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税收“被地方化”是山西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1917年，民国北京政府欲以烟酒公卖抵押借美款，安徽省长倪嗣冲得此消息则于5月31日通电全国：“府院方面现借美款业有成议，将以烟酒公卖抵押，并饬财部赶印债票备用，务请迅推张勋领衔，飞电驻京美使，声明对于此款不能承认，奸党擅借。属内地方所有烟酒公卖局所概应暂行停办，或归地方官直接办理，免资利用。”[27]阎锡山亦于6月1日电张勋等：“顷接倪省长电，府院方面现借美款业有成议，将以全国烟酒公卖作抵押，并印债票备用，嘱即飞电驻京美使，声明对于此款不能承认，奸党擅借等因。竭全国之脂膏，供无名之挥霍，此等举动断难承认。倪省长主张办法，极表赞同，即请绍帅(张勋)挈衔，电致驻京美使，以杜狡谋。”[28]阎这样做是想借机将烟酒公卖收益归于地方，为此，特于6月12日电赵倜等进行商讨：“烟酒公卖扰商病民，前因公府抵借美款，曾经联电反对，丹忱(倪嗣冲)省长并有停办或收归地方之议。敝处自宣告脱离，业将该局收归财政厅管辖，尚未停办，未知尊处办法若何，又盐运署、榷运局、中国银行、铁路、邮电各款，尊处如何处置，统乞赐示，以便仿行。”[29]蚌埠倪嗣冲和济南张怀芝积极响应阎电。倪建议：“敝处自宣告脱离后，公卖局亦收归财厅。银行则派员查账监视，以维金融。邮电亦各派员检查。盐款、路款并未干涉。”[30]张怀芝以为：“承询烟酒公卖及财厅运署银行一切应解中央款项，敝处现已全行扣留。俟大局解决，再行妥议。”[31]阎锡山对此未表态，而早已将公卖局烟款作为晋省财政收入之重要部分。他不仅要截留中央的烟酒税收，而且还要截留中央盐税，于1919年7月13日电国务院，拟安插亲信马骏整理河东盐务，进而涉入盐政，[32]未获中央同意。其收归盐税企图直到北京政变后才得以实现。
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后，张作霖与冯玉祥矛盾升温。冯玉祥为和阎锡山结成联盟，同意推荐马骏为河东盐运使。1924年12月4日，冯玉祥电阎锡山：“河东盐运使马骏久任运使，深知得力，我弟欲其驾轻就熟，未便遽易生手，足征为国选贤，良深钦佩。除已代陈执政，力为说项外，知关廑念，用特电达。”[33]阎当即电冯表示感谢。[34]得到冯玉祥支持后，阎锡山对马骏任河东盐运使有了一定把握，遂征求段祺瑞、财政部与盐务署的意见，谓：“河东盐政关系国家税收，现奉明令，调任张璧为税务处会办，所遗运使一缺，查有现任代理河东盐运使马骏，才识超卓，为守兼优，历任山西政务厅长及河东道尹等职，成绩昭著。自代理运使以来，时近两月，整顿税课，不遗余力。商民爱戴，声誉翕然，实属人地相宜。”[35]结果马骏于21日接任河东盐运使。
随着国内战事增多、政局变动及山西面临战争威胁，军费开支使山西财政日绌。为解决这一难题，阎锡山再次大力扩展财源，以“捐”税为名的摊款及其税目日见增多。1924年，阎锡山私自扣留酒款，遭到姚国桢[36]抗议，姚“希望晋烟酒款仍照解中央，晋军费自亦紧急，当由陆部指拨，无论如何望与中央做门面，执政将电释中央穷况”。[37]12月，姚国桢专电阎锡山，要求将山西烟酒税费招商包办之议上报全国烟酒事务署，以判断其是否与中央计划抵触。[38]阎于12月19日电复姚国桢请批准山西烟酒税仍用商人包税办法，理由是：“招商设栈，积弊重重，诚如尊论。窃谓商包一举，非法意之不善，乃办理之失宜。晋省各项税收，自民七年以来均系剔除中饱，节省经费。原拟俟包办完竣，再行咨明将向解贵署之款照旧汇解，盈余之数留充军费。在中央收入既无亏损之虞，而地方政事可收补助之效。现正分头办理，万难朝令夕改。鄙见以为天下无经久不变之法，但使内外两有裨益，故不妨通力合作也。”[39]对此，姚国桢无奈，要阎将烟酒费税该上交中央之款照旧汇解，盈余之数留作军费。[40](www.zuozong.com)
随后，山西又征收纸烟特捐，实行值百抽四十之加税，遭到在华列强反对。驻京美使马克谟多次接到美国烟商要求，即与北京政府交涉取消山西纸烟特捐。1926年4月12日，马克谟向外交部抗议道：“该项税收，违反约章，请速饬令停止。”[41]17日，马又照会外交部道：“山西实行纸烟值百抽四十之重税，妨碍美商利益，违背《中美通商条约》，兹特提出抗议，应请急电山西省长，停止征收，取消捐例。”[42]此外，山西当局还扣留运城盐款，驻京英、法、日三国公使亦向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制止，外部电请山西照办，阎锡山却置若罔闻。英、法、日三使只好再次向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关于山西截留盐税一事，曾经本使等提出抗议，特请中国政府予以注意，即为制止。”盐税虽已抵押借款，严禁各省提用，但山西仍继续截留，不顾外国抗议。[43]时值弱国家强地方之政治生态，北京政府对阎锡山扣留中央税款没有办法，在华列强亦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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