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陇东地区与陕北的西部地区，大体依子午岭为界，习惯上被称为陕甘边地区。这里地广人稀，交通闭塞，自然条件很差，社会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再加上军阀土匪横行、官僚及地主的压迫，人民生活极端困苦。频繁的自然灾害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以及兵匪之祸，导致农村经济残破，广大人民为了自己的生存权利，不得不展开各种方式的斗争。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陇东、陕北人民就不断地发起过抗税、抗粮斗争，投身到了反封建压迫的革命洪流之中。1927年9月—1928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清涧、渭华、旬邑暴动失败后，共产党员刘志丹、谢子长等一边继续从事兵运工作，一边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在毛泽东同志进军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启发下，逐步地认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决定在陕甘交界的乔山创建革命根据地，这里阶级矛盾尖锐，敌人统治力量又相对薄弱。
1929年，陕甘两省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中共陕北特委首先在陕北发起了饥民斗争，斗争很快波及陇东等地。华池县南梁地区的贫苦农民赵二娃、杨培胜率众暴动，组织农民武装抗粮、抗税。刘志丹利用同赵二娃的姑表兄关系，多次到南梁地区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大力支持农民的反压迫斗争。1930年10月，刘志丹在苏雨生、谭世麟部搞兵变失败后，便利用共产党人所控制的保安县（属陕西省）民团，成功地袭击了陇东军阀谭世麟的二十四营（合水县太白镇民团），缴获了60 支步枪和90 匹骡马[1]，创立了陕甘边革命武装，活动于甘肃合水、庆阳、宁县和陕西保安、甘泉、安塞等地。1931年春，部队因遭陈珪璋部的进攻，被迫退到了陕西旬邑，后又被苏雨生所部缴械。刘志丹被扣押在平凉，后经刘志丹的老师——时任杨虎城高级参议的杜斌承先生营救出狱。
1931年6月，刘志丹又到平凉的陈珪璋部从事兵运工作，刘志丹利用他同陈部特务二团团长刘玉堂的关系，借陈珪璋急于扩充实力之机，获得了个十一旅旅长的头衔。同年夏季，中共陕西省委正式决定在乔山创立工农武装斗争区，开展游击战争，令埋伏在各军阀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策动起义。刘志丹便以陈珪璋十一旅旅长的身份，率陈部特务团（约200 余人）前往宁县收编李培宵领导的当地农民武装。但不久，陈珪璋的十三旅旅长高广仁叛变，缴了刘志丹部的械。[2]刘志丹本人也遭陈珪璋通缉，形势的变化使得刘志丹不得不离开陈部，把工作交给了张秀山等同志。刘志丹再次返回南梁后，他对赵二娃和杨培胜的农民军以及共产党人所控制的合水县蒿嘴铺的贾生财民团进行了整编，成立了一支500 人的队伍——南梁游击队。[3]
1931年10月，中共领导的晋西游击队和商贩队，因遭山、陕军阀的重兵“围剿”，在杨仲远、阎红彦等人的领导下，先转战陕北，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支队。后又向西转移，到达了子午岭山区，同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在林镇庙（属华池县）会师，会师后部队被改编为两个支队（南梁游击队为第一支队，陕北支队为第二支队）。这次会师拉开了乔山中段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革命武装已达千余人，并迅速占领了二将川、城壕川、悦乐川（现均属华池县）等地。10月底，中共陕西省委正式委任谢子长、刘志丹领导这支队伍。为了摆脱革命武装力量四面受敌的被动局面，谢子长、刘志丹利用陈珪璋急于扩充实力的心理，和陈珪璋谈判，在保证独立的前提下接受陈珪璋的“收编”，陈珪璋向南梁游击队提供千余套军服和3000 元军饷以及部分枪械修造工具，南梁游击队则接受陈珪璋所给的十三师警备骑兵二旅的番号。[4]后陈珪璋看到控制这支武装力量的目的难以达到，便企图将其消灭，调集了1 个旅的兵力进行“围剿”。南梁游击队在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领导下，利用当地山沟纵横的有利条件，在庆阳县的六村塬歼敌两个连，重创敌军后安全地退入到子午岭山区。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组织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方针，决定以原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和阎红彦的晋西游击队为基础，成立陕甘人民抗日武装力量。1931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荣子卿来部队，传达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1932年初，部队按陕西省委的指示南下，在正宁县柴桥村正式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由谢子长同志任总指挥，刘志丹同志任副总指挥，并在部队成立了党委，部队下辖两个支队。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移师到正宁县的山嘉塬，在正宁一带开辟新区，进行革命武装斗争。[5]正宁地处陕甘两省交界的子午岭南部，历来是兵匪横行之区，广大群众深受其害。因而当西北抗日义勇军从子午岭东侧进入到正宁山嘉塬的细嘴子、锦章一带时，当地民众逃亡一空，刘志丹严令部队不得动老百姓的一草一木，组织战士帮助群众打扫院子，四处寻找逃亡到深山的百姓。为了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树立起革命军队的威信，部队还大力整顿纪律，纯洁革命队伍。当时革命武装尚处在初创阶段，内有不少收编的土匪和国民党残部，他们对革命队伍的严格的纪律和艰苦的生活很不适应，有一个姓赵的营长甚至发牢骚煽动说：“这是什么军？ 是队伍不发饷，是土匪不去抢。”[6]并伙同另一姓杨的营长公开去集市抢掠。刘志丹决定在南庄子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处决了赵、杨二人。此事极大地教育了广大士兵，在当地群众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民群众开始认识到，共产党的队伍是真正维护人民利益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西北反帝同盟军不仅在正宁一带站稳了脚跟，而且名扬陕甘边地区。
1932年2月12日，遵照上级指示，西北反敌同盟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山嘉塬锦章的一个打麦场上举行了庄严的授旗仪式，出席会议的有中共陕西省委代表李杰夫，游击队领导谢子长、刘志丹。李杰夫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宣布了改编的命令，任命谢子长为指挥，刘志丹为副指挥，李杰夫为政委，并将一面印有“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大旗授给了谢子长。红军游击队成立后，当地民众有了主心骨，受苦人扬眉吐气，他们纷纷起来响应红军号召，积极报名参军，使得红军队伍迅速地壮大了起来。红军在群众的支持下，在正宁、宁县及相邻的陕西旬邑县展开了游击战争，抓土豪、贪官，打击地方民团和豪强武装，分田分地，分配地主的浮财。通过打土豪分田地，不仅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部分贫苦农民的生活，同时也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气焰，平日骑在百姓头上的“东家”丧魂落魄，而广大贫苦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了起来。随着革命运动迅速在这一带推开，在正宁县的湫头、山嘉以及陕西旬邑县等地的党组织也得到了扩充。[7](www.zuozong.com)
在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支持下，当地的民众运动也在向前发展，在正宁的五顷塬、坬皮塬、龙嘴子、南邑等村庄，还成立了公开的苏维埃政府和农民赤卫队等群众组织。宁县的民众在红军游击队的影响下，何炳正等人也在山区组织起了农民武装，后被改编为平子游击队。1933年8月，这支农民武装又被改编为宁县游击队。后又以正宁农民赤卫队为基础，组建了正宁游击队（后按当时斗争的需要，确定宁县游击队为关中游击区三支队，正宁游击队为关中游击区四支队），并在游击队建立了中共党支部。1933年底，在宁县月明塬的杨家园子，成立了农村工作党小组，专门负责领导农民运动。1934年元月，中共党员人数已发展到9 人，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正式成立了党支部，领导农民扩大革命斗争成果，组织农民赤卫军，进一步扩大游击战争，以支持关中地区的革命根据地的创建。[8]
1932年2月，由于陕西省委在甘肃两当策动的兵变又失败，惨痛的失败使得许多共产党人不得不深思，刘志丹根据自己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越来越认识到单纯的兵运工作的不足，他在与两当兵变失败后来找他的习仲勋见面时明确谈到：“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9]从此，根据地问题被摆到了陕甘革命事业的首要议事日程上。
1932年春，陕甘红军游击队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开赴关中一带活动，他们当时准备以旬邑县的照金为中心，利用其北靠桥山，南面关中平原，可进可退的有利地形，以及又处与陕甘两省交界，小军阀派系众多，反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有利条件，创建革命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先攻占了旬邑县职田镇，又在阳坡头歼灭彬县、旬邑、淳化的民团500 余人。后又回师正宁打败了陈珪璋部敌军，再次南返旬邑，开始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尝试。在照金，红军战士一村一户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贫民团、农会、赤卫队和游击队。并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开展了打土豪、分粮食和浮财的斗争。在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阶级觉悟的基础上，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革命武装力量也不断壮大，同年12月24日，陕甘红军游击队在宜君转角镇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二团[10]，照金革命根据地粗具规模。
由于当时党内王明的“左”倾路线泛滥，时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大力推行王明“左”倾路线，排斥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谢子长被迫离开部队，刘志丹也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1933年6月，杜衡又指挥部队南下终南山，结果导致部队在陕西省蓝田县的张家坪全军覆没。7月，时任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中共地下党员王泰吉率部在耀县起义，后遭敌军袭击，部队损失很大，退入照金，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根据地的力量。同年9月，刘志丹等20 余人脱险后历经艰辛返回照金。但此时的照金根据地已处在敌重兵围攻之下，红军主力已丧失，各地游击队和民众仍进行着激烈抵抗，但终因力量对比悬殊，10月，照金革命根据地完全沦陷。刘志丹等被迫放弃以桥山南端为依托，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向北撤入子午岭中段山区。11月3日—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番号，成立了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会议还决定依托桥山，在陕甘边地区建立三路游击区：正式将陕北确定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属陕西）为中心；陇东为第二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关中为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11]
在清涧、渭华等一系列兵变和暴动失败后，刘志丹等陕甘共产党人通过深思熟虑，开始意识到创建革命根据地问题的重要性，走井冈山的道路，这是革命斗争的一大进步，标志着陕甘共产党人的逐步成熟。尽管当时还处在摸索阶段，后又遭到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但其意义深远，陕甘的共产党人正是在这种艰难探索中，才为当时革命斗争找到了一条适合当地革命斗争情况的道路，最终成功地在陕甘边创建了一块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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