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及私人手工业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中的重要地位

手工业在陕甘宁边区早已存在，手工业的行业门类也不少，有油坊、染坊、磨坊、粉坊、烧（酒）坊、铁匠铺等，还有走村串户的毡匠、皮匠、木匠、小炉匠等。一般农户家还从事如纺线、织布、编织毛口袋、织毛袜等家庭手工业。但边区的手工业生产并不发达，主要是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形式存在。如纺线、织布在边区的一些地方主要是被作为一种家庭副业，贫苦农民依此部分地解决自家的穿衣问题，其商品化率是很低的，后又因洋布的大肆侵入，传统的家庭纺织业也越来越不景气，不少织户因无利可图而停业。边区的其他手工业行业的情形也大体如此。

全面抗战爆发后，东部国土沦陷，边区工业品来源大幅减少，当时边区的手工业难以满足边区自身的需求，造成工业品价格过快上涨，这严重地影响到了边区人民的生活。如1937年在延安市1 斗小米可换“三八老布”1 匹，1940年只可换布0.45 匹。据对延安县某乡的50 户农户调查，买布占全年总开支的30.4%。而且是越贫困的家庭所占比重就越高，对延安市西区第一乡调查，买布占全年总开支的比例：富农为11%，中农为34%，贫农54%，最贫困的难民这一比例可高达66. 8%。同时，因布匹来源减少、工农业产品价格差拉大，也使得边区蒙受着很大的经济损失。如1943年，边区为解决穿衣，输入棉、布的花费，折合小米404592石^[18]，这无疑加大了边区的经济困难。

怎样能减少边区对外来工业品的依赖，特别是解决民众的穿衣问题，是边区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在当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民间手工业。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大力奖励个人或合作投资，以发展手工业生产。边区的延长、固临、延川、淳耀、新宁等地，在政府的提倡下，家庭棉纺业开始兴起。1939年7月，已有50000 妇女投入纺织（包括加入纺织合作社的），每日可纺细纱4 ～6 两，向边区难民纺织厂提供土纱20000 余斤。在纺织搞得较好的延长、固临两县，土布已可自给。其他手工业也有所发展，如延安市1938年到1940年：铁匠铺子由7 家增加到20家，木匠铺子由6 家增加到10 家，成衣店由7 家增加到11 家。^[19]

1940年底，国民党顽固派一面制造摩擦，一面对边区进行严格封锁，致使边区连穿衣都成问题，其他日用工业品更是奇缺。边区政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明确指出，“发展工业，主要应以发展家庭手工业和人民的生产合作社为主”，“政府办的公营工业主要是为的倡导和供给的作用”。^[20]边区政府还把发展棉纺业、解决边区军民穿衣问题作为重点来抓。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边区高干会议上号召：为老百姓、军队及公务人员需用的25 万匹大布的全面自给而斗争。边区建设厅提出了具体发展农村纺织业的政策，边区民间纺纱、织布的热情在政府扶持下更为高涨。在边区政府大力推动和扶持下，边区以民间纺织为重点，各种手工业都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在人多地少的绥德分区，民间纺织业走在了全边区的前列，农民不仅靠纺织解决自家的穿衣问题，还依靠纺纱、织布来换取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如绥德枣林坪福乐村，全村45 户都参与纺织，所产布匹的三分之二外卖。崔家湾铁茹坪，在49 户织户中有24 户出售布匹。有的农户家庭农业收入仅占家庭收入的48.9%，而纺织收入占到了51.1%，民间纺织业的兴起，更有效地利用了当地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在陇东的庆阳、曲子、镇原也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妇女从事纺织。1942年，陇东的六县从事纺织的妇女增加到4400 余人，全年民间纺线34000 斤，织布18700 余丈。^[21]1944年，关中分区的新宁县一区、二区、四区，群众自发地搞起了手工纺织作坊10 个，最大的作坊有妇女135 人，五区四乡的村民也搞起了手工纺织组。农民的这些活动，使新宁县手工纺织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县从农历正月到十月，共纺线26553 斤，织布32557 丈，全县布匹的自给率达到33%。^[22]三边分区原来很少有人从事纺织，甚至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各级干部家属便首先带头，使民间纺织渐渐普及了起来。如盐池县的城市区，在主要区领导之妻带动下，1943年，有66 个妇女打破传统，从事纺织，共纺纱1448 斤，得工资近40000 元（边币）。^[23]民间纺织业在陕甘宁边区的兴起，为解决边区穿衣问题做出了很大贡献，到1944年，陕甘宁边区的民间纺织业已可满足边区需要的三分之一（参见1942—1944年边区民间纺纱织布情况表）。

1942—1944年边区民间纺纱织布情况表(www.zuozong.com)

注：本表根据《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 编，533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一文的相关资料编制。

在边区的城镇和农村，还有不少小手工作坊，多者四五人，少者一二人，其门类繁杂。这些手工业在满足人民生活、发展生产方面也有很重大的意义，边区政府也对其采取了鼓励发展的政策。据对延安等14 个县（市）统计：到1942年，共有手工作坊399 个，手工业生产者1108 人，涉及毡坊、鞋铺、成衣、毛皮、铁匠、木工、油坊、粉坊等十多个行业。1943年，手工作坊增加到656 个，增幅达到64.4%；手工生产者增加到2047 人，增幅达到84.7%。^[24]

手工作坊不仅数量大增，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地区特色行业。如佳县峪口村靠近黄河，但耕地缺少，手工造纸成为不少农户赖以糊口的手段。在政府帮助下，峪口手工造纸业有了较大发展。1940年，全村有池子36 个，毛驴15 头，造纸工90 人，每天出四开纸205 刀20 张。而到1943年，全村有池子53 个（每户1 池），毛驴24 头，造纸工143 人，每天出四开纸302 刀10 张。^[25]此外，像绥德的丝线业、定边的私人皮作坊在当时边区也都很有名。1944年，中共西北局发布了《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决定》，进一步推进了边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根据对边区的绥德、陇东、三边3 个分区的统计：1944年，除了毛织、造纸、炭工、盐工及流动性强的泥水匠等手艺人，还有各种手工作坊1425 家，工人2857 人。^[26]

显然，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边区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地调动边区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克服了种种困难。农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创造性，群策群力，依靠较原始的生产手段，在解决当时边区的穿衣和日常生活用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陇东和三边地区，历史上无植棉的传统，纺织更无从谈起。但在抗战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广大民众为了克服困难，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奇迹。1943年，陇东分区就植棉30000 亩，种蓝靛千余亩，有14000 余妇女参加到家庭纺织业中去，当年织布56000 余匹。^[27]如按当时该分区人口算，人均约有布1 丈余，这对一个向来不产棉、织布的地方，短短几年内能做到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