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内乱，蜀国衰弱-三国归晋

（一）吴宫喋血五之孙亮篇

孙綝救援寿春失败， 自戮名将、丧师失众，使他本就不高的威信持续走低，但孙綝却不知收敛，依旧故我，独揽大权、我行我素，俨然以太上皇自居，全然不把小皇帝孙亮放在眼里。

此时（258年），孙亮也已经16岁了，从去年亲政以来，孙亮对大将军孙綝的专横跋扈越来越不满，对孙綝呈上来的奏折，孙亮也不像从前，看也不看就准奏，现在他也常常亲自批阅，并写下自己的批注处理意见，有时甚至将奏折驳回。

孙亮还组建了一支直接归属其指挥的侍卫亲军，入选的都是15—18岁，与他年龄相仿的少年兵，军官则从江东名将子弟中挑选。这支特殊的部队每天都在皇宫中演武操练。

孙亮还放出话，说自己要跟这支少年军一起成长，至于孙亮为何要组建这支娃娃兵以及练成之后要用来对付谁，简直就是吴国人所共知，公开的秘密。

孙綝针锋相对，派弟弟威远将军孙据入驻苍龙门，名义上是保卫宫禁，实则就是用来监视孙亮的。孙綝的弟弟武卫将军孙恩、偏将军孙干等人分别统领京师建业驻军，以防备非常。一旦有风吹草动，孙綝一声令下便可在第一时间掌控皇帝及京师局势。

孙亮高调表达不满，而孙綝又不知收敛。

一个16岁的皇帝，一个28岁的大将军，谁也不服谁，想和谐相处是比较难的。

东吴太平三年（258）八月以来，吴国连续下了四十多天的大雨，这似乎预示着，吴国又要迎来一场政治风暴的洗礼。

孙亮决意先发制人，与全公主、将军刘丞密谋诛杀孙綝。

孙亮的岳父全尚时任太常、卫将军。九月的一天，孙亮派人秘密召全尚之子黄门侍郎全纪（孙亮的小舅子）入宫，对全纪说：“孙綝专权乱政，寿春之役，我命他火速带兵上岸，为唐咨后援，他却拒不从命，留在巢湖船上，迟迟不肯上岸，还把罪责推给朱异，不经请示擅杀大将；又在朱雀桥南，修筑奢华宅邸，不来上朝。

孙綝目无国法，我决定除掉他。你回去后，告诉你父亲，让他秘密调集所属兵马随时待命，我将亲率领宿卫兵到朱雀桥包围孙綝宅邸。到时，让你父与我会合。我会以天子诏令解散孙綝部下，相信无人胆敢抗命。

不过，事关重大，你回去后告诉你父，千万严守消息，切不可告知他人，特别是不能让你娘知道，妇人没有见识，不晓事理，她又是孙綝的堂姐，万一走漏消息，就毁了我了。”全纪把皇帝的话转告全尚。

全尚是个胸无城府、糊里糊涂不长心的人，以他的性格本就不适合混迹官场，孙亮深知自己这位岳父的毛病，这才再三叮咛。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事情偏偏就坏在全尚身上。

全尚把女婿的告诫当作耳旁风，一次在与妻子闲聊时，无意中说漏了嘴。全尚的妻子果然向孙綝告密。

孙綝得知消息，大惊失色，马上集结部队夜袭全尚，全尚这个糊涂虫，还没搞清怎么回事，就做了孙綝的俘虏。与此同时，孙恩奉孙綝之命在苍龙门外将刘丞斩杀。

等到天亮时，孙綝的部队已将皇宫重重包围。

孙亮听说孙綝带兵包围宫禁，知道事情败露，事已至此，孙亮也拼了，亲自跨马持弓，就要往外冲。宫中的侍从们拉着缰绳苦劝，连孙亮的乳母都上了，这才劝住孙亮，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孙亮才没有成为高贵乡公。

孙綝当即召集群臣，宣布孙亮的“罪状”，并下令废黜孙亮为会稽王，派中书郎李崇进宫逼孙亮交出皇帝玺绶。

孙亮在宫中气得两天吃不下饭，痛骂皇后：“你父办事糊涂，才连累朕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这时，全纪也在场，全纪满面羞愧，说：“臣父辜负了陛下，臣亦无颜苟活于世。”随即自杀。

全尚被发配零陵郡，但他还没到地方，就被孙綝随后派出的杀手杀死在路上。

而受本案牵连最重要的人物既不是孙亮也不是全尚，而是一位一直隐藏在幕后操控政局的女性——全公主孙鲁班。这位纵横吴国政坛数十年，呼风唤雨的政坛常青树，终于走到了尽头。

孙权活着时，孙权是她的靠山，孙亮即位后，她更是有恃无恐，谁都知道这位小皇帝能够上位，她功不可没，正是她扳倒了前太子，孙亮才有机会。首位辅政大臣诸葛恪，没多久就被孙峻设计谋杀，而继诸葛恪之后上台的孙峻，则是她石榴裙下的俘虏。

正是靠着她，全氏家族才能在吴国一门五侯盛极一时。

但孙綝上台后，全公主便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孙綝对这位年龄上可以做他母亲的半老徐娘并不感兴趣。而全氏兄弟的出奔显然跟全公主在政治上的失势有关。

在孙亮与孙綝的角逐中，全公主自然要站到孙亮一边，同理，孙亮倒台，全公主也不可避免地跟着受到株连。

但孙綝并没有杀全公主而是把她发配到豫章郡。此后，全公主就从吴国的政坛消失了。全公主虽然活着，但她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而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被遗忘要比死亡更可怕、可悲。

（二）辞旧迎新 孙休称帝

送走了旧人，接下来就要迎接新人。

孙綝废黜了孙亮，接下来就要物色新的人选，国不可一日无君。典军施正劝孙綝立琅邪王孙休。孙綝急于找一个替代品，也没多想，就同意了，但他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他不经意间做出的决策，成了他毁灭的起点。

孙休（235—264），字子烈，东吴太元二年（252）正月封琅邪王，被安置在虎林。诸葛恪当政时，把受封的诸侯王从沿江重地迁徙到内地，孙休被迁到了丹阳郡。

也许是认为，一个诸侯王恐怕一生也难有出头之日，丹阳太守李衡，总爱找孙休的麻烦。搞得孙休痛苦不堪，在丹阳实在待不下去了，上书朝廷要求搬家，朝廷批准了他的申请，把他安置到会稽郡。

孙休到了会稽，没人骚扰他了，就这样孙休在会稽过了几年安静的日子。一天晚上，孙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骑着一条龙飞上了天，那条龙是那么大以至于他都看不见龙尾。

梦醒之后，孙休虽然觉得这个梦做得有些怪异，但也没当回事。可不久之后，就有消息传来，孙亮被废。几天后，孙休在家见到了孙綝派来迎接他的使者宗正孙楷、中书郎董朝。

孙休对贵客的到访毫无准备。

孙休是孙权的第六个儿子。按出生顺序以他的排名，皇位根本轮不到他。他也没敢奢望有一天皇位会降临到他的身上。可这一次，命运偏偏眷顾了他。

孙休对去建业心存疑虑，他摸不清建业的情况，不敢轻易做决定，两位身负重任的使者孙楷跟董朝只好耐心地做孙休的思想工作，经过说服劝说，孙休终于答应跟两位使者走。

十月二十七日，琅邪王孙休一行抵达曲阿（今江苏丹阳）。这时路边有一位白发老者拦住了孙休的马车，对孙休说：“社稷安危系于殿下一身，事不宜迟、夜长梦多，请您尽快赶往京师即位，以免节外生枝。”孙休觉得老者之言有理，立刻策马扬鞭，昼夜不停地往建业赶。

武卫将军孙恩率领文武百官在永昌亭接到了一路风尘的孙休，孙恩呈上皇帝玺绶；孙休辞让三次（这是必须进行的程序）才接受。文武官员依次（官职大小）参见新皇帝。随后孙休坐上御车，在百官的陪同下向建业进发。大将军孙綝率领一千禁卫军在半途迎接。

孙休的车驾抵达建业郊外时，孙綝带头跪迎新天子车驾，孙休见状，赶紧下车答拜。当天，二十五岁的孙休正式登基称帝（东吴帝国第三任皇帝），大赦天下，改太平三年为永安元年。

新帝登基，马上对拥戴自己的有功之臣大加封赏。

大将军永宁侯孙綝升丞相、领荆州牧、增加五县封地。孙綝之弟孙恩升御史大夫、卫将军、中军都督，封县侯。威远将军孙据升右将军、县侯。

长水校尉张布是孙休的亲信，晋升辅义将军、封永康侯。

且说丹阳太守李衡，听说昔日那个受他欺负的琅邪王，如今居然做了皇帝，吓得要死，第一反应就是收拾包袱，准备逃往魏国。他的妻子习氏却是一个明事理的人，对他说：“琅邪王刚刚登基，正要向天下显示他的宽容大度，决不会因小怨杀你，说不定还会提拔你的官职，你赶紧去朝廷自首谢罪，必可保全性命。”李衡照着妻子说的做了，果然没事，孙休还封他威远将军的名号。

孙休封权要、封亲信、封仇人，也没忘了封自己的兄弟，孙休即位不久，就下令封三哥孙和的儿子孙皓为乌程侯、孙德钱塘侯、孙谦永安侯。

丞相孙綝一门五侯，权倾朝野。孙休对他当然不放心，但孙休不是孙亮，他比孙亮要成熟稳重得多，孙休懂得适时隐忍而孙亮不懂。

（三）吴宫喋血六之孙綝篇

孙休即位不久，就准备对孙綝下手了，不是他“忘恩负义”，而是孙綝又萌生了换人的想法。孙綝本年还不到三十，政治上远未达到他的职位应有的成熟。

一次，孙綝带着牛酒去找孙休，想跟孙休畅饮一番，增进君臣感情，却想不到吃了闭门羹。孙綝骄横惯了，哪里受得了这个。又带着东西去找左将军张布，因为他知道张布跟皇帝关系非同一般。

酒，有时真不是好东西，酒后失言，更是能要人命。

孙綝跟张布觥筹交错，酒过三巡，孙綝显然喝高了，在酒桌上当着张布的面大发牢骚：“当初废黜会稽王时，很多人劝我自立为帝，但我觉得当今陛下贤德英明，这才迎而立之。如果没有我，陛下安能坐此位，如今我带着礼物前去拜访，却遭到拒绝，真令人寒心，早知今日，悔不当初。”

过后，张布立即将孙綝的酒后狂言向孙休做了报告。孙休震惊之余，终于下决心除掉孙綝。

但孙休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越是想收拾孙綝，就越是刻意在表面上拉拢孙綝，时不时还给予赏赐。因为孙休懂得动手之前，必须先稳住孙綝，以免打草惊蛇。

甚至当有人向孙休告密，说孙綝图谋不轨意欲谋反时，孙休也不追究反而将告密者交给孙綝处置。表面上看，好像皇帝非常信任丞相，但君臣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只有当事人最清楚，孙綝也觉察出氛围有些不对，主动上书申请外任——出屯武昌。

孙休答应了，孙綝又请求将自己所部精兵一万人一起带走，孙休也准了；孙綝又要求给自己的部队配发武库中最精良的武器，孙休一一照准。总之，凡是孙綝的请求，孙休没有不准的，简直是来者不拒。一个君主如此纵容自己的臣下，很不正常。

将军魏邈对孙休说：“如让孙綝统重兵据上游重镇，久后必为国家大患。”宿卫军官施朔也向孙休告密说孙綝打算谋反。

孙休找来辅义将军张布密商对策，张布说：“左将军丁奉，虽目不识丁，却智勇超群，可担重任。不如将此人召来共商大计。”孙休于是召见丁奉，并告诉他自己的决定，丁奉说：“孙綝兄弟党羽众多，不易控制，不如在‘腊八大祭’（十二月【腊月】八日祭灶君）上，设计擒他。”孙休听从了丁奉的建议，决意到时动手。

十二月七日，建业谣言四起，说“腊八”大祭，京师将有巨变，孙綝听到消息，坐卧不安。当夜，狂风大起，尘沙满天，拔树摧屋，天气的异常，似乎预示着不祥之兆，孙綝的心头更是笼罩上一层阴云。

十二月八日，腊八大祭如期举行，孙綝推说自己有病，不肯参加。孙休见他不来，就派人去请，一次、二次，孙綝都应付过去了，可孙休似乎铁了心，一定要他来，又接连派出了十几批使者，上一批使者还没走，下一批又来了，这下孙綝实在招架不住了，只好答应赴会。

左右亲信劝他不要去，在宴会上动手已经成为吴国政变的常用手段，孙峻就是用这招除掉的诸葛恪。孙綝说：“皇上屡次下诏派人来请，我不能不去。你们可在外集合部队以防万一，待我进宫，你们便在府中放火，我就以此为借口脱身。”

孙綝入宫后不久，部下按计放起大火，孙綝望见火起，起身告辞，孙休却拉住了他说：“外面兵多，灭火这种小事，不足劳烦丞相。”孙綝却坚持要走，并已起身离开座位。丁奉、张布用眼色示意左右，预先安排好的宫中侍卫，心领神会，一拥而上将孙綝逮捕，五花大绑捆了个结实。

事到如今，孙綝什么都明白了。 自己中计了。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孙綝往日的骄横之气也不见了，跪在地上叩头求饶，请孙休饶他一命，宁愿发配去交州。孙休看着不住磕头求饶的孙綝，冷冷地说：“发配边地，那你当初为什么不把滕胤、吕据放逐到交州！”孙綝又表示愿为官奴，只求免于一死。孙休说：“想做官奴，之前，你为什么不教滕胤、吕据去当官奴！”孙綝哑口无言、无话可说。

孙休下令将孙綝斩首示众，并把人头挂出去，宣布凡孙綝旧部，只要放下武器，一律免死。孙綝的五千旧部纷纷放下武器投降。

孙綝被诛灭三族，连那个死了的孙峻，也被从墓里挖出来，随葬的印信被取出，原来的厚木棺材也被换成了薄皮的。古代棺木因死者政治地位不同，厚薄也有差别，棺木变薄，以示贬黜之意。

十二月九日，孙休任命张布做中军都督，重新以礼改葬诸葛恪、滕胤、吕据等人；因诸葛恪而受牵连被放逐的大臣，一律召回。有人提出为诸葛恪树碑立传，却被孙休否决。孙休的理由很简单，诸葛恪盛夏出师，劳师动众却无尺寸之功，不可谓能；身为托孤重臣，却死于竖子之手，不可谓智。

拨乱反正 孙权死后，吴国即陷入无休止的内乱中，接二连三发生宫廷流血事件。虽然这种混乱主要集中在上层，但吴国的国力已成江河日下之势，则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孙綝的死，吴国终于迎来了安宁（尽管是暂时的）。

等孙休上台后才发现，国家因连年征战、内乱，国库里早已空空如也，百姓更是被繁重的徭役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导致民变蜂起。而吏治腐败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令孙休更为吃惊的是，当时的江东重商轻农的风气已经相当浓重，不仅士民百姓经商求利，就连地方官府甚至军队也参与进来，吴国几乎是全民皆商，长江之上到处是往来贩运货物的商船。

孙休对此不但不高兴，反而蹙紧了眉头。大家都去经商，地谁种！谁都知道，做买卖比种地赚钱，但在古代农耕社会，农桑才是立国之本，军民有饭吃、有衣穿才谈得上其他。

为了调动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孙休下令减轻田亩赋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同时抑制商业的过度发展，严禁军队经商（诸位，对孙休出台的政策是不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孙休又派出光禄大夫周奕、石伟等到全国各地视察民情、整顿吏治。

孙休在励精图治之时，并未忘记前废帝、如今的会稽王孙亮，说起来，中国古代被废黜的皇帝鲜有善终者，孙亮也没能逃过一死。不久，会稽当地就传言会稽王要回建业做天子，而孙亮的宫人也向官府告密说孙亮私下行巫蛊之事，并有大逆不道之言。当地官府不敢怠慢，立即上报。孙休得报将孙亮从会稽王贬为侯官侯，派卫士护送（押解）其去侯官（今福建福州），孙亮于途中自杀（一说中毒而亡），又一位非正常死亡的前皇帝。

婚姻服从政治

东吴永安五年（262）二月，孙休立夫人朱氏为皇后。关于这位朱皇后需要特别说明一点，她是孙权小女儿孙鲁育与朱据所生之女，孙鲁育是孙休的姐姐，也就是说，孙休是她的舅舅，换言之，孙休娶了他的外甥女。中国历史上，这种亲上加亲的政治联姻近亲结婚，不足为奇，汉惠帝就是先例。

十月，卫将军濮阳兴被提升为丞相。濮阳兴原是会稽太守，孙休因被丹阳太守李衡欺负，被迫搬到会稽，濮阳兴对这位不得意的诸侯王关怀备至，两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

孙休称帝后，知恩图报、不忘故人，让濮阳兴掌管文政，将军政交给另一位亲信旧部左将军张布。

孙休知恩图报是好事，可濮阳兴、张布一朝发迹，很有点忘乎所以、小人得志的跋扈，招权纳贿、结党营私，孙休碍于情面，对此视而不见装糊涂。

有孙休这般体贴念旧的君王，两人本应心怀感恩有所收敛，可事实却正好相反，张布等人仗着自己的老资历，越发得寸进尺。

孙休颇好读书，诸子百家之书尽皆遍览。孙休时常将博士祭酒韦曜、博士盛冲招入宫中，与他们谈书论道，切磋学问。张布对此却深感不安。皇上与几位读书人谈谈学问，也不关他张布的事，他有什么不舒服的！

张布担心的是，韦曜、盛冲都是性情耿直、心直口快的书生，保不准，几人在跟皇帝谈经论道的时候，把自己在外面干的那些事给捅出来。因此明里暗里百般阻挠，孙休知道张布打的什么算盘，但为了抚慰张布，后来也就不再召韦曜等人入宫，而把他们派到交趾（今越南）出差去逮孔雀。

孙休为重整军备，打算购买军马，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骑兵是吴军的弱项，在这方面甚至不如蜀汉，因为东吴不产战马，蜀地虽也缺乏战马，但蜀汉与西北羌人邻近，蜀汉的南中也出产良马，这两地是蜀汉获取战马的主要来源。

孙休想买马，但北方的司马昭肯定不会卖给他，孙休只好向友邦求助，派五官中郎将薛综之子薛珝入蜀买马。

薛珝从蜀中归来，回朝复命时，孙休问薛珝在蜀地的见闻，薛珝回答：“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翻译成白话就是，朝堂上，主上昏庸糊涂，大臣们只求自保苟且偷安。走在田间到处都可以看到，因营养不良而面黄肌瘦的百姓。

薛珝的话难免有夸张之处，蜀汉真有他说的那么不堪吗？

相比吴、魏两国层出不穷的宫廷流血事件，蜀汉朝廷表面上还是相当平稳的。即使发生在辅政大臣之间的争斗，也相对温和。比之魏国的曹爽与司马懿、李丰与司马师、吴国的诸葛恪与孙峻的不共戴天、你死我活，诸葛亮对李严的处置已经十分宽容。

诸葛亮之后，蒋琬、费祎、董允相继执政。在此期间，蜀汉大体保持了稳定，蜀中四相中的最后一位费祎于253年遇刺身亡，这成为蜀汉走向衰亡的转折点。此后朝中再无可以主持朝局的贤臣。刘禅昏君的本性逐渐暴露出来，而成就其昏君之名的主要有两个人，陈祗与黄皓。

诸葛亮深知刘禅性情，因而特意派秉性刚直的董允主管宫中事务，二十余年，刘禅被管得十分规矩，刘禅宠信的宦官黄皓在董允时，不过是一个黄门丞。

直到陈祗的出现，平静被彻底打破。

陈祗（？—258），字奉宗，豫州汝南郡人，许靖哥哥的外孙。随许靖入蜀。入仕为选曹郎，后被费祎看中破格提拔，一路高升。与之前严肃刻板的蜀中四相不同，此人“多才多艺”，很会玩，这一点特别对刘禅的脾气，董允死后，再无人能约束刘禅，而陈祗这个玩伴的出现，让刘禅觉得这才是他想要的生活，想想之前董允在时， 自己简直过的就是囚徒生活，与董允一比，刘禅更喜爱陈祗，也更加痛恨董允。

陈祗是一个很会揣摸人主心意的人，善于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刘禅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这样的人在官场之中很是吃香，费祎喜欢他，刘禅喜欢他，黄皓更是将他引为“知己”。

陈祗接替吕乂出任尚书令后，很快便与黄皓勾搭成奸，所谓臭味相投，物以类聚。两人一内一外，把持朝政，蜀汉国势日衰，初露亡国之兆。

陈祗虽官位居姜维之下，但姜维常年领兵在外，很少回成都。刘禅最亲近信任的除了黄皓就是陈祗。陈祗做尚书令的几年，真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姜维不遗余力筹划北伐，后主刘禅与陈祗、黄皓在后方极尽享乐。孰料乐极生悲，蜀汉景耀元年（258）陈祗死了，刘禅为此难过了好一阵，只要有人提到这位爱臣的名字就流泪，当年刘备哭法正也不过如此，而刘禅为之痛哭的却是这么一个佞臣。

哭过还不算，刘禅又下令给爱臣陈祗追加谥号，蜀汉很少给大臣赠谥号，只有功勋卓著者，方能享此殊荣。昭烈帝刘备一朝，大臣追谥者，只有法正一人。后主刘禅时，也只有诸葛亮、蒋琬、费祎。陈祗能被追谥，只因他是刘禅的宠臣。

既然文臣都已加了谥号，武将自然也要追谥。昭烈皇帝刘备生前所封的四大将军：前将军关羽、右将军张飞、左将军马超、后将军黄忠也一一被追加谥号。

蜀汉之名将只有这四大将，“五虎上将”是小说《三国演义》的说法。刘备时代，赵云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杂号将军，从未与四大将平起平坐。真正赏识提拔赵云的是诸葛亮。不过，诸葛亮当政时，赵云已“廉颇老矣”，已难有所作为。

后主刘禅追谥前朝武将，只追谥了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对当年在长坂坡万军丛中舍命救他的恩人赵子龙，却置之不理，很是薄情。后来还是大将军姜维看不过去，据理力争，最后，刘禅才给赵云补赠了一个顺平侯的谥号。

继陈祗之后担任尚书令的是原诸葛亮丞相府令史董厥。

董厥（？—264），字龚袭，荆州义阳人（请注意籍贯），而董厥的继任者，也是蜀汉帝国最后一任尚书令的樊建也是荆州义阳人。

蜀汉从开国到亡国先后有十一任尚书令（算开国前的第一任尚书令法正共计十二位）。

尚书令法正，右扶风郿（今陕西眉县）人，东州集团背景。219—220年在位。

尚书令刘巴，荆州零陵郡人，220—222年在位。

尚书令李严，荆州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人，东州集团背景。

尚书令陈震，荆州南阳郡人，荆州集团，随先主入蜀。

尚书令蒋琬，荆州零陵郡人，荆州集团，诸葛亮相府班底。234—235年在位。

尚书令费祎，荆州江夏郡人，具有东州、荆州双重背景，诸葛亮相府班底。235—243年在位。

尚书令董允，荆州南郡人，东州集团背景。244—246年在位。

尚书令吕乂，荆州南阳人，东州集团背景。246—251年在位。

尚书令陈祗，汝南郡人，东州集团背景，251—258年在位。

尚书令董厥，荆州义阳人，诸葛亮相府班底。259—261年在位。

尚书令樊建，荆州义阳人，诸葛亮相府班底。261—263年在位。

尚书令诸葛瞻，徐州琅邪阳都人，诸葛亮之子。263年在位。

首任尚书令法正乃刘备心腹重臣，握有实权，可惜在位时间不长。诸葛亮时代的尚书令李严、陈震，不过充位而已。诸葛亮死后，蜀汉不再设丞相，而政归尚书令。

纵观十二位尚书令不是刘备心腹、旧部，便是诸葛亮相府班底，之后具有荆州集团与东州集团背景的士人轮番执政，益州本地士人竟无一人入选。

蜀汉帝国由始至终在益州本地士人看来都是一个外来政权。如此鲜明的排他性，令蜀汉缺乏本地势力的衷心拥护与支持，尤其在刘备、诸葛亮去世后，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也无怪乎，益州本土士人对刘禅政权采取消极态度，这也是蜀汉亡国原因之一。

尚书仆射董厥升任尚书令后，留下的仆射一职由尚书诸葛瞻接任。

诸葛瞻（227年7月—263年11月），字思远。汉丞相诸葛亮之子。

以下是诸葛瞻的成长史：

十七岁迎娶公主（刘禅的女儿，明显早婚，古代男子二十而冠才是成年的标志，可人家十七岁就成亲了），这又是一桩典型的政治婚姻。同年入仕，职位—骑都尉。

十八岁升任羽林中郎将，之后先后历任射声校尉、侍中。

蜀汉景耀二年（259），三十二岁的诸葛瞻荣升尚书仆射加军师将军（他父亲曾经担任的职务）。

蜀人追念诸葛亮，爱屋及乌，对诸葛瞻也十分喜爱。朝廷每有惠民之举，大家总是奔走相告，说这又是葛侯为百姓做的好事。其实，有些事并非诸葛瞻所为，甚至他根本不知情。

蜀汉景耀四年（261），诸葛瞻升任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董厥共理朝政。

（四）弃险退守 诱敌深入

回到成都的大将军姜维向后主刘禅提出了他酝酿已久的新的战略构想：放弃汉中外围诸营堡，退守汉城、乐城，诱敌深入，待其兵疲粮尽，集中主力与城内守军，内外夹击，聚而歼之。姜维的这一设想源于以往北伐的劳而无功及洮西之役歼灭战的胜利带给他的刺激。

多年的北伐战争，令姜维意识到必须大量歼灭敌军方可夺关占城，恢复汉家江山。而劳师远征，不仅劳民伤财，且魏军多避而不战，令求战心切的姜维苦恼不已。如何击败敌人，姜维不得不另寻对策，这就是主动退守，引诱敌人主动来攻，与其长途跋涉去攻，不如就在自己的大本营汉中设伏，将决战的战场放在汉中，可省去舟车劳顿，更可以逸待劳。

姜维就是要示弱于敌，引诱魏军主动来攻，以少量守军固守坚城，在内线牵制敌军， 自己则率领主力机动兵团在外线寻觅战机，一旦时机成熟，就张开大网，围歼魏军。

姜维的想法不错，但仍有不足之处，他忘记了重要的两点：

一，他的对手很强，司马昭、邓艾、钟会等人，不会轻易上当，且放弃险要，纵敌入平，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如处置失当，便会酿成大患。姜维对自己的统兵之才很有自信，但战场之上，局势瞬息万变，后来战局的发展就超出了他的可控范围。这是后话。

二，魏国国力、兵力远在蜀汉之上，蜀汉全军不过十万，姜维率领的蜀汉精锐兵团也不过四五万人。而魏军若是远征，必然起倾国之兵来犯（后来果然如此，司马昭伐蜀前后用兵十八万），以汉军的兵力很难在野战中歼灭对方主力，而围歼不成，敌军便会长驱直入，后果不堪设想。邓艾不是王经，司马昭更不是曹爽。姜维摆出如此险棋，留下了深深的隐患。(www.zuozong.com)

蜀汉后期，良将匮乏，刘禅更是一个只懂享乐的昏君，对军事一窍不通，蜀汉所依赖的唯有姜维。后主当即批准了姜维的计划，命汉中都督、镇西大将军荆州义阳人胡济率部退驻汉寿（即葭萌关，刘备改名汉寿，大将军费祎曾把自己的大本营设于此城，死后也葬于此地），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蒋琬之子）守汉城。

汉中的地形就是一个被周围群山环抱的大盆地，汉中诸城就在盆地里，而此前汉中的主防御线就设在汉中外围的崇山峻岭之上，这样可以拒敌于国门之外，当然既然把敌人挡在了外面， 自然也就无法歼敌了。姜维撤去部分外围堡垒，听敌入平，但并非完全不设防，仍保留了黄金堡等重要据点。并在建威、武卫、石门、武城诸地（今陕甘交界地区）设防派兵驻守，阻止魏军由武都、阴平一线入蜀。

姜维踌躇满志，却不知自己的新方案，潜藏着巨大隐患，待他意识到自己的疏忽时，已经回天乏术。历史告诉我们，不要轻易否定前人的经验，特别是成功的，魏延、王平就是靠乘高据险，才确保汉中成为牢不可破的金城汤池，可惜，姜维，智者百密一疏。

（五）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魏主曹髦是一位悲剧性人物，他的前任曹芳已经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等他即位时，魏国已名存实亡，政归司马氏。

曹髦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于军国大事却无从过问，因为大将军早已处置好了。无事可做的曹髦只好整日与一班文士研究学问，就是这些陪在他身边的儒生、学士十之八九也是司马氏之人。被曹髦称为儒林丈人的散骑常侍裴秀、文籍先生的侍中王沈都是司马昭的亲信。

可怜的曹髦沦落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曹髦对自己的处境心知肚明，却也无可奈何。

魏甘露三年、四年间，顿丘、阳夏、宁陵等地井中多次有黄龙出现，地方官员将此吉兆上报朝廷，认为此祥瑞之兆，必将给国家带来好运。

曹髦对此却反应冷淡，他很清楚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

对所谓黄龙的频频出现，曹髦不以为吉，反而认为是一种不祥之兆（这一点不久后就得到证实）。龙乃君之象，飞龙在天。可如今却上不至天，下不着地，困于井中，此非佳兆也。曹髦还为此作了一首潜龙诗以自嘲，潜龙自然就是指曹髦自己。

不久之后，这首诗就被誊抄并送到了司马昭那里，司马昭读了诗，大为恼火，但又不便发作，也许就在这时，司马昭对曹髦起了杀心。

但事情的发展却颇具戏剧性，最先爆发的不是司马昭而是曹髦。

曹髦对司马昭的专横跋扈已忍无可忍。现在的他失去的不仅仅是权力，就连皇帝的尊严也受到了损害，司马昭必定做了一些令曹髦无法忍受的事，否则这位小皇帝是不会怒火万丈的，不过，史书未载，也只能推测。因为从他登上皇位的那一天起，曹髦对自己的傀儡身份就已十分明了了。前任曹芳的例子就在那里。

如今的司马昭大权独揽、根基已固，朝廷内外尽是司马党羽，军队也效忠于司马氏，他已经不需要再刻意伪装掩饰什么。就是这一点，彻底激怒了曹髦，三国历史上最触目惊心的宫廷流血事件，就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

魏甘露五年（260）五月七日，曹髦在宫中召见近臣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愤怒的曹髦说出了那句广为流传并载入史册的惊世之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学曹芳，受辱被黜，今日请诸位爱卿与朕共讨国贼。”尚书王经闻言大惊，赶紧上前劝阻道：“政归司马氏已非一日，朝廷内外皆是司马氏之人，陛下与谁讨之？今宫中侍卫甲士不过数百，陛下欲以此除司马氏，岂非驱犬羊逐虎豹乎！ 臣恐陛下不能除贼反为所害。还请陛下三思。”

曹髦并不答话，而是从怀中取出早已准备好的诏书，投之于地，说：“朕决心已定，卿不必多言。纵有一死，又有何惧。”说罢，拔剑登车，率领宫中宿卫甲士、仆役数百人呐喊着冲出云龙门。

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则趁机溜走，去向主子司马昭告密。司马昭闻报，马上令中护军贾充集合人马，做好准备。

曹髦觉察到事情泄露，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带着手下的几百人就朝相府杀来。

走出不远，迎面就遇上了屯骑校尉司马伷率领的部队，曹髦手下的随从，大声呵斥司马伷的兵，司马伷和手下的兵，见是皇帝亲自领兵，不敢应战，拔腿便走。司马伷退走当然不是打不过曹髦和他手下那点可怜的随从，而是双方有君臣的名分，尽管谁都知道曹髦不过是一个傀儡，但对方毕竟是皇帝，表面上的礼节还是必须遵从的。谁敢对皇帝动刀枪，那是要诛灭九族的。

司马伷部溃退下去。不久，中护军贾充率领相府兵将赶来，与曹髦在南阙下相遇。曹髦再次挥动宝剑，想要呵退贾充的兵，贾充手下慑于君威，不敢迎战，也打算退走。

这时，骑兵都督成倅的弟弟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情势紧急，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厚待你辈，正为今日，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问的？”成济得到许可，纵马持矛，直刺曹髦，曹髦一个久居深宫的人，哪是成济的对手，当场被长矛刺穿胸膛，惨死于车下。

司马昭听说部下当众刺杀曹髦，不免大惊失色，他没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司马昭虽一心要篡夺曹氏江山，但也不想担负弑君的骂名，尤其是在那个礼教甚严的社会。这会给他的夺权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但事已至此，多说无益。还是赶紧收拾残局才是上策。司马昭的叔叔太傅司马孚虽然上了年纪，跑得却比谁都快，第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抱住曹髦的尸体就开始干号（因为实在挤不出眼泪来），一边号还一边说：“是老臣害了陛下啊，是老臣害了陛下。”

放下司马孚在那里做肉麻的表演不提。且说司马昭紧急召集文武大臣开会，商讨善后事宜。群臣都到了，唯独不见尚书右仆射陈泰。陈泰与司马昭兄弟交情深厚，司马昭出征淮南时，留守后方主持大局的就是陈泰。陈泰可算是司马氏的铁杆亲信，如今遇上这等大事，陈泰早该到场，可现在却迟迟不见陈泰露面，很显然，陈泰是有意不来，原因也很简单，以此表达自己对司马昭的不满，尽管陈泰拥护司马氏，但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陈泰，观念上还是比较正统的，司马昭的部下公然弑君，这在陈泰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罪不可恕。

司马昭见陈泰不肯来，只好派陈泰的舅舅荀顗去请。但陈泰态度很坚决，舅舅来也不好使，最后逼得荀顗没有办法，只好让人用一张软床硬是把陈泰给抬进了相府。

司马昭在自己的密室里接见了陈泰，司马昭摆出一副很无辜的表情苦着脸说：“玄伯（陈泰的字），不幸发生这种事，天下的人会怎么看我。你看这事如何处置？”

陈泰冷冷答道：“腰斩贾充，以谢天下。”贾充是司马昭的左膀右臂心腹宠臣，司马昭当然不会杀贾充。于是沉吟片刻后，司马昭又问：“有没有其他的办法？”陈泰说：“没有。”司马昭沉默不语。谈话不欢而散。

司马昭舍不得杀贾充，但弑君之罪总要有人来背，最后直接行凶的成济兄弟便被抛出来成了替罪羊。

在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十天——五月二十六日，司马昭上书成济兄弟大逆不道，应诛灭三族。

随后，司马昭亲自下令逮捕成济兄弟。

成倅、成济兄弟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为司马昭冲锋陷阵，到头来却落得这么一个下场，当抓捕他们的差役冲进兄弟俩住的院子时，这两位背黑锅的家伙公然拒捕，两人不愧武将出身，身手矫健，三两下便蹿上房顶。

看着下面黑压压的官差，成倅兄弟自知难逃一死，最后时刻，两人站在自家屋顶，光着膀子，对昔日的主公司马昭破口大骂，反正也是死，临死之前，骂两句出出气，也能理解。成倅、成济兄弟都是粗人，骂的话估计也很难听，当时的史官不好记录这些粗鄙之言，只好和谐掉了，这时也不需要顾及司马昭的脸面了，人都要死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成济兄弟算是豁出去了，可围捕他们的官差却还要吃司马家的饭，就在兄弟俩站在房顶上骂得起劲的时候，一批弓箭手被调了上来，一阵乱箭之后，被射成刺猬的兄弟俩从房上栽落下来，又被拥上来的官差乱刃分尸，这就是弑君暴徒的下场。

曹髦死后，司马昭以郭太后的名义将曹髦废为庶人，太傅司马孚请求以王礼安葬曹髦，郭太后也“准了”。这个老太太政治傀儡当得实在不易，事事都要遵从司马大人的“旨意”。

处置完高贵乡公，司马昭马上开始追查涉及此事的相关人员，王沈、王业因出首告密有功受到特别封赏。王业后来在晋朝做到了中护军。王沈则更加风光，受封安平侯，食邑二千户，之后又被任命为奋武将军、豫州刺史，出镇地方。

靠出卖皇帝，王沈得到了高官厚禄，却为天下正直士大夫所不齿，从此名誉扫地。

王沈之后成为晋朝的“开国功臣”，他的儿子王濬，也靠着司马家风光一时，在后来的八王之乱中也是乱臣贼子，关于这对可耻父子的故事，后面还会提及。

忠于主上的尚书王经最终还是难逃一死，因为“知情不报”，不肯出卖皇帝谋求富贵，王经被逮捕入狱，连他的老母也受其牵连，被一同处死，当抓捕他的官差闯入他家时，王经并未有丝毫的慌张胆怯，从他拒绝王沈等人的“邀请”时，他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崇尚严刑峻法诛杀异己的司马氏决不会放过他这个异类。但看到白发苍苍的老母也要跟着一起受刑，王经心如刀绞，悲痛地向老母谢罪。

王经的老母，这位在历史上连名字也未曾留下的老妇人，看着儿子没有责备却欣慰地笑了：“人哪有不死的，只怕死得不值得，我与儿尽忠报国而死，死得其所，又有何恨。”她知道儿子做的是对的，母子二人随后被押赴刑场，从容就义。

曹髦死后，公卿决议（实际是司马昭之意）迎立曹操之孙、燕王曹宇之子常道乡公曹璜继承皇位。代理中护军、中垒将军司马炎被派往邺城迎接新君。此时的邺城早已成为曹魏宗室的集中营，被司马氏严加看管，与囚徒无异。

司马炎，这位结束三国纷争的世家公子，未来晋朝的开国之君，第一次出场亮相便被赋予了如此重大的使命。

司马炎（236—290），字安世，河内郡温县人。司马懿之孙，司马昭的嫡长子。

司马昭将迎立新君的重任交给自己的长子司马炎，显然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只需出差一趟，回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加官晋爵，官僚子弟司马炎的仕进之路早已被他的父亲设计好了，他只需照着走就行了。

司马懿的孙子护送曹操的孙子从邺城去洛阳即皇帝位，五年之后，又是司马懿的孙子逼曹操的孙子退位，他们的位置来了一次对换。

六月一日，郭太后下诏，命常道乡公曹璜改名曹奂。

六月二日，曹奂进入京师洛阳。当天登基即位，成为曹魏帝国第五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此时的曹奂才只有十五岁。新帝登基照例大赦天下，改年号甘露五年为景元元年。六月始，全国使用新年号，旧年号同时废弃。而此刻曹奂的前任曹髦已被草草葬在洛阳西北三十里的荒郊野岭之中，孤零零地无人理睬。

（六）魏晋风骨——高压下的名士

一心要篡夺曹魏江山的司马氏， 自己心怀鬼胎、心术不正，反而对臣民的思想言论控制得更为严苛。司马昭统治魏国的几年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专制的时代。

名士大夫要么缄默不言，要么归附其门下，若还想像汉末名士那般处士横议，抨击时政，那简直就是自寻死路。司马昭也继承了其父的残忍、猜忌、狠毒，并将之发挥到了极致。

有一件小事特别能说明这一点，汉末大儒郑玄郑康成之孙郑小同，继承父祖之业，也是一位博览典籍的饱学之士，先后担任郎中、侍中，曾为曹髦讲解《尚书》，也是一代帝王师。

一次，郑小同有事去求见司马昭，司马昭正巧内急，去了厕所，郑小同就在司马昭的书房里等候。等司马昭如厕归来，才发现自己有一份密信忘了收起来，就放在了桌上。

司马昭心叫不妙，但表面上又装作若无其事，看似随口地问了一句：“我放在桌上的信疏，爱卿可曾看见？”小同说：“没有。”司马昭也没说什么就让郑小同退下了。

事后，司马昭越想越后怕，为防泄密，司马昭决定杀人灭口，派人毒死了郑小同。此事只是出于司马昭的疑心，他并无任何证据。郑小同可能看到了信但装作没看见，也可能真的没看见。但司马昭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抱着宁可错杀也绝不冒险的稳健原则，还是杀了郑小同。

名闻天下的竹林七贤便是在这种高压政治之下产生的畸形名士团体。树大招风，竹林七贤中名声最大的嵇康首当其冲，成为七子之中命运最为悲惨的一个。

嵇康， 自幼聪慧过人，但却命运坎坷，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嵇康博学多才，喜好老庄，闲暇之时弹琴吟诗，或与一班友人做竹林之游， 日子过得看似逍遥快活。但身处高压政治之下的名士们，很难说有真正的自由。

嵇康成年后迎娶了曹操之子沛王曹林的女儿长乐亭主为妻，生有一儿一女。嵇康气度不凡，生得仙风道骨，兴致来时，常常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入山游玩，尽兴而返。在山中遇到的路人，都把他看作隐居世外的仙人。

一次，在汲郡山中，嵇康与孙登相遇（孙登，字公和，号苏门先生，真道大宗师。汲郡人，长年隐居苏门山），两人结伴而游（一说嵇康与之游学数年）。临别之时，孙登对嵇康说：“君性情刚烈卓然不群，生于当世，恐不免于祸。”

嵇康本无意仕途，在魏国也不过做一个中散大夫的闲职，世称嵇中散。但树大招风这句话再次应验在了嵇康身上，因为名气太大，司马昭也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到自己的幕府来做幕僚。嵇康不愿与司马昭为伍，遂躲入深山逃避征召。

司马昭的亲信司隶校尉颍川钟会，久闻嵇康大名，特意前来拜访。当时嵇康正与自己的好友向秀在大树下打铁，对贵公子钟会十分冷淡，将这位朝野瞩目红得发紫的新贵晾在一边。钟会走时，嵇康问他，为何而来，又为何而去？钟会恨恨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就这样，嵇康得罪了钟会，也埋下了杀身大祸。

嵇康不愿与当局也就是司马氏合作，态度鲜明，他不应司马昭征辟，不理睬主动与之结好的钟会，就连他的好友山涛举荐他做官，他也坚决拒绝，甚至专门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文中历数自己“七不堪”“二不可”等等。

嵇康如此行事，这就不仅仅是清高了，而是嫌自己命长。联系到他与曹魏宗室的关系，司马昭不可能没有想法，这位本就多疑猜忌、心狠手毒，加上一个同样心胸狭隘、有仇必报的钟会，嵇康的命运已经注定。

就在此时，一场突发事件将嵇康卷入其中，嵇康的好友吕安之妻长得十分貌美，被吕安的兄长吕巽迷奸糟蹋，家中出了这样的事，换成谁也受不了，更何况干这事的居然还是兄长。盛怒之下的吕安要状告吕巽，打官司。

嵇康劝他不要公开此事，以免家丑外扬。嵇康与吕巽、吕安兄弟都认识，嵇康也是出于一片好心，可谁知，还没等吕安上告，吕巽却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

吕巽做了亏心事，怕被报复，于是先发制人，反诬告吕安不孝， 吕安被官府收捕。嵇康熟知此事原委，他没想到吕巽居然这么厚颜无耻，基于义愤，嵇康出面为吕安作证，此时，对嵇康怀恨在心的钟会趁机向司马昭进谗言，说当年毌丘俭起兵，嵇康打算做内应，只是后来毌丘俭很快兵败，才未成行。因嵇康的曹氏女婿身份，司马昭对钟会的话，深信不疑，加之，嵇康名满天下却不愿入他的幕府，司马昭也早就对嵇康不满，于是不问情伪下令将嵇康斩首示众。

行刑那天，京师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求让嵇康来太学做老师。太学生的要求自然被朝廷拒绝。

临刑前，嵇康神色如常，他向哥哥嵇喜要来平时所用的古琴，就在刑场上万众瞩目之下，抚了一曲《广陵散》。曲毕，嵇康长叹一声：“当初袁孝尼曾要跟我学《广陵散》，我未答应，看来《广陵散》要失传了。（《广陵散》并不是嵇康独作）”说完，从容就戮。海内士人闻之，无不痛惜。

与嵇康相比，他的朋友们就要聪明多了。山涛就是一个。山涛与司马懿的妻子沾些亲戚，之前说过，山涛为避祸曾辞官隐居，后不得已，前去拜望司马师，司马师见了山涛，故作惊讶说：“哎呀，难道吕望也要出来做官了吗？”山涛明知司马师是在故意挖苦他，只装作不知。

山涛随后做了骠骑将军王昶的从事中郎，之后拜赵相，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曾写信称誉山涛并赠给钱帛，可见两人必有交情。山涛与司马氏手下的众位谋士关系也很好，与钟会、裴秀等人都有交往。也正因为如此，山涛的结局在众多名士中算是比较好的。

向秀（约227—272 ），字子期，河内郡怀县（今河南武陟）人。向秀早年与山涛结识，后与嵇康性情相投，成莫逆之交。嵇康喜好打铁，每当这时，向秀都主动给嵇康做帮手，两人配合默契，享受着打铁的乐趣，旁若无人。

好友嵇康的被杀，对向秀的触动很大，原本无意仕进的向秀，迫不得已应本郡的征召，去洛阳求见司马昭。司马昭见到向秀故作惊讶：“我听说先生常有箕山之志，如今怎么也来做官了？”讽刺挖苦之情溢于言表。

这里介绍一个典故，箕山之志，当年尧年老的时候，打算物色一位接班人接替自己，选定了贤士许由。谁知许由执意不肯，不但拒绝尧的邀请，还逃进箕山，表明自己隐居不仕的志向。后人就用箕山之志指代那些不愿入仕做官的隐士。

对司马昭的冷嘲热讽，向秀不得不违心地说：“许由狂野之士，不识天命，不达大体，臣不屑为之。”一番话哄得司马昭十分开心。向秀也就此摆脱了生存危机。

但用尊严换来的生活，令向秀整日活在痛苦之中，这让他更加思念逝去的友人嵇康。抚今追昔，让他无限感慨，挥笔写下了那篇传诵千古的佳作《思旧赋》。

向秀虽步入仕途，但也只是做些散骑侍郎、黄门侍郎之类的散官，即使这样的官职，向秀也是出工不出力，不过吃一份俸禄罢了。

阮籍，又一位放浪形骸、蔑视名教、不拘常礼的名士，平日里纵酒放歌、弹琴长啸，身随心往，悠游于山水之间，看似极其洒脱，堪称那个时代的典型，他的这种风格，令无数士子向往效仿，一时蔚然成风。

与很多读书人一样，阮籍本也有匡君辅国、澄清四海之志，怎奈生不逢时遭遇乱世，易代之际、风云诡谲、福祸难测，之前的正始名士便是前车之鉴，这让身负大才，渴望一展宏图的阮籍十分苦闷，他所谓的放浪形骸只不过是一种痛苦的发泄而已。

愤懑之余，阮籍只能借酒浇愁、逃避世事。

司马昭曾一度打算为儿子司马炎向阮籍求婚，想让司马炎娶阮籍之女，可阮籍不愿与司马联姻，但又不好拒绝，阮籍就日夜豪饮，终日沉醉，不给对方提亲的机会，因为谁都知道，阮籍好酒，不以为怪，阮籍接连狂饮了两个月，也醉了两个月，弄得司马昭硬是没找到机会开口。

等到司马昭掌权，阮籍又对司马昭说， 自己平生喜好周游四方，曾去过东平，被那里的山川景色所吸引，希望能被外派到那里去。司马昭欣然应允，不久，阮籍即被外放为东平相（相当于太守）。

其实，阮籍与其说是喜欢东平的山水，倒不如说是外出避祸更为恰当，远离京师也就远离了是非。

阮籍轻车简从，骑着头毛驴就上路了。

但没过多久，阮籍又被司马昭召回京师，入其幕府做从事中郎。

阮籍在司马昭府中无事可做，闲得无聊，他听说步兵校尉衙门里的庖厨酒酿得好，就主动要求去当步兵校尉。司马昭很喜欢阮籍，欣然照准。

有了好酒，这下阮籍更是狂饮无度，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 自己喝还不过瘾，只要有人请他喝酒，他是逢宴必赴。甚至公卿百官劝进司马昭加九锡之礼，请阮籍起草，这份劝进表也是阮籍在半梦半醒间一挥而就写成的。

一次，阮籍与人对弈（围棋），家人突然跑来告诉他，他母亲刚刚过世了，听到这个消息，跟阮籍下棋的那个人打算结束棋局。毕竟人家死了老母，悲痛万分，哪还有心思下棋。但阮籍就是阮籍，总是出人意表，坚持要把棋下完，那人也只好奉陪。

下过棋后，阮籍又喝了二斗酒，突然发出一声悲号，阮籍发自内心的悲痛说明了他并非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只是常人难以揣度。接着，阮籍大口吐血，几天的时间便瘦得不成人形，与之前判若两人。但即使是在为老母服丧守孝期间，阮籍也照旧豪饮不误。

阮籍的处世之风在尊崇儒学礼教的元老大臣眼里简直就是离经叛道、不可理喻。儒学名臣何夔之子何曾就对阮籍的所作所为看不下去，十分不满。

有一次，在司马昭府上，何曾当着司马昭的面指责阮籍背礼败俗，对司马昭说：“公方欲以孝治天下，而听任阮籍居丧期间于府上饮酒食肉，将何以训教天下之人！”

尽管阮籍的特立独行，招致保守派儒学名臣们的强烈抨击，但有司马昭护着，阮籍倒也过得从容自在。

就算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阮籍干的那些事也够另类的了。

当时阮籍的官职是步兵校尉，他属下一个士兵的女儿生得容貌出众，是远近闻名的美女，但还未出嫁就死了，阮籍听说了，亲身前往吊唁，但这之前他并不认识这家人，人家也不认识他，但阮籍不管这些，到了地方，大哭了一场，随后扬长而去，直看得在场的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阮籍的好友嵇康的哥哥嵇喜曾登门拜访，阮籍觉得嵇喜为人鄙俗，就给了嵇喜一个白眼，这也是阮籍的特殊技能，见到他喜欢的人，阮籍就用黑眼珠像正常人那样看人，但如果是他讨厌或不欢迎的人，阮籍就会翻出白眼珠看人。

嵇喜熟知阮籍的性情，只好尴尬地走了。等到嵇康携酒挟琴前去，阮籍才露出欣喜之情，这种明显的看人翻眼球，必然得罪人，史称“礼法之士疾之若仇”。

好在司马昭总是护着阮籍，这位司马大人对阮籍显示出了难得的宽容大度，阮籍才得以寿终，魏景元四年冬（263），阮籍病卒，时年五十四岁。

阮籍的侄子阮咸，字仲容。任达放纵、不拘一格，与叔父阮籍共为竹林之游，亦跻身竹林七贤之列。

山涛曾向司马炎推荐阮咸，但司马炎对阮咸素有耳闻，知道这位好酒贪杯、放荡不羁，不遵礼教，没有用他。阮咸的待人处事与其叔父简直如出一辙。

阮咸十分喜欢姑姑的侍女，一次姑姑回娘家，阮咸趁机请求姑姑把侍女留下，姑姑也同意了，等他姑姑回婆家时，或许是忘记了对阮咸的承诺，带着侍女一起走了。

阮咸得知消息时，正在待客，情急之下，向客人借了马匹，就去追。好在姑姑走得不远，被阮咸追上。阮咸终于抱得美人归。去时一个人、回来是一双，阮咸只有一匹马，于是就与美人共乘一马，“胜利归来”，古时礼教甚严，男女授受不亲，阮咸之举，在当时饱受非议，但他却全不在意。

古人往往聚族而居，阮咸与叔父阮籍居于道南，其他阮氏居于道北，北街的阮氏大都比较有钱，而南街的阮氏相对贫困一些。

每年农历七月七，北街的阮氏都喜欢把家里的锦绣绸缎拿出来晾晒，夸耀炫富，此时满街璀璨光华、炫人二目。

对族人的鄙俗之举，阮咸十分鄙夷，他也找来竹竿把自己的布衣粗裤当街堂而皇之地挂出去，一南一北、对比强烈，阮咸就是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卓尔不群、不流俗同污。

阮咸如此与主流社会对抗， 自然不受儒学朝臣的喜欢，但他的结局颇有些戏剧性，阮咸妙通音律，而司马昭的宠臣荀勖也是当时有名的音乐家，两人同样喜好音乐，难免见面切磋技艺，荀勖自认自己的才能远不及阮咸，妒火中烧，便向司马氏进谗言，将阮咸外放始平太守，不让他留在朝中抢自己的风头。

文人相轻， 自古而然，一位非著名相声演员曾说过，只有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这一真理在阮咸身上再次得到印证。

酒徒狂士——刘伶 刘伶，字伯伦，沛国人。竹林七贤大都好酒，比如之前的阮籍，一生多处于半梦半醒之间，但七人之中，能豪饮当数这位刘伶兄为最，他简直就是嗜酒如命。其他几人都留下了不少诗篇传世，可这位刘伶一生只留下一篇文赋，就是这一篇也与酒有关。

刘伶奇处还不仅于此，魏晋之际名士多容貌俊伟、仪表端庄、谈吐不俗，可刘伶不过六尺，长得也不好，史书上的话叫“容貌甚陋”，一般古人在史书里对一个人总是说好的方面，就算长得丑，也会避而不谈，而史官对刘伶却丝毫不予避讳，可知，这位长得实在不怎么样。

刘伶与几位友人一样，崇尚黄老之学，倡导无为而治，常常与阮籍、嵇康几位好友携手入林，做竹林之游，当然酒是少不了的。

刘伶自己也常常乘一辆鹿车，携一壶好酒，随心所欲地四处漫游，路上，边观赏山川美景，边痛饮好酒，刘伶还让一个仆人荷锸在后跟着，对仆人说：“我若死了，你便把我就地掩埋，不必树坟立碑。”当时的士大夫都觉得刘伶此举豪放不拘尘俗，认为这才是真名士所为，纷纷仿效。

刘伶终日与酒为伴，狂饮无度、嗜酒如命，别人渴了喝水，他却喝酒。刘伶的妻子担心丈夫的身体这样下去，早晚会垮掉，就背地里将酒器藏起来让刘伶找不到。

当刘伶又口渴难耐却四处找不到酒时，就知道是被妻子藏起来了。这时的刘伶就像个犯错的孩子，在妻子面前苦苦哀求，妻子被他缠得没法，又担心他喝酒伤身，苦劝他不要再喝了。

刘伶见妻子不给自己酒喝，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他假意接受妻子的训教，并当着妻子的面，赌咒发誓，说自己今后再不酗酒了。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他愿在神灵面前起誓，古人迷信，刘伶之妻信以为真。古人祭祀时，都要供上一些贡品。

当妻子拿来酒肉祭神时，就听刘伶跪在下面念念有词：“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儿之言，慎不可听。”念完，不等妻子反应过来，就扑向妻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过酒肉，大吃大喝起来。妻子这才知道上了刘伶的当。

刘伶“视”酒如命，终日沉醉，刘伶醉酒的典故流传至今，刘伶之名也成为酒徒的代名词。

钻核卖李——王戎 王戎，字濬冲，徐州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

王戎的祖父王雄曾任幽州刺史，坐镇东北，防御鲜卑的侵扰，鲜卑著名的首领轲比能就是被王雄派侠客刺杀的，轲比能——这位三国时代一度称雄北方的枭雄，曾搅得魏国北部边境不得安宁，而随着他的死，鲜卑陷入内乱，再也无力南下犯边。

王戎之父王浑（不是伐吴的那个王浑）也曾做到凉州刺史。

琅邪王氏，乃魏晋之际一豪门，名人辈出，高官满门，时任魏国三公之一的王祥，就是二十四孝里那位卧冰求鲤感天动地的大孝子，之后东晋王朝开国宰辅王导均出身于琅邪王氏。

王戎出身名门，父祖都是高官，其家族更是历仕汉、魏、晋三朝，声势显赫，这一切都注定了王戎的人生——大富大贵、高官得做、骏马得骑。

王戎很小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气质。王戎七岁那年，在宣武场看猛兽表演，谁知圈中的老虎突然纵身攀住栅栏，发出震天吼叫，尽管有护栏隔着，众人仍被吓得四散奔逃，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中，只有一个小孩儿，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面色自若，好像周围发生的一切跟他毫无关系。小孩儿的从容镇定与四周大人的慌乱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切都被高台上的魏明帝曹叡看在眼里，他认定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必不同凡响。

还有一次，王戎跟一群小伙伴在外玩耍，在路边发现一株李子树，上面结满了果实，小孩子们贪吃，纷纷爬上树去摘果子，只有王戎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旁边的人问他，为什么不去摘李子吃，王戎说：“李子生在路边，如果是甜李子，早就被人摘光了，现在李子却挂满枝头，肯定是酸的，所以我不去。”那些爬上树的孩子摘下李子一咬，果然又酸又苦。

王戎是竹林七贤中最小的一位，也是出身最高贵的，更是与司马氏合作最密切最彻底的，也因此他的官运最为亨通，是七子中仕途最顺的一个，官至吏部尚书，能与之比肩的只有山涛。

王戎虽善清谈，但他最为人熟知的却是他的贪财吝啬。据说，王戎家有上好的李树，结的李子又大又甜，王戎让人把李子拿出去卖，王家的李子总能卖上好价钱，为了防止自家的李子外流，王戎在把李子拿出去卖之前都要把李核钻破（也不嫌费事）。

谁能想到，一个出身名门、豪奢富贵的世家公子，居然连卖李子也这么有心计，王家的田园产业遍布各地，王戎生财有道，从卖李子的事就能看得出来，王戎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晚上拿着计算用的牙筹与自己的妻子算账，看看自己又赚了多少钱，这么一个浑身充满铜臭味的俗人，居然是魏晋名士、竹林七贤，真让人可发一笑。

尽管王戎非常有钱，却特别吝啬（抠门），在南朝人刘义庆编著的记录魏晋名士生活逸事的《世说新语·俭啬》中共记载了九个有关吝啬鬼的故事，王戎一人就占了四个，魏晋之际首席吝啬鬼的名号非他莫属。

王戎的一个侄子成亲，他随份子送了一件绸衫，一个富豪，侄子结婚，居然只送了一件衣服，更令人称奇的是，没过几天，王戎想来想去觉得自己亏了，心疼得要死，又腆着脸把那件“结婚礼物”要了回来。

王戎的女儿嫁给大才子裴頠，小两口跟老爹王戎借了几万贯钱筹办婚事，婚后没有马上把钱还给他。这点钱对王戎来说，只是九牛一毛。但王戎沉不住气了，趁女儿回娘家的时候，找各种机会暗示女儿还钱。知父莫若女，女儿看到父亲这副模样，回去之后多方筹措，赶紧把钱还上，王戎这才露出笑容。

王戎的儿子王万，身患肥胖症，请大夫需要花钱，治病吃药也要花钱，王戎舍不得，尽管他是那么地富有。不想花钱又要治病，想来想去，最后，王戎想了一个绝招，给儿子吃糠，且是顿顿吃，就这样一直吃到王万十九岁那年，终于不用吃了，因为，人死了。王戎尽管吝啬，但也并非没有一点名士气度，比如说，此公虽享高官厚禄，却从不过问政事，只是每天混日子，领俸禄，所谓尸位素餐是也。

品行高洁者，如嵇康死于非命；尚有良知者如向秀，苟活于世；只有像王戎这般粗鄙之徒，得享富贵、寿终正寝。这，就是魏晋之际，名士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