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和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

1941年，因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陕甘宁边区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为了保障边区的供给，保证抗战的需要，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李鼎铭先生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该提案立即获得了大会的通过，大会还通过决议，要求边区政府应很快着手去办理。中共中央对此也予以高度的重视，毛泽东同志批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我们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13]后又多次强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整个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共进行了三次精简。

第一次从1941年11月到次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要求各根据地的党、政、军脱产人员一般占全区人口的3%以下。根据中共中央决定，12月4日，边区政府发出了《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1942年1月，又颁布了《关于各级行政组织区划编制的规定》，分区、县、区和乡都按人口、地域等因素分为甲、乙、丙等。如陇东分区为甲等，关中分区为乙等。庆阳县为甲等，环县、曲子、镇原、合水、新宁县为乙等，新正县为丙等。第一次“精兵简政”，边区主要进行了机构的精减和人员的缩编，裁、并机构百余个，缩减人员1598 名，占边区政府原有人数的24%。^[14]

1942年6月30日，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十六次政务会议上，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1942年7 到9月，实行了第二次“精兵简政”，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行政工作效率”，主要办法是“建立必要的、符合边区实际情况的行政工作制度”、“密切党、政、民的工作配合”、“实行合署办公”等。^[15]此次精简还十分注重提高县级政府的职能，强化基层政权建设，在干部任用中要求重质量不重数量。“精兵简政”的重点是县以上单位，许多机关单位进行了缩编、合并，富余人员有的充实到基层，有的送出学习提高，还有的因不适合机关工作，被劝退回家务农。

1942年12月13日，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又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1943年3月正式公布实行，开始了第三次“精兵简政”。第三次“精兵简政”的目的，“是为了使政权工作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16]，因而要划清职权，精减区以上机构和人员，加强乡政权建设。同时，为了确保“精兵简政”后行政事务不受影响，提高机关办事效率，边区各地政府还开办了各种干训班，重点对区、乡干部进行轮训。还把干部作风建设与巩固“三三制”政权问题纳入到“精兵简政”工作中去，到1944年“精兵简政”工作完成。这次精简后，区以上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人数减少了23. 5%，调派了1000 多名青年知识分子充实到乡政权。^[17]很显然，这次精简不单纯是为了减少数量，而是为了提高干部质量，强化基层政权建设。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精兵简政”，一方面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增进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另一方面淘汰了少量不合格的干部，提高了全边区干部队伍的素质。同时，还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改进领导作风，对于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在边区的正确贯彻执行、保证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针对党内过去“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尚未肃清，以及抗战后新发展的党员数量较多（见1937年9月与1941年10月边区中共党组织概况对照表），成分也较复杂，大量党员中存在的小农意识、宗派主义等问题，为了确保党的先进性，提高广大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实际是为“整风运动”作思想动员。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正式拉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同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6月，又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按照中央部署，“整风运动”在全边区推开。

1937年9月与1941年10月边区中共党组织概况对照表(www.zuozong.com)

注：本表根据《关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的回顾》（马文瑞：《关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的回顾》，见《中共党史资料》第30 辑，49 ～50 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一文的相关资料编制。

“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8]最主要的是反对主观主义。前期主要是动员和学习，分为学风学习、党风学习、文风学习几个步骤。其目的是对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通过学习提高边区广大党员的认识。“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法是通过学习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状况、工作状况进行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弄清问题的基础上，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提高认识，在新的水平上达到新的团结，切实增强党的战斗力。

在开展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于1942年12月开始了审查干部工作。这在当时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国民党加紧特务活动的情况下，是有必要的。但是，在审干工作中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或历史上未弄清楚的问题，轻易怀疑成政治问题，以至反革命问题，并采用“逼、供、信”的错误方法，出现了严重偏差。特别是1943年7月15日，时任整风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后，掀起了“抢救运动”，大肆进行“逼、供、信”，造成了一片恐怖气氛。在审干过程中，采用了办整风训练班的办法，对进入训练班的人日常工作、生活进行严格限制。同年10月，进一步升级，取消训练班学员的娱乐活动、两人在一起未经组织许可不许谈话、不准随便出入训练班大门和进入他人卧室等。国统区来的许多党员、青年知识分子被诬陷为敌特分子，而边区的地下党则被污蔑为“红旗党”。仅在西北公学，500 多人中只剩下20 多人未被“抢救”，中央通讯部门1000 多人大都成了“特务”。^[19]在陇东分区，逼迫“坦白”的有104 人，许多人被迫承认自己为敌特分子等，有的被迫自杀，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新宁县还逮捕关押了20 余人^[20]。

毛泽东同志发现了当时斗争扩大化的问题，亲自出面纠正。中共中央也及时起草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具体规定了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要求首长负责进行调查研究，应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等。并明确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虽《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对敌情估计仍是比较严重的，认为敌特之多，不足为怪。但明确规定了防止逼、供、信，防止乱打、乱抓、乱杀，要重证据，这些对纠正“抢救”运动的错误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后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也明确表示要进行甄别。1943年12月以后，陕甘宁边区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对斗争扩大化问题进行了纠正和平反，并向被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

“整风运动”在当时虽出现了一些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总体来说还是值得肯定的。在中共中央指导下，1942年10月—1943年1月，中共西北局分别多次召开会议，对中共在陕甘地区党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特别是“左”倾路线对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危害进行了讨论，充分肯定了刘志丹等同志开辟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整风运动”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也使边区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强化了党的组织和思想建设，为巩固边区党的领导地位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