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美、苏的联合打击下宣布无条件投降。15日，日本天皇发布了《停战诏书》。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了日本正式投降的签字仪式。9月3日，中国战区日军代表在湖南芷江草签了投降书，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正式举行。抗日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它也是中国人民在对外御侮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
陕甘宁边区人民也同全国人民一样，为之欢欣鼓舞，在各地以各种形式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8月15日，在延安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9月5日，延安两万多人冒雨集会，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以及中共中央领导朱德、刘少奇等同志出席了庆祝大会。
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得到了解决，但国内的阶级矛盾又很快上升。特别是蒋介石一心想依靠其军事实力上的优势，武力解决共产党问题，实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因而在日本投降后，一面命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一面又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抢占战略要地，并大力收编伪军，为取得军事上的主动权、发动内战做准备。
当时，首先是国内人民在经历了八年的抗战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希望在战后能有一个和平的休养生息时期，因而是反对内战和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的，就连国民党内的一些人士，也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强烈不满。早在国民党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冯玉祥、屈武等就联合提出了《加强民主设施促成国家统一案》，反对武力消灭共产党，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其次，美、英、苏三国虽在战后关系发生了变化，由以前的盟友变为战略竞争对手，但在中国问题上既争夺又妥协，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三外长关于中国现状曾交换意见，他们共同商定关于在国民政府领导下，有一个团结及民主的中国之必要，并必须广泛吸收国内一切民主分子到国民政府的一切机构中。”[7]最后，蒋介石虽有军事上的优势，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还在远离前线的后方，调遣军队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以上种种因素促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策略，玩弄假和平、真备战的手法，以摆脱其不利局面，并可嫁祸于人。
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如毛泽东拒绝谈判，便可将内战责任推给共产党；如同意谈判，则以做官为条件诱惑共产党交出兵权。此外，即使以上目的均达不到，也可以借谈判拖延时间，为其军队调遣争取时间。而美国为了控制中国，一方面借帮助“受降”的名义替国民党向前线运送军队，一面支持蒋介石的所谓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的和平，派出驻华特使赫尔利到延安迎接毛泽东去重庆谈判。(www.zuozong.com)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早有察觉，但为了揭露和孤立蒋介石集团，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国内和平，中国共产党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在出发前发表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准备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进行一些必要的让步，以顺应民意，促成全国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同时，也告诫全党，对蒋介石要有必要的警惕，站在自卫立场上，还击国民党的任何挑衅行为。
经过43 天的艰难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国共双方“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还确立了和平民主的途径和形式，“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8]重庆谈判虽在中共军队缩编、解放区政权合法化方面仍未能达成协议，但毕竟使国民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的方针，使全国和平有了一线希望，同时也使蒋介石如发动内战，就会在政治上处于被动。
国民党虽然签订了和平协议，但仍以打通交通线为由，在除了陕甘宁的其他解放区都发动了规模不等的军事进攻。1945年12月，鉴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武装进攻，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正式向国民党提出，以停止军事冲突为召开政协会议的前提，于是在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1月10日，政协会议在重庆召开，在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国民代表大会、宪法草案、军事问题等重要方面，经过激烈的斗争，最终都取得了一定成果。政协会议达成了基本体现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意愿的《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通过了以中共的草案为基础的《和平建国纲领》，但在军事问题上仅做了些原则性规定，未能解决实质问题。尽管如此，这次政协会议其意义重大，它是一次成功的合法形式的斗争，虽然协议的内容因国民党发动内战未能实行，但其民主精神还是应当肯定的。
在国共两党谈判期间，陕甘宁边区人民也迫切地盼望着国内的全面和平。边区政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也为争取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而努力，立即着手进行选举，加强边区的政权建设，要“在抗战胜利结束以后，全国进入和平建设的新时期之际”，通过普选，“对于全国政治的民主化和地方自治的推行”提供经验。[9]同时，边区政府还着力解决地权纠纷，实行“减租减息”，调节租佃关系，“在农民按照减租法令取得应得的利益后，适当地照顾地主的利益”，明确提出要“保证交租交息”，指出“这是团结解放区各阶层人民的必要措施”。[10]很显然，边区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减租以调动人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边区的经济及各项事业，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对边区内各阶级、各阶层的团结，努力营造一个民主、和谐的局面，为推动国内的全面和平做贡献。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