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武贤,原名侯光,字琼林,谥泰崇。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从军,克太平军,因军功保举实授甘肃西宁镇总兵、提督衔、从一品封典并封荫五代。光绪五年(1879),调任云南临元镇总兵。光绪七年(1881)升任云南提督,光绪十三年(1887),获全俸告老回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光绪朝朱批奏折第三十八辑军务人事(七年正月至十一年二月)》有以下相关记载:
云南提督黄武贤,年五十四岁,广东潮阳县人,光绪七年三月到任。该提督居心持正,治军严明,颇有静镇之力。[2]
云南提督黄武贤,年五十五岁,广东潮阳县人,光绪七年三月到任。该提督公正廉明,娴熟营伍,考核将弁尤能认真,不负专简之任。[3]
云南提督黄武贤,年五十六岁,广东潮阳县人,光绪七年三月到任。该提督廉洁勤谨,纪律严明,举动公平,官兵悦服。[4]
道光九年(1829),黄武贤启蒙于“师竹轩”书斋。因其家境并不充裕,只能于书斋外旁听,后来他向父亲提出入学要求,又因其能背《幼学琼林》,故取名琼林。在他幼年时,他的父亲因为土地歉收而拖欠地租,被地主毒打,却只能忍气吞声并留下血衣,此事成为他心里的深刻烙印和奋发向上的动力。道光十五年(1835),黄武贤15岁,按家乡习俗举行了成人礼——“出花园”。此时他已长成年轻力壮的小伙,第二年,他便到邻村一位有名的老木匠那里学习修理木器的手艺,以便补贴家用。后来,在机缘巧合下他又跟随堂后村人黄悟空学习武艺,三年的勤学苦练后,他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刀枪剑戟样样精通。道光二十年(1840),黄武贤到了成家的年龄,但陈碧云家却临时悔婚。此时,黄武贤又遇到了伴他一生的女人——陈瑞清,并在同年结为夫妻。第二年,他便喜得一子——黄维盛,道光二十三年(1843),又迎来第二个儿子黄维宝,又名陈宝,此时黄武贤一家幸福美满。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道光二十四年(1844),黄武贤之父被陷害入狱,这飞来横祸使黄武贤一家遭遇晴天霹雳。他每月给狱中的父亲送衣物和银子并嘱托狱官不要为难自己的父亲,同时他也在为父亲洗刷冤屈奔波努力。皇天不负有心人,两年后,黄悟空的“双刀会”被剿灭,并由此揭开了案件的真相,犯人黄银生伏法,黄武贤之父黄炳楼无罪释放。“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在这两年中,黄武贤的孝行感动了狱官林义初,他与林义初相互熟识,又结识了林义初的父亲林维喜。后来,在经过深思熟虑并与家人商议后,黄武贤决定认林维喜为义父,而这个决定也开启了他日后光辉的人生历程。
林维喜十分赏识黄武贤,并建议他从军。起初,黄武贤的家人并不同意,但在林家父子的多番劝说下,黄家人终于同意让黄武贤从军并寄望他能够建功立业。他去县署报名时,由于不符合应征年龄,也为了避免日后有人找麻烦,便将原名黄侯光改为黄武贤,并把出生年份改为道光八年(1828)。黄武贤从军之时,林维喜致信潮州府司狱牟考祥,让他多多关照黄武贤。这一年正逢时局动荡,内有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外有洋人的侵扰,乱世出英雄,此时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在军中,黄武贤通过刻苦训练和严格考核,由步兵升为马兵。
道光二十七年(1847),洪秀全和冯云山领导的“拜上帝教”日益强大,广东各地的农民起义也风起云涌。黄武贤等人被派往高廉支援当地军队剿灭刘八的起义军,随后他和张腾蛟等又被分拨到信宜征剿凌十八起义军。福兴上任后,他受到福兴的重用,并跟随福兴在罗镜墟成功剿灭凌十八起义军,在这场战斗中,他还救了冯子材一命。黄武贤因在信宜罗镜立功,赏戴蓝翎,由八品的外委千总(委任马兵)提升为正七品把总。后来,他又转战湖南,并在长沙围剿太平军。咸丰三年(1853),黄武贤跟随向荣收复武昌,并在九江河面成功截击太平军船队。同年,他在安徽攻打西征的太平军,并在东坝保护粮台立功,由蓝翎改换花翎。之后,黄武贤随福兴参与南京附近的“朝阳门之战”“七桥瓮之战”“雨花台之战”“金川门之战”以及在高淳县毛公铺与太平军罗大纲、秦日纲的作战,取得了节节胜利,又在安徽宁国府解围南陵,攻复西河并扫荡湾沚、黄池等处太平军营卡,由于战功卓著,奉旨著免补都司,以游击尽先补用。
咸丰九年(1859),黄武贤等率领部卒迎战英王陈玉成率领的太平军,并挫败了太平军和捻军的计划。咸丰十年(1860),黄武贤等又由建平向东夏一路迎剿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后来陈玉成、李秀成则集中兵力攻打另一个军事重镇——江苏丹阳县城,黄武贤等随张国梁到丹阳迎击,但是由于寡不敌众,丹阳失守,咸丰谕令冯子材、冯日坤和黄武贤等收聚残军,退往镇江。陈玉成攻下苏州、常州之后,纠集大股太平军折回丹阳,准备攻打镇江。黄武贤此时奉冯子材之命带领队伍前往迎击,该太平军闻讯,不战而退。不久,李侍贤率太平军大举进攻镇江城,黄武贤和冯日坤率兵奋力守城,逼退太平军。黄武贤因参与解围镇江府城立功,巴栋阿和冯子材奏请:“黄武贤奉旨著免补游击,以参将尽先补用。”
不久,冯子材接管了镇江军务和日行事件,黄武贤开始得到冯子材的重用。同治元年(1862),黄武贤攻克了常熟、昭文县城及沿江各处要口,又三次为镇江解围,被奏请以副将尽先补用。这时朝廷派左宗棠协助曾国藩,因此黄武贤与曾、左二人在同一战区。后来,黄武贤在马陵截击并歼灭太平军四五百人。冯子材这个时候正式独当一面,成为黄武贤的直接领导。而此时曾国藩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节制江南、浙江等省巡抚提镇,真正成为冯子材、黄武贤的上级领导,同年四月,黄武贤因屡次带队迎剿,获胜解围镇江,后来在经过克复丹阳等大大小小的战役之后,他被保奏为甘肃西宁镇总兵官的实缺,又以提督简放,而此时的太平军主力已彻底战败。同治三年(1864),黄武贤收到家书,得知自己的父亲去世,因此他即刻回家补行穿孝。
黄武贤衣锦还乡,受到了家乡父老的热烈欢迎,待知县为他接风洗尘后,便赶去拜访义兄林义初和已故战友张腾蛟的家人。一番寒暄之后,他便独自回家与家人团聚。当他的家人见到他时,所有的情绪都化成了热泪,藏于两眼之中。他得知自己的大儿子不幸意外身亡的消息后,心中不免多了几分酸楚。功成名就的黄武贤按照规定在祖祠前竖立功名旗杆,而曾经欺压过黄武贤的地主对他心存妒恨,于是派人在某个夜晚将刚立不久的旗杆毁坏,后又因心生恐惧而连夜将旗杆修好。同治四年(1865),黄武贤接到赶赴西宁平复“回民之乱”的圣旨,遂从潮州府回家乡向老母亲拜别、与妻子辞别。黄武贤准备出发之时,许多乡民前来相送,而这其中还有前来负荆请罪的地主和乡绅,黄武贤最终选择了原谅他们并把父亲留下的血衣当众烧毁。同时,他也寄语乡民,不要恃强凌弱,邻里之间要互相关照。黄武贤用自己广阔的胸襟做了一个表率,使乡民们更加和睦团结。(www.zuozong.com)
同治九年(1870),黄武贤到达西宁,经过一番仔细了解后,他搞清楚了回民之乱的根源,并且致信给陕西巡抚乔松年,告知其实际情况,这封信后来被转呈给左宗棠,最后又被转呈给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这封信使左宗棠对黄武贤更加的印象深刻,并且促使左宗棠下定决心用武力解决回民问题。穆图善的一些冒领军饷的部将对黄武贤的行为十分不满,为了报复,他们联名诬陷黄武贤在家乡建造奢华的府邸,于是朝廷派人到黄武贤家进行调查,发现黄武贤只有一座旧房子。为了奖励黄武贤的忠心,同治皇帝赏赐他白银一千两。同治八年(1869),黄武贤收了一对兄弟做义子,他们就是后来的“黄昭武公”和“黄武德公”。同治十年(1871),在打击回民军时,黄武贤又收了在战场上救过自己一命的一名士兵为义子,他就是后来的从四品“宣武都尉”,也就是“黄宣武公”。同治十二年(1873),黄武贤在西宁取得胜利,西宁基本安宁,也为清军进入新疆收复伊犁开辟了通道。平定了西宁之后,黄武贤请求开缺回籍省亲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黄武贤出发当天,许多百姓前来相送。
黄武贤回到家乡之后,找了一块风水宝地将父亲下葬,随后他又建造“振威第”以解决居住问题。同治十三年(1874),振威第落成。黄武贤的母亲和兄弟们都搬到振威第里居住,住房条件得到了改善。新屋落成,黄武贤便邀请在籍丁母忧的丁日昌和署理潮州镇总兵的方耀到振威第做客。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黄武贤的母亲程芝兰病故,朝廷赠其“一品诰命”并按例赠葬祭银,黄武贤按规定在籍丁忧守制。黄武贤丁忧期间,与方耀一起筹资在家乡办学,倡建“培元堂文祠”,并且还立下章程,让富人和乡绅捐款,用以资助家贫的读书人及时赴考,后来还组织修整了被冲坏的堤坝并建了两个石码头,解决了水患的问题。黄武贤在家乡住了七年五个月,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光绪五年(1879)五月,朝廷下旨让黄武贤任云南临元镇总兵,任前先进京觐见光绪皇帝和慈安、慈禧太后。黄武贤面见慈安、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时,慈禧太后赐他貂皮大衣一件、黄马褂一件、大小荷包一对、火镰刀一把、安南金枪药一盒,以示褒奖。
随后,黄武贤前往云南上任,任职期间,他整改军队,加强当地的布防,击退入侵的法军,使当地获得了相对的安宁。同时,他每到一处都会传播潮州地区先进的番薯种植经验,借以改善当地人的生活。后来,在同僚的撮合下,黄武贤娶了张瑞庄为妻,生活日趋稳定。光绪六年(1880),黄武贤接到朝廷谕旨要其速赴广东广州府处理儿子黄维宝事件。原来,黄维宝出游时与友人喝酒,喝醉之后侮辱民女何月娇,致使其投河自尽,并且他们还殴打了何月娇的父亲,致使其重伤,黄维宝因此被拘押在广州,等候发落。黄武贤来到广州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没有袒护自己的儿子,让官府公事公办,黄维宝因此被判死刑。黄武贤大公无私的举动被传为佳话,百姓也对他更加爱戴,但是他却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光绪七年(1881),黄武贤因在临元政绩显著,被提升为云南提督,而这除了他本人自身的努力外,还与冯子材的保举有很大的关系。光绪十一年(1885),黄武贤巧妙地剿灭了假扮和尚的土匪释和空一伙,次年,他又平息了缅甸南坎一带的官民争战。光绪十三年(1887)三月,黄武贤写了《考试枪法片》并上奏朝廷,请求对此进行改革。他在任期间尽职尽责,做出了许多贡献。光绪七年(1881),黄武贤六十大寿时,慈禧太后特地派人送来她的亲笔“寿”字轴和光绪皇帝御书“年年平安福,岁岁如意春”的对联,以示庆贺。黄武贤设宴庆祝,宴罢,他即兴创作《归耕吟》:
老叟出师廿余年,汗马血战数百场。
剿宦共游十四省,神天佑我未受伤。
意望名寄凌烟阁,果授提督辖全滇。
圣上召见虽初次,微臣请训礼当然。
今日即如南柯梦,可愁家中□□□。
自愧苍迈六旬一,志在及早归故乡。[5]
光绪七年(1881),黄武贤因自己年事渐高且思乡之情渐浓,决定告老致仕。为了解决一家人的居住问题,他在方耀的帮助下建造新的府第。光绪八年(1882),新府第开始建造,在此过程中,遭遇了秀才黄仁兴的刁难,黄武贤以六尺巷的典故告诫家人作出让步,并由此成就了“五面墙”的佳话。光绪十三年(1887),黄武贤正式告老还乡,在离开云南时,许多当地民众前来相送,并且送上“五味茶”和民众签名的“万人衣”,而这件衣服也在黄武贤去世之后被当做寿衣陪葬。此时,算上已经离世和收养的儿子,黄武贤共有十子,且多已成家生子,真可谓儿孙满堂。后来,广东水师提督方耀病逝,黄武贤与当地官府筹集资金为其建造了专祠。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旱严重,附近乡民的饮用都成了问题,并且多年来为了争水已导致多人死伤。为此,黄武贤与十八乡的乡绅和族长约谈,商议疏通溪流事宜并且订立了《后浚水章程》,彻底解决了用水问题。后来,他还为邻村百岁老人的百岁坊题写对联,帮助下底村的越南华侨黄奕程解决了因建造“向荣大屋”而引发的“风水争端”,可以说他为家乡做出了许多贡献。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的老上司冯子材仍在战场拼杀,而接近耄耋之年的黄武贤也渴望上战场,无奈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黄武贤连日高烧不退,十八日,因旧伤复发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云贵总督岑毓英奏请在云南临安府为其建立专祠;两广总督谭钟麟奏请在其立功地方及潮州原籍附祀昭忠祠。黄武贤去逝后,其墓葬位于谷饶镇水吼村后山,福地为“马鞍地”形局,墓联曰:绩著凌烟山並崎,泽流滇省水同深。
至此,黄武贤光荣而又不凡的一生正式落幕,他的事迹也随之汇入历史的长河,为后人所传颂和铭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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