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大学校长角色研究：书生涉政的困境

1.历史的反思

当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成为近代中国压倒一切的主题，民国大学校长有着强烈的政治关怀，他们之中的某些校长走参政之途，有的校长议政而不参政，还有的校长既不愿议政更不愿参政，但是时局所逼，总是与政治有所牵涉，民国大学校长的这些行为都无可厚非。尽管其中的很多大学校长善于周旋，但是书生本色未尝稍衰。书生气在政治中很难有立足之地，毕竟，他们因其内心存有一方凛然不可犯之地而难以摆脱自命清高和不切实际的习气。蔡元培、胡适等人的立身行事、价值取舍，就如同他们治学颇讲究“方法” 一样，追求事事有出处，行止有归依，待人处事讲求“经得起推敲的理性准则”。而且，为了内心的价值理念，他们有时会选择“独上高楼”，不惜拂逆众意自不在话下，更不用说与当局者意见相背了。“不苟同于流俗，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非吾心所谓是，虽斧斤在颈，不谓之是。行吾心所安，虽举世非之而不顾。此立异者也。吾窃有慕焉，而未能几及也。” ^[19]这段文字虽然是胡适内心的自我独白，但是这种非同寻常的内心期许，不愿流于平庸的强烈感受，希望能做一个天地之间特立独行之人的独特理念，都能或多或少地展现在民国大学校长身上。当这种张扬个性的追求达到某种较高程度的自觉之时，便是民国大学校长与政治渐行渐远之时。中国文人自古就有自大倾向，当这种自大倾向与政治相互碰撞之时，政治岂能完全遂人愿，这些书生又岂能在痛快淋漓地倾诉完个人价值之后真正获得人生的完满呢！

书生不识世故，会遭遇种种政治困境。政治从根本上讲是权力的较量，涉入政治之中的人需要学会忍耐与妥协，需要懂得见风使舵与随机应变。然而，民国很多大学校长却恰恰缺乏这种政治“天分”。显然，蔡元培、胡适、竺可桢等并不完全属于识时务的人。毕竟，自由主义的思想影响和风格渗透到他们的日常行事当中，在政治方面更有诸多体现。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大学校长面对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以势压人，怎会有完全的教育独立和大学自治而言。为此，他们不得已多以辞职相抵抗。其情其景是何等的壮哉！然而，在那种暗无天日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又怎么可能遂人愿。他们至多只是从一种政治困境之中走出来，而又陷入另一个政治困境之中罢了。而相对于对政治有更高追求的罗家伦来说，“书生从政”的选择的确使得他能够更多地对政治采取容忍与附和的态度。但是他仍旧多次将自己置于政治的困境之中，例如中大迁渝后，经费已然在国立大学中名列前茅，而罗家伦仍觉得不敷使用，而与财政部长发生矛盾。罗家伦与CC系的相互排斥与斗争始终伴随着他执掌中大的过程之中。总之，尽管罗家伦一直在国民党体系之中，但是本质上仍旧是一位书生而非政客，毕生都未能融入那个浑浊的政治系统之中。罗家伦作为民国书生从政的失败者，不失为一个典型。

尽管学术作为民国大学校长的立身之本，然而在将政治寓于学术的过程之中，对真理的追求已然转换成对美好社会的构建。带有世俗化的、似乎完美无瑕的乌托邦成为现实可欲的理想社会。乌托邦社会本身建立在一种极有争议的假设之上，这种假设认为：现实中存在一种近乎完美的理想社会，不管它只是一个祈祷和向往的对象，或是对人类尚未实现且不可能实现的潜能的一种幻觉，或是对真实或想象中的过去的一种怀念之情，或是历史必然遵循的目标，或是只要有足够的能力、精力和道德纯洁，从原则上说就可以实现的一个实践纲领。^[20]这种对完美无瑕的社会的追求成为连接真理与权力之间的桥梁，对真理的寻求变成对乌托邦的构建，前者似乎只是一种手段，而后者才是真实目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会逐渐发现，掌握权力才是实践人间乌托邦至为重要的一步。

如果一味指责以大学校长为代表的知识人过于接近权力场域会显得过于偏狭。尽管知识人运用真理充当了权威合法性论证的工具角色，使得知识人自身的进步发展以及真理的演进得以依靠权力的庇护。他们乐于抵达精神的彼岸，却常常因各种缘由驶离精神彼岸，但是很难停靠在权力的此岸，却又不甘心于委身屈服，不得不遭受“西西弗斯式的苦难”，然而很难享受到“西西弗斯式的超越与幸福”。　权力与知识复杂而紧密的关系，塑造了知识人“骑墙”的性格，一方面渴望献身永恒真理，为知识而献身；另一方面对权力欲拒还迎，幻想“指点江山”。^[21]

2.当今的困局(www.zuozong.com)

当今的大学校长已然不同于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时代环境有所改变，使得当今大学校长的政治情怀有些许改变。当代大学校长也会承载政治人的角色，只是这种角色具有明显的行政色彩，缺少了一种自我情感的外露与表达。因此，在现阶段我们讨论的“书生涉政”，需要从大学校长行政化定位的角度开始加以讨论。这是一种充斥着被动性的与政治有所牵涉的过程，也是一种无关强烈政治关怀“内热”的制度性过程。

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逐渐成为一个高度专业化的不同单位之组成，同城市中的其他组织一样，大学也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基本单位而存在。领导一种基层单位的大学校长似乎依赖于单位或者更直接说是国家才能获得社会资源、身份以及合法性。由于大学的政治化倾向，政治人必然是大学校长要承担的社会角色之一。

由于社会、政治、文化等环节的差异，当今的大学校长在涉入政治时如若表现出时代典型性的文化形态——权力本位主义的迷信，这可能会让大学逐渐渗入“官场”习气。而一旦大学成为官场的延伸之地与附庸藩属，作为大学掌舵人的大学校长，会被烙上“官场主体性”的烙印，而不是“学场主体性”。而这种过于追求各种世俗权力，官场威权主义横行的现象，与大学校长缺乏理性的内在权威、处于被动的不成熟状态息息相关。

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的大学校长欲成为引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卓越之士显得有些困难，但并非无路可走。而大学校长回归学术本位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因此，从社会角度而言如若破除权力本位主义，需要重新建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认知，形成依靠知识赢得尊重而不是利用权力赢得尊重的社会氛围，需要营造大学校长以成为学者、教育家而不是政府官员来赢得地位、荣誉的社会环境。从大学的角度而言，作为学术主体的大学应当重视学术发展的内在本质要求。对于大学校长而言，需要具备崇高的学术信念以及优良的学术品格。而这些是新时代营造适合大学校长发展的良好氛围的必要途径。大学校长的角色可以多元化，但是需要回归到学术本身，淡化大学校长的官员色彩不仅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