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府州县的文庙具有大体上相同的建筑组成和结构布局，仿佛有丝分裂之后千万个模样类同的细胞。这样的结构布局保证了国家统治秩序的稳定，教育理念和制度的一致性。
地方文庙一般“庙”“学”合一，既做祭祀孔子的孔庙，又做地方教育的学宫。文庙中“庙”的部分一般包括：万仞宫墙、棂星门、泮池、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名宦祠、先贤祠等；“学”的部分大致有：明伦堂、讲堂、学斋、尊经阁、文昌阁、教师宿舍、学舍、仓库等。其中，“庙”建筑群的主体建筑是大成殿，用来奉祀至圣先师孔子，“学”建筑群的主体建筑是明伦堂，主要用于讲学弘道。按照大成殿和明伦堂的位置关系，文庙中庙与学的空间关系大概有四种：左庙右学、左学右庙、前庙后学、中庙旁学。[21]
乐山一直是府（州）、县共治之地，所以府（州）、县共用一个文庙，府（州）学、县学共享学宫，只用一道墙相隔。
按照“殷礼”的“右为上”观念，则文庙空间应该是“左学右庙”的布局，根据明代万历年间范醇敬写《嘉定州儒学志略》的建筑布局来看，明代乐山文庙就是如此；而中国古代一直有“左为尊”的观念，“左庙右学”是最常见的布局，清代在原址重建的乐山文庙又遵行的是这一通行原则。不管平面布局、规模形制等物质形态怎么变化，不变的是等级、宗法观念等精神内容。
明代以前乐山文庙的布局没有详细记载，但从元代鲜瑨的《嘉定路儒学记》和卜兰奚的《嘉定路便民情事迹记》可知，元代位于城南的文庙已经建有棂星门、正殿、周庑、书楼、讲舍、休息室、厨房、马厩等建筑。[22]
明代文庙历经增修，形制臻于完善。根据范醇敬《嘉定州儒学志略》，可以看到明代乐山文庙的布局：以明伦堂为核心、左为桂香楼（楼圮，后为训导宅）、右为杏花楼（楼圮，后为学正宅）；堂后依山势而上为自迩门、自卑门、高美亭、敬一亭、启圣祠、羲文周孔四圣亭；东为祭器库、兴诗斋；西为立礼成乐斋；南为诚敬门，门东西有号舍，再向南为聚奎坊门，坊门之外东为文昌祠，西为生敬门。戟门内应该就是“庙”的部分，通入六楹的戟门，左为名宦祠，右为乡贤祠，门内为丹墀、列两庑，从东阶、西阶而上为正殿（大成殿）。从生敬门南降阶而下依次有大门，大门之西为棂星门，门下为通衢，东西列两坊，再南为泮池，又南为射囿。
可见到明代中后期，乐山文庙建筑群形制已经非常完备，分别围绕以明伦堂为核心的左轴和以大成殿为核心的右轴呈南北排列，从外到内依高标山的山势而攀升，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范醇敬感叹说，“余足迹所至，阅庠多矣，未有如吾嘉之胜者。’”[23]
泮池是中国古代文庙的重要组成部分，“泮”指的是泮宫，即古代的学校。泮池是进入文庙的第一过渡，池水是孔子高深思想和儒家渊博知识的象征。泮池有矩形、半圆形或近似半圆形等形状，乐山文庙的泮池近似半圆形，像一弯月亮，因此民间称之为“月咡塘”。不像其他地方的文庙泮池，外面还有万仞宫墙等照壁建筑将文庙与市井隔离开，乐山文庙泮池就直接深入市井的万丈红尘中，泮池边上就是民居，因此月咡塘这一世俗名字深深刻入乐山的人文地理中，成为乐山人生活中的地名坐标。任俗世的喧嚣在其周围沉浮，我自闹中取静，这大概是乐山文庙和士子们的自信风范吧。
泮池上一般有桥，几座数量不等，桥名为泮桥或状元桥。从嘉庆《乐山县志》和同治《嘉定府志》的文庙图上，可以看出乐山文庙的泮池上没有桥，威尔逊1908年拍摄的乐山文庙照片上也没有泮桥。嘉定府犍为县文庙没有泮桥，据说是因为犍为县没有出过状元，所以不能修状元桥。而嘉定府、嘉州同样没有出过状元，不知是否因为如此，故而清代乐山文庙的泮池上没有泮桥。现在乐山文庙泮池上的石桥据说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修建的。1957年乐山二中迁到文庙，填平了月咡塘泮池以便进出。1958年“大炼钢铁”时在其上建了一座土高炉，一到下雨就泥浆四流。于是，过了几年才将月咡塘重新淘出，新做了栏杆。又传说某次修挖月咡塘时，发现水源与全城地下水道、水井相通，所以永不干涸。后来有人拟将月咡塘填平作建楼基地，也因为它具有调节全城地下水位的作用而未果。[24]
文庙泮池向来栽种荷花，一是荷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是清洁正直的士大夫象征，尤其是在儒家理学鼻祖周敦颐《爱莲说》之后，荷花尤其代表儒学正道，二是“菡萏开放，清香四达，大助风景可喜也”。万历年间，嘉州文庙泮池荷花枯败，池面被其他闲花杂草所占据。这是件关乎嘉州文脉气韵的大事，太史范凝宇有意恢复荷池，嘉州知州李采就专门移来他处的荷花，遍植泮池，红白两色，盛放如往昔。为了“有裨教良”，李知州还专门将周敦颐的《爱莲说》刻石置于池畔，并在文后刻上自己的《咏泮池莲》[25]，对乐山的文教事业寄以厚望。
棂星门是文庙的第一道大门，也是文庙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其样式形制是非常重要的。乐山文庙的修建史上，有人只为了弄清棂星门的样子而大费周章。
元代元贞年间（1295—1297年），乐山文庙有过一次局部修缮，主要是改建文庙大门。《礼》里没有明文记载学宫门怎么修，怀揣这一疑问，嘉定府路教授鲜瑨曾出川到荆楚、中原、西北周游考察，终于在绵州学宫的瓦砾中找到了一块宋代《修学门记》石碑，上面依稀可见棂星门的营造制度。他发现“棂星门”正确的名称应该是“灵星门”。《修学门记》记载，“古营造法式，以上天帝座前三星曰灵星，王者之居象之，故以名门”，因此鲜瑨认为当时“棂星及凌霄者”的流行观点是错误的，坚持将改建的嘉定府路文庙大门更名为“灵星门”。灵星门的一切形制、材料、颜色、装饰全都按照宋代的记录来办，“凡柱础门闑丹雘陛暨石墙陶甓黝垩之饰，具如法”[26]。也许因为“棂星门”的名称流传甚广，根深蒂固，因此明清时期迁建和修缮文庙时，仍然改回了“棂星门”。
棂星门一般是石作牌坊或木作牌坊，前者保存时间久，而后者易被风雨蚀坏。明代弘治以前的乐山文庙棂星门是木质的，弘治十四年（1502年），嘉州代理知州廖森修缮文庙时，将棂星门换为石质，“徵材伐石，鼎竖棂星门三座”[27]。后来清初重建文庙时，棂星门仍选用石材，沿用三门形制，门顶作冲天石柱状，庄重大方。
大成殿是文庙最核心的建筑，“大成”出自《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一语，意思是孔子把古今圣贤的思想精华集中再创造，升华为完整的、至高的理念。大成殿是历代修建、重建、修缮文庙必定会重点对待的建筑。
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嘉州平羌县令冯玠修缮平羌县的文庙时建造大殿，塑孔子像，在墙壁上绘制了先哲十人。平羌县于熙宁五年（1072年）才并入龙游县，因此该文庙并不是位于嘉州城南的文庙。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推测同时代嘉州文庙大成殿内的塑像和壁画装饰。(www.zuozong.com)
明代天顺八年（1464年）文庙第三次迁徙的主要原因就是“大成殿卑隘”。其他建筑可以讲究，但祭祀伟大先师孔子的大成殿却不能迁就，北原又低又窄的大成殿实在委屈先圣，这导致文庙整体从北原搬迁到高标山下。
嘉靖年间，“嘉定四谏”之一的程启充遇赦返乡，见庙学荒废，于是擘画大修，其中重点就扩建了大成殿。“庙殿增崇至五丈，广至八楹，桴柱皆十围以上”[28]。一楹为一间，一般大成殿有三开间、五开间、七开间、九开间等九种规格，一般府、州级别的文庙大成殿是七开间。这次扩建将大成殿增至八开间，高十六米多，非常气派。
大成殿是祭祀孔子的正殿，自然有孔子牌位，以及配祀的先圣先哲们的牌位。孔子木主位于正殿中央，南面而置，其他配祀的牌位位于东西两边。儒家礼仪有着超长稳定性，因此大成殿的布置也非常稳定。据同治《嘉定府志》卷48记载，到清同治年间，殿中仍摆放着明代嘉靖九年（1530年）定制的孔子牌位：“高二尺三寸七分，阔四寸，厚七分，座高四寸，长七寸，厚三寸四分，朱地金书。”文庙中其他殿的神主牌位都要比孔子牌位矮小，且只能用赤地黑书，比如“四配主高一尺五寸，阔三寸二分，赤地黑书。启圣主，同四配十哲两庑，高一尺四寸，阔二寸六分，厚五分，座高二寸六分，长四寸，厚二寸，赤地黑书。”
明伦堂是文庙中学宫的核心建筑，“明伦”出自《孟子·滕文公》“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意思是让人明白为人处世的道理。同大成殿一样，明伦堂也是历代重修、修缮文庙首当其冲要考虑的建筑，有时首要性甚至高过大成殿。明末嘉州文庙被毁，清初张能鳞重建，首先就建的是用于教学的明伦堂，若干年后才陆续修建其他建筑。[29]
因为是教学建筑，明伦堂要求宽敞、明亮。文庙迁到高标山麓后，经过魏瀚的重修，已经颇具规模，但明伦堂还不够宽敞，也没有附属楼群。后来同知张楫在整修文庙时扩建了明伦堂，“明伦堂后，凿山石，纵四丈二尺，广二十丈。堂之柱础移退三丈一尺”[30]，堂左修桂香楼，堂右建杏花楼。
作为学校教室，明伦堂周边装饰也力求传达道理、激励士气。如同后世教室外墙上悬挂名人名言、榜单奖状等物一样，明伦堂的东南西北方都放置刻有文字的黑色大石，北方横卧的大石刻有圣谕，东、西、南三方竖立的大石上分别刻有尊经、迁学、增修学宫、科贡题名等记，突显明伦堂为教学圣地的功能。其中刻有科贡题名记的石头是成化年间魏瀚所立，比较狭长，随着明代嘉州科举事业的繁荣，渐渐地写不下那些科考的榜上有名者了，到正德庚午年（1510年），只能在石头末端简单地刻上几个人的姓名，后面加上“若干人”。次年，胡缵宗任嘉定州同知，认为中举之人是地方和国家的荣耀，“圣化涵养之深，嘉人士兴起之盛”不可不记，于是取了一块旧石，将庚午年后中举的士子姓名依次刻在上面，并将自己这篇弘扬科举教化的《增修科甲题名记》刻为碑额。[31]
文庙内的图书馆一般为尊经阁，也称藏经楼，位于文庙建筑群的末端部分，一般都比较高耸，乐山文庙因为依山而建，尊经阁自然位于制高点，显得非常大气。明代文庙迁到高标山下，魏瀚第一次重修时，在礼殿后“高明孕秀隙地，即古之万景楼址”，修建尊经阁。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的张瓒形容此阁“穹丽雄伟，峻极于天，金碧丹青，焕烂云汉，回视旧观，实相倍蓰”[32]。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派驻嘉州分巡下川南道的四川按察佥事乔世宁，是一位爱书工诗的官员，在程启充主持的文庙大修竣工后，他主动捐俸六七十两银子。[33]，用于购买图书。明代的官俸很少，基本不够生活花销，对于官员来说，六七十两银子真是一笔巨款。在著名世情小说《金瓶梅》中，潘金莲一件顶级的貂鼠皮袄，值六十两银子，放到现在大概值好几万元。《金瓶梅》著于隆庆至万历年间，距离嘉庆朝不远，虽然假托宋朝故事，实际写的是著书时的世情，因此应该能反映当时的物价情况。乔世宁拿出好几万元工资做嘉州文庙图书馆的购书费，着实不易。当时江南一带图书出版业最繁荣，因此就派人到江南一带书店去购回十三经、二十七史、九十八子以及近代名家诗文集。经史子集的要典全然具备，尊经阁和崇文阁“辄忽充栋矣”。[34]
清初上川南道张能鳞重修文庙后，也自掏腰包从南京白下购买《十三经》《廿一史》《文献通考》《宪章录》《大学衍义》《儒宗理要》《张子全书》等七部书，储存到尊经阁中，还捐出了自己所著的《大学衍义补》《孝经衍义补》等书。[35]地方官捐资助学，是乐山历史上的好传统。
奎阁也称“魁星楼”，奎星（或魁星）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是主宰文章之神，奎阁中主要供奉魁星神。虽然此建筑不是文庙官学的标配，但由于受风水堪舆的影响，为了文风昌盛，很多文庙的东南角或附近高处都建有奎阁。据载，乐山文庙的奎阁在清代乾隆年间建于龙头山或黄家山，后来建在文庙泮池前，即“今月咡塘坝子东北端”[36]。
民国七年（1918年），众议将奎阁移建马鞍山下老江坝（老江坝在青衣别岛外一洲阜）。民国十年（1921年）筹款移建，民国十三年（1924年）阁成。移建之后的奎阁叫“嘉乐阁”，上面供奉苏轼。当时名士黄熔还写了《嘉乐阁记》来阐述奎阁祭祀苏轼的道理，大概是说奎星主宰文章，《独醒杂志》曾记载苏轼是奎宿，他又在嘉州读过书，尤爱嘉州凌云山的风景，如果在新址老江坝的奎阁之巅奉祀他，他的在天之灵必定保佑乐山的读书人。[37]
对于象征世界来说，植物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生物，它所在的地点决定了其意义象征。文庙中的植物当然同其他地方生长的植物大为不同，它们同这个地方的文化教育事业休戚相关。
文庙中常种的花卉有桂花、紫薇、玉兰等，都有各种寓意，比如桂花寓折桂中举，紫薇寓朝官，玉兰寓才子文笔……而乐山文庙最出名的花卉是海棠，颇具地方色彩。乐山古代盛产芬芳馥郁的香海棠，唐代时嘉州“海棠香国”的名号就天下闻名。明代州学学正廖俊在州学中种植海棠，大概也是期望嘉州士子如海棠香国一样名满天下吧。后来每当科举之年，乐山民众就根据这些海棠盛开的情况，来预卜当年科举的好坏，据说常常灵验。[38]
柏树是各地文庙最常选用的树种，一是因为孔子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名言，寓意困厄中坚韧挺拔的精神，二是柏树寿命绵长，四季不凋，色彩稳重，状貌古朴。乐山文庙也种植柏树，据民国《乐山县志》卷12记载，清代光绪三十年（1904年）到三十一年（1905年），文庙里的柏树叶被虫吃得精光，听说邻近州县的文庙也这样，从隋代开始的科举制度于1905年寿终正寝，有人说这就是停科举的征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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