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及唐初，中国出兵朝鲜半岛，先是征高丽，后帮助新罗灭百济和日本联军，莱州是当时出兵朝鲜半岛的主要后方基地。特别是唐高宗时期，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在唐军的支援下统一了朝鲜半岛，不仅改变了朝鲜半岛三国纷争的历史，也改变了东亚的国际关系。在这样一场对中日韩三国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战争中，莱州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朝鲜半岛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隋书》记载，开皇十八年(598)，高丽王率靺鞨之众万余骑侵略隋朝的辽西地区，隋高祖闻而大怒，命周罗睺“为水军总管，自东莱泛海，趣平壤城，遭风，船多飘没，无功而还。”[42]这是隋朝第一次征高丽，起因是高丽搬来了靺鞨部落的骑兵侵略隋朝的疆土。靺鞨部落，当时主要分布在今松花江和今黑龙江一带。“隋高祖”，指隋文帝。东莱，指东莱郡，郡治掖县(今莱州)，辖胶莱河以东的胶东半岛地区。“趣”通“趋”。“平壤”，当时高丽的都城。说明隋朝第一次征高丽，水军从东莱郡沿海一带渡海奔向朝鲜半岛的平壤城，但途中遭遇风浪，无功而返。
《隋书》还记载，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朝鲜半岛的百济王遣使朝贡，并“请讨高丽，炀帝许之”。隋炀帝时，“大业初，炀帝有取辽东之意，遣弘嗣往东莱海口监造船”。辽东之役，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楼船，指沧海，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与高丽相遇，进击大破之，乘胜直造城下”，“明年又出沧海道，师次东莱”。[43]“沧海”，指朝鲜半岛的苍海郡。“浿水”，系今朝鲜半岛大同江。《北史》也记载:“辽东之役，以护儿为平壤道行军总管兼检校东莱郡太守，率楼船指沧海，入自浿水。”[44]《资治通鉴》也记载，隋大业七年(611)，隋炀帝“下诏讨高丽。敕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45]。这说明，东莱郡北部沿海一带不仅是隋代出兵朝鲜的重要通道，也是隋代海上出兵朝鲜的重要造船基地，来护儿从东莱郡出兵朝鲜半岛，同时任平壤道行军总管和东莱郡太守，也可以看出东莱郡在出兵朝鲜中的重要地位。
隋炀帝远征高丽，给了高丽政权以沉重的打击，严重削弱了高丽的势力，为后来新罗的崛起并统一朝鲜半岛铺平了道路。
唐朝初立，百废待举，希望周边安宁，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都多次劝说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三国能和睦相处，互不侵扰。但三国并不听劝告，时常兵戎相见，一旦吃了亏，便请唐朝出面调停。唐王朝只好以武力作为调控手段，出兵朝鲜半岛，这时的东莱郡又成了唐王朝出兵朝鲜半岛的最前哨和重要的后方军事基地。
《旧唐书•东夷列传》记载，唐高祖武德九年(626)，新罗、百济遣使告发高丽王建武，说他“闭其道路，不得入朝。又相与有隙，屡相侵掠”。唐高祖李渊派员外散骑侍郎朱子奢“往和解之”，“以其俱为蕃附，务在和睦”。“蕃附”，附属国。当时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都是唐朝的附属国。唐太宗贞观元年(627)，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仍“数相侵伐”。唐太宗李世民便告诫高丽、百济、新罗三国曰:“必须忘彼前怨，识朕本怀，共笃邻情，即停兵革。”唐太宗劝解三国忘记旧怨，和睦相处，停止战争。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又劝说高丽王“勿攻新罗”，但高丽王“竟不从”，联合百济大举入侵新罗。新罗遣使向唐王朝求救:“高丽、百济，累相攻袭，亡失数十城，两国连兵，意在灭臣社稷。谨遣陪臣，归命大国，乞偏师救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为安定周边，唐太宗决定对高丽用兵。唐太宗出兵朝鲜半岛，仍然把莱州(即东莱郡，唐武德四年，改东莱郡为莱州，州治仍在掖县)作为重要通道和后方军事基地。
《旧唐书•东夷列传》记载，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领将军常何等率江、淮、岭、硖劲卒四万，战船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唐会要》记载“张亮水军七万人”[46]。虽说二者记载差异很大，《旧唐书》记载“劲卒四万”，《唐会要》记载“水军七万人”，实则二者的记载是一致的。《旧唐书•东夷列传》所说劲卒四万，当是指舰船上的作战士兵，不包括掌舵、摇橹等辅助性人员，当时海上航行，水手所占比例甚高。大军渡海东征，除兵员之外，所需粮草补给也必然很多，虽有新罗接济，但在与新罗会师之前必须满足自给，由于补给线长且危险，为了确保战役顺利进行，出征时至少要携带一个月的补给，所以说，运送给养船的数量不会少于运送兵员船的数量。这样大规模地从莱州沿海运兵到朝鲜半岛，说明当时驻守在莱州沿海的舰船数量非常庞大，海运的能力也同样非常强大。
《新唐书•东夷列传》还记载:
贞观二十一年(647)三月，唐太宗又命“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李海岸副之，自莱州度海”。《资治通鉴》还具体记载了自莱州渡海的部队数量:贞观二十一年三月，“以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侯将军李海岸副之，发兵万余人，乘楼船自莱州泛海而入”[47]。青丘道，指今朝鲜半岛南部韩国一带。这里说的“莱州”，指的是莱州当时管辖的区域，包括今蓬莱、长岛一带。
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太宗“诏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将军裴行方副之，自海道入”。《旧唐书•薛万彻列传》也记载:贞观“二十二年，万彻又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率甲士三万自莱州泛海伐高丽，入鸭绿水百余里，至泊灼城”。泊灼城，在今辽宁省丹东市附近。《新唐书•东夷列传》还提到了三山浦:“莱州刺史李道裕储粮械于三山浦、乌胡岛”。三山浦，清代《掖乘》认为即莱州掖县城北六十里的“三山岛”[48]。“乌胡岛”，即今长岛县最北端的北城隍岛。这说明，当时整个莱州地区，包括莱州管辖的庙岛群岛都是唐军储存粮械的后勤基地。但这次出兵还未来得及开战，唐太宗李世民就去世了。《旧唐书•东夷列传》记载，唐太宗命“莱州刺史李道裕运粮及器械，贮于乌胡岛，将欲大举以伐高丽。未行而帝崩”。
唐太宗伐高丽，都是“自莱州泛海”。虽说唐初莱州辖整个胶东半岛，出兵的海口绝不限于今莱州沿海一带，但由于掖县，及今莱州城是唐初莱州州治，必然在其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唐太宗伐高丽，有力地打击了高丽的势力，使高丽一蹶不振，再无能力入侵周边的国家。但百济的势力没有受到影响，在李世民去世之后，仍联合高丽的残余势力继续侵扰新罗。(www.zuozong.com)
据高丽史学家金富轼(1075—1151)编写《三国史记》记载，新罗太宗武烈王“六年(659)夏四月，百济频犯境，王将伐之，遣使入唐乞师”。新罗太宗武烈王七年(660)“三月，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金仁问为副大总管，帅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三万军以伐百济”。六月十八日，“定方发自莱州，舳舻千里，随流东下”。[49]十几万大军“舳舻千里”，虽说有些夸张，但这样庞大的军队，仅战船至少也得一千多艘或几千艘，加上所需的运送给养的船只，在莱州地区北部、东部沿海一带集结的应是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力量。
《三国史记》还记载，从莱州地区沿海一带渡海过去的十几万唐军联合新罗军队，俘虏了百济国王义慈和太子隆等人，其后，“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50]。百济的残余势力请来了倭国的军队，准备与唐、新联军决战。《旧唐书•东夷列传》也提到，唐龙朔三年(663)，唐、新联军大败百济军和倭军，“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贼众大溃”，百济军“及倭众并降”。《旧唐书•刘仁轨列传》也提到:“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即儋罗，今韩国济州岛)国使，一时并降。”“余丰”，倭国扶持的百济王。
唐龙朔年间在朝鲜半岛的这场战争，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江口海战，战争的结果以唐军大胜、倭军彻底失败而告终。此次战争使倭国受到了沉重打击，在此后近千年里，日本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未再向朝鲜半岛用兵。日本人因此哀叹:“王国复兴的希望完全破灭了，自从上古以来长久扶植半岛的日本朝廷的国权一时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51]另一方面，与唐友好的新罗借此强大起来，并逐渐统一了朝鲜半岛，国力足以与日本分庭抗礼。同时，唐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日本不断向唐朝靠拢。为学习唐文化，提高自己的国力，日本再次向唐朝派遣了遣唐使，而且以后不断地派遣，前后持续了200多年，使唐风文化在东亚诸国竞相开放。在这样一场对中、日、韩三国都产生重大影响的战争中，莱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莱州沿海一带是唐军驻扎和训练的重要基地，并在这里大量打造战船，经所辖港口运送大量的兵力、粮草、器械到朝鲜半岛。这都说明了莱州是当时维护朝鲜半岛稳定的坚实大后方和节制朝鲜诸国关系的重要基地。
日本的史料也记载:“唐军以十三万兵力，部署为水陆两路，陆军(兵力不详)由苏定方指挥，七月十日在熊津口附近击破百济军。……八月三日唐军召开宴会，慰劳相关将士。……而后大将军苏定方于九月三日率其大军及全部俘虏，从熊津口乘船迅速凯旋，由山东省莱州登陆回国。”[52]这都说明了莱州在唐朝武力协调朝鲜诸国关系方面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苏定方出兵朝鲜半岛，有一部分是从胶东半岛东部的成山头出海的，但唐高宗时期，莱州仍管辖整个胶东半岛，其指挥中心及后勤保障仍然是在今莱州一带，许多莱州(掖县)籍的官员，如王庆，就参加了这次支援新罗的战争，而且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据唐代《唐故朝议郎行登州司马上柱国王府君墓志铭》记载:
公讳庆，字弘庆，东莱掖人。……公幼得奇童之目，早标正人之称，多才艺，尚冲简，隐不违亲，贞不绝俗。……龙朔初，刺史河南邱孝忠褰占海甸，下车未几，便引公为谈客。时高丽余孽，作梗辽川，诏征舟师，济自黄腄。邱君以公有深谋远算，遂要在中权，同郗超之入幕，类田畴之出塞。阅赏酬庸，拜上柱国。军罢，敕授昭武校尉营州都督府泸河镇将。……是时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公孝性纯恳，兴言饮泪，衣不解带，药必亲尝，居丧之礼，哀毁过制。万岁通天元年(696)，白虏趑趄;锋交碣石，青林失律，火照甘泉。天子诏左卫将军薛讷绝海长驱，掩其巢穴，飞刍挽粟，雾集登莱。监军御史范玄成与公素游，捐公清干，且以务简，得兼统押，乃密表驰奏，朝廷许焉。俄除朝议郎行登州司马，仍充南运使。恩命光临，饬躬就列，情勤悦使，义笃均劳，粒粟齐山，飞云蔽海，三军欢庆，佥曰得人。圣历年(698—700)，运停还任。公雅爱虚寂林壑之致，始终不渝，虽嚣尘满庭，常啸咏无辍。……春秋六十七，以神龙元年(705)十一月二日卒于官舍。呜呼哀哉!……葬于掖城东南五里冈掖山之阴。[53]
王庆《墓志铭》中提到的几个词语在此做一下解释。“冲简”，谦和纯朴；“海甸”，指近海的地区；“黄陲”，黄，指黄县，今龙口市；陲，指古陲县，今烟台市福山区一带。黄陲，泛指当时莱州辖区北部沿海一带。“中权”，中军，这里指军事指挥机关。“郗超”，东晋时期著名的军中参谋，聪明过人，有很高的军事才能。《晋书•郗超传》评价他:“卓荦不羁，有旷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胜拔，善谈论，义理精微”。“田畴”，三国时期曹操的谋士，曾协助曹操大破乌桓，名声大振，曹操对其评价:“文雅优备，忠武又著，和于抚下，慎于事上，量时度理，进退合义。”(《三国志•魏志•田畴传》注引《先贤行状》)这里用郗超、田畴来形容王庆卓越的军事才能。“酬庸”，犹酬功；酬劳。“上柱国”，唐代授予作战有功人员的最高荣誉称号。荣获“上柱国”称号的，不管原来官职大小，均可享受正二品待遇。“白虏”，晋代时指当时北方的鲜卑，这里指唐代北方的突厥。“薛讷”，唐代武则天及唐玄宗时期武将，曾多次击败北方突厥，吐蕃等部。“游”，交游，结交朋友。“素游”，素有交往。“饬躬”，即饬身，使自己的思想言行谨严合礼。“悦使”，乐于效劳。“啸咏”，啸歌吟咏，犹歌咏。“掖山”，今莱州云峰山，位于莱州城南7.5公里处，因其为掖水发源地，古代称之为掖山。
王庆的《墓志铭》，清朝道光年间掖县人侯登岸编纂的《掖乘》也有记载，同时提到:“唐王庆《墓志铭》，道光三年(1823)自(掖)城东南姜家疃出土，乃村民满氏掘得，……石为斧山所产温石，高一尺六寸五分，宽二尺四寸四分，前标题一行，文三十二行，有细丝界。字约五分。”[54]掖县“姜家疃”，今莱州市文峰路街道办事处姜家疃村，在老县城东南方向约五里处，与《墓志铭》记载的“掖城东南五里冈掖山之阴”位置大体相符。“斧山”，在莱州城西北，今名福山。“温石”，莱州本地俗名滑石，白色的质地脆而不坚，碾成粉末后粉刷墙壁。蓝绿色的质地坚硬，可做雕刻的原料，著名的莱州滑石猴的原料即此。
通过王庆《墓志铭》可以得知，掖县人王庆不仅参加了龙朔年间的支援新罗的朝鲜半岛战事，而且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同郗超之入幕，类田畴之出塞”，说王庆在朝鲜半岛战事中，犹如当年的郗超、田畴一样，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阅赏酬庸，拜上柱国”，说论功行赏，王庆得到了战场上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奖赏，“上柱国”的荣誉称号，由此可知，王庆在支援新罗的战斗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王庆不仅参加了龙朔年间的朝鲜半岛战事，而且在后来的唐朝与北方突厥的战斗中，负责向朝鲜前线运送粮草，“飞刍挽粟，雾集登莱”，“情勤悦使，义笃均劳，粒粟齐山，飞云蔽海，三军欢庆，佥曰得人”。说明王庆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得到了前线官兵的一致赞赏。这同时也说明，大量的军需粮草是从莱州北部沿海一带运往前线的。由此也可以想象，龙朔年间的支援新罗的朝鲜半岛战事，所需大量的粮饷也是从这里运往了前线，王庆《墓志铭》中提到的“诏征舟师，济自黄陲”就是很好的说明。建国初期，掖县城里还可见到用直径约60厘米的石磨盘铺成的石磨街，相传这些石磨盘就是隋唐时期对朝鲜用兵，加工军粮时所用的石磨。这么多的石磨盘，所需加工军粮的民工肯定也是在莱州当地百姓中征集，也由此可以想象莱州百姓为战争所付出的辛劳。
《三国史记》还记载，新罗文武王十一年(唐咸亨二年，671)冬十月六日，新罗“击唐漕船七十余艘，捉朗将钳耳大侯，士卒百余人，其沦没死者，不可胜数”。新罗文武王十二年(672)九月，新罗将俘获的钳耳大侯、莱州司马王艺和“军士一百七十人”送还唐朝。[55]唐代司马是州刺史的佐官，多协助州刺史分管军事，莱州司马出现在新罗，也说明大量的莱州兵员到了新罗前线。莱州司马王艺和他的军士之所以成为新罗的俘虏，是因为唐朝帮助新罗击败了百济和日本的联军后，开始并没有消灭百济国的意图，只是想教训一下百济，但新罗的实力一旦强大起来后，野心也随之膨胀，借机吞并百济的地盘。为制止新罗的侵占，唐军又与新罗的军队发生了战争，莱州司马和他的军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了新罗的俘虏。好在新罗惧怕唐军的强大，最后又将莱州司马王艺和他的军士送还唐朝，这些士兵才得以回到故乡，但是死在了朝鲜半岛，被新罗军队击毙的唐军也不在少数。漕船是运送粮食和后勤物资的船只，从上面的介绍“飞刍挽粟，雾集登莱”，我们已经得知，这些被新罗击毁的漕船也应主要来自莱州地区。出征朝鲜的莱州子弟兵本来是帮助新罗打百济和倭军的，在击败了百济和倭国联军获胜后，有的士卒最后反而成了新罗的俘虏，更多的则被新罗军队击败葬身水中，“沦没死者，不可胜数”，这不能不说是唐军和莱州百姓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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