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楠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从唐代到清末，存在了一千多年。创办者或为私人，或为官府，一般选择山林名胜之地为院址，不少有学问的人讲学其间，采用个别钻研与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方法，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间以议论时政，对学术思想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元代，各路州府皆设书院。明清时期，书院仍然兴盛，唯多数已成为准备科举的场所。
“陇南书院”创立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先是陇南有文昌书院，原址在岷州（今岷县），巩、秦、阶道道署之侧。同治三年（1864年）在甘肃回民起义中遭到焚毁，后巡道驻在秦州（今天水市）。同治十一年（1872年），董文涣分巡巩、秦、阶道，遂以兴建书院为己任，筹集资金，选定巩、秦、阶道行台西边的丰裕仓为书院院址，于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动工，第二年五月竣工，命名为“陇南书院”。当时书院的规模是：
讲舍周涂暨，学斋思栋宇，中可容百人，互以东西序、覆簷颇深邃，井灶粲可数，有竹左右之，绿阴旉庭户，于焉列生徒，何止除风雨。
（《董文涣“陇南书院”落成示同舍诸生》见《秦州直隶州新志》）
陇南书院的原址，现为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政府，其原貌尚存。临大街有坐北向南正门三间，进门后就是俗称的“砖巷子”，东边叫东斋房，西边叫西斋房。东西斋各有坐北朝南的斋舍五排，每排有房五间。每间若住就学生徒二人，恰符百人之数。斋门东三、西三。门楣上有董文涣所书“含英”“茹实”“研经”“敷文”等横额。“砖巷子”北端有一月门通内院，月门两边也有董文涣所书的“前列生徒”“门多桃李”横额。进入正院，门柱上书“有民入焉可与共学，非吾徒也不得其门”对联一副，亦为董书。院凡三进，中院有会讲厅。天水中学时，会讲厅门上悬有“真善美”匾额一块，为南通张謇所书。
陇南书院建成之初，董即敦请秦州进士任其昌先生为书院山长。他称赞任说：“院长邦之彦（谓士言农部），旧交深肺腑。文行符舆论，中流堪砥砫。不远千里来，多士亦鼓舞。予曰士得师，大匠示规矩。若金受陶镕，若木从绳斧。”（见《董文涣陇南书院落成示同舍诸生》）
关于当时书院的课程，从董诗得知：“治经与治事，二者实兼取，文艺后器识，葘畲雅训诂。”这就是说，陇南书院不沿袭专门考课、研习举业的风习，崇尚经史辞章、训诂考证的“汉学”学风。尽管如此，把书院作为准备科举的场所，已是当时社会盛行的风尚。流风所及，陇南书院也在所难免。因此，在任其昌主讲陇南书院的二十余年中，秦州进士及第及中举的有八九十人之多。
光绪十一年，任巩、秦、阶道的姚协赞，目睹当时陇南书院诸生为了读书中举，不读经史，只读腐烂时文的陋习，发出浩叹说：“古人读书唯恐不成圣贤，今人读书唯恐不成科第。后之读书者不知向上平居，但取腐烂时文极力揣摩，不唯圣贤教人之心一毫不知，而于四书五经亦遂茫然不解，遂谓为取科第之秘钥……即偶有幸得科第者，而于临政处事，治己理民，每多颠倒任情，优柔不断，致局外之人，遂讥儒生之无用，不学无术。”（《姚协赞谕陇南书院诸生示》，见《秦州直隶州新志》）于是他针对当时书院的弊病，给陇南书院诸生立定修习课程如下：
一是“立品”，也就是品德修养。他认为品德修养是一个人“立身行己之本”，学习书籍是《小学》和《近思录》。《小学》是宋儒朱熹和刘子澄辑录的符合封建道德的言行，分“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嘉言”“善行”等六篇，是旧时生徒必读的课本。《近思录》也是朱熹与吕祖谦同编的，亦是“荟萃先儒之精言”，为封建统治下的正统教科书。
二是“穷经”。经书为儒家的重要典籍，是学院诸生修习的中心课程。他提出以《十三经》为主，尤应熟读五经白文，反复参省，务穷圣贤之原旨。
三是“读史”。史籍浩如烟海，“如不能提纲挈领而寻行数墨，虽毕生竭力以读，究以无当于身心”，应以“因势”“人才”“风俗”“治术”等四条为纲，次第阅读，自可以扩其识。
四是“博古以游于艺”。在院生徒，亦应读楚辞、文选、六朝名家集、古诗以及唐宋八大家文。书法亦应研习，先欧（欧阳询）柳（柳公权），后董（董其昌）赵（赵孟頫）。
姚协赞当时发出此谕的目的，是想挽末世之颓风，无如积重难返，徒唤奈何。
清代末年，书院日趋腐败。多数书院成为官吏行馆，或为少数人把持，作为获取利禄的工具。《清续文献通考》记载了清代书院腐败的情形：“我朝自顺治十四年从抚臣袁廓宇请修复衡阳石鼓书院，嗣后各直省以次建设。始末尝不师生蠠没，研究道义，为国光宠。未几，山长以疲癃充数，士子以瞏薄相高，其所曰夕咿唔，无过时文贴括，然率贪微末之膏火，甚至有头垂垂白不肯去者。呜呼！朱子有言，科举不累人，人自累科举耳。夫书院非由是也哉！”但在当时主讲陇南书院的山长任其昌先生却是不同于流俗的中流砥砫，其中之佼佼者。任其昌于同治四年（1865年）考中进士，授户部主事，不久便毅然放弃仕途，告假归里。他非常关心桑梓教育，主讲陇南书院达二十五年之久，桃李满门，咸誉为陇南一代文宗。他虽然是一位封建时代的教育家，但他的教育活动，对学术的流传、教育的普及带来了一定的好处，客观上为社会的进步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任其昌的教育宗旨和方法是“先通经史，旁逮古文，尤以躬行为本”。这也说明他是提倡乾嘉“汉学”学风的，同时也是智育、德育并重的。他在平日的教育活动中非常注重身教，严于律己，给学生树立了刻苦学习的榜样。他一生都在学习，“自总角至老，未尝一日废学”，这种勤奋而又严谨的治学精神，深深地感染着他的门徒。《清史稿·文苑传》称他“天资高迈，博闻强识，覃精三礼之学（《周礼》《仪礼》《札记》），尤长于考订史实”。
任其昌对学生要求严格。他性格刚直，学生有过，便当面斥责，毫不留情；但事过之后，则平心静气，以古喻今，规劝改过。因此，受斥学生，往往内心悦服，幡然改过。
任其昌能为人师表，不尚浮华，崇尚朴素。他一生生活节俭，操守清廉，在清朝末年腐败的社会里是很难得的。他一生以读书为乐趣，以教育为生涯，为当时的社会树立了一个良好楷模。
任其昌还是一位爱国诗人。他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郭素堂诗集》。他的诗，不仅有较高的艺术成就，而且爱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当清末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在中法战争中中国以胜求和时，他写下了沉痛的诗句：(www.zuozong.com)
牙旗戈马靖疆场，白雉无劳问越棠；
北斗瞻天星象远，南车迷路海波扬；
赐金已尽琼林库，转让全倾回洛仓；
可惜经年血战后，轻将炊饭饱豺狼。
《敦素堂诗集·闻海疆和议成》
他见到当时农民饱受剥削压迫，农村一片萧条破败的状况，写下了许多同情农民的诗句：
到处篱门闭寂寥，霜风刮面正萧条；
山家那有重裘拥，斫得生柴带叶烧。
《长宁驿》
树树兼疏密，人家似有无；
牧童朝晒犊，农妇晚呼猪；
无裤谁怜汝，重棉犹自吁；
况时方久旱，生计日艰虞。
《渭源道中所见》
像这样学行兼优、爱国忧民，为桑梓教育坚持服务一生的一代学人，在清代末年，确实是不可多得的。誉他为“陇南文宗”，是不为过的。如果说陇南书院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定进步作用的话，这是和任其昌先生的道德文章、高风亮节分不开的。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下诏将各省所有书院均改设学堂，过了一些时候，“陇南书院”也就改为“陇南中学堂”了。
（摘自《天水文史资料》第一期，丁楠系原天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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