于学会简章)为张俊义，理事长为魏其光。此两人前已提及，如《红疗医典》(1929年)的编者和校阅者就是张俊义和魏其光。张俊义，名世镳，浙江四明(今宁波)人。^[37]他在1928年在上海的东方医学书局出版《温灸学讲义》；之后又编纂《温灸术研究法》(署名张鸥波，当系同一人)，魏其光(武昌人)校阅，于1930年由东方针灸学社出版；^[38]此外更与魏其光一起于1931年6月在宁波创办《温灸医报》。^[39]所谓“温灸”，实为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从日本传入中国的基于中国艾灸的一种改良医术，而东方针灸学社在此术传播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40]张俊义和魏其光同时活跃于东方针灸学社和东方红疗学会，他们所鼓吹的红疗法也是舶自日本。

东方红疗学会创设于何时，未见明确记载。但是考虑到其会报《红疗》创始于1928年11月1日，该会的创设时间应当也在1928年。东方红疗学会的理事部设在宁波江东，“专理发行药品、器械、书报，及会员报名、函件答复等事”。^[41]该会的性质在本质上与中国红疗医会无异，也是在宣传红疗术的同时大力吸纳会员，并鼓励会员在各地设立红疗医院。根据《东方红疗学会征设各地红疗分医院简章》，其中第1条即明确表示：“本会为谋发展会务，宣传红疗法起见，广征各省会、踊镇设立分医院一所，定名为某地东方红疗医院”；第7条云：“愿设分医院者，本会认为特种会员，应纳注册及讲义、器械等费，共十五元。由本会发给红疗医院委任证书一纸，并授予‘红疗学士’称号(Bache or of Red cnrig，Re.B.)、《红疗讲义》一部、《红疗医典》一部，及治疗上各种应用器械全副，装箱交邮挂号寄奉”。另据其中第3条，可知“分院经济，完全独立，开业后无论收入多寡，本会概不与闻”；又其中第6条写明分院院长“有宣传本会业务之责任”，且“凡力为本会介绍分院或会员，及研究学术确有心得，有功于本会业务者，每三个月由本会理事长考核成绩一次，分别等号，给予奖状或其他纪念赠品，以昭激劝”。^[42]由此可见，该会同样利用了人们的名利心，而且在财务上是只进不出的。

另据东方红疗学会在首期《红疗》报上刊登的《本会通告》，该会虽然在成立之初并无分会，但是从一开始就鼓励在不影响分院经营的前提下在各地设立分会：“本会征设分会，暂定每地方一所。但繁盛之区，经本会调查后，得酌量增设，以第一分院不受营业上之影响为限。”此分会制度是中国红疗医会所没有的，但无疑有利于发展会员、扩大学会影响，以及在寄售会员红素等药物、器材和《红疗医典》等本系“专备各地分院长之用”的出版物之外，^[43]增加学会的经济收入。该分会制度也确实得到了实际推广。有资料指出，在广西武宣县通挽镇大昌村，“由覃春甫、张罔丞等于民国二十年十二月组立武宣东方红疗学会分院一所，会员五人，缴会金三十五元，设会长一，庶务一。经费来源全由会员负担，用红素摩搽疗病。”^[44]这可视为东方红疗学会在欠发达地区的社会底层发展会员、增设分会的典型案例。而且，从浙江宁波到广西武宣，直线距离也在一千千米以上，由此也可见该会影响之广。

当然，东方红疗学会也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吹红疗法的各种实际好处。早在首期《红疗》报上，该会就发表《学习红疗法之利益》一文，列举红疗法的6大优点：“学习简便”“治病神奇”“奏效迅速”“适应个性学习红疗”“讲义完备”，以及“证书优美”。其中第4点被解释为：“不须巨大经费，不必负笈从学，不旷原有职业，只须加入本会会员，先阅图谱，再读讲义，自然纯熟”；而第6点则是“治病虽靠自己之学问，及病家之信仰，但证书是一种学业的凭据，不可不堂皇美丽。他种函授学校，其证书大都用现成石印，加盖图章，殊不足以壮观瞻。本会证书，中西合璧，冠冕堂皇，含有一种美术意味。悬诸诊室，自足起人敬仰，增其声价”。^[45]今日观之，“冠冕堂皇”四字背后，诚为会员与东方红疗学会之间以金钱交换名利的本质关系。不过在这篇专门阐述“利益”的文章中，有关经济利益的表述较为隐晦，只是在第4点中提到成本低，而且“各地分院，皆有定额，寓宣传于限制，将来营业，又何患不盛？”但在该会发表的其他早期文章中，红疗法的经济利益则被多次明确提起，如“以之营业，获利必巨”^[46]“得此家庭坐业，保获绝大名利”“事业清高，获利丰厚”等。^[47]此外，自第2期《红疗》报以后，成功的治疗案例也屡见报端，^[48]其主要用意无疑在于取信于人。

值得一提的是，东方红疗学会与中国红疗医会同处浙江一省之内，在会员资源和经济利益方面难免存在竞争关系。东方红疗学会相对较晚成立，但是会名中的“东方”大于中国红疗医会会名中的“中国”，在名称上便有“后来居上”的意味。特别地，由于当时出售红素的确是一种不错的营利手段，因此社会上不乏另起炉灶出售红素者，或者甚至伪造红素者。中国红疗医会早在1927年10月出版的《红疗医报》第31期上就发布《紧急布告》，首先声称“本会经日本红疗学会颁发特许中国红疗分院认可证，并招牌等件，以资信守”，然后即指出“红素发明以来，伪造者日多，不独吾国，即日本亦多赝品，稍不留意，便致蒙混”，接着便提供了详细的鉴别“真正红素”与“伪品”的方法；文章版面外甚至用粗体大字印出“作伪者心劳日拙，故百事须尚真实”之语。^[49]这样的布告一经出版，不仅有标举该会为日本红疗法在中国的正统代理人的意味，而且会对社会上其他家出售红素的团体或个人造成不利影响。之后，中国红疗医会也多次发布“紧急布告”，如在1928年第42、48期《红疗医报》(分别出版于1928年9月和1929年3月)上，撰文强调该会发行的是“纯正红素”，推行的是“纯正红疗”，而且“为尊崇纯正红疗起见，此后凡欲加入者，须由会员之介绍方可，以免浮滥而示限制”。^[50]中国红疗医会虽未指名道姓，但是东方红疗学会成立后，当即在《红疗》报首期撰文回应指出：“某会对于本会肆意攻击。本会以该会纯用药房卖药式之手段诱骗学者，甚至抄袭著作、伪造照片、伪制红素(该报第三十一期紧要布告所载红素鉴别法……并非红素：盖其所载色臭，及化后之形状，铁证俱在，无可掩饰也)，欺诈渔利(酸素治疗器，每具原价为金三十五元，该会售八十五元；……)。虽经本会揭破，而恬不知耻、捏诬掩饰，有志斯术者，幸注意于学术，勿为其赠奖招请等种种文词所骗，尤为感幸。”^[51]东方红疗学会虽然强调学术，但自身之所为，又与其所批判的中国红疗医会有何实质分别呢？两者不过都是以牟利为第一要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