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自由言说与自身价值的彰显

20世纪之前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试图依靠国家的强权政治，或者寄希望于政治强权人物，实行社会总动员与高度的组织化，以实现民族振兴，赶上西方先进国家。^[5]在这种社会思潮下，知识分子自愿牺牲个体的精神自由，将自己置于依附具有“权力”的个人或者国家的强权地位，无法走出充当官的帮忙、帮闲的知识分子的传统路径。结果便是出现一系列带有封建残余色彩的文化甚或政治事件。20世纪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从中心地位上退出，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造就了无数次的辉煌，他们的言论在求变求新的中国具有很大影响力。^[6]作为率先走出民间，走向自身的先进知识分子具有了新的觉悟，而具有身份地位的一批大学校长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一批人走进人们的视野。他们以不同于传统士人的全新方式初登社会舞台便成为学术界、政治界的领袖人物，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仰慕。他们逃脱了官的帮忙、帮闲的传统窠臼，而且也避免落入现代社会不断崛起的商的帮忙、帮闲的地步，以及大众的帮忙、帮闲的陷阱之中，获得真正的人格独立与个体自由的精神。^[7]他们在抵抗强权、维护民族意志的社会境遇中扮演了话语英雄乃至实践先锋的角色。这一角色的确立完全割裂了传统知识分子由士而仕的行为路径，给这些受控于体制意志下得以生存的大学刻上鲜明的民间烙印。而且，他们独立的身份，批评时政，针砭流俗的自由言说不仅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价值的失落，反而使他们有了更大的自由度，避免了自己的声音受各种利益的诱惑而被同化。远离庙堂使他们获得一个更为自由与广阔的生存领域，这种立足于民间立场的言说给予了民国大学校长质疑、批判、叛逆的性格。

因此，在旧政权已经解体，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完全建立之时，知识分子面对社会中的权力真空状态会产生一种相对极大的自由。并且由于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先知先觉的先锋性，他们无可推卸地承担起重铸整个民族的使命。对于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这种遭际既可以是幸又可以看作不幸，因为这些人需要不断思考自身价值，乃至寻找自身“角色定位”及实现理想价值之途。这个时期的大学校长作为其中的典型性代表，同样遭遇此种境遇。他们需要同时面对国家命运和个人理想两种价值取向的抉择，而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选择都会使这些大学校长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陷入痛苦的抉择之中，而这种痛苦有时又会改变他们的选择。蔡元培、梅贻琦、胡适、竺可桢等大学校长，无不在看苍茫大地不知谁主沉浮的时代环境中，一次次地受制于环境，只不过他们所坚持的独立、自由的信仰使他们始终保持一种不为时局所左右的品格，而这是引领教育发展、保持学术独立所不可或缺的品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完成执掌一所大学的使命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乃至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交互融合，实现“小我”与“大我”的统一，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牺牲“小我”以成全“大我”。

蔡元培认为，“己”对“群”有着先天的义务，一旦“群”“己”发生矛盾，自然要舍“己”为“群”。“己在群中，群亡则己随之而亡……立于群之地位，以观群中之一人，其价值必小于众人所合之群。牺牲其一而可以济众，何惮不为？” ^[8]“进化论所以诏吾人者：人类之义务，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之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受。”^[9]而罗家伦“大我”的人生观在其《写给青年》中也有集中体现：“小我而生存，这生存太无光辉，太无兴趣、太无意识。必须小我与大我合而为一，才能领会到生存的意义。” ^[10]胡适曾把个人渗入社会以求“不朽”作为其个人的“宗教”，并希望通过科学的传播和教育使人意识到终将消失的“小我”会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应为“大我”牺牲“小我”。胡适指出，个人主义的逻辑是“为个人争取自由就是为国家争取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国家争人格”^[11]。余英时在《中国文化的重建》中指出：“最近我从胡适的十八本日记中发现，从头到尾他都没有考虑到个人的问题，无论婚姻、交友、教书、做事，他所牺牲的都是自我，只为成全大我。”^[12]虽然在胡适的内心深处，这二者之间会呈现一种紧张关系，对此，余英时也有论述：“不难发现胡适在言论上虽提倡个人主义，形式却是以成全大我为目的，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紧张状态，似乎是矛盾不相容的。” ^[13]毕竟，以胡适为代表的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大多出国深造，从西方引入自由主义，引入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精神气质。他们希望个人的奋斗与贡献社会、个性解放与群体意识、自我价值实现与国家独立能达到有机统一。这在民国时期是难以实现的。很难设想以蔡元培、胡适、罗家伦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面临国之将亡时仍旧大谈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等。抱以“救国”为宗旨的现代知识分子们，必然以强调个人对民国、社会、国家的义务、责任，怀有强烈忧国忧民情怀的蔡元培、胡适、罗家伦等人怎能　例外？(www.zuozong.com)

蔡元培、胡适、罗家伦等人对“小我”“大我”的看法或许有稍许差异，对人生观的看法也有某种程度的不同，但是他们却能达成一种共识：个人无法做到独善其身，个人没有办法自己证明其人生意义，小我只有在大我之中才能真正完善自我，提升自我，实现自我价值。自然，哪一个“我”的问题，其实不必看得那么重要，毕竟，如果没有“大我”的话，“小我”也无从附焉。在此，笔者借用蔡元培的话：“就人类社会而言，它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从小我发展到大我，从为己发展到为群。” ^[14]将“小我”置于“大我”的利益之下并非意味着需要背离个人生活与相关事业，恰恰相反，这种现代主体性理论的逻辑引申在于强调将个体整合进国家之中，成为现代社会的成员。而今天，处于层级组织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的大学校长，“我”在“大”“小”的对立之间仿佛不知更生出多少胎。但无可置疑的是，现代社会赋予人们私人领域神圣的同时，却加剧了“小我”与“大我”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小我”不断受到外界的染指，而“大我”却表现出更加强烈的不满。这是需要反思的现实。

积贫积弱的时代已然逝去，中华民族正在崛起，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高尚的精神追求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个人利益的得失斤斤计较，一味追求个人发展，而应该把自我价值的追求同民族、国家、社会的根本利益相结合。对于当代大学校长来说，要学会从更高的角度去撒播“爱”，从更宽广的角度去看待教育，从更高尚的角度去提升自我品行，从更深刻的角度去评判知识，从更大的自我中看到不一样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