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

陕甘宁边区因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极其困苦，社会风气也很闭塞，长期以来缺医少药，人们的卫生观念十分淡薄。边区不少地方的群众是人畜同居的“一揽子家庭”，不洗脸、不洗手等不讲卫生的习惯很深，有了病一般不找医生看，而是求神拜佛或听天由命。造成了边区人口的出生率虽然不低，但死亡率也很高。疾病对人民的身体健康构成了很大的危害。边区政府针对这一现状，结合边区战时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去努力改善边区医疗卫生落后的状况。

首先，边区政府提出了预防第一的方针。在边区开展全民性的讲卫生运动，发动群众打井、修厕所、灭蝇灭虱、喝开水、多吃蔬菜、注重个人卫生，还改造圈棚，实行人畜分居，以及预防“瘤拐子”、“瘿瓜瓜”等地方病。同时揭露神汉、巫婆的骗人把戏，“据我们约略调查所得，巫神之中大多数并不信神，他们自己生了病时反而要找医生医治”^[34]，并用神汉、巫婆伤人害命的事例教育大家，对神汉、巫婆们进行改造。还把讲卫生同当时的社会教育活动相结合，如在陇东分区曲子县的民教馆，召开商人、农民卫生座谈会，讨论公共卫生、家庭卫生及个人卫生问题在民教馆的黑板上，写上卫生公约条款。民教馆与学校配合，开展卫生宣传活动。

其次，为改变边区缺医少药的局面，大力发展中医事业。在边区政府的指导关怀下，边区先后建起了药铺390 家，保健药社26 处，民间中医发展到1080 人。^[35]1940年6月10日—29日，为了推动中医事业发展，在延安举行了边区国医（中医）代表大会，会议讨论了改进中医、中药，以促进边区卫生工作发展的问题。华池县保健药社，因陋就简，组织群众采药，仅温台、白马两区1944年采药千余斤，同时还向民间收购药材，既解决了药材问题，又为一些民众增加了收入。边区的许多民间中医在政府鼓励下，也积极地投身到为民众服务中来。新宁县湘乐的高俊岳，被特聘为模范医生，医药合作社在他的领导下，社员看病不要“脉金”，药价也是市场价的70%，医药合作社有了很大发展，该社收得股金80 余万，还准备新开5 个门面。^[36]

第三，边区政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因陋就简地兴办新式医疗卫生事业，培训医务人员。全边区共有医院11 个，西医200余人，其中著名的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延安的中央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二部）、陕甘宁边区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三部）、八路军留守兵团野战医院。在边区的其他地方，也依托当地驻军成立了一些医院或卫生队，如陇东的利民医院。一些医院还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如延安的中央医院原只有几孔窑洞和简单的设备，1943年，已发展到有7 个科室、150 个病床的规模，还可以进行化验和X 光检查。^[37]为培养医务人员，边区还开办了延安医科学校、陕甘边医药学校等。

第四，针对边区婴儿出生后死亡率极高的问题，边区政府大力培训助产人员，提高妇女、婴儿的健康状况。先后举办了助产人员训练班18 个，培训了359 名助产员。^[38]1944年秋以后，各分区要求各县都要办助产人员训练班，关中分区明确要求：“每乡调一个接生婆训练，准备全分区训练出118 个接生婆。”^[39]在一些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还为妇女、婴儿提供专门的服务，如延安的中央医院就设有20 个婴儿床位。新式接生减少了妇女的痛苦，提高了婴儿的成活率，逐步得到了民众的认同。甚至在新宁县有一个大肚子妇女，跑五六里路央求接生员，一定要等她生了小孩再走！

最后，边区政府还尽力争取外援。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受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派遣，率一支由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组成的医疗队，1938年4月1日抵达延安（同年5月2日离开延安到抗日前线）。爱德华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于1939年2月12日到达延安，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柯隶华、巴苏华到延安东北的拐峁医院工作，卓克华、木克华到八路军富县卫生学校任教。1939年11月，爱德华、柯隶华、巴苏华离开延安到抗日前线。^[40]还有1936年7月随斯诺到达陕北的美籍黎巴嫩大夫马海德、德国友人米勒大夫、苏联的阿洛夫大夫、朝鲜的方禹镛大夫等。这些人为边区的卫生事业、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有的还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民众的卫生观念得到提升，使疫病预防取得了初步成效。边区政府通过卫生突击竞赛、卫生模范村评选等活动，促使了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状况的改变，一些地方推广人畜分居、修厕所、改造饮水等工作有了明显效果。如陇东曲子县的天子、马岭等地，群众新修厕所1551 个，打井21 眼，人畜分居25 户^[41]。庆阳驿马在当地驻军带动下，环境卫生有了新气象，驻地男女老少讲究卫生、治理环境的自觉性大大提高了。边区还利用中草药、接种疫苗等来加强对疾病的预防和控制。1945年春，华池县保健药社下乡给210 名儿童接种了牛痘疫苗。^[42]

边区医疗卫生机构也为边区人民的健康做出了贡献。1942年10月—1943年9月，中央医院治愈病人2389 人，1940—1941年，中央医院收产妇565 名，死亡2 人。1942—1943年，收产妇893名，无1 人死亡。^[43]边区驻军的卫生队和医院也经常帮助老百姓治病，老百姓也经常找他们看病求药。在陇东庆阳，有一位患有“瘿瓜瓜”（大脖子病）的老太太找到王维舟旅长，当时的旅医院无做这样手术的能力，王旅长立即向延安中央医院求援，中央医院派来了2 位医生（1 位是苏联医生），给老太太免费治好了病。^[44]陇东庆阳驻军为了方便民众，后来还专门开办了利民医院。

在边区医疗卫生事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的是保健药社和民间中医，各地保健药社在本地医疗事业中又居于核心地位，保健药社主要是以当地中草药为主，兼用少量西医、西药为群众服务的，在当时边区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为边区人民解除了不少痛苦。如在当时办得比较好的曲子保健药社，从1942年6月到1944年7月的两年时间里，他们走乡串户，上门行医，先后治好病人11444 名。为了解决药材问题，保健药社主任庞克道亲自带同志们去采挖，试制出常用中成药品有治喉症的“锡头散”、治大头瘟的“林树散”等20 余种，给群众赠药价值62 万元边币。^[45]民间中医也在各级政府鼓励下，为边区人民的健康做出了贡献。甚至军队卫生机构也大量使用中草药为民治病，如1945年5月，驻军五旅五团在华池开办了民生医院，主要利用中草药，两个月时间为群众治病452 人^[46]，周边六七十里路的群众有病都纷纷前往医治。

陕甘宁边区医疗卫生事业因当时条件所限，以及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总体来说还是很落后的，疫病对人民的生命健康还不时地造成严重危害。如在陇东地区相对医疗卫生活动开展较好的曲子县，1945年1月—9月，全县患病群众1539 人，治愈565 人，死亡421 人，还有553 人尚在治疗中，同期，该县的新生儿1536 人，死亡421 人，疫病和新生儿的死亡率都很高。^[47]边区因医药条件太差，感冒、天花、白喉、痢疾、伤寒等常见病常常肆虐，但边区政府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不懈地努力去改变这种状况，依靠和教育民众，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并在驻军卫生机构帮助下，动员民间中医尽力为边区人民解除痛苦，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府为人民的精神，因而也获得了人民的爱戴。当年一位被七七○团卫生队救治的得了伤寒的小孩，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同当时的团长张才千保持着联系，给张才千将军带去了他们的全家福照片和问候，不忘当年治病之恩。^[48]边区政府与人民、人民与军队在同疫病斗争的过程中结下的鱼水情谊从中可见一斑。

【注释】

[1]见《甘肃省志》（教育志），135 ～137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2]《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 辑），26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3]见《李之钦论教育》，270 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

[4]宋金寿主编：《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355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5]吴志渊：《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272 页，湖南出版社，1991。

[6]《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 辑），26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7]吴志渊：《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272 页，湖南出版社，1991。

[8]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13 ～375页，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

[9]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丛书编辑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大事记》，见《中共党史资料》（第33 辑），190 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10]见《李之钦论教育》，270 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

[11]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丛书编辑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大事记》，见《中共党史资料》（第33 辑），197 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12]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11 页；（第二卷）618 页，人民出版社，1991。

[13]见《甘肃省志》（教育志），154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14]甘肃教育资料编辑委员会：《陇东老区教育史》，159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

[15]见《甘肃省志》（教育志），154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16]见《甘肃省志》（教育志），153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17]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98 ～706 页，人民出版社，1991。

[18]《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 辑），87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19]见《甘肃省志》（教育志），138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www.zuozong.com)

[20]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708 页，人民出版社，1991。

[21]见《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16 页，人民出版社，1993。

[22]见《甘肃省志》（教育志），145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23]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11 页，人民出版社，1991。

[24]见《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44 页，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90。

[25]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丛书编辑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大事记》，见《中共党史资料》（第33 辑），189 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26]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丛书编辑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大事记》，见《中共党史资料》（第33 辑），200 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27]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48 页，人民出版社，1991。

[28]见《陇东老解放区通讯选》，616 ～625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

[29]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丛书编辑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大事记》，见《中共党史资料》（第33 辑），205 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30]张文琳：《国际友人与红色中国》，362 ～373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31]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6 页，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

[32]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699 ～708 页，人民出版社，1991。

[33]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丛书编辑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大事记》，见《中共党史资料》（第33 辑），188 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34]《开展反对巫神的斗争》，载《解放日报》，1944年4月29日。

[35]李鼎铭：《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见《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221 页，科学出版社，1958。

[36]《新宁襄洛合作社改为医药合作社》，载《解放日报》，1945年5月14日。

[37]李鼎铭：《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见《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222 页，科学出版社，1958。

[38]李鼎铭：《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见《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221 ～222 页，科学出版社，1958。

[39]《关中分区助产训练班结束各县将开办助产训练班》，载《解放日报》，1944年10月26日。

[40]张文琳：《国际友人与红色中国》，256 ～263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41]《曲子县卫生工作总结》，见《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卫教卫生事业》，564 页，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92。

[42]《华池保健药社下乡给群众娃娃种牛痘》，载《解放日报》，1945年6月3日。

[43]李鼎铭：《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见《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222 页，科学出版社，1958。

[44]张才千：《留守陇东》，229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45]《曲子保健药社两年治愈病人万余名　民教馆组织市民讲卫生》，载《解放日报》，1944年7月14日。

[46]《五旅五团民生医院两月中医治四百余人》，载《解放日报》，1945年9月30日。

[47]《曲子县卫生工作总结（节选）》，见《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卫教卫生事业》，565 ～566 页，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92。

[48]张才千：《留守陇东》，229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