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小百科：书法艺术之大篆与隶书演进史

书体的分类

（1）甲骨文

甲骨文是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的文化产物，距今约3600多年的历史。商代统治者迷信鬼神，其行事以前往往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以后又在甲骨上刻记所占事项及事后应验的卜辞或有关记事，其文字称甲骨文。

（2）刻符

秦代一种有特殊用途的篆书体。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秦书有八体，三曰刻符。用于符信。”段玉裁注：“《魏书·江式表》符下有书字符者，周制六节之一，汉制竹，长六寸，分而相合。”这类篆体专刻于符节上，因系用刀刻在金属上，不能婉转如意，故笔画近于平直，形体近于方正，如现存阳陵虎符上的文字。

书法艺术

（3）大篆

大篆是西周时期普遍采用的字体，相传为益所创。针对不同的书写媒介，大篆亦有金文（或称“钟鼎文”）、籀文之别。

金文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金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

（4）小篆

秦权上刻制的小篆，据说是李斯书写的小篆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创制的统一文字汉字书写形式。一直在中国流行到西汉末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由于其字体优美，始终被书法家所青睐。又因为其笔画复杂，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随意添加曲折，印章刻制上，尤其是需要防伪的官方印章，一直采用篆书，直到封建王朝覆灭，近代新防伪技术出现。康熙字典上对所有的字还注有小篆写法。

（5）鸟虫书

亦称“虫书”。篆书中的花体。春秋战国时就有这种字体，大都铸或刻在兵器和钟镈上。往往用动物的雏形组成笔画，似书似画，饶有情趣。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记秦书八体，“四曰虫书”；新莽六书，“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段玉裁注：“幡，当作幡，书幡，谓书旗帜；书信，谓书符节。”说明此类书体多用于旗帜和符信，在汉印中也不乏鸟虫书入印的实例。

（6）署书

亦称“榜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称：秦书有八体，“六曰署书”。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载：“检者，书署也，凡一切封检题字，皆曰署，题榜曰署。”

（7）石鼓文

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它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传说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称“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

（8）隶书

亦称“佐书”、“吏书”。字体名。形体扁平方折，便于书写。始于秦代，通用于汉魏。唐代张怀瓘《书断》引东汉蔡邕《圣皇篇》：“程邈删古立隶文。”晋代卫恒《四体书势》：“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胥吏）佐书，曰隶字。”程邈将当时这种书写体加以搜集整理，后世遂有程邈创隶书之说。秦隶出于秦篆，字形构造仍有较多的篆书形迹，后在汉代通用中不断发展完善，成为笔势、结构与秦篆完全不同的字体。

隶书的出现，冲破六书的造字原则，奠定楷书基础，标志汉字演进史和书法史上的转折。魏晋时曾混称楷书为隶书，因别称有波磔的隶书为“八分”。湖北云梦出土的《秦律简》和汉《五凤元年十二月简》，即是秦汉手写隶书的代表作。

（9）草篆

书体名。飞白的别称。东汉蔡邕称：“何草篆之足冥，而斯文之未宣。”《金石林·绪论》：“一曰飞白，篆貌隶骨，杂用古今之法，勉作草篆，为器所使，自我作之，不得不然也。”指以草书笔法书写的篆字。《书史会要》称：“（赵）宦光笃意仓史文学，创作草篆，盖《天玺碑》而小变焉，繇其人品已超，书亦不蹑遗迹。”傅山等都擅长草篆书。

（10）楷书

楷书有两个问题难以定位：一是其名称与正书、隶书、今隶、八分书、章程书混淆而难分；二是其起源定于何时众说纷纭。一般而言楷书的标准在于方正端齐，有别于长纵形的小篆书和横扁形的隶书，有勾起而无波挑。笔画转折处不用转而用折等。另外，行书的行式，甲骨、钟鼎中不固定，左右行不拘。自秦以后，一律从右至左，无不例外。孙过庭《书谱》中说：“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可说是一种概括。

（11）瘦金书

亦称“瘦金体”。楷书的一种。宋徵宗赵佶楷书学褚遂良、薛曜、薛稷而出以新意，运笔挺劲犀利，笔道瘦细峭硬而有腴润洒脱的风神，成一家法，自号“瘦金书”。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其“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近人叶昌炽《语石》称其书：“出于古铜甬书，而参以褚登善、薛少保，瘦硬通神，有如切玉，世称瘦金书也。”存世作品有《楷书千字文》、《神霄玉清宫碑》。今之仿宋体，亦是从此中脱出。

（12）草书

字体名。别称“藁书”。广义指不论时代、字体、凡写法潦草者；狭义专指笔画连绵、书写便捷的字体。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称“汉兴有草书”。汉初通行的手写体是草隶（即草率的隶书）。后逐渐发展成“章草”。至汉末，相传张芝脱去“章草”中蕴有隶书波磔的笔画和字字不相联缀的形迹，成为编旁相互假借，笔画连绵便捷的“今草”，即后世所称的草书。至东晋王羲之而臻于完善。唐代中期张旭、怀素将“今草”写得更为放纵奇诡，笔走龙蛇，被称为“狂草”，以别于“今草”。

（13）狂草

亦称“大草”。草书中最放纵的一种。摆脱东晋王羲之一路草书温文尔雅风格，笔势连绵奔突，字形变化多端，极龙飞蛇舞之致。得名于唐代张旭、怀素。传世的张旭《古诗四帖》及怀素《自叙帖》即为代表。

（14）行书

亦称“行押书”。书体名。相传为汉末刘德升所创。行书一般在楷书形体的基础上，作流畅便捷的书写，既不象草书纵放难辨，又较楷书生动简便，是社会上广泛使用的手写书体。书写行书湏行笔而不停，著纸而不刻，轻转而重按，如水流云行，无少间断，永存乎生意也。南宋姜夔认为行书“以笔老为贵，少有误失，亦可晖映。所贵浓纤间出，血脉相连，筋骨老健，风神洒落，姿态俱全。”

甲骨文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是一种很重要的古汉字资料。

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殷墟。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时代遗址，范围包括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花园庄、侯家庄等地。这里曾经是殷商后期中央王朝都城的所在地，所以称为殷墟。这些甲骨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

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小坑，这种小坑甲骨学家称之为“钻凿”。占卜的时候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是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种裂痕叫做“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

从殷商的甲骨文看来，当时的汉字已经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及在汉语的文字体系了。在已发现的殷墟甲骨文里，出现的单字数量已达4000左右。其中既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这些文字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上有巨大的区别。但是从构字方法来看，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目前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

甲骨文

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商周帝王由于迷信，凡事都要用龟甲（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以牛肩胛骨为常见）进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有关事情（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见甲骨档案）。

除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农业、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原始图画文字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其主要特点：

（1）在字的构造方面，有些象形字只注重突出实物的特征，而笔画多少、正反向背却不统一。

（2）甲骨文的一些会意字，只要求偏旁会合起来含义明确，而不要求固定。因此甲骨文中的异体字非常多，有的一个字可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写法。

（3）甲骨文的形体，往往是以所表示实物的繁简决定大小，有的一个字可以占上几个字的位置，也可有长、有短。

（4）因为字是用刀刻在较硬的兽骨上，所以笔画较细，方笔居多。

由于甲骨文是用刀刻成的，而刀有锐有钝，骨质有细有粗，有硬有软，所以刻出的笔画粗细不一，甚至有的纤细如发，笔画的连接处又有剥落，浑厚粗重。结构上，长短大小均无一定，或是疏疏落落，参差错综；或是密密层层十分严整庄重，故能显出古朴多姿的无限情趣。

甲骨文，结体上虽然大小不一，错综变化，但已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的书法，严格讲是由甲骨文开始，因为甲骨文已备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

篆书

汉字古代书体之一。近人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认为：“篆者掾也，掾者官也。汉代官制，大抵沿袭秦制，内官有佐治之吏曰掾属，外官有诸曹掾吏，都是职司文书的下吏。故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掾书，就是官书。”

篆书，广义包括隶书以前的所有书体以及延属，如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六国古文、小篆、缪篆、叠篆等等；狭义主要指大篆和小篆。

大篆，从汉代以来，一般人都认为是周宣王（公元前827年）时太史籀所造。如汉书艺文志载史籀十五篇，班固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许慎也说：“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古文或异者，也就是太史籀就古文加以增损而成，故大篆又称为“籀文”。因此后人都认为大篆是古文之后的一种形体了。

秦始皇时代，以小篆为官方制定的标准字体。它是由西周金文那种圆润笔势不断发展而成的，以李斯为代表，用笔圆笔藏锋，匀平严整，笔画粗细一致、左右对称。然因笔画繁复，书写不易，多为典重场合使用。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废除混乱的六国文字，推行秦的小篆，因此小篆也被称作秦篆。秦篆以《泰山刻石》与《琅邪台刻石》为典范。《泰山刻石》文字结体肃穆严整，《琅邪台刻石》则稍生动而磨泐过甚。《峄山刻石》原石已佚，现拓本为宋代复刻，篆法多唐代李阳冰笔意，不及秦原刻苍厚。《秦诏版》因制作时间紧迫而匆匆凿就，故文字大小错落，笔法瘦劲，甚具跌荡生动之致，汉代之金文、碑额等均是其风之延续，为后世学者开一新境。

到了汉代，隶书以其方折简便的写法取代篆书而成为通行文字。但篆书仍在许多场合应用，并留下了对后世影响极大又极丰富而饶有时代特色的作品。汉之碑刻以《袁安碑》、《祀三公山碑》、《嵩山少室石阙铭》为代表。《袁安碑》继承秦篆而有所发展，作风圆劲清朗，后世对其评价甚高。《祀三公山碑》许多文字漶漫不清，从可辨文字来看，其篆法是很特殊的。《少室石阙铭》篆法轻松自如。三种石刻字数较多，便于学习者把握其风格。汉碑额作风多样，以《张迁碑》篆额为最有特色，其结体宽扁，布局密集穿插，颇有法无定法之感。汉代金文定要称为“汉金文”，以区别于商周金文，文字较多者是新莽时期的《嘉量铭文》，其紧缩中宫而伸长垂笔之文字结体，与清代邓派小篆不谋而合。

南北朝至元朝可以说是篆书的衰落时期，通用文字已发展为比隶书实用性更强的楷书与行书。篆书早巳不被一般人所熟悉。虽然唐代出现了大篆书家李阳冰，元代的书画家赵孟頫等亦擅篆书，但毕竟如凤毛麟角，没有大兵团，尖子的水平也不可能与篆书流行的时代抗衡。

明代因文字狱盛行，金石学得以昌隆，篆书便生出了复兴的萌芽，产生了李东阳、赵宦光等篆书家。到了清代，金石学高度发展，乾嘉以后掀起了篆书史上的另一个高潮。较早的王澍和钱坫、洪亮吉、孙星衍等都是名家。因为当时多以《泰山刻石》、《峄山刻石》及李阳冰篆书之匀圆静穆为学篆准则。而毛笔有锋，做到完全匀圆是比较费事的。为方便起见，他们将笔锋烧秃，甚至用绸卷作书，以达到匀圆的目的。这种篆书毫无笔意，生趣索然，好像用仪器画出一般，不能体现用笔之妙。同时的邓石如，被称为“四体书国朝第一”，他用羊毫笔、生宣纸，以隶书笔法入篆，用了紧缩中宫拉长垂笔的结构，用笔强调一个“写”字，既来自传统又完全是自己的风貌，因此其篆书有划时代的成就。他的再传弟子吴熙载，继承其衣钵，作风更加清秀。书画篆刻大师赵之谦篆书亦宗邓氏，用笔更朴茂生动。清末另一位大师吴昌硕亦受邓氏影响，而以其篆法入石鼓文，用笔无往不收，无垂不缩，浑厚苍雄，自具气象。另有杨沂孙、吴大澄等专工金文的书家，他们的篆书方圆相间，清丽典雅。近人王禔，金文小篆皆能，尚圆秀贞静，在篆书领地亦占一席地位。

现代是简化字通行的时代。像篆书这种远古时代的产物似乎早就应该被淘汰了。从实用方面说，确是如此。然而从书法艺术角度来看，篆书又以其高度的艺术性而勃发出奇光异彩。

隶书

隶书基本是由篆书演化来的，主要将篆书圆转的笔划改为方折，书写速度更快，在木简上用漆写字很难画出圆转的笔划。

隶书也叫“隶字”、“古书”。是在篆书基础上，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产生的字体。就小篆加以简化，又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便于书写。分“秦隶”（也叫“古隶”）和“汉隶”（也叫“今隶”），隶书的出现，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

隶书

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它起源于秦朝，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也有说法称隶书起源于战国时期。

隶书是相对于篆书而言的，隶书之名源于东汉。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的又一次大改革，使中国的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楷书的基础。隶书结体扁平、工整、精巧。到东汉时，撇、捺等点画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具有书法艺术美。风格也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的价值。

隶书相传为秦未程邈在狱中所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划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划，更便于书写。“隶人”不是囚犯，而指“胥吏”，即掌管文书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被叫做“佐书”。隶书盛行于汉朝，成为主要书体。作为初创的秦隶，留有许多篆意，后不断发展加工。打破周秦以来的书写传统，逐步奠定了楷书的基础。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一下，是汉代隶书逐步发展定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书体，同时，派生出草书、楷书、行书各书体，为艺术奠定基础。

（1）秦隶

秦始皇在“书同文”的过程中，命令李斯创立小篆后，也采纳了程邈整理的隶书。汉朝的许慎在《说文解字》记录了这段历史：“……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趋约易。”由于作为官方文字的小篆书写速度较慢，而隶书化圆转为方折，提高了书写效率。郭沫若用“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来评价其重要性（《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辩正的发展》）

（2）汉隶

西汉初期仍然沿用秦隶的风格，到新莽时期开始产生重大的变化，产生了点画的波尾的写法。到东汉时期，隶书产生了众多风格，并留下大量石刻。《张迁碑》、《曹全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汉隶在笔画上具有波、磔之美。所谓“波”，指笔画左行如曲波，后楷书中变为撇；所谓“磔”，指右行笔画的笔锋开张，形如“燕尾”的捺笔。写长横时，起笔逆锋切入如“蚕头”，中间行笔有波势俯仰，收尾有磔尾。这样，在用笔上，方、圆、藏、露诸法俱备，笔势飞动，姿态优美。在结构上，有小篆的纵势长方，初变为正方，再变为横势扁方汉隶具有雄阔严整而又舒展灵动的气度。

隶书对篆书的改革包括笔画和结构两个方面。隶化的方法有变圆为方。变曲为直。调正笔画断连。省减笔画结构等等。其中以横向取势和保留毛笔书写自然状态两面点最为重要。横向取势能左右发笔，上下运动受到制约。最终形成左掠右挑的八分笔法。而毛笔的柔软性以使汉字笔画产生了粗细方圆。藏露等各种变化。还有字距宽。行距窄也是其章法上的一大特点。

汉隶表现在帛画、漆器、画像、铀镜中精美绝伦。而在碑刻中更显其宽博的气势和独特的韵味。汉隶主要有两大存在形式：石刻与简牍。魏晋南北朝隶书大多杂以楷书笔法；唐朝隶书不乏徐浩等书家。宋元明三朝的隶书也难振汉隶雄风。直至清朝。汉隶才得以复苏。有余农、邓石如、何绍基等，别有建树。

（3）隶书的第二次高峰

魏晋以后的书法，草书、行书、楷书迅速形成和发展，隶书虽然没有被废弃，但变化不多而出现了一个较长的沉寂期。到了清代，在碑学复兴浪潮中隶书再度受到重视，出现了郑燮、金农等著名书法家，在继承汉隶的基础上加以创新。

楷书

楷书又称正书，或称真书。其特点是：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始于东汉。楷书的名家很多，如“欧体”（欧阳询）、“虞体”（虞世南）、“颜体”（颜真卿）、“柳体”（柳公权）、“赵体”（赵孟頫）等。

宋宣和书谱：“汉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书”认为楷书是由古隶演变而成的。据传：“孔子墓上，子贡植的一株楷树，枝干挺直而不屈曲。”楷书本笔画简爽，必须如楷树之枝干也。

初期“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如锺繇的《宣示表》（左图）、《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黄庭经》等，可为代表作。观其特点，诚如翁方纲所说：“变隶书之波画，加以点啄挑，仍存古隶之横直。”

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而包世臣与康有为，却极力推崇两朝书，尤重北魏碑体。康氏举十美，以强调魏碑的优点。

唐代的楷书，亦如唐代国势的兴盛局面，真所谓空前。书体成熟，书家辈出，在楷书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楷书作品均为后世所重，奉为习字的模范。(www.zuozong.com)

古人学书法有这一种说法：“学书须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大字以颜为法，中楷以欧为法，中楷既熟，然后敛为小楷，以锺王为法。”然根据多年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初学写字，不宜先学太大的字，中楷比较适合。

初唐三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楷书，都最适宜作中楷的临摹范本。兹分别简介如后：

欧阳询的正楷，源出古隶，以二王体为基础，参以六朝北派书风，结体特异，独创一格，权威尤炽，其势力深入社会，几为学书的标准本。究其楷书特点，用笔刚劲峻拔，笔画方润整齐，结体开朗爽健。他的楷书碑帖代表作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碑等。

虞世南的楷书，婉雅秀逸，上承智永禅师的遗轨，为王派的嫡系。虽源出魏晋，但其外柔内刚，沉厚安详之韵，却一扫魏晋书风之怯懦。其楷书代表作，当以《夫子庙堂碑》为最。

褚遂良的楷书，以疏瘦劲练见称，虽祖右军，而能得其媚趣。其字体结构看似非常奔放，却能巧妙的调和着静谧的风格，开创了前人所未到的境地，其楷书代表作，当以《雁塔圣教序》为最。

小楷，顾名思义，是楷书之小者，创始于三国魏时的锺繇，他原是位隶书最杰出的权威作家，所作楷书的笔意，亦脱胎于汉隶，笔势恍如飞鸿戏海，极生动之致。惟结体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仍存隶分的遗意，然已备尽楷法，实为正书之祖。到了东晋王羲之，将小楷书法更加以悉心钻研，使之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亦奠立了中国小楷书法优美的欣赏标准。

一般说来，写小字与写大字是大不相同的，其原则上是：写大字要紧密无间，而写小字必要使其宽绰有余。也就是说：写大字要能做到小字似的精密；而写小字要能做到有大字似的局促，故古人所谓“作大字要如小字，而作小字要如大字。”又苏东坡论书有“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有余”的精语。以上这些话怎么讲呢？因为我们通常写大字时，以为地位（面积）宽阔，可以任意挥洒，结果字体变成了松散空阔。写小字则正好相反，因为地空间太小，担心写不下就越难免要尽力局缩，往往局缩过当，反而变成蜷促。这都是自然而然的楷书。

心理现象，极易触犯的毛病。所以苏公“大小难能”这句话，正是针对这种神情而发，更是经验老到之谈。

写小字的重心与笔画的配合，则与大字无大差异。至于运笔，则略有不同。小字运笔要圆润、娟秀、挺拔、整齐；大字要雄壮、厚重。大字下笔时用逆锋（藏锋），收笔时用回锋；小字下笔时则不必用逆锋，宜用尖锋，收笔时宜用顿笔或提笔。譬如写一横，起笔处或尖而收笔处则圆；写一竖，起笔或略顿，收笔则尖；撇笔则起笔或肥而收笔瘦：捺笔则起笔或瘦而收笔肥，同时也要向左向右略作弧形，笔画生动而有情致；点欲尖而圆，挑欲尖而锐，弯欲内方而外圆，钩半曲半直。运笔灵活多变，莫可限定。尤其是整篇字，要笔笔不同，而又协调一致，一行字写出来，错落有致，却又一直在一条线上，如是则行气自然贯串，望之如串串珍珠项链，神采飞扬。

小字为古代日用必需的书法，以前科举应试时，阅卷的人大半是先看字，然后再看文章。字如不好，文章再好也要受影响。朝考状元、翰林，尤注重书法。是故凡状元、翰林的小字，都是精妙的。一般读书，也都善写小字。如今硬笔盛行，用毛笔写小字的人不多，但用硬笔临写小楷字帖有事半功倍的明显进效，因此想写好硬笔字，不妨找本好的小楷字帖，加工练习。定能打下坚实基础，裨益终身，受用不尽。

小楷字帖甚多，传世的墨拓中，要以晋唐小楷的声名最为显赫。其中通常包括了魏时锺繇的《宣示帖》《荐季直表》，东晋王羲之的《乐毅论》《曹娥碑》《黄庭经》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唐钟绍京的《灵飞经》等。还有元赵孟頫、明王宠、祝允明等小楷作品的墨迹影印本也是非常好的范本。

锺繇书法，具古朴风格，惟传世作品《宣示表》《荐季直表》，无一确实者，多为后人传模或临作。欣赏好的摹拓本，可以想像其古雅书风。

草书

草书是汉字的一种书体，特点是结构简省、笔画连绵。形成于汉代，是为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草书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章草笔划省变有章法可循，代表作如三国吴皇象《急就章》的松江本。今草不拘章法，笔势流畅，代表作如晋代王羲之《初月》、《得示》等帖。狂草出现于唐代，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笔势狂放不羁，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从此草书只是书法家临摹章草、今草、狂草的书法作品。狂草代表作如唐代张旭《肚痛》等帖和怀素《自叙帖》，都是现存的珍品。

任何书体在使用中都有简便易写的要求，发生省简笔画和潦草的趋势。这种趋势是文字演变的主要原因。每当社会变革和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文字应用频繁，个人随手省简，异体字出现的速度加快，为了使文字利于应用，势必要加以纠正。“周宣王太史作籀书”、“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隶书”以及蔡邕以八分书写熹平石经等，都是两周、秦、汉各自对当时流行的字加以规范化而颁定的标准字样，也是公认已形成的，新的书体为正体字的开端。但是要求简易的趋势并不因此停止。

草书

早在记录帝王公卿大事的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里就有简笔和潦草的字迹，史籍中“屈原属草藁”、“董仲舒藁书未上”，说明战国古文和西汉隶书在急速书写时也非正体。据魏晋人记载，东汉北海敬王刘睦“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刘睦死前，明帝派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章帝时，齐相杜度善作习字的范本，章帝曾诏令杜度草书奏事。可见公元1世纪中叶以来，草字已经不尽是出于匆促书写而是被珍视和仿习的字体了。从近世出土的汉简可以看到，西汉武帝时字划省简的隶书已经通行。到新莽时期，有更多省划和连笔的字。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简就已经完全是草书了。但是从周代到新莽时期都不曾把草书列为一种书体。

《说文解字》成书于和帝十二年（公元100），许慎在《叙》里说“汉兴有草书”，是以草书为一种书体之始。东汉末期，张芝被誉为草圣，其同时以及稍晚的钟繇等名家辈出，各成流派。当时赵壹有《非草书》之文，蔡邕有类似之议，以维护正体字的地位，这反映出草书已极一时之盛。汉末直到唐代，草书从带有隶书笔意的章草发展成韵秀宛转的今草，以至奔放不羁、气势万千的狂草。

章草起于西汉，盛于东汉，字体具隶书形式，字字区别，不相纠连；历代对章草的名称有不同的说解。有见汉末以来《急就章》有草书写本而说章草因《急就章》的章字得名的，最为无稽。有以章帝爱好草书或曾令用草书作奏章，甚至说章帝创造草书的，都属臆测。有以章法之章与章程书、章楷的章同义，符合早期草书略存八分笔意，字与字不相牵连，笔画省变有章法可循的事实，近人多信此说。

今草起于何时，又有汉末张芝和东晋王羲之、王洽两种说法。从传世的表、帖和出土的汉简、汉砖看，在汉末以八分书为正体字的同时，已经出现近似真书的写法。草书也会随之变异。略晚于张芝的草书家崔瑗作《草书势》，对草书有“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绝笔收势，馀纠结”、“头没尾垂”、“机微要妙，临时从宜”的描述，可见汉末的草书笔势流畅，已不拘于章法。书体演变本来没有截然的划分。说今草起于张芝是从新体的萌芽看；说今草起于二王，是着眼于典型的形成。唐代以来真书沿袭至今。

草书在唐代出现了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狂草亦称大草，笔意奔放，体势连绵，如唐朝张旭《千文断碑》、《古诗四道》，怀素僧《自叙帖》等等，孙过庭《书谱》字字区别，不相连接，而笔意活泼、秀媚。“大草”与“小草”相对称，大草纯用草法，难以辨认，张旭、怀素善此，其字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清朝冯班《钝印书要》谈学草书法云：“小草学献之、大草学羲之，狂草学张旭不如学怀素。”怀素的草字容易辨认，字迹清瘦见形，字字相连处亦落笔清晰易临。张旭字形变化繁多，常一笔数字，隔行之间气势不断，不易辨认，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提到张旭草书以“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而有动于心，必于草书挥毫发之”，故学张旭难。

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可以说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它是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的。笔势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不要求楷书那样端正。

（1）行书的起源

行书的起源相传有两种说法：

其一，据张怀《书断》说：“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故谓之行书。”由是说而知：“行书”是“正书”转变而成的。

其二、据王僧虔《古来能书人名》云：“锺繇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河东卫凯子，采张芝法，以凯法参，更为草稿。草稿是相闻书也。”由是而知行书亦称行押书，起初当由画行签押发展而来。相闻者，系指笔札函牍之类。

行书出现的时间大约同八分楷法差不多，而其形式也和八分楷法及以后的正书非常接近。这相当于从隶书中变出（章）草书——由“正体字”中派生出别支来。桓灵朝的“正体字”除了隶书以外，其次就是“八分楷法”，所以人们又认为行书就是“八分楷法”的别支。其实它也是同其他书体一样最初的创始还是一般的群众书写者，只要把八分书写得同其他书法流走一些而去其隶体波势，就变成行书了，在汉末一般出土的简书中我们是可以随处看到的。在汉末，行书没有普遍地应用。直至晋朝王羲之的出现，才使之盛行起来。

行书到王羲之手中，将它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最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光照千古的南派行书艺术，成为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宗。

（2）行书的书写特点

行书是介于真草间的一种书体。写得比较放纵流动，近于草书的称行草；写得比较端正平稳，近于楷书的称行楷。

在书写过程中，笔毫的使转，在点画的各种形态上都表现得较为明显，这种笔毫的运动往往在点画之间，字与字之间留下了相互牵连，细若游丝的痕迹，这就是牵丝。

行书是楷书的快写，是楷书的流动。经过对几组楷书与行书个字的分析，发现楷书与行书书写时，点画的写法，用笔需遵循的准则，如中锋，铺毫，逆入平出，提按起主，藏锋等都是一致的，只是行书书写时比较舒展，流动。

（3）行书的结构特点

大小相兼。就是每个字呈现大小不同，存在着一个字的笔与笔相连，字与字之间的连带，既有实连，也有意连，有断有连，顾盼呼应。

收放结合。一般是线条短的为收，线条长的为放；回锋为收，侧锋为放；多数是左收右放，上收下放，但也可以互相转换，不排除左放右收，上放下收。

疏密得体。一般是上密下疏，左密右疏，内密外疏。中宫紧结，凡是框进去的留白越小越好，划圈的笔画留白也是越小越好。布局上字距紧压，行距拉开，跌扑纵跃，苍劲多姿。

浓淡相融。行书书写应轻松、活泼、迅捷，掌握好疾与迟、动与静的结合。墨色安排上应首字为浓，末字为枯。线条长细短粗，轻重适宜，浓淡相间。

（4）行书的创作要求

首先要懂得鉴赏或创作的要求。一件好的书法作品有三条标准，即理法通达、笔力遒劲、姿态优美。古人云：“寓新意于传统，寄妙理欧阳询行书于法度。”“神韵为上，形质次之。”一件好的书法作品，力求达到线条美、结体美、章法美、墨色美，神韵为上。

其次要认认真真临摹，学会正确用笔，又要敢于突破。临摹要选好名贤妙迹，从读临碑帖中体验古人的心律、节奏、气韵。得之于心，施之于手。主帖要反复读、临，主要是解决笔法、用笔、结体问题。继承是创新的重要基础，创新是继承的必要发展。从“走进去”再“走出来”，从形似到神似，形成鲜明的个人风貌。所谓“采百家花，酿自家蜜”。

再次，在创作前要充分酝酿。借鉴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对题材、体裁和表现方法等创作构思做到心中有数，胸有成竹。对每个字的结体要认真考虑，尽量不出现类同的字或笔画；对章法要精心安排，可以事先打好小样，但在书写时思绪又不能受其束缚；运笔要讲究节奏、力度，前人所谓的“寓刚健于婀娜之中，行遒劲于婉媚之内”，说的就是用笔方法的具体体现。

（5）行书的代表作

行书代表作中最著名的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前人以“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形容其字雄强俊秀，赞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唐颜真卿所书《祭侄稿》，写得劲挺奔放，古人评之为“天下第二行书”。而苏轼的《黄州寒食帖》则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行楷中著名的代表作品是唐代李邕的《麓山寺碑》，畅达而腴润。还有如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的赵孟頫、鲜于枢、康里，明代的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王铎，清代的何绍基等，都擅长行书或行草，有不少作品传世。

王羲之

王羲之（约321～379年），字逸少，东晋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书法家，有“书圣”之称。他出身士族，初任秘书郎，后升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朝廷公卿爱慕他的才能，几次召他担任侍中、吏部尚书，他都不做。朝廷又授他为护军将军，他仍推辞不做，经过别人劝说，才答应入仕了。他最后做到有军将军、会稽内史，所以人们又称他为“王右军”。后因和一个叫王述的大官不和，就辞去官职。以后定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58岁时病亡。

兰亭集序

王羲之从小爱好写字，曾跟从有名的书法家卫夫人学书法。卫夫人名烁，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后来，他改变初学，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锺繇，吸取魏晋诸家书法的长处，创立了独特的风格。他写的楷书，进一步摆脱隶书的形迹，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他的行书和草书，也非常艳美。人们称赞他的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凤阁”。

王羲之写字，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他笔力遒健，出神入化，有力透纸背之功。相传，有一次他去看朋友，不巧主人不在家，他就在茶几上写了几个字。后来主人回来后，竟然水洗不净。他在木板上写的字，木工拿去雕刻，发现木板三分深的地方仍有墨计，因此人们称他的功夫能“入木三分”。据说，在他久居的绍兴兰亭边有一个池子，由于他终年勤奋不辕地练字，使满满一池清水变成了墨池。

当时，人们十分喜爱他的字，把他的字当作珍宝。相传，山阴有个道士，想要王羲之写一本《道德经》，但王羲之不肯轻易为人写经。这位道士听说王羲之爱鹅，就特地养了一群好鹅。王羲之知道后，真的跑去看了。他很爱这群鹅，要道士卖给他。道士说：“只要帮我写一部《道德经》，就把鹅全部送给你。”王羲之马上给道士抄写好，高高兴兴地把这群鹅带回去了。这就是后人称颂的“书成换白鹅的故事”。

王羲之在书法方面，备精诸体，尤其擅长正书和行书。他的书迹刻本很多，散见于宋以来所刻丛帖中。行书保存在唐怀仁集书《圣教序》内最多。草书有《十七帖》等。真迹没有留存下来，唯有唐人双钩廓填的行书《奉橘》、《丧乱》、《姨母》、《孔侍中》及草书《初月》等帖。他的书法为历代学书者所崇尚，影响非常大。

王羲之教子极严，一丝不苟，使他的儿子王献之成为当时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并被人们称为“小圣”。相传，王羲之曾教导儿子，“你能把院子里这18缸水都写完，字才能练出骨架子。”有一次，献之拿着自己写的字让他指点，他看到其中有一个“大”字架子上紧下松，便随手在上面加了一点，变成“太”字。随后，献之又拿着字让母亲看。书法造诣很深的王夫人看完后摇摇头说，“我儿写这两干字，只这一点像羲之。”献之仔细一看，原来正是父亲加的那一点。从此，他更加刻苦练习，终于功成名就。

王羲之的诗文也写得相当出色。他在会稽郡做官时，曾和一些有名的文人在山阴的兰亭举行宴会。当时，大家作了很多诗，他写了一篇有名的诗序《兰亭集序》。

这篇震古烁今的《兰亭集序》为王羲之书法之集大成，全篇28行、324个字从笔势到结体，起伏浩荡、气势磅礴、神态飞扬、万千变化、淋漓酣畅、汪洋恣肆。奔放无羁又严谨一体，清俊秀丽又遒劲自然。同一个字，各出其貌。尤其是20个“之”字、7个“不”字、6个“一”字、5个“所”字、3个“足”字，绝不苟同一体，书法功力炉火纯青。唐代帝王书法家李世民称《兰亭集序》“点缀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

《兰亭集序》历来被评为“天下第一行书”，可惜唐太宗死后，已将真迹殉葬，现在只有摹本传世了。

颜真卿

颜真卿（709～785年），唐代杰出书法家，伟大的爱国者。在书法史上，他是继二王之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书法家。他的书法作品有138种。楷书有《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等，行草书有《祭侄文稿》、《争座位帖》、《裴将军帖》、《自书告身》等，其中《祭侄文稿》是在极其悲愤的心情下进入的最高艺术境界，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米芾《书史》：“《争座位帖》有篆籀气，为颜书第一，字相连属，诡异飞动，得于意外。”

颜真卿少时家贫缺纸笔，用笔醮黄土水在墙上练字。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自成一格，一反初唐书风，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人称“颜体”。颜体奠定了他在楷书上的地位，他也是中国书法史上极富影响力的书法大师之一。他的“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他的晚年之作《勤礼碑》，写的刚强、有力，是许多人练字的首选。

颜真卿的主要作品有：

（1）东方朔画像赞。《东方朔画像赞》的楷书作品有两件，其一传为王羲之小楷，另一为颜真卿的大楷。此碑额篆“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并序”，唐天宝十三年十二月立于德州，时年颜真卿四十六岁。苏东坡曾学此碑，并题云：“颜鲁公平生写碑，唯此碑为清雄。字间不失清远，其后见王右军本，乃知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明人有云：“书法峭拔奋张，固是鲁公得意笔也。”

（2）祭侄文稿。行草书。安史之乱时，鲁公堂兄颜杲卿任常山郡太守，贼兵进逼，太原节度使拥兵不救，以至城破，颜杲卿与子颜季明罹难。所以文中说“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事后鲁公派长侄泉明前往善后，仅得杲卿一足、季明头骨，乃有此作。时年鲁公50岁。书法作字向有字如其人之说。鲁公一门忠烈，生平大节凛然，精神气节之反应于翰墨，本稿最为论书者所乐举。此帖本是稿本，其中删改涂抹，正可见鲁公为文构思，始末情怀起伏，胸臆了无掩饰，所以写得神采飞动，笔势雄奇，姿态横生，得自然之妙。所有的竭笔和牵带的地方都历历可见。通篇使用一管微秃之笔，以圆健笔法，有若流转之篆书，自首至尾，虽因墨枯再醮墨，墨色因停顿初始，黑灰浓枯，多所变化，然前后一气呵成。元代张敬晏题跋云：“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楷端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手心两忘，真妙见于此也。”元鲜于枢评此帖为“天下第二行书。”

颜真卿书法拓片

（3）多宝塔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天宝十一年（752）四月二十日建，岑勋撰文，颜真卿书丹，徐浩题额，史华刻字，现藏西安碑林。碑文写的是西京龙兴寺和尚楚今静夜诵读《法华经》时，仿佛时时有多宝佛塔呈现眼前，他决心把幻觉中的多宝佛塔变为现实，天宝元年选中千福寺兴工，四年始成。在千福寺中每年为皇帝和苍生书写《法华经》、《菩萨戒经》，这在佛教史上，有特殊的意义。此碑是颜真卿早期成名之作，书写恭谨诚恳，直接二王、欧、虞、褚遗风，而又有与唐人写经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说明颜真卿在向前辈书法家学习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从民间的书法艺术吸取营养。整篇结构严密，字行间有乌丝栏界格，点画圆整，端庄秀丽，一撇一捺显得静中有动，飘然欲仙。是他继承传统的作品。《书画跋》：“此是鲁公最匀稳书，亦尽秀媚多姿，第微带俗，正是近世撰史家鼻祖。”

（4）麻姑仙坛记。全称《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楷书。颜真卿撰文并书。时颜真卿在抚州刺史任上，正值其仕途失意之际，故时有问道向禅之心。当年四月游览南城县麻姑山并撰文记述麻姑得道成仙之事，即是此时心情的反映。此碑庄严雄秀，历来为人所重，是颜体代表作之一，为颜真卿六十多岁时的作品。此时颜真卿楷书风格已臻完善，欧阳修《集古录》中说：“此碑遒峻紧结，尤为精悍，笔画巨细皆有法。”

（5）颜勤礼碑。此碑全称《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史上护军颜公神道碑》。颜勤礼乃颜真卿曾祖父，颜真卿撰并刊立此碑时，年71岁。除《集古录》、《金石录》著录外，他书无言及者。现藏于西安碑林。此碑1922年出土，因久埋土中，故未受损，历历如新，雄迈遒劲能传颜书之本来面目。

（6）中兴颂：全称《大唐中兴颂》，楷书。元结撰文，颜真卿书于摩崖，时年63岁，现在湖南祁阳县浯溪。元结是唐代著名文学家，罢官后居于浯溪，溪边山岩峰峦叠障，石壁嶙峋。《中兴颂》就刻在其中最大的一块石壁上。此文记平安禄山之乱，颂唐中兴之事。此刻石书风磊落奇伟，石质坚硬，经千年尚保存完整。《集古录》称赞此摩崖刻石“书字尤奇伟而文辞古雅。”《广川书跋》评为：“太师以书名，中兴颂尤瑰玮，故世贵之。”

（7）颜家庙碑。全称《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右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庙碑铭并序》，颜真卿撰文并书。唐建中元年（780）七月立，碑在陕西西安。明赵涵《石墨镌华》云：“此书结法与《东方赞》正同，劲节直气，隐隐笔画间。”王世贞云：“余尝评颜鲁公《家庙碑》以为今隶中之有玉筋体者。风华骨格，庄密挺秀。真书家至宝。”

（8）争座位帖：亦称《论座帖》、《与郭仆射书》，行草书。是唐广德二年（764）颜真卿与郭英之书信稿。宋时曾归长安安师文，安氏以此上石，石现在陕西西安碑林，墨迹不传。苏轼曾于安氏处见真迹赞曰：“此比公他书犹为奇特，信手自书，动有姿态。”此帖为颜真卿行草书精品。通观全篇书法，一气贯之，字字相属，虎虎有生气。此稿系颜真卿因不满权奸的骄横跋扈而奋笔直书的作品，故通篇气势充沛，劲挺豁达，字里行间横溢着粲然忠义之气，显示了颜真卿刚强耿直、朴实敦厚的性格。迄今一千余年，读之莫不令人肃然起敬。此帖本是一篇草稿，作者凝思于词句间，本不着意于笔墨，却写得满纸郁勃之气横溢，成为书法史上的名作。后世以此帖与《兰亭序》合称“双璧”。

（9）自书告身帖：楷书。书法苍劲谨严，结衔小字亦一丝不苟，清淡绝伦。詹景风称此书：“书法高古苍劲，一笔有千钧之力，而体合天成。其使转真如北人用马，南人用舟，虽一笔之内，时富三转。”董其昌谓：“此卷之奇古豪放者绝少。”此帖字里行间可体会出颜书行笔的气韵和结体的微妙变化，是后人学习楷书不可多得的良范。

颜真卿除了书法成就之外，还研究过古生物化石，唐代宗大历六年（公元771年），颜真卿在现今江西省任抚州刺史，有一次，他在南城县麻姑山的一座古坛附近，看到一些螺蚌壳化石夹在地层中。他认真研究了这一现象，提出了他的论点：这里曾经是海洋，后来才成为陆地，那些化石就是证据。他为此撰写了一篇论文《抚州南城麻姑山仙坛记》，并刻石记之——当然，后世常常赞叹的仅仅是颜公这块字碑的书法，有称“天下第二书”。

（10）《劝学》诗。即“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11）索靖碑。

（12）乞米帖。改帖写于公元765年，正值关中大旱，江南水灾，农业歉收。以致颜真卿“举家食粥来以数月，今又罄竭”的地步，于是不得不向同事李太保求告“惠及少米，实济艰勤”。谈到困窘的原因，他也直言不讳，因为自己“拙于生事”，也就是除了俸禄，他不会创收、生利，没有别的生财之道。著名艺术家黄裳说：“予观鲁公‘乞米帖’，知其不以贫贱为愧，故能守道，虽犯难不可屈。刚正之气，发于诚心，与其字体无异也。”（《溪山集》）米芾也评其“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的确，“乞米帖”不仅是书法艺术中的无价之宝，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研读“乞米帖”，可使我们得到双重享受，既领略了颜鲁公书法艺术的真谛，又受到其高风亮节的熏陶。

非汉字书法

非汉字书法，包括阿拉伯书法，梵文字母书写的书法，越南国语字书法，其中，越南国语字书法是越南特有的一门艺术，近几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越南各地都有越南国语字书法俱乐部，其中有不少书法家国语字都写得很好，作品很有收藏价值。越南国语字，就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下图为越南书法家书写的书法，越南国语字书法的特点就是经常是在画中题词。

阿拉伯书法的用途和实用价值极为广泛，主要有以下几点：（1）用于书写《古兰经》和穆斯林先贤的名言佳句。从伊斯兰教创传至今的14个世纪，一切版本的《古兰经》字体，均为手抄，这在书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2）用于伊斯兰建筑装饰，如清真寺凹殿、墙壁、梁柱、门厅等均饰以经文书写艺术，或彩绘，或雕刻，给人以庄严、肃穆、华丽之感。此外，钱币铸造、墓碑雕刻、拱北修缮，也运用阿拉伯文书法表现其魅力。（3）用于书写哈里发、素丹宫廷的敕令、文告、以及重要文献、契约、庆典贺词等，一般由书法家专司。（4）用于书写国家机关、学校、商店、工矿企业的牌匾，各类书籍、报刊、影视戏剧的标题与广告，各种艺术性展览，会场布置，工艺品装饰等，以美化环境，美化生活。（5）在现实生活中，越南书法阿拉伯书法艺术更是走进了穆斯林的千家万户。各种饰有阿拉伯书法的挂毡、铜盘、陶瓷、珐琅、贝壳备受欢迎。中国穆斯林创造的经字画，用中堂、对联等形式裱褙装帧，甚为中外穆斯林所喜爱，成为中阿文化交汇融合的象征。

用乌尔都语书写的书法在世界上非常有名，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乌尔都语的报纸都是邀请著名的书法家手写报章的文字然后再印刷出版，在巴基斯坦，乌尔都语的报章不但是报纸还是书法艺术品。在巴基斯坦，人人都能写出一手好字。

乌尔都文的书法特点：（1）乌尔都文共35个字母，自右而左横写，书写时为了使得版面更加整齐和美观，词与词之间没有空隔隔开。（2）乌尔都文的单词是连续书写的，大部分字母有四种写法即词首、词中、词末、及“独用”四种，但有时书写文章时为了使字母与附近的字母整合得更加美观，有的字母会变换为另一种写法，最多时一个字母有25种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